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黑是让我最心痛的地方。2018年的深秋，2019年的盛夏，我都待在这里，在这片群山朝着四面八方纵横捭阖的山谷中，像个当地人那样生活。我每天出门，回家，下山，上山，听潺潺的泉水流淌的清脆之音，听宣礼塔顶端的喇叭声准时响起，目送成群白鸽飞过天主教堂、东正教堂和犹太教堂的尖顶，眺望清晨和傍晚的远山淡影。

从地理位置上看，我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带：波黑，全称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世人所知寥寥。就像克罗地亚是由达尔马提亚和内陆斯拉沃尼亚平原组成的一样，波黑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不同的是，迥异的地貌赋予克罗地亚以分裂的性格，而波黑，哪里都有巴尔干气质的一致性:顺从命运，永远在等待未来。

萨拉热窝，这个盆地城市在20世纪的历史上有两次机会被世界认识：一次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夫妇在拉丁桥被暗杀，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次是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内战，萨拉热窝被围困了1425个日夜。其余时间，这个拥有瀑布、果树、鲜花和绿荫的柔美贫瘠之地，被人们迅速遗忘。至于其他地方，亚伊采（Jajce），莫斯塔尔（Mostar），特拉夫尼克（Travnik），巴尼亚卢卡（Banja Luka），维舍格勒（Višegrad）……这些混合了土耳其语和南斯拉夫语的拗口地名，完全被历史消了音。

对我来说，萨拉热窝有特别的魅力。这里曾经是一个实践文化多元共存理念的实验地，是一个实验种族多样性、世界主义可行性的乌托邦。正因如此，萨拉热窝的失败，才让人尤其惋惜。在南斯拉夫即将崩溃之时，可能只有波黑是最慌张的家庭成员，无论是血缘，还是归属，他们都无法说清楚自己的身份。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争取的对象，利用的对象，诱惑的对象，也是牺牲的对象。

我想，南斯拉夫理想的溃败，对于波黑是最致命的。从此以后，他们将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带着这种自以为是的心痛感，在波黑的时候，整个人变得很温柔，特别愿意去理解别人。后来我察觉到，人总是要找到身份后才能找到幸福。如今，波黑虽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是一种新新萨拉热窝世界主义也在生长。

离开波黑前的最后一天，我待在萨拉热窝的反战纪念博物馆里看纪录片，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我一个观众。纪录片的内容是关于那场萨拉热窝围城战后的幸存者生活。一个长发凌乱、眼神晶亮的小女孩，对着镜头不断抛出飞吻。她的头发上插着一朵雏菊花。她是家族里唯一的幸存者，身旁男孩的目光紧紧锁住了这个姑娘。姑娘嘴里唱着：“萨拉热窝，我的爱。波斯尼亚，你是我发间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