夕阳消失在海平面，火车抵达斯普利特。蓝紫色的夜幕低垂，黄昏后现身的长庚星闪着白钻似的光芒，“JADROLINIJA”轮船公司巨大的白色游轮稳稳地停泊在马路对面的港湾，偶尔能听见几声汽笛的低鸣。大小不一的快艇凌乱地散在游轮周边，似乎可以随时出发。古朴的古铜色达尔马提亚渔船轻轻晃动，渔网散漫地挂在桅杆上，收了遮阳篷的甲板裸露在月光下，船上空无一人。

我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棕榈树叶和鸢尾花的混合香味渐次弥漫。穿过算不上宽阔的马路，我盘腿坐在了岸边，夜空下，闪着波纹的亚得里亚海扑面而来。我把头扭向右边，远远看见戴克里先大帝的宫殿在等待我。我为这位罗马皇帝而来，全然忘记了身后一片模糊的萨格勒布。

暮春初夏，海边晚风拂面，毫无海腥味的黏腻感。周身毛孔渐渐张开，经历了几乎晃碎骨架的五个小时超慢火车的劳顿，我迅速得到复原，神清气爽地走向斯普利特老城。海岸沿线的灯光全都已经点亮，远处环抱半岛西部的马里扬山不过是一团低矮的暗影。

被称作“Riva”的海滨大道宽阔平坦，大理石地面犹如象牙棋盘。几乎所有的餐馆和咖啡馆都在步行道上搭出了露天座位区，它们面朝大海。人们喜欢坐在户外，店家播放着震耳欲聋的欧美流行音乐，音浪伴随缤纷的霓虹光束，传递出现代社会假日海滨特有的动感，有一种类似沙滩派对和海滩酒吧的纨绔气质。

这完全不是我来斯普利特的理由，我只是来寻找一位古罗马皇帝的幽灵。他死去千年，棺木不知所终，他是达尔马提亚贡献给世界的拯救者。一位失败的拯救者，因理想而失败，因失败而不朽。

曾于“二战”时期访问南斯拉夫王国的爱尔兰学者休伯特·巴特勒，在关于巴尔干的时政随笔集《巴尔干随笔》里，谈到他心爱的达尔马提亚时，一改严肃板正的口吻，化身为一个眉飞色舞讲述旅行经历的冒险家。他建议所有热爱大海的游客，赶在这块亚得里亚海东部的蓝宝石还没有成为法国南部“蔚蓝海岸”的胜地之前，赶紧来达尔马提亚，赶紧来斯普利特。

许多人质疑他的建议，去过的人回来说，那是一片赤裸荒凉的山陵，亚得里亚海的弃儿。他们没说错，光秃的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貌，指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大多为石灰岩）进行溶蚀作用等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又称岩溶地貌。喀斯特（Karst）一词源自前南斯拉夫西北部伊斯特拉半岛碳酸盐岩高原的名称，意为岩石裸露的地方。]，让达尔马提亚一贫如洗，除了石头还是石头，让人觉得好像置身世界尽头。但这不是全部的真相，达尔马提亚也曾绿树成荫，它的不幸是因为人类又蠢又坏。

据史学考证，亚得里亚海东岸最早的定居者是史前说古印欧语的民族——伊利里亚，他们以部落联盟形式散居。公元前33年左右，伊利里亚被罗马征服，罗马帝国遂把此地叫作伊利里亚行省。然而，要厘清古伊利里亚人的历史很困难，它的定居边界也一直有争议。我们只知道，这个省在公元535年被查士丁尼征服，直到1102年名义上都归拜占庭统治。在此期间，斯拉夫人陆续抵达巴尔干半岛，并大批前往达尔马提亚。此后，崛起的中世纪克罗地亚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频繁插手达尔马提亚的事务，这条海岸线就逐渐成为拉丁（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的混居地带。

然而，自匈牙利国王科洛曼（Coloman）于1102年被立为“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国王”后，达尔马提亚的中世纪史，主要就是匈牙利和威尼斯争夺亚得里亚海统领权的历史。匈牙利和威尼斯是天生的对手，1115年至1420年间两边发生了21次战争[路易·沃伊诺维奇伯爵，《达尔马提亚和南斯拉夫运动》（Dalmatia and the Yugoslav Movement），伦敦，1920年，64—85页。]。最终，威尼斯于1420年获得了达尔马提亚的所有城市。[奥米什和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除外。]

从1420年至18世纪，达尔马提亚的历史，是威尼斯的统治史和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反抗史。近四百年来，因土耳其入侵而逃往沿海地区的巴尔干内陆的斯拉夫人，和在威尼斯统领下在此生活的拉丁人，可以说在根本上形塑了达尔马提亚文明的性格——拉丁文化和斯拉夫文化相结合，既优雅又充满激情。据巴尔干问题专家塞顿-沃森爵士的描述，这一时期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情势是“错综复杂的战争，入侵的土耳其人和城市居民的冲突，一对一的挑战和决斗，双方男女间的谈情说爱，以及两大敌对宗教的信徒之间的任侠尚义，粗而有礼”。

可是在物质建设上，管理者威尼斯又自私又狡诈。

他们把达尔马提亚当成原料地，无节制地砍伐森林，将木材运回去建造宫殿和舰船；他们砍掉橄榄树和桑树，毁掉了本地的榨油业和丝织业。大规模的乱砍滥伐让重新种植变得十分困难。1797年威尼斯统治结束时，达尔马提亚被盘剥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采石场，连雨水都不能愈合它，只能滚滚地卷走仅剩的泥土，让贫瘠变得更贫瘠。

南斯拉夫王国建立后，达尔马提亚居民的雄心再次苏醒，他们扮演了西西弗的角色——一次次把被冲走的泥土捡回来，放到梯田里，然后眼睁睁看着泥土再度被冲走。达尔马提亚人是一群乐观得不可思议的农民，和他们在克罗地亚内陆的兄弟性格大相径庭。在喀斯特地貌上重现原始森林，就是这些南斯拉夫人的野心。巴特勒1937年夏天来这里时，他描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我总是看见放暑假的孩子们在村庄附近的丘陵上奔忙，辛勤地灌溉着云杉的小幼苗。”[Hubert Butler, Balkan Essays, Ireland: The Irish Pages Press, 2016, P72.]

看似连绵的岩石带，并不意味着全然无望的贫瘠。这些乱石小岗像一条灰色的蛇，从北部的阜姆（Fiume）[克罗地亚第三大城市和主要海港城市里耶卡（Rijeka）的意大利语名称。]一路蜿蜒到南部的科托尔海湾，形成一道天然的分界线——把达尔马提亚和内陆的南斯拉夫隔离，使它面向海洋，而非陆地。于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那些城镇——扎达尔、希贝尼克、特罗吉尔、斯普利特、杜布罗夫尼克，得以摆脱忧郁症的困扰，习得一种机敏的生存技巧，它们是如此健康，很少会感染政治剥削和奴役的毒液。依傍着独特的地理位置，灰色的细蛇变成了一条珍珠连缀的项链。

这些城镇不仅毫无扭曲地保留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气息，而且在巴尔干半岛近代动荡个没完的历史进程中，掌握了一种出色的平衡术——面对四周虎视眈眈的强悍邻居（威尼斯人、高卢人、西班牙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他们来回周旋，维护着事实意义上的自治。在1806年拿破仑打败奥地利、接管达尔马提亚并派法国的马尔蒙元帅（Auguste de Marmont）来治理这片土地之前，这块狭长的海岸版图一直都有自己长达千年的贵族议会自治传统。

没有错，1420年以后，占领海岸线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几乎所有教区的统治者都是威尼斯人，但其实这些外来者一直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真正的统治者，从来都是那些半拉丁半斯拉夫血统的当地贵族家庭。不过，达尔马提亚人是深谙人际关系奥秘的，为了糊弄殖民者，防止不该有的政治倾轧的出现，他们都觉得很有必要让“外来的老大”做“名誉领袖”——没有人会觊觎他的地位，也没有人会信任他，这个领袖会相安无事地更换，如同四季更替。作为交换，达尔马提亚人获得了一种不需要用书面文字保障的自治。这是海边生活的智慧，一种斯多葛学派精神的遗产——不正面反抗外来的统治者，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尊敬，来换回我们的自由。

在这些海岸城镇中，位于达尔马提亚中部的斯普利特，却是一座失落之城。它曾有真正的帝王之气，但已近黄昏，只好遁入黑暗。等到再次现身，斯普利特已是平民之城。这是斯普利特的幸运，一个老皇帝的千年魂魄被碾碎，化为烟尘，播撒在城市的每一处砖块上，庇佑着这里的百姓。他们在那些废弃了的、被添砖加瓦的、被重建的宫殿高墙和地窖之间来回穿行，在老皇帝的安息之地放肆而坦然地种上大片香气袭人的鸢尾、蔷薇和金合欢。在花丛中和石墙里，他们生儿育女，捕鱼纺织，把洗干净的婴儿尿布晾在石屋窗台的细绳上。白色的布片下方，是遗存的古罗马拱门石柱，或者某块基督教圣人的半身浮雕石板。斯普利特的平常心让人惊叹。

千年以来，斯普利特就是古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宫殿。他是一位不在罗马的罗马皇帝，罗马史上第一位主动隐退的皇帝，一个爱种卷心菜的农民。后世关于其容貌的石像，把这个曾经位于世界权力巅峰的男人雕刻得一脸苦相，他法令纹深重，脸上透露出心力交瘁。

晚上八点，我走到戴克里先宫殿的石墙脚下，站在一排打烊商店前的空地上，棕榈树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好像在下大雨。和房东说好了晚上七点到她家，可是我已经迟了一个小时。打开手机地图定位，从海滨大道到位于斯普利特新城的住家需要步行三十分钟，按照三维地图显示，前方并无坦途，我将拖着箱子，面对无数石阶，在酷似那不勒斯小城的石子街道艰难地上坡下坡。倦意再度袭来，我可能还要再迟到一会儿。

只要伸出手，就能抚摸这座千年宫殿。意大利建筑思想大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城市建筑学》（The Architechture of the City）中曾赞美斯普利特是一座“触觉之城”，“似乎所到之处都在双手就能够建造的尺度之内，一切均被触摸”。这种建立在感官之上的城市印象，在这个夜晚，十分有信服力。

月亮升到高空，广场宛如净湖。广场内侧，19世纪的威尼斯建筑群的半面身躯沐浴在月光下，另一半被自身线条投射的阴影笼罩在暗夜里。看不清建筑的细节，只有白得耀眼的轮廓，隐约所见的斑驳。在这些被用作纪念品商店、烘焙面包坊和平价餐厅的高大石屋之间，一面单薄而破损的石墙突兀地矗立着，有20米之高，墙体上空出许多类似窗户的洞口，窗洞下不规则地保留着几个拱形柱廊，这是宫墙仅剩的全部——它就是一堵孤零零的墙，后面没有房子，上面没有屋顶。

斯普利特的老百姓在宫墙内外屡次加建，把皇家的住所改造成密密匝匝的民居，但他们从来不曾毁坏这座宫殿，没有为建造自己的家园而从宫殿中抽取过一砖一瓦。他们只是做加法，用千年的时间，把一座寒冷孤独的帝王宫殿改造成烟火气息浓重的民宅天井，有点像我童年住过的那种南方弄堂——房子是江南某显赫遗老的府邸，可府邸的乌木雕花门廊下，却放着晾晒的咸鱼。

阿尔多·罗西所说的“触觉之城”，我认为并不只是触摸，而是更丰满的感官体验。我当然可以抚摸到那些宫殿主体的断壁残垣，抠一抠粗大的米色毛石，用手指划过光洁的大理石柱廊，可是绝不止于此。斯普利特人对古建筑并无供奉之心，不曾划定界线，不曾把罗马皇帝的宫殿当作“历史文化遗产”，隔绝于真实生活。他们也许真的理解“文化遗产”就是“民产”的含义——继续生活，就是延续历史。

扎实地生活，就是“触摸”历史的方法，这是斯普利特人的生活经验，他们“触摸”到了老皇帝的良苦用心。斯普利特人拒绝崇高，把自己变得像地鼠一样，从早到晚穿梭于地宫和高墙之间狭窄的街巷，艰难度日。乍听上去，这很是诡异一众所周知，戴克里先宫殿的往昔雄伟壮丽，而戴克里先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个佩戴皇冠的帝王。他从波斯宫廷的恢宏气派中得到灵感，大张旗鼓地强调宫廷礼仪。他抛弃了罗马以往“民主共和”的特征，拒绝扮演不拘形式和市民交谈的统治者，他让君权变得前所未有的神圣。

这位皇帝穿上华丽的金线长袍圣衣，连鞋面也要镶嵌上硕大的宝石。他炫耀宫廷，强化君王的不可侵犯性，不让百姓轻易看见皇帝的样貌。即使某个人有殊荣觐见皇帝，也必须在其面前三跪九叩，仿照东方帝国的规矩口呼主上。平易近人的君王再也不见，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谢绝皇冠的传统已经死亡，再也没有哪个皇帝会和士兵一起开怀大笑，会耐心倾听百姓疾苦。戴克里先把自己从凡人变成了神主，他怎么会是一个普通百姓能够“触摸”到的帝王？

我怀着温柔又酸楚的心情，想念戴克里先。他有一颗黑暗的心，这颗心包藏的并非邪恶，却盛满了苦涩的虚空。这个被丽贝卡·韦斯特在《黑羊与灰鹰》中深情地呼唤为“世界秩序的拯救者”的男人，被多灾多难却一直为世界展现坚韧美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所养育，达尔马提亚慷慨地把他贡献给混乱的世界——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频繁的内战把帝国内部拆得七零八落，给人民的生活投下浓重的暗影。世界祈求救赎，于是就有了救赎。

戴克里先称帝后的统治，比前朝任何帝王都显得更为尊贵，但他是一个来自荒蛮之地的奴隶的后代。他出身贫贱，父母都是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奴隶，他的名字则源于他母亲的出生地——达尔马提亚的一个小镇杜克利亚（拉丁语：Dioclea）。他的父母被主人释放，得到自由，回家种田读书。他们生了一个胸有鸿鹄之志的儿子。这位下层劳动人民的儿子参了军，崛起于行伍之中，一路飞黄腾达，当过总督，做过执政官，指挥过宫廷卫队，最终靠着智谋，抓住机遇，暗杀欠缺德行的先代君主，踩着敌人的尸体登顶。

不能谴责他是狼子野心的弑君篡臣。公元3世纪的罗马帝国，已经在自相残杀中变成了地狱，帝国最需要的就是秩序。奈何此时统领帝国的卡鲁斯（Carus）家族并不争气，哥哥努梅里安（Numerian）只能做太平皇帝，无法在混乱时刻临危受命，弟弟私德有亏，残酷无知。所有的人都表示，宁愿接受奴隶出身的戴克里先当皇帝，也不希望卡鲁斯家族的统治继续下去。性格审慎的戴克里先，只是顺应了历史的走向。

打仗是一回事，夺权是一回事，但治国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骨子里的农民本性，使戴克里先成为一个务实主义者，不会耽于帝国永祚的幻想。从北部的不列颠森林到南部的埃及沙漠，从西部的直布罗陀海峡到东部的波斯边境，他深知罗马帝国疆域过于辽阔，在动乱的时代里，即使他穷尽百分之二百的生命能量，也不可能应对所有的危机。他先推举勇猛野蛮的同僚马克西米安（Maximian）为共治皇帝，共称“奥古斯都”，从此帝国一分为二。接着他继续分割皇权，任命两位执政官为“恺撒”，并和马克西米安分别收养两位恺撒为养子。于是，戴克里先建立了当时能够有效治理辽阔帝国的“四帝共治”制度。

戴克里先在位二十一年，稳健的新体制的药水被缓缓注入帝国僵硬的身体。他用高效的军事化体系取代冗杂的官僚体制，把帝国分为12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统领直接对皇帝负责。更为便捷的税收征收让金钱源源不断流入国库，国家预算充足，戍边战士武器装备精良，上帝把荣耀归还了罗马。

可是他太累了，他的改革被后世谴责为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扩大的政府机构加重了税赋，人民的生计更为艰难；机构的日益泛滥则似乎在重蹈前朝的覆辙，为解决日益增大的政府开支和连年征战导致的通货膨胀，他被迫一次次增发货币，导致更恶劣的经济境况；最被人诟病的则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四帝共治”，帝国被分为东西两半，马克西米安被赐予讲拉丁语的西半部，戴克里先则统领希腊文明更深厚的东半部。联系两部分的纽带，被人心的私欲所毁，今日东欧和西欧的命运从那时起就已经注定。

戴克里先肯定不知道，自己的举动会给后世带来这么多裂痕——罗马教廷和拜占庭的斗争将把西方世界拖入没有尽头的暗夜。这样的暗夜甚至带来了人性的机能失调，人将失去平衡，沦为自我分裂的奴隶。理性还是直觉，秩序还是神秘，以宗教为名，人被迫做出选择。无论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与另一方的对立。

老皇帝一定早早看出了不祥的征兆，早到他还处于无往不利的顺境中时，就预知了帝国的命运。用繁缛典仪来炫耀宫廷、一手创立专制君主政体，这些饱受后人非议的做法，并不是源于个人自负的心理，这位本性质朴的智者太明白权力顶峰的位置有多么危机四伏。他需要神化的君权，用来打破帝国叛乱和内战的怪圈。他认为，赤裸裸的皇权威仪，在脆弱的帝国里，比开国的奥古斯都在“第一公民”的民主名义下进行实际的专制统治要更有效。他需要让猛兽驯服，让乌鸦停止聒噪，让水牛重新犁地，让万物再度生长。

从前在皇家军队的经历让他明白，人心是一张布满破洞的网，太多倾轧和阴谋，猜忌和残忍，背叛和狡猾。他本就是底层出身，真的会不愿与百姓交谈吗？但他决心用三跪九叩的层层仪式，隔绝人民的声音，屏蔽流言蜚语对人心的腐蚀。我想，戴克里先明白，黑暗的心才是宇宙内部溃烂的真正毒素。他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养子、恺撒伽列里乌斯（Galerius）忘恩负义的品性，何尝不明白同僚马克西米安被迫共同退位的不情不愿，何尝不知道其余三位共治者面和心不和的嫌隙？他太清楚帝国终将四分五裂，一定会有一个人背负历史的责难。

戴克里先病得很重，才过耳顺之年，身体已如风烛残年般孱弱，他终于决定不再受命运的摆布，要在光荣的禅退生活中安享余年。公元305年，戴克里先迈出了罗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步，公开宣布退位。他在众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中，脱下紫袍，毫不犹豫地向家乡达尔马提亚前进，从此以平民身份度过生命最后的八年。

他选择了斯普利特，选择在罗马帝国的达尔马提亚行省首府萨罗纳（Salona）城郊的半岛上修建自己的宫殿。他花了十二年时间，按照军事要塞的标准，建造这座宏伟的退休居所。宫殿占地38000平方米，以一个传说中的堡垒为样本，动用两千名奴隶，从不远的布拉岛运来白石，不惜血本从意大利和希腊进口大理石，从埃及运来狮身人面像和24根罗马式的科林斯柱，整座王宫四面被厚达2米、长达200米的城墙环绕，原初意义上的“斯普利特”，就是一座被围于城墙中的城市。城墙中以两条交叉街道为界，有金银铜铁四座城门和街道相连，金门供皇帝出入，银门走大臣，铁门走商人和百姓，铜门是海门，是夹在码头杂货铺之间的一扇完全不起眼的小门，通往大海。

戴克里先一宣布退位，就立刻来到斯普利特的宫殿，从修建所耗时间上倒推，可见他早有退隐之心。我想，放下权杖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是欢悦的，权力对于这位睿智的达尔马提亚人来说，并不值得眷恋。许多人曾担心戴克里先退位后无事可做，他们对这位退位的半神不知所措。有人劝他再度拯救世界秩序，因为他的继任者太苍白，无法承受世界的重担；有人指责他，怎可无视帝国的困难，弃万民于不顾；也有理解这位老人的人，劝他从此过一种拜神许愿的宗教生活。可是他们都忘了，戴克里先是个农民，他喜欢园艺和耕种。熟悉罗马历史的人，想必会知道那个著名的典故，当被迫同时退位的马克西米安请求他回归时，他说：“只要看过我在菜园种的卷心菜，就没有人叫我重新掌权了。”

种植卷心菜，我想这只是戴克里先决心远离权力的一种幽默的象征方式罢了，他内心真正的独白应该是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揣测的那样：

不知有多少次，四五个大臣为了本身的利益，情愿抛弃相互的心结，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皇帝具有崇高的地位，却与臣民形成隔绝，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他能看得到的东西有限，只能听他们歪曲事实的报告。结果他把最重要的职位交给罪孽深重和软弱无能的庸才，罢黜臣民中操守最佳、才能最好的部属。[（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册），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5月，316页。]

戴克里先早已知晓，人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管理别人。因为人是一个谜，犹如孤岛，互不相通。当他洞悉了这一切后，只能走得远远的，祈求在斯普利特的宫殿里尽可能回归生命的原初。

在宫殿里，他投射了很少的欲望：一座被称作朱庇特神殿的八角形陵寝，虽然高大，却简陋得匪夷所思——这座穹顶建筑没有窗户和烟囱，完全靠着顶部采光，内部则是诡异的双层柱子，上面的柱子搭在下面的柱子上，非常不协调。陵寝对面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庙，同样简陋。宫殿中庭的南侧是地宫，极其寒冷阴暗，此外，就是几个小花园和菜地。这就是皇帝需要的全部，宫殿其余部分是军营、仓库、作坊和零星的政府机构，不是给他用的。

戴克里先在这里会住得舒服吗？会找到他的安宁吗？这真令人怀疑。我沿着城墙残骸的外围，漫步到了南边的铜门。朝里张望，从下方袭来嗖嗖凉风，比夜更深。我失去了走进去的勇气，又回到开阔的空地上，眼前是一条通往宫殿西侧铁门的小路。马路两边，商店和民宅紧挨着彼此。这些建筑都受了伤，裸露着墙内参差的石砖，顶层的窗户大大敞开着，矩形的白色百叶木窗没有拴好，在晚风里来回摆动，大理石地面如象牙般光洁。几个还在游荡的男孩，聚在空地上，正在喝露天啤酒。

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流转，斯普利特溢出了戴克里先宫殿，街道、教堂、钟楼、集市、广场、商店、餐馆，民宅，房屋多达数百间，而宫殿的列柱廊、陵墓、神庙和地宫都完好无损地存在于其中。君王和平民互相成全，从前宫殿为难民遮风避雨，后来安居的人民用生活保存了宫殿的意志。历史上曾有一个不开眼的统治者想把居民都赶走，恢复宫殿昔日的壮丽，后来发现，如果居民都走了，戴克里先宫殿就真的会变成废墟。

戴克里先去了哪里？他是否如异教徒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在此安度了晚年？还是像基督教历史学家认为的那般，服毒自尽？我们连他确切死亡的年份都不清楚，只知道公元5世纪末，他的石棺在陵寝里失踪，不知去向。丽贝卡·韦斯特在《黑羊与灰鹰》中认为，石棺失踪事件一点也不复杂，很可能就是在陵寝日常打扫的某一天，被抬到了附近民居的院子里暂存，然后，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件事。就是这样简单，没有神话和阴谋，仅仅因为它只是一副年代久远的石棺，不论安放的是谁，都无法引起斯普利特居民的重视。他们当时正疲于抗击列强和海盗，忙着捕鱼和织布，没有闲工夫关注逝去已久的事物，因为生比死更迫切。

但我想，戴克里先一定是死于心碎。继任者伽列里乌斯生性残暴，他无视更柔弱也更仁慈的另一位共治者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的存在，专断地推举出两位更加无能而冷酷的恺撒，最终导致其雄心壮志全部付诸东流。戴克里先的女儿瓦莱里娅受到迫害，被流放至叙利亚沙漠。戴克里先向这些因他创造的“四帝共治”体制而有幸称帝的人乞求，让心爱的女儿回来，却遭到拒绝。同时，他不断地收到别有用心的信件，要求他去拜访最新的恺撒李锡尼（Licinius）和君士坦丁（ Constantinus Ⅰ Magnus）——他必定感到恐慌和屈辱。据爱德华·吉本记载，从留存的信件中可知，“戴克里先情愿自杀，也不想再受他们的迫害”[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册），316页。]。

他就这样死去，不知为何死去，不知如何死去，更不知死后所归。在他死后，妻子和女儿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李锡尼杀害。一场幻梦，从无数成功的节点，却走向失败的零。戴克里先的幽灵走入贯通黑暗的街衢，身后的宫殿一同消失，只剩废墟。

今天的斯普利特，如同一位被贬为平民的帝王。我想感受一下它的平民气质，无奈夜色已深，我意识到要赶快找到房东的家。已经迟到两个小时了，房东太太帕拉梅卡给我发了信息，说自己正站在阳台上张望我的身影。

帕拉梅卡给我留言，住处在新城的“中国墙”（China Wall），但我不太明白这个描述。现今的城市延伸至周围山陵和海岸的部分，其实都是新建的，原来的斯普利特，只在戴克里先宫殿的那四扇大门之内。我穿过迷宫般的旧城，走过那些威尼斯风情的石砖小屋，忽然来了一个突兀的急转弯，水泥地替换了石子路，粗石民居变成了工人住宅，攀墙的绿藤和蔷薇替换为街心花园的齐整花圃。但我还挺习惯这种改变的，可能因为找到了熟悉的感觉？即使斯普利特是个海岸城市，它毕竟也是经历过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代的。

水泥路面很糟糕，三步两步一个坑，汽车稍微开快些，就会灰尘飞扬。这里集中了斯普利特的大部分人口，就像一个过气的工人阶级卫星城，居民楼排列成矩形的积木方阵，前后放置修剪统一的花坛。在我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里的工人新村就长这样。

如果细心寻找，还是可以发现达尔马提亚的气质。路灯昏暗，路上稀稀拉拉走着三两个人。我依次路过一个掩藏在树荫后的露天迷你足球场，一个四周围着排水沟渠的老年手球活动中心，一个门口只亮一盏小灯的啤酒吧，还有一个小卖铺，几排酿酒用的木桶，码了三层，南瓜和红辣椒摊在小院地上，散发着灯笼色泽的红光，分不清到底是货物，还是店主心血来潮，把自家后院种的植物拿出来晒晒月亮。老板娘坐在小院的木桌边抽烟，对着头顶葡萄叶结成的天然凉亭盖发愣，也不太关心顾客要买什么。

我走到了“中国墙”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筒子楼嘛！原来这也是铁托时代的“野蛮主义”建筑风格在斯普利特的遗留。“中国墙”像个子太高却身子单薄的巨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僵硬得不合时宜，可又不能自我泯灭，只好尴尬地站着。

我去到八楼，房东夫妇在等我。我还没来得及道歉，手里就被塞了一杯红得发黑的葡萄酒，果味浓烈，杯底覆着厚厚的残渣。达尔马提亚人喜欢自己在家酿造这种红酒，至今依然保持着传统。房东夫妇都很胖，太太像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油画中发福了的维纳斯，走路时丰腴的身体皱起褶子，丈夫则活脱脱是从哥伦比亚大画家博特罗（Fernando Botero）作品中出来的胖子，胖鼓鼓的身体被紧绷的花衬衫包裹，眼神警觉又有些伤感，非常像博特罗最著名的马戏系列画中那个手执长鞭却无法制服猛狮的驯兽员，一脸羞赧，忧愁地看着我，眼神像是在说：看啊，这身肥肉让我一事无成。

帕拉梅卡和她的丈夫马里奥，世代都生活在斯普利特。丈夫曾是个黝黑的健壮汉子，太太曾是个笑起来酒窝很深的纺织女工，墙上挂着他们年轻时的照片。“克罗地亚独立后，好日子就结束了，”帕拉梅卡已经准备好说话了。我原想跑到自己的房间去淋浴休息，但他们好像有很多话迫不及待要倾诉，甚至从厨房拿出了灌满家酿葡萄酒的玻璃瓶和一碟热腾腾的果酱馅饼，哪怕这时已经晚上十点了，“过来和我们一起吃点！反正除了看电视，我们也没事可干。”

藏在“中国墙”里的屋子，我很难想象其中一间的墙上会挂满名画的临摹作品。卡拉瓦乔，梵高，马蒂斯，塞尚，我认出其中几幅临摹画的对象，还有我新近从画册上熟悉的克罗地亚名画家弗拉霍·布科瓦茨（Vlaho Bukovac）的肖像画。有一些临摹作品还没有完成，或者画完了还没加框，被主人随意地竖在沙发一角。

帕拉梅卡和马里奥用画画来杀时间。1995年后，两人都失去了正经工作，马里奥从前是家族屠宰场一个红光满面的屠夫，自家宰杀的牛羊猪肉经常脱销。帕拉梅卡心灵手巧，是纺织厂车间成批制造达尔马提亚刺绣品的工人中的一员。这些刺绣品被运送到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供不应求。“20世纪80年代初的斯普利特，日子像要飞起来，根本忙不过来。”马里奥大嘴塞满果酱馅饼，咕哝着挤出一句话。

1981年，斯普利特是达尔马提亚地区的经济中心，人均GDP是整个南斯拉夫平均值的137%，从克罗地亚内陆涌来的大量贫困移民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海边生活。南斯拉夫政府对斯普利特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化，而造船业是重头戏。在冷战时代，南斯拉夫和斯普利特的船坞一起闻名于世。斯普利特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客运港口和军用港口，南斯拉夫海军和亚得里亚海岸军区司令部坐落于此，同时，食品、纺织和化工等产业欣欣向荣，旅游业和商业热闹非凡，斯普利特人不用为生计发愁。

1991年至1995年的克罗地亚战争，并没有太伤及斯普利特，克罗地亚国民卫队与南斯拉夫人民军在此对峙了一个多月，因为某些小事有零星交火，但不曾爆发大规模冲突。因为拒绝攻击平民，南斯拉夫海军中大批水兵离开了军舰，这些水兵大多数是克罗地亚族。1992年1月，南斯拉夫人民军从斯普利特撤出了所有的装备与军舰。1995年后，经济衰退随之而来。

当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改革真的来到达尔马提亚时，斯普利特人发现，原来自己比想象中适应力要差多了。“政府要求我们买下本来已经属于我们的房子一这些房子属于我们的父母，由他们亲手建造，南斯拉夫政府承诺这是我们的生活保障。多么荒谬！我们要重新买下属于自己的财产！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被看不见的‘市场’强迫买下所在工厂的股份，但是工厂没过多久就倒闭了，我们破产了，因为我们的工厂不能适应资本主义那个见了鬼的体系。”帕拉梅卡对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咆哮。

“虽然铁托和斯大林交恶，但1970年以后，俄国依然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俄罗斯是一头巨兽，它只要张开大口，就能吞掉我们所有的商品。你要知道，斯普利特的商品是一流的，可是我们不像法国人那样会装点门面，西欧市场不欢迎我们的产品，”帕拉梅卡打开了抱怨的话匣子，“苏联解体后，俄国的市场一夜之间对所有人都开放了，俄国人开始从中国、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商品，克罗地亚商品没人要了，西欧又不要我们，所以我就失业了。而我的丈夫，”帕拉梅卡略带怜悯地看一眼马里奥，“他的家族在斯普利特经营着最好的屠宰场！当西欧先进的肉制品加工厂进来以后，他就丢了饭碗。你瞧瞧！现在他只能在家看电视。”

斯普利特如今是一座以旅游业闻名的城市。帕拉梅卡和马里奥有一搭没一搭地卖点旅游纪念品，但也是意兴阑珊——他们从来没走出那个三十多年前人声鼎沸的斯普利特。“这里还有人偷偷喊德国人‘施瓦布’（Švabe），意思是‘德国猪’。”帕拉梅卡低语。施瓦布，是巴尔干地区对日耳曼人的辱骂性蔑称，在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的南斯拉夫电影中，铁托的游击队英雄们就是这么叫德国人的。

20世纪70年代，达尔马提亚开始出现西方游客，主要是德国人。他们带来了硬通货。达尔马提亚人一边为他们服务，收着他们的马克，一边在心里骂他们。80年代，南斯拉夫开发了全欧洲最便宜的“一揽子度假计划”，此后，来达尔马提亚度假的德国人从富商和官员变成了普通工人。“那时候，斯普利特人在阴凉地儿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诅咒德国游客，”帕拉梅卡的眼里闪过一丝快意，“价值百万的德国马克来自旅游业，但我们可不会感恩戴德。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对德国人心里普遍都有敌意。”

克罗地亚作家斯拉文卡·德拉库里奇曾反思过1945年后出生的那代克罗地亚人对德国的复杂情感：“我这一代人眼睛朝着西方看，只关心事业和金钱，不关心任何意识形态。对我们来说，德国代表了欧洲、世界、金钱、消费社会、自由、旅行、娱乐一一切我们所够不到的东西。虽然德国在战争中是失败方，可是他们比我们这些战胜国拥有更多的东西，而这让我疑惑不解。”[详见斯拉文卡·德拉库里奇的东欧文化随笔著作《欧洲咖啡馆》中的My Frustration With Germany一章。]

如果德拉库里奇所言非虚，那么我怀疑帕拉梅卡对德国人的“敌意”可能包含更复杂的东西。20世纪70年代，近两百万南斯拉夫人以“客籍工人”的身份去德国工作，他们开卡车、搬砖、修路、端盘子，晚上住进类似地下室的逼仄小屋，从德国寄回大量马克，让南斯拉夫的家人倍感骄傲。也正是有了这些钱，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才能建起那么多度假村。但这些南斯拉夫人在德国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当局选择了视而不见。

新世纪的斯普利特，以及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早就不只是德国游客的天下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旅人占据了海滨大道。“这么和你说吧，经济大衰退后，我认为拯救我们的不是德国人，不是西欧人，而是老皇帝戴克里先。如果没有他的宫殿，哪里跑来这么多游客呢？戴克里先是伊利里亚人，达尔马提亚的原住民，是斯普利特的守护神。”帕拉梅卡再三提醒我，要去老皇帝的宫殿“瞻仰瞻仰”。

可是去哪里找戴克里先的踪影？他甚至早就不在宫殿里了。第二天依旧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我睡到了日上三竿。等我赶到海滨大道时，已是正午。我没有奔到戴克里先宫殿去，而是径直走向了海边。五月末，朗朗白日的，斯普利特的海水已经非常温暖。我坐上白石堤坝，面向大理石般蓝白相间的海面，感官突然之间全部敞开了。

亚得里亚海抵达斯普利特的方式，是正面强攻。这里没有沙滩，大海与海岸之间，只隔着一道堤坝，两边几乎等高齐平。稍稍一个浪头打来，亚得里亚海就成了侵略者，冲进近在咫尺的宫殿。这种错觉挺好笑的，其实不会有比斯普利特的海面更平静的海面了。

许多渔船已经出海，许多游船还泊在港湾。远处，尖尖的桅杆摇摇摆摆，我看见一艘纯白小型渔船朝岸边驶来，滑过一道弯曲的泡泡浪花。快要靠岸时，船身忽然静止。足够近的距离，让我得以看清驾船的是个长发女人，穿孔雀绿花纹吊带衫，麦芽糖般的皮肤闪闪发光。她身后的甲板上，猛地冒出一个上身赤裸的年轻男人，黝黑精瘦的身体像条光滑的泥鳅。他摘掉墨镜，跳入海中，并迅速从海面探出，爬上了船，手里攥着一根连接渔网的粗绳。他们可能在捕鱼。天光从无云的天空投射到海面，毫无遮挡。男人单脚支撑甲板，弯腰，起身，双手重复回收渔绳的动作。金色海面上，他被湿漉漉的金光环绕，半身肌肉线条若隐若现，仿佛希腊神祇般俊美耀眼。

达尔马提亚男人的阳刚气质，健康却不危险。可能因为这里的男人和内陆山地的斯拉夫兄弟的生活习惯不同，他们受到更多日照滋养，热爱出海。捕鱼业曾是达尔马提亚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从前，几乎每个斯普利特家庭里都可以找到长线钓具以及捕捞墨鱼和鱿鱼的小型渔网。但是斯普利特男人不是“专业”的渔民，他们同时也是农民、栽培葡萄的葡萄酒酿造者和橄榄种植者。达尔马提亚被外来统治者盘剥得一贫如洗，威尼斯人在五百年里除了巧取豪夺，什么建设性贡献都没有，斯普利特人必须献上自己劳作的全部，再想办法挤出点油水来养活自己。

捕鱼是男人的活动，同时他们还要造船。女人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去市场上卖点农作物和刺绣品补贴生活。斯普利特有句老话，男人造船，女人保家。对于斯普利特男人来说，渔船是肉体的延伸。只有在渔船上时，他们才能达到自我的和谐。

捕鱼作业通常在夜里出动。斯普利特男人讲究合作精神，不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当漆黑的夜幕降临，三两个渔夫跳上各自的渔船，驶向大海。其中一艘渔船的船头架子被绑上燃烧的松木火把，据说松木的香气和光焰能把鱼群吸引过来。就在此时，另一艘船上的渔夫开始撒网。在夜晚的月光下，他们能捕获大量的沙丁鱼。

我沿着海滨大道漫步，穿过曲折的拱廊，进入一个不规则的小广场。这是由三角形和四边形进行空间连接的广场，连接之处矗立着一座有飞檐的八角形高塔。这座叫作“威尼斯人塔”的建筑修建于1453年——奥斯曼攻陷拜占庭帝国的那一年，土耳其人势不可挡，战战兢兢的占领者威尼斯人，在戴克里先宫殿城墙之外，命令斯拉夫人建造一座城堡。如今的八角形塔是城堡的遗存，塔身由粗粝白石垒砌，这片庞然遗迹和两边灰墙红瓦绿窗框的民居相拼接，居然十分和谐。

我想，它们之所以不显突兀，大概是因为广场上生活的气息浓重。广场当然有官方的叫法，可百姓都喊它水果广场一这里本就是周边村庄的农妇卖水果的地方。历经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代，它又变成了人民广场。咖啡座在高塔脚下懒洋洋铺开，坐在那儿你会看见新奇的混搭街景——带阳台的巴洛克宫殿，亚得里亚海岸最古老的哥特式钟楼，克罗地亚心理学之父马尔科·马鲁利奇（Marko Marulić）奇特的站姿塑像，以及连绵不绝的转角商铺，玻璃柜里摆着奶酪、腌菜、达尔马提亚刺绣品和印花棉布。游人如织，阳光嵌入白石建筑伤痕累累的棱角，滑进石块的缝隙。

戴克里先死后，宫殿无人居住，沦为废宫。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斯普利特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领地。7世纪时，蛮族部落阿瓦尔人火烧附近的西罗马废都萨罗纳，罗马居民逃到了戴克里先宫殿，发现这里防御设施良好坚固，就拖家带口搬了进去，成为第一代原住民，斯普利特也代替萨罗纳，变为达尔马提亚的首府。老宫殿借了人气，从历史暗影中再度焕发活力。百姓借了皇室的神佑，保留了生命的火种，运用蚂蚁搬家的智慧，占满宫殿的每一块空地，筑墙成屋，因地制宜，把生活的强力意志扩张到了宫墙之外——水果广场即是溢出宫殿的第一个建筑区域。

广场和戴克里先宫殿的心脏地带由一扇门连接——西门，也叫作铁门、自由之门。它完全不起眼，不过就是连接道路两旁建筑的一道拱廊罢了。中世纪时，蒙受冤屈的罪犯若想伸张正义，遭受战乱的百姓若想寻求避难，都会来到这扇铁门前，等待法庭裁决他们的命运。

西门和东门之间，是一条笔直小道，宽距不超两米，是南城和北城的分割线。狭长小道虽线条笔直，置身其间却如坠迷宫，两侧房屋姿态严峻，似有威仪。每隔几米就露出马脚--深巷和台阶变成它的缺口，它们纵横交错，不知通向何处，因为尽头总是房门紧闭，房屋之间由令人目眩的空中拱窗连接，绿油油的杂草和粉红的野花肆意生长。这些空中奇迹饱受千年雨水风沙的洗礼，是守护老皇帝藏身之处的最后一道民间防线。它们的存在，是对历史遗忘秉性的一种拒绝。

我终于能够仔细注视老皇帝生命最后时刻停留的宏伟之所，但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这种失望也差点击垮了我。我的眼前矗立着宫殿中庭，一个由白色石灰岩构建的迷你的古罗马广场，三面环以科林斯柱廊，千年以来笔直如斯，东侧柱廊悬空高耸，后面是圣杜金大教堂和它57米高的钟楼，西侧的花岗岩列柱支撑着实心墙壁和墙壁上凸出的阳台，墙体中间劈开一处穿堂走廊，通往洗礼堂。

大教堂和洗礼堂，都已是基督教的建筑，但这不是戴克里先的本意。历史定义他是一个异教徒，怀疑他信仰的是颇有神秘色彩和恐怖气息的东方宗教密特拉教[密特拉教，古代的一个秘密宗教，主要崇拜密特拉神，密特拉神象征太阳，被敬拜为太阳神。此教是史前文明社会时的波斯宗教，只接受男性入教，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罗马帝国，在罗马士兵中十分流行。]。他被认为组织了最后也是最可怕的对基督徒的迫害运动，人们揣测这位军人出身的皇帝憎恶基督教的原因在于他觉得那是一种过于女性化、十分涣散的信仰。

然而，正如戴克里先消失的棺木带来的神秘气息，关于他的历史向来充满疑点——戴克里先的爱妻和女儿都是基督徒，我们并未见到任何历史记载说老皇帝对此有什么意见。反倒是他的养子伽列里乌斯生性残暴，临死前才终止对基督徒的迫害。我们只可以确信，老皇帝死后不久，基督教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圣杜金大教堂，如今供奉的是天主教的圣母，但考古学家更愿意称其为朱庇特神庙，它其实是戴克里先的陵寝。这座八角形的圆形建筑外观上酷似罗马的万神殿，内部却极为狭窄，24根科林斯柱上下两排堆叠，柱顶和柱子的衔接方式非常诡异，矮胖的柱子让整个陵寝显得局促，全无皇家气派。这座用来敬拜众神之王朱庇特的陵寝对面，站立着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方形神殿一戴克里先把朱庇特和阿斯克勒庇俄斯视作自己的保护神，但两位神明既没有保护他免于权力消失后悲惨的命运，也没有给他带去健康。

眼前的宫殿内院熙熙攘攘，列柱回廊的石阶上，摆了玫瑰红的小坐垫和雕花的咖啡盘，游人在此歇脚闲谈，两个罗马士兵打扮的男人，站在广场中央，面对要求合影的游客，摆出机械的笑容——“穿越”到古罗马当然不是免费的。我被正午的太阳照得神思恍惚，盯着那两个现代的罗马士兵在盔甲披风之下裸露的小腿发呆。那是现代人运动不足的小腿，金色的汗毛细弱地附在苍白的小腿三头肌上——那并不是古罗马士兵的小腿。

让我消化消化那份失重感——宫殿已经随着戴克里先的失踪而一起消失。眼下所见，只是在废墟之上兴建起来的文明，一个多神教湮寂后只有单一神明的世界。如今，朱庇特神庙变成了天主教堂，并且装上了反映基督28个生活场景的木制大门，整座大教堂被之后历代的信徒填充成一个装满圣物的金碧辉煌的仓库。施洗者约翰取代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荣耀，医神的殿堂变成基督徒的洗礼堂，曾经作为高大门廊支撑物的大理石圆柱只留下了一根，入口处那座黑色花岗岩材质的趴伏的斯芬克斯巨兽，3世纪被罗马人不远千里从埃及运送至此，然后轻易地就被基督徒毁掉了脸部。他们认为这是异教的神像，必须抹去容貌。

宫殿被扭曲本意，改作他用，我想戴克里先不会觉得惊奇吧。他清楚即将到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他已尽了最大努力，在积贫积弱的旧罗马帝国的基础上修复这个世界，他失败了。擅长开疆拓土的民族，并不等于天然也擅长治理土地。戴克里先接管的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已经远去，辽阔疆域上强大的武力镇守也无法让中央兼顾边塞的安宁，入侵的蛮族逐渐从一块块分散的皮肤癣发展成皮肤癌。更致命的是，帝国内部混乱的经济问题早已是随时会爆炸的血栓。

戴克里先一定非常疲惫。在这片宫殿之中，他在南面修建了一座地宫。一个活在人间的帝王，选择以地下为居所，在无尽幽暗阴森的大石块柱廊和拱顶中，平复那种心力交瘁带来的倦怠感。此刻，我从广场正面宫殿大门中央下方的台阶走下去，进入地宫。现在这里是当地人售卖旅游纪念品的集散地，帕拉梅卡和马里奥也在这里占有一块小小的柜台。地宫再无可能复原当年的寝宫模样，拱顶上悬挂着众多小巧的照明灯，幽绿色的灯光齐刷刷从四面八方聚拢，偶尔有一束绿光打在某个正努力兜售廉价手链的店主脸上，显得又恐怖又滑稽。我有点恍惚，朦胧中听见地宫的壁龛传来低沉的回声。戴克里先大帝在这里吗？

我再度踏上台阶，从不起眼的南门走出地宫，画面陡然开阔，光线明亮耀眼，蔚蓝不惊的大海就在眼前，海鸥在低空滑翔。我站立的位置，千年以前，也是戴克里先站立之处。根据后人的说法：

从皇宫的位置向四周远望，美丽的景色不下于土地和气候的优越条件。西边是亚得里亚海林木繁茂的海岸，海中散布着无数的小岛，像是水波渺茫的大湖。北面有一个海湾，可以通向萨罗纳古城，望过去是一片田畴延伸到远方，与亚得里亚海向南和向东广阔的海域，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北方是一列不规则的山脉，但是离这里有适当的路程，山丘上到处可见村落、树林和葡萄园。[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册），317页。]

戴克里先是一个眼光独到的人，当他佝偻着多病的身体，走到贯通地宫和亚得里亚海的南门门口，面对碧海青天，他的脸上一定会浮起神秘莫测的微笑。

有野史记载，是基督徒把戴克里先的石棺扔进了大海。

今天的斯普利特，大部分游客都是跑来参观戴克里先宫殿遗址的。但讽刺的是，看上去几乎没什么游客会流连于千年以前老皇帝的寝宫和陵墓之间——他们大多鱼贯而入，蜂拥而出，走过场一般从正门涌向地宫，再绕出来，跑到空地上去拍照。他们似乎有更感兴趣的事要做。

这也是在整个行程中我觉得最好笑的部分，整件事就是一件类似于祈福的迷信行为：摸一摸皇家宫殿内院矗立的一座青铜人物塑像的大脚趾，因为传说这会带来好运。于是我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象：乱哄哄的男男女女，呼朋引伴，在空地上排长队，轮候自己的幸运时刻。他们陆续走到塑像面前，露出如愿以偿的笑容，如同等待救济热粥的难民。

这么说有些刻薄，考虑到此塑像对全体南部斯拉夫人有非凡的意义——这座身形足有6米之高的塑像，雕刻的是中世纪克罗地亚地区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的大主教。这位主教敢于反抗罗马教皇权威，为斯拉夫人赢得了在礼拜仪式上使用斯拉夫语的权利。须知当时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拉丁语是唯一的弥撒语言。正是格雷戈里主教，在这种拉丁文化主导的环境中，为海岸线上的斯拉夫人争取了文化尊严。

今天的大主教犹如一个通天守护神，耸立在宫殿金门（正门）正前方，他左手执《圣经》，右手高扬，竖起食指，脸部表情激昂，神采奕奕。他正在讲道，全身已然黯淡，唯有左大脚趾闪闪发亮——当然是游客的功劳。这座塑像让韦斯特女士感觉怪异：“没有谁见过比这更不虔敬、更不合时宜的东西了。它打乱了这宫殿建筑的比例，让人觉得宫殿建筑矮小而凌乱。”[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149页。]

我却觉得，这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最可爱的地方。格雷戈里主教塑像的存在，可算得上是一种象征。在罗马帝国气质的庞然建筑面前，安放一座达尔马提亚本土气质的塑像，类似的让步，鼓励了一种在沿海斯拉夫人和拉丁人之间具有容忍度的文化关系。而这种具有包容和融合意味的文化多元主义，也正是“南斯拉夫主义”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结出的果实。

18世纪临近尾声时，达尔马提亚谱写了一段短暂的“法兰西插曲”。1797年至1814年，所向披靡的拿破仑在灭了威尼斯、击败奥地利后，接手了这块地方。他将包括卡林西亚、卡尔尼奥拉（今斯洛文尼亚的一部分）、伊斯特里亚、克罗地亚一部分、达尔马提亚和杜布罗夫尼克在内的一大片领土合并成一个行政单位，称为“伊利里亚行省”，并入法兰西帝国。

法国的占领昙花一现，但对达尔马提亚来说是一段光明的历史。在深爱斯拉夫人的马尔蒙元帅的治理下，达尔马提亚摆脱了威尼斯时期的贫瘠，物质状况大大改善，正教居民地位提高，农业复苏，商业复兴，土匪绝迹，道路重开。不仅如此，法国占领期给达尔马提亚乃至全体南部斯拉夫人都留下一种强力记忆：在未来，将有这样一种实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塞尔维亚可以联合在一个“伊利里亚”共同体里，这也是最初的“南斯拉夫”理想的雏形。

要命的是，“法兰西插曲”实在太短暂，拿破仑的败北换来了奥地利人1815年至1914年的百年占领。奥地利人和从前的威尼斯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继续漠视达尔马提亚人的民族情感。不幸的是他们赶上了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世纪，“伊利里亚”的印象依旧在海岸回响。然而新出现的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无情地粉碎了达尔马提亚的希望，让他们和内陆斯拉夫人联合的努力化为泡影。直到1918年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建立时，达尔马提亚和内地的亲人克罗地亚的联合才真正实现。

巴特勒先生认为，一个人要想弄懂最初意义的“南斯拉夫理想”，斯普利特是最适合的地方，它以自己的传统为傲，又不会在现代性面前退缩。而最能阐述什么是“海边的南斯拉夫”的人，非达尔马提亚人伊万·梅什特罗维奇莫属。

他就是格雷戈里主教塑像的作者，克罗地亚20世纪最伟大的雕塑艺术家。很少会有哪个艺术家对他的国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二战”之前的三十多年里，他的名字响彻达尔马提亚，以致整个南斯拉夫（1918年至1941年）。梅什特罗维奇和他的追随者相信，全体人类都是同一个精神家园的成员。

1867年奥匈帝国创制后，奥地利辖下的达尔马提亚，以及匈牙利势力范围内的克罗地亚内陆，同时受到统治当局的民族压迫，这一情况变本加厉激发了两个地区斯拉夫人的联合意识。被誉为“南斯拉夫主义之父”的克罗地亚天主教主教约瑟普·斯特罗斯梅尔，与他的亲密朋友、牧师拉弛基一道，寻求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统一。他们的理念更多是一种文化复兴上的努力，即想要通过教育、语言和文字上的统一来消除南部斯拉夫人（尤其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分歧。

至90岁高龄谢世，斯特罗斯梅尔主教也没看到理想实现。而另一个克罗地亚人梅什特罗维奇接过了他的火把，在文化领域点燃了南斯拉夫的理念之火。他是农民之子，1883年出生在达尔马提亚的斯普利特附近的乡村，当时那里是欧洲最贫瘠的地方。梅什特罗维奇童年时代喜欢玩泥巴，最终成了巴尔干半岛最响当当的雕刻艺术家。

20世纪初，塞尔维亚以向死而生的勇气赢得两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这不仅震撼和激励了克罗地亚内陆和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兄弟，而且使得南斯拉夫文化复兴事业有了更大的可能。斯拉夫文化学者安德鲁·巴鲁赫·瓦赫特尔（Andrew Baruch Wachtel）写道：

南斯拉夫化的尝试——把塞尔维亚文化传统（民间史诗）和欧化形态结合起来——这方面克罗地亚艺术家贡献最大……在“一战”之前和期间，伊万·梅什特罗维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崭新的南斯拉夫文化形态的领军人物。当时，雕塑是新南斯拉夫综合体（the new Yugoslav synthesis）的完美选项之一……它在达尔马提亚的诸多城镇中发展迅速。当他选择史诗中的人物来雕刻时，梅什特罗维奇自动获得了一种将文化传统“强力焊接”的技能。[Andrew Baruch Wachtel, Making a Nation, Breaking a N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Yugoslav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54.]

因此，在20世纪早期，即便是最激进的南斯拉夫主义者，也承认南部斯拉夫人在政治上的融合只有借助部分“欧洲力量”的支持才能实现，而雕塑艺术的成功十分关键。

在“二战”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队占领达尔马提亚之前，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居民依然生活在一种“混合的和谐”之中。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不需要受到背叛自己种族的良心拷问，也可以自然地承认古伊利里亚、古罗马、威尼斯、奥斯曼、奥地利等诸种多元文化对沿海文化的积极影响。诚然，威尼斯的影响在此盘踞最久，沿海城镇的旧城墙和石门上，圣马可雄狮高高踞于众人头顶，钱人能就此说，意入利义化餐断了达尔马提亚。

巴特勒教授充满深管地写道：

南斯拉夫因为拥有梅什特罗维奇的伟大的欧洲雕塑，依然是个幸运儿。盘踞在杜布罗夫尼克中世纪旧城城门上的塞尔维亚彼得国王的精美雕像，察夫塔特的拉契奇陵墓建筑，斯普利特的格雷戈里大主教巨型雕塑……这些梅什特罗维奇的作品，是南斯拉夫对意大利式吹嘘的最好回应。[Hubert Butler, Balkan Essays, P404.]

20世纪30年代晚期，“二战”爆发，纳粹的铁蹄伴随着南斯拉夫王国内部已然千疮百孔的民族矛盾，加速了这个仓促成立的共同体的毁灭。此前，发生了对克罗地亚声望最高的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的暗杀、对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刺杀，诸多暗流涌动的黑色血液，完全腐蚀了南斯拉夫主义文化理想本就虚弱的肌体。

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民族矛盾，再一次成为南斯拉夫问题中的问题，而梅什特罗维奇则成了一个尴尬人：这位用雕塑表达一种英雄主义气质的多元文化图景的艺术家，非但没有成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反而落得一个对于两边来说都是异类的下场——克罗地亚人说他亲塞，塞尔维亚人却嫌他过于“欧化”。

斯普利特海湾的最北面，坐落着梅什特罗维奇的故居。想要抵达那里，你必须步行长长的距离——走完成片被棕榈树环绕的海岸线，到达海港最北，接着走上一条布满冬青树的石子路，直到爬上小丘。梅什特罗维奇的故居俯瞰着海洋。房子门口，伫立着用8根爱奥尼亚风格石柱装饰的门廊。与其说这是乡村别墅，不如说是他用来存放雕塑作品的仓库。房间里摆放着若干没能展出的作品：一匹正在撕扯胸膛的罗马狼，一个正被村妇抬走的受伤战士……他们正是南斯拉夫的残骸。

海边的南斯拉夫，可能只剩下斯普利特海港北面这栋梅什特罗维奇的旧居了。它孤零零地听着亚得里亚海的低吟，寂寥地回忆着过去。那时候，达尔马提亚有一位被沿海地带多元文化养育的艺术之子，用泥巴和石块，朦胧地创造着他心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