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y Strike，好彩牌凉烟，美国货，我在萨拉热窝街头的便利店买的，花了5.3波黑马克，约合人民币22元。包装盒上密密麻麻印着三行意思相同的话：“吸烟有害健康。”三行字分别用的是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前两行看上去完全一样，都是拉丁字母，第三行是斯拉夫语族的西里尔字母。

“这是萨拉热窝特色，”当地的大学生卢卡和我解释，“香烟盒是政治，广告是政治，一切都是政治，稍不留神就会惹上麻烦。”我懂他的意思，波黑混居着波什尼亚克族（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三族的政党在波黑轮流执政，享有政治意义上的平等，首都萨拉热窝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平衡，这种平衡也体现在香烟盒上。

不过，这座被称作“欧洲的耶路撒冷”的巴尔干城市，还住着从西班牙逃来的赛法迪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多指生活在西班牙和北非的犹太人，说阿拉伯语，15世纪90年代开始的西班牙的驱逐犹太人运动中，很多塞法迪犹太人移民海外。]，从中欧过来的吉卜赛人，以及一些种族身份难以定义的人。那么，它是谁的应许之地？

“不存在应许之地，”卢卡耸耸肩，抽走烟盒里最后一根美国烟，“萨拉热窝就像纽约，只不过，我们没有钱。”

我抓了抓头发。“也许我就是来萨拉热窝探听新消息的，想看看不同的宗教和民族如今能否在此和平共处，就像历史上那样，”我停顿了一下，“当然，我指的历史是内战之前。”

“你可能会失望吧，”卢卡笑得很淡，“我们从来不觉得混居有什么问题，当然，相安无事也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这个城市的伤口很多都是隐疾，不会被大声说出来。”

所以，萨拉热窝无消息？

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到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坐飞机需要五十分钟，坐大巴需要八个小时，如果选择搭小汽车的方式，则需要六个小时。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接踵而至的波黑内战切断了萨拉热窝到贝尔格莱德的铁路线，至今未修复，乘火车是不可能的。

我在贝尔格莱德的房东拉扎尔，是个64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强人铁托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坐火车往返于波黑和塞尔维亚。那时候的南斯拉夫铁路公司是跨境运营的，人们可以自由出入联邦内的各个部分。“现在这叫作出国，从前的火车消失了。”拉扎尔叹口气，说他1991年后再也没去过萨拉热窝。

临走前，拉扎尔塞给我两个洗干净的青苹果，让我路上解渴。“现在，萨拉热窝是一座又复杂又怪异的城市，你自己要注意安全。”他略带忧虑地抓了抓自己脑袋上的花白头发。以一个60多岁老人的标准来看，拉扎尔属于过度苍老的那种人，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连帽衫，佝偻着背走路。他和15岁的独生子斯特凡一起生活，除了少得可怜的养老金和房租，没有别的收入。

他的父亲曾经跟着铁托的游击队一起抵抗法西斯，家里的玻璃门壁橱里，摆着从前的游击战争勋章、前南的徽章、已经完全发黑的银色奖杯，以及印着红星图案的水杯。样式老旧的大块头电视机，每天循环播放着讲述游击队事迹和前南时期生活的喜剧片。家里没有宗教的痕迹，在70%以上人口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他们的屋子是一个特例，社会主义的味道顽固地留在这里。

他对我要独自前往萨拉热窝居住一个月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他希望我一直待在贝尔格莱德，和更多热情的塞族人交朋友，循环地倾听1389年塞族抵抗奥斯曼大军的科索沃战争“传奇”。我说我也渴望见识一下萨拉热窝的热情，毕竟，从历史源头来看，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人都是斯拉夫人，应该具有某些共同的民族性格。老拉扎尔马上打断了我的想象：“他们也许早就觉得，自己是斯拉夫人这个事情不重要。现在那里穆斯林更多，他们如今叫自己波什尼亚克人。”

“可是萨拉热窝不只住着穆斯林，大家都说，那是体现世界主义的地方，而且它有近一半的地方是塞族人的聚居地呢。”我反驳他。

拉扎尔不再争辩：“等一下来接你的人，就是住在萨拉热窝的塞族人，你可以听听他的说法。”

司机叫索亚，很典型的南部斯拉夫人长相，微卷的黑头发，炽热而忧郁的大眼睛，长睫毛，肉下巴，高嗓门，挺胸叠肚，穿一件灰蓝色工装。等我坐上他那辆挂着BG[贝尔格莱德（Beograd）的缩写。]牌照的脏兮兮的雪佛兰轿车，索亚递上名片，我迟疑地接过来，上面写着——“斯洛博丹·索亚，Pontanima团体宣传大使”。我并不知道这个“Pontanima”的来历，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宣传大使同时是一个小型过境客运公司的司机，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车在路上开了半个小时，侣局渐渐打破。原来， Pontanima是波黑一个存在了二十多年的音乐团体，类似于合唱团，在萨拉热窝很有影响力。它的字面意思是“精神桥梁”，二十多年里，这个团体致力于用音乐的魅力弥合波黑这个四种宗教共存之地的冲突，Pontanima合唱队的成员真诚地相信，在音乐中，各种宗教元素的交汇不是冲突点，恰恰相反，它是融合的起点。

距离波黑内战过去已经二十三年[此文完成时间为2018年。]，人们清醒了过来，开始认识到，在那场被种族民族主义煽动的三族残杀悲剧中，宗教信仰的分歧并不是点火线，相反地，是战争操纵了宗教信仰，并把宗教作为煽风点火的工具。索亚一边用赛道行驶的速度开着车，一边滔滔不绝地介绍他的团体：“在我们这儿，宗教的多样性才是治愈、希望和庆祝的源泉，而音乐是最好的表现方式，这才是真正的波斯尼亚。你不知道吧？我们已经在全国巡回演出了四百多次，还去了美国和中国，我们工作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塞族人大多健谈，眼前这位也不例外，他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我坐在副驾驶座，在环山公路上超速行驶产生的颠簸感让安全带时松时紧地勒着我的肩膀。我神情紧张地看着前方，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位巴尔干大叔多看路，少说话。

我保持沉默，索亚好像并不在意，他稍微放慢了一点速度：“别担心，我以圣徒萨瓦[圣徒萨瓦，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创始人，中世纪塞尔维亚的重要人物。]的名义发誓，塞族人将是游客在巴尔干半岛最忠实的地图和导航。”

“既然您是宣传大使，为什么还要做司机的工作？”我终于问出憋了很久的话。

索亚的双手离开方向盘，在空中比画：“姑娘，在巴尔干，如果你不是公务员或者医生，大概你总是需要同时干好几份工作才能养活自己。”气氛又有些尴尬，我原本就知道这里经济低迷，但没想到这样夸张。索亚告诉我，除了宣传大使和司机，他还做外贸运输，并给报纸写议论时政的文章。此外，他还是一个俄罗斯文化的疯狂爱好者，最大的乐趣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个塞族人都爱着俄罗斯，每一个塞族人都想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看一看，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语气十分肯定。

“那么您去过吗？”我问。

“当然了！2008年我带法国女友去了一趟莫斯科。我在那儿真是乐不思蜀啊，我的女友像一只惊恐的小老鼠，每天要么抱怨伏特加喝不下去，要么说俄国人长相粗野。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就地分手了。分手当天她马上搭晚上的航班飞回巴黎，和逃难似的，好多行李没带走。我呢，继续留在莫斯科，和新认识的俄国兄弟喝伏特加，味道好极了，和我们的李子白兰地一样好喝。”

后来我知道，事情并不是像索亚描述得那样美好。在如今的萨拉热窝，宗教重新成为一道莫名其妙的隐形障碍，它阻碍着年轻人的前途。比如我后来认识的萨拉热窝大学生卢卡，出于纯粹的好学心态，想在大学选修俄语，没有成功。周围的人，包括老师在内，都认为如果你要学俄语，就代表你要么是想靠拢东正教，要么是想追随红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这两者在现在的萨拉热窝都不受欢迎。

我们的车即将进入波黑和塞尔维亚的边境检查站，我有点紧张。中国护照在这两个国家都享有免签待遇，但我一直听闻边境上有波黑警察刁难塞族司机的事情。五百年前，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掠夺和占领的时代，土耳其军队就是一部战争机器，征调大量的波斯尼亚农民作为步兵和轻骑兵，站在崎岖山峦的石堡要塞上，把守边界，严格控制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入境。七十五年前[本文写作时间为2019年。]，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人原本说好了一起攻打纳粹，塞族的武装组织切特尼克却在靠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黑境内血洗数个穆斯林村庄。二十四年前[本文写作时间为2019年。]，波黑内战眼看着要收尾，塞族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却在两国边界处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七千多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被杀害。[“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具体伤亡人数，史学界存有争议，此处参考通行说法，见托尼·朱特著《战后欧洲史·第四卷》、约翰·兰普著《南斯拉夫史》等相关论述。]

嫌隙一直都在，如同充当波黑和塞尔维亚边界线的那条碧绿幽深的德里纳河（Drina），水流已经不再湍急，却谁也跨不过去。

漫长难熬的二十分钟，停车检查，波黑边检警察狐疑地看着我，让我摘下墨镜，问我的职业，去波黑的目的，箱子里装的什么。放行后，我长舒一口气，索亚猛地一拍我肩膀：“快看那条路！你要是早来四十年，什么关卡都没有。”我定了定神，前方是一个三岔路口，向右写着通往克罗地亚，向左写着通往波黑，毫无疑问，第三岔口是回塞尔维亚的路。

“解体前，这里是一大块农田，没有公路，倒是可以看见很多牛羊在吃草。有时候会看见戴头巾的漂亮姑娘，她们带着自制的李子果酱和刺绣品去邻近小镇赶集，有时候你还能看见很多小型卡车，上面装着刚砍完的木头。百姓自己盖房子，就用那些木材。上帝，那都是好木头，都是橡木啊。可是我们的人民都傻乎乎的，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瑞士，让他们做成昂贵的原木制品。谁会分我们一杯羹？我们活该倒霉嘛，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嗨。”

这位老兄喜欢从每一个即兴话题延伸出一段评论，但我发现，无论我们聊什么，总有一条隐蔽的心理底线——种强烈的渴求归属的感觉，无论归属的是塞族，是泛斯拉夫主义，是巴尔干，还是一种微弱的对抗资本市场的抱团姿态。汽车开过那个三岔路口很久以后，沿途开始规律地出现象征塞尔维亚的红蓝白三色旗帜，只不过上面都缺少了“4C”双头鹰皇冠的元素。

我问索亚缘由，他说旗帜代表这些土地属于波黑境内的塞族共和国，这是波黑的塞族人对塞尔维亚本国忠心的标志。我隐隐嗅出一种民族主义情感的味道，不再言语。他很敏感，立刻解释：“不要误会，也不要害怕。我们早就厌倦了战争和残杀，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波黑是三族领导人轮换执政的，如今煽动民族主义的政客已经不受欢迎，我们不会受骗了。”

事实上，那天之前，刚刚结束了一场大选——波黑国家议会、穆克联邦议会与塞族共和国议会的选举。然而，索亚认为，虽然国家主席团新当选的塞族共和国代表被认为是个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强人”，但波黑的塞族人并不在乎他。“生活在波黑的塞族人，每天醒来要真正面对的难题是，当我们的领导人现在还在推搡着我们去打砸邻居、对抗兄弟时，我们如何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

听上去，似乎米洛舍维奇不会再有机会复活了。曾经，他可能是当代最出名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政客，更像是一个巴尔干男巫，在各种公开场合催眠：“没有人能再次打败塞族人！”在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和1992年的波黑内战中，他支持并帮助成立数个塞族民族主义武装组织。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一河之隔的城市武科瓦尔，塞族和克族屠杀邻居，血刃朋友；在波黑的萨拉热窝，塞族军队的坦克、火炮和狙击手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

现在，一个个塞尔维亚人和波黑人都来告诉我，已经没有人再买米氏的账了。傍晚时分，我抵达萨拉热窝，索亚帮我把行李安顿好以后，紧紧地拥抱了我：“姑娘，萨拉热窝是一座包容的城市，这里没有民族主义的土壤，你尽管放心游玩。如果你需要帮助，请给我打电话，你的住处在穆斯林聚集的老城区，可我住在萨拉热窝东部的塞族定居地，塞族人一般不太来老城区，这里穆斯林太多，啤酒也更贵。”

萨拉热窝的深秋，夜色冷峭，空气清冽，繁星满天。我住在城市最东处的山丘上，坡很陡，接近[（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5月，362页。]度。接下去一个月，我需要每天爬山回家，一路听潺潺山泉在脚下流淌的声音，走过希和奇哈捷桥〔Šeher-Ćehajina ćuprija，米里雅茨河（Miljacka）最东边的桥〕的石子路面，路过那个最能表现萨拉热窝人轴劲儿的餐馆“怨恨之家”（“House of Spite”， Inat Kuća），朝着南边的方向，攀登一座海拔200多米的山丘，在半山腰处左转，继续爬，直到顶点。

拐弯的地方，是搭乘城市观光缆车的入口，拾级而上五分钟，就可以到达检票处。这条缆车路线从城市南部的山丘中段，一直延伸到特雷贝维奇山（Trebević），那是1984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举办高山雪橇赛事的地点。不仅是游客，萨拉热窝的居民也时常带着一家老小来这里，坐缆车到山顶，俯瞰城市。山顶光秃秃的，现今只剩下一块很小的碎石空地可供游人休憩，空地一侧被不规则的石墙矮矮地环绕着，另一侧是东倒西歪的木栅栏。其实视野有限，朝前不能看到城市全景，朝后也不能清楚地俯视葱茏山谷。即便如此，观光缆车依然是萨拉热窝的地标性景观。

并非因为旅游的缘故，这个1959年投入使用的缆车景观设备，拥有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事实上，它在我游览此地不久前，也就是2018年4月6日，刚刚重新开放。4月6日，是一个波黑人几乎无法承受的日期。二十六年前的这天，波黑独立，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脱离，坚持继续留在南斯拉夫的波黑塞族人，在民族主义政客米洛舍维奇的支持下，动用坦克和火炮，包围了萨拉热窝这座城市，并炮制了人类现代战争史上围城战争的历时最长纪录——1425天。

1425个与魔鬼同行的日子里，特雷贝维奇山上驻扎着塞族军队的狙击手和迫击炮阵地，无数的地雷、无数的炮火扎进山的褶皱里。2018年初，雷区才全部被清理干净。重新开放的缆车以一位曾经的缆车公司警卫的名字命名——拉莫·比伯。这个名字有另一段伤心事。拉莫·比伯，死去的时候才42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是萨拉热窝悲剧中第一个被谋杀的人。当扛着来复枪的军队闯进缆车大楼时，他不肯离开，依然守卫在入口处。士兵对着玻璃窗连续射击，拉莫只能跳窗-他顺着特雷贝维奇山的腹地森林方向往下滑，在第三个拐口停下了，背部、腹部和头部各中一枪。

今天，波黑内战纪念博物馆里，从拉莫·比伯身上找到的黑色铜扣皮夹子，安静地和其他死难者的遗物放在一起，旁边是一张发黄的一寸照片，上面有着浓密黑发的阔脸男子，长得真像南斯拉夫的国宝演员巴塔——保卫萨拉热窝的“瓦尔特”。拉莫·比伯，也是保卫萨拉热窝的人。

据说，缆车重新开放的那天，半山腰水泄不通，可能半个城市的萨拉热窝人都来了这里。为了坐一坐这个缆车，大家顾不上排队，乱作一团。萨拉热窝人并非不守秩序的公民——在内战期间，在整个城市，为了能取水，为了能分到一块面包，他们整日整夜排着长队，不言不语，井井有条，沉默地等待救援，沉默地成为山丘上的狙击手们的移动靶子。

但是缆车重新开放了，人们放肆地你推我挤，感受彼此紧贴的体温。他们现在非常安全。

没有枪口瞄准的日子，萨拉热窝的慌乱渐渐沉淀，成了生活之水底部的杂质，一眼望去，只要不晃动，水质依然清澈。这瓶生活之水，来自萨拉热窝随处可见的山泉，或者城市的主要河流米里雅茨河。这座城市总是不缺水，群山环抱之中有数不尽的泉眼，许多游记里都描述过萨拉热窝山泉喷涌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于天堂的后花园。城市旅游导览里写：“在萨拉热窝，如果一个院子里没有流动的水，就如同无头之主。”百年以来，每家每户千方百计选择在活水边安家一起码要找一个离活水源近的地方，以便把活水引流到自家院子里，最最不济，也总要在院子里造一个人工小喷泉——这是一种和活水紧紧相连的对生活的希望和决心。

讽刺的是，在1992年至1995年波黑内战期间，整个城市的水源被塞族军方掐断，萨拉热窝真的成了无头之主。受到射击的威胁，人们不敢上街，但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走到街上去取水。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围城期间曾去往萨拉热窝，在等待外界救援的无望而无尽的时间里，她和剧场的演员们一遍遍排演戏剧《等待戈多》。此后，她写下《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这篇回忆性的随笔。文中，桑塔格痛心于没有人来拯救百姓的苦难，为他们因战争而丧失了日常生活的尊严感到愤怒。她写道：

他们的失望、恐惧和对日常生活的愤慨使他们蒙羞——例如，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确保有水冲他们的厕所，否则他们的浴室就会变成粪池。他们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公共场所排队提来的水，大部分都用于冲厕所。他们的羞辱感也许比他们的恐惧更严重。60

萨拉热窝人民逐渐习惯了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1425个被围困的日夜，每隔四五天，人们就会带上所有能装水的塑料瓶，下山，渡过米里雅茨河，爬坡来到萨拉热窝啤酒厂。那是城里少数可以取到干净饮用水的地方，水源来自大地深处。每天，队伍维持几百个人的规模，人们匀速向前移动，取水动作要尽可能麻利，不能喧哗，不能高声谈话，任何不寻常的骚动都可能引来山丘上的人的注意——他们很早就想炸毁这座红色砖瓦的酿酒厂。

今天，萨拉热窝的活水重新流回了千家万户。打开龙头，用杯子接上一杯水就可以直接喝。城市里遍布露天饮水处。这是一座被奥斯曼帝国侵占了四百多年的城市，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萨拉热窝丰富的水资源。水对于穆斯林有着极为圣洁的意义，奥斯曼的长官们在1461年把山泉水引入到城市用水系统，到了19世纪，萨拉热窝已经有156个公共饮水处。在老城区大大小小的清真寺，伊斯兰信徒们聚集在这些水槽边，喝水，清洁自己。

这些公共饮水处之中，最负盛名的是立在鸽子广场中央的塞比利喷泉，“塞比利”意思是“建在水流经过地方的建筑”。喷泉建于1753年，曾毁于大火，后重建，主体是八角造型，覆盖着华丽的圆形穹顶，泉水通过前后两个石头水槽流出。塞比利喷泉是标志性建筑，人们总是喜欢选择在其前面聚集，约会，聊天。这个像凉亭一样的建筑也因为太过显眼，在内战时期成了狙击手的重点目标，除了任何时代都在广场旁若无人散步的鸽子，没有人会傻到出现在那里。

我在老城区的东边兜兜转转，总绕不开这个喷泉，它的地理位置实在太美妙。特别是夜里，光洁的大理石水槽上方，暖黄灯光从木质雕花镂空扇面漏出来，八个角度的光晕反向烘托了中心的光点，无论站在它的哪个角度观看，都像在注视一个古老东方世界，它的木质阿拉丁神灯闪着熠熠的光。

这种光芒并不独属于伊斯兰世界，它更像是一种宗教本身带来的融合性、庇佑性，一种富有神启意义的朦胧光泽。“对于萨拉热窝老城来说，塞比利喷泉就像是某种定海神针，或者是指南针？如果你在生活里遇见了难题，如果你找不到人倾诉，如果你要约一个朋友，就会约在这里。就算没有约会，自己在喷泉下坐一坐也挺好，抬头就是青山和绿树。生活不会总是那么糟糕的。”说出这些感慨的是喷泉旁边一个小咖啡馆的白胡子老板，给我端来浓郁的波斯尼亚咖啡后，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想对我倾诉，他说了上面那段话。老板54岁，萨拉热窝本地人，波黑内战时，他躲避兵役，拒绝杀人，即使要杀的是法西斯分子，他也不干。所以，他每天不得不像老鼠一样躲在地窖里。

日光午后，晴空万里的时刻，我站在喷泉正下方，望两面的山丘。极目远眺，一面的尽头是举办冬奥会的特雷贝维奇山，另一面的尽头是黄堡（The Yellow Fortress ），欣赏萨拉热窝日落的最佳地点。那是一个已经废弃的八边形石头城堡要塞，土耳其人把它建起来，奥地利人把它废掉，电影里的纳粹德国军官在那里俯瞰萨拉热窝山谷，发誓要夺下这座城市。最后，谁也没有拿下它，市民胜利了，他们带着野餐桌布，萨拉热窝黑啤，黑塞哥维那香烟，坐在黄堡的石面高台上，欢快地拍照，热烈地亲吻，对着山谷的方向大声呼喊，幻想自己是那位雄才大略的亚历山大大帝。

渴望伟大的幻想，只是在登高的瞬间变成一种类似俱怀逸兴的诗性。大部分时候，萨拉热窝人民想做英雄的渴望并不强烈，他们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历史不放过他们。整个20世纪，在这个山谷之地一共发生了三场著名的战争——“一战”、“二战”、波黑内战。“一战”时，它是导火索。“二战”时，它是纳粹的必争之地。波黑内战时，它是1425个被枪林弹雨围困的白天与黑夜。一个弹丸之地，居然需要承载那么多人类的残忍、眼泪、仇恨、诅咒与隔阂。

这种隔阂，以及由它带来的看似不可避免的冲突，早早就埋下了伏笔。公元293年，罗马帝国的戴克里先大帝实行“四帝共治”制度，赐予马克西米安管理帝国西半部，自己则统治东半部。在这种安排下，帝国仍为一体且不可分割，但它的东西两半日后将会走上不同的命运之路。[（美）拉尔斯·布朗沃思，《拜占庭帝国：拯救西方文明的东罗马千年史》，吴斯雅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2016年12月。]

戴克里先之后，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临终前，把罗马帝国的东西半部分别给两个儿子统治。他崩殂后，两个儿子各自在东西帝国登基，罗马帝国就此永久分裂。两个帝国的分界线，位于当年罗马诸行省中的伊利里亚行省，即今天的萨拉热窝附近。[罗马帝国当年的诸多行省中，伊利里亚行省包括今天的克罗地亚（内陆）和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当时的波斯尼亚长期处于未开化的独立状态，即使后来处于土耳其总督的管辖之下，内部也根本无法划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势力的界线。关于罗马帝国正式永久分裂为西部帝国和东部帝国的具体事件，参考：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册）。]

尽管当时这里还是一个无名的小村镇，但裂变的种子已经种下，分裂与融合就像是硬币的一体两面。此后数百年里，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和西方的奥匈帝国在这里轮番登台，带来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广泛流播，加上7世纪就来到此地的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16世纪逃难来此的犹太人，四种宗教做了邻居，没有明显的界线，人民用朴素的生活经验选择了和平共处。

政治野心家不断试图用血缘和归属的思想来蛊惑人民彼此对立，人民上过当，而且不断地上当，也不断地悔悟。对于一个萨拉热窝人来说，最想不通的问题是——我的父亲是穆斯林，我的母亲是天主教徒，我的朋友是东正教徒，我还有一个信奉犹太教的老邻居，为什么不可以？我是波斯尼亚人，爱上了一个塞族姑娘，想和她结婚，为什么不可以？我的哥们儿是克罗地亚族的后裔，所以他是穆斯林的敌人？为什么？

20世纪，在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令人心悸的壮大中，血统、部落、宗教信仰、民族归属，成为鉴别一个多民族地区的个体身份的首要因素。萨拉热窝人民无辜地意识到，他们从此被强加了一项令人头疼的任务——识别你的邻居。可是，这里几乎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混合着好几种民族的血液，超过60%的婚姻是不同宗教背景人士的通婚，怎么识别呢？当人们交不出答卷的时候，政客开始咆哮，好战分子投来枪弹和火炮，萨拉热窝堕入地狱。关于这一切的悲剧根源，也许苏珊·桑塔格说得对：“恰恰是因为萨拉热窝代表着世俗的、反部落的理念，它才成为毁灭的目标。”

沿着塞比利喷泉所在的老城区往西走，贴着米里雅茨河河岸，几分钟路程就可以到达拉丁桥——也许是整个20世纪最著名的一座桥。1914年6月28日，在这座桥的北侧，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被暗杀。刺客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才19岁的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据说大公死前对妻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死，为我们的孩子活下去。”被捕的普林齐普，在这场看似“由他引发”的“一战”结束之前，病死在波希米亚的监狱里，当时体重只有约80斤。这个监狱在“二战”时成了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普林齐普还是个孩子，但受审时苍白的脸上毫无悔意，他说：“我们的影子会走过维也纳，游荡于法庭，吓坏那些老爷们。”（“Our shadows will walk through Vienna, wander the court, frighten the lords.”）

那两颗改变世界的子弹，推倒了世界局势的多米诺骨牌。塞尔维亚付出了一百一十万同胞生命的代价_——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南斯拉夫时期，普林齐普被当作民族英雄，拉丁桥被改名为“普林齐普桥”，当局还在普林齐普开枪时的站立处用水泥铸造了脚印纪念雕塑。南斯拉夫解体后，被“大塞尔维亚主义”吓怕了的波黑政府，摧毁了普林齐普在萨拉热窝的故居，宣布永不复建；脚印雕塑被居民永久清除了，“普林齐普桥”改名为“斐迪南桥”，桥边的“普林齐普博物馆”改成了“斐迪南大公和奥匈帝国纪念馆”。

历史不是静止的，在拉丁桥反复更名的故事里，显现出萨拉热窝人对历史事件的态度转变轨迹。如今，“斐迪南桥”又改回了“拉丁桥”，“斐迪南大公和奥匈帝国纪念馆”被改名为“1878年至1918年萨拉热窝博物馆”，普林齐普的遗体被迁回萨拉热窝的公墓。在他死去的那天，奥匈帝国的狱警因为担心有人来悼念他，把遗体偷偷埋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没有想到，还是有一个捷克士兵悄悄地把埋葬点画在了地图上，后人根据这个绘点，找到了他的遗体。

拉丁桥曾经是一座木质拱桥，因为受不了洪水的冲击，才在1798年重建时改为石拱桥结构。我在这座桥上，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南，石子路面并不平整，我甚至脚底有些打滑，想必下雨的时候更难走。这座桥只能步行，不能通车。每天，导游带着不同批次的旅行团来到这里，讲解“一战”的历史故事，留出十五分钟时间，给游客自由拍照。

每天我都要从这座桥边路过。有一天下午，我在桥边看见旅游团拍照的如常画面，他们的导游远远靠在桥的另一端抽烟，向导小旗被揉成皱巴巴一团，夹在他的胳膊下。这个一脸络腮胡的导游，脸上尽是不耐烦而又必须拼命忍耐的表情，眼睛里灌满了忧伤。他盯着米里雅茨河浅浅的河滩愣神。我走过去和他搭讪，而他似乎只想独自享受一根香烟的时光。我猜他是本地人，他说没错，家就在郊区的格巴维察（Grbavica）。他汉语说得不错，在萨拉热窝大学中文系学习多年，但他不再继续和我说话了。

台湾游客大呼小叫拍完了照，准备去往下一个景点。他灭了烟头，拍拍自己的脸，努力做出振作的表情，准备离开。迟疑了一下，他还是来和我告别，似乎是为他的冷漠道歉：“对不起，我不是个冷漠的人。我只是有点厌倦，厌倦了我的工作。你能想象吗？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对世界各地的游客解说杀戮的历史，我的家乡萨拉热窝在20世纪的三场战争里死了多少人，为什么总是在死人。我恨这座拉丁桥，每天我都要告诉游客——在这座桥上，萨拉热窝引爆了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然后我要去郊区的希望隧道，把内战的死亡故事再说一遍。你要相信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导游的解说那么简单，我的父母都没有在内战里活下来。”

他越说越难以控制自己，游客却在催促，表达着不满，一位阿姨尖着嗓子喊：“都说巴尔干人懒，工作不卖力气，看来是有道理的。”导游和我都听见了，他痛苦地闭上眼睛：“一百年了，我的家乡总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真的。萨拉热窝总让人联想到谋杀和死亡，但这也不是真的。然而，我不知道，别人应该如何来谈论一座被屠杀的城市？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谈论它。”

低空飞来一群灰鸽子，有的停在桥栏杆上张望，有的在裸露的河床上散步。这条河设计得就像一个阶梯教室，从平缓的上一级河床涌来的水流发出哗哗响声，但吓不走鸽子，它们依然闲庭信步。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米里雅茨河其实是城市污水排放通道的汇合日，不是“一条美丽的河”。

米里雅茨河的水深从来没有没过膝盖，那一天，普林齐普开枪之前，他的同伴查布里诺维奇先行动了，早晨十点十分，他往大公夫妇车上扔炸弹，被大公伸出手臂挡飞。查布里诺维奇吞了氰化物药丸，跳进了米里雅茨河，站在河里狂笑，相信自己即将改变世界。毒药没起作用，他被群众从河里捞了上来，一顿痛打。

在电影《萨拉热窝谋杀事件》中，查布里诺维奇是个浪荡公子，他喜欢和漂亮姑娘调情，但从来没有忘记塞尔维亚民族独立的那份危险的事业。他长得英俊，和苍白忧郁的普林齐普完全不同。如果当年是他的炸弹杀死了大公夫妇，历史进程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如果普林齐普没有开枪，他会不会有一天和心爱的姑娘表白？不干革命的时候，他可是一个诗人。

我相信那位导游的话，萨拉热窝并不总是和杀戮有关，这座城市应该有更复杂、更炽热，甚至更多玫瑰色的景象，人民对生命的感受力，不应该被死亡的印象一笔勾销。

只要你足够细心，总能发现诗意，尽管这样的诗意依然是苦涩的，它也许关乎尊严和美，却和快乐没有太多缘分。在南斯拉夫时代，贝尔格莱德是巴尔干的文化中心，萨拉热窝的文化生活没有受过重视。然而，前南刚刚解体，紧接着的波黑内战见证了一座城市在绝境面前迸发出的无药可救的浪漫天赋。1992年到1995年，市民每天要为活下去而战斗，还必须通过保持精神上的健康，维持一种依然在过正常生活的幻象。

在四年的围困中，大量的剧院演出、展览、音乐会在废墟上继续进行。没错，大多数知识分子、创作者、大学老师、芭蕾舞者、歌手都逃离了这个城市，但依然有才华横溢的演员和音乐家留了下来。战前，城市共有五家剧院，战时，其中的两家如常演出。艺术圈人士还联合市民一起成立了萨拉热窝战争剧院，用经典剧目的循环演出表达演员的反战意愿。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在围困期间来到萨拉热窝，其中就有苏珊·桑塔格，她感受着令人绝望的城市里在毁灭边缘死死抓住艺术的人们的激情。她说：“在萨拉热窝，就像在别的任何地方，懂得通过艺术来确认和改变对现实的看法，并因此感到更有力量和受到抚慰的，并不只是一小撮人。”[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359页。]

1992年5月27日下午四点，几发炮弹打中一群在维斯·米斯其纳市场排队买面包的人，二十二人丧生。为悼念死者，大提琴家韦德兰·斯梅洛维奇（Vedran Smailović）在事件发生地点演奏了二十二天，曲目每天都不变一意大利作曲家托马索·乔瓦尼·阿尔比诺尼（Tomaso Giovanni Albinoni）的G小调慢板。加拿大作家斯蒂文·高勒威（Steven Galloway）以此为灵感，写下了令人心碎的小说《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The Cellist of Sarajevo*）。小说当然是一种虚构，作家想象了一座废墟之城的生活，情感却无法虚构。

他会带着他的大提琴和凳子，走下狭窄的楼梯，来到空无一物的街头。当他坐在迫击炮砸出的弹坑里时，战争仍旧不断地在他身边持续。他将要演奏《阿尔比诺尼：慢板》，未来二十二天，他将天天这么做。这么做的每一天，都是为了一个死去的人。[（加拿大）斯蒂文·高勒威，《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林昱辰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大提琴手》篇目。]

在真实发生的故事里，每天有更多的市民冒着死亡危险，在街头听大提琴家演奏，把献给他的花放在他的脚边。这些人并非不知道，哪怕只在空地上多停留一秒，他们都可能被狙击手的一颗子弹打死。在类似真空地带的绝境时刻，艺术拯救他们免于恐惧和麻木。

此刻，我站在萨拉热窝市政厅幽暗的地下一层展厅里，参观1914年至2014年这一百年里的萨拉热窝城市风貌展览。我必须承认，和那些充斥着军队阅兵、会议游行、血泊街头、满目废墟的惊悚的城市景观相比，我的目光紧紧追随的总是那几张照片：少女在演唱会上迷醉的表情——1994年，英国铁娘子乐队的主唱布鲁斯·狄金森（Bruce Dickinson）冲破重围，来到这里开演唱会；在炸成筛子的危楼前，几个人排队在临时搭建的花房前买花；首届萨拉热窝电影节的海报。

首届萨拉热窝电影节在内战时期仓促创立，人们十分不解，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战争时举办电影节？”主办方回答：“为什么在电影节期间还要打仗？”

巴尔干的天才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出生在萨拉热窝，他觉得自己是理解同胞的，在短篇小说集《婚姻中的陌生人》里，主人公泽蔻活过了内战，站在温柔的萨瓦河边，他暗自慨叹：

幸好我活下来了，否则，我怎么可能再有机会欣赏如此美景。因为人并不是依靠残酷的真相和一成不变的规则活着，而是寄希望于他们坚信会到来的改变。[（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婚姻中的陌生人》，刘成富、苑桂冠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33页。]

但改变并不都是好事。战争毁坏了一切物质性的事物，也毁灭了肉眼不可见的事物——它带来的是理性的失控，精神的粉碎，夺去了我们所爱之人的肉体，也夺走了他们的灵魂。战争让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孤单地坐在废墟上，问自己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他心底悲伤的深渊何时才能消失？深渊会永远存在吗？任何经过炮火轰炸的燃烧之地，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废墟，就像经历过这些的人，再也不会是过去的那个人。

萨拉热窝市民心底有一块隐痛的创口，几乎是一个难以愈合的地方：那座被大火摧毁的国家图书馆[全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和大学图书馆”，修建于1891年，是奥匈帝国统治时期萨拉热窝规模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当时曾是市政厅。]。现在它作为萨拉热窝市政厅依然存在，可是消失的再也不会回来。

从我居住的山丘小道一路笔直往下，正对着这座三角形的建筑。市政厅坐落在三个主要街道的交叉路口，是萨拉热窝现存为数不多的奥匈帝国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内部装修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风格的混合体，所以，它是波斯尼亚多元文化主义的纪念碑。建成以后，它曾是城市的法院和国会大厦，1948年后被用作波黑国家和大学图书馆。1992年8月25日夜晚，塞族军队用重型火炮和燃烧弹对着图书馆开火，建筑变成废墟，两百多万册图书和文件毁于一旦。

萨拉热窝市民把这场大火看作城市的劫数。参观讲解处的志愿者奥利弗告诉我，大火第二天，成批的百姓跑到图书馆门口，放声痛哭。“在波黑内战中，这是一次特殊意义的哀悼。市民们不是因为在战争中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哭泣，他们跪在地上哭，坐在地上哭，他们和消防员一起灭火，竭尽所能在废墟中寻找一本完整的书。他们是在为了萨拉热窝的文明劫难而哭泣。”奥利弗双手用力扶住洁白的楼梯栏杆，好像希望栏杆能支撑他身体的重量。他在克制自己的语调。

图书馆很久以来就是萨拉热窝的象征，就这样毁在山丘上那些人的手里。在纪录片《萨拉热窝的桥》中，一个波黑男孩在整理旧物时看见一本旧书，那是他的爸爸在图书馆大火里救下来的一本书，但他从来没有读过。语气疏离的旁白响起，男孩回忆和爸爸在一起的童年时光，那是个温暖的早秋周日，他和爸爸坐有轨电车去图书馆。当图书馆已经是一片火海，从四处赶来的人们忙着抢救图书。轰炸还在继续，狙击也没有停止，谁在救书，炮弹就炸谁。慌乱的人们把救下的书抱在怀里，拿回家藏起来。男孩不是个爱读书的孩子，他站在废墟里，找不到爸爸的踪影。他一动不动站着，看见很多人慢慢瘫了下去，伏在地上抽泣。消防员也在逐个倒下，从前誓死要保卫这座城市的军队，如今对着消防员发射炮火。

当然，没有几本书被抢救下来。之后的数天里，百万本书的灰烬，飘荡在城市的低空，像在下一场黑色的大雪。

在欧盟的援助下，这座建筑得以重建，2014年5月9日重新开放，如今用作市政厅和博物馆。我跟着奥利弗从地下一层转着圈走到二楼，听着他发音纯正的英语讲解，参观这座建筑内部被复原的样貌——它的地砖图案是犹太教的六芒星形大卫之盾，玻璃天花板是伊斯兰的大圆顶样式，巨型彩绘落地玻璃窗来自天主教的灵感，半圆顶的拱门则是拜占庭东正教的启示。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被特别突出地展示，而建筑的主体结构保持原样，三座大楼像三块拼图块一般，组成一个三角形，代表这座城市的塞族、克族和穆族三大主体民族的向心力。

即使兄弟曾经自相残杀，重建的人还是希望三块拼图能够黏合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一直是一种诱惑般的存在。在“一战”前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一种“南斯拉夫主义”的巴尔干民族意识，不是在克罗地亚，不是在塞尔维亚，而是在波黑，得到了一种超乎想象的浪漫与恐怖交杂的惊人扩张。

如果我们记得，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凶手就是来自爱国和文学色彩兼备的“青年波斯尼亚”团体，那么我们也许就能够理解这种诱惑的力量。波黑没有单一民族，居住在这里的塞族人和克族人，对一种理想始终不曾死心——要争取波斯尼亚穆斯林，他们是一个最终能够成为民族伙伴的“未完成的三角形的一个角”[约翰·R. 兰普，《南斯拉夫史》，108页。]，而“青年波斯尼亚”团体中那些信仰南斯拉夫主义的年轻人，则是“在一个已建成的过去和一个不切实际的将来之间的徘徊者”[约翰·R. 兰普，《南斯拉夫史》，108页。此处为斯雷奇科·扎亚（Srećko Džaja）的观点。]。一种“波斯尼亚的南斯拉夫主义”——《南斯拉夫史》的作者、巴尔干问题专家约翰·R. 兰普认为这可能是巴尔干民族问题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无论是第一南斯拉夫（1918—1941），还是第二南斯拉夫（1945—1991），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景。

夜幕降临时，市政厅显得格外端庄。橙黄色砖块的建筑被炫目的夜灯烘托照耀，巨大的身形显得笔挺熨帖，散发静谧的光环。它伫立在萨拉热窝城市的最东端，这个狭长谷地的起始处，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战争的火光熄灭了二十多年，萨拉热窝并非悲情之地。如果它为你带去的是悲情印象，也是因为我的诉说过于局限。我急切地带着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带着《南斯拉夫史》，带着南斯拉夫国宝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波斯尼亚三部曲”来到这块土地，急切地寻找想象中的“后南斯拉夫时代”集体意识分崩离析后的茫然，新民族主义战争硝烟落尽后的心有余悸。我总把目光对准那些可能引发历史问题和民族宗教纷争的细节，事实上我碰了一鼻子灰——大部分人不愿意谈论过去的伤痛。

虽然伤痛会永远存在，结了疤也不能假装没受过伤，但是萨拉热窝人对当下的热爱超出了我的想象，面对他们的笑脸时，我一度陷入失语中。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这么喜欢对人倾诉日常生活。大部分地方，人们忙着告诉你，他们住在一个历史悠久之地，多少名人和伟人出生在他们的美丽古老的城市。可是萨拉热窝有点不一样，它很少提自己的历史，它更在乎如何过好现在的每一天。

在一个阴天的上午，我徒步穿过内战时著名的“狙击手大街”，来到波黑历史博物馆门口。过马路时，我居然脚下发软。在这条从老城通往新城的主干道上，六条有轨电车车道和中间分隔岛街车轨道疏落摊开，一览无余。曾经，任何走在大街上的行人，都是山上狙击手的活靶子。目标是这样醒目，易于攻克。可这是市民无法避开的主路，于是，过马路变得像玩一盘俄罗斯轮盘赌。人们出门前亲吻家人，心里默念内容相同的祷告词，无论你的神是真主、耶稣还是耶和华，你只能祈祷，明天还能继续亲吻家人。

和死神来一场俄罗斯轮盘赌，再也没有比这更残忍的偶然。萨拉热窝市民在四年的围困里，必须习惯这种命运。当我在历史博物馆二楼徘徊于“在狙击手大街过马路”的影像展时，从照片上行人孤注一掷的表情里，一种瘆人的绝望复活了——仿佛死神就站在马路对面，笑着往左轮手枪里放子弹，你要是能穿过马路，“砰”的一声，空枪，他接着跑去下一个路口等你。

抱紧孩子过马路的母亲，手牵手低头狂奔的情侣，刚领完救济面粉的拄拐杖的老头，我无法想象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马路中间倒下，但其实那四年里人们已经习惯看到街头有人被枪杀，来不及救助和痛哭，他们要更拼命地跑完自己剩下的路程。

今天，当然没有人再会用狂奔的方式过马路。惨白的水泥地上，弹坑随意地掩在丛生的杂草堆里。

萨拉热窝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惨白的四方形建筑，外形像老旧科幻电影里的巨型宇宙飞船。真是破旧的博物馆，就这样惨淡地矗立在历史的死亡路口。它的地下一层是关于铁托元帅的收藏品馆，灰尘漫天，无人照管，甚至连门都不锁，就这样被抛弃了。馆里的工作人员说，没钱翻新，不过他们也无所谓。

博物馆的精华在二楼，有限的空间里展示了内战时凌乱的生活器具。围城期间日常生活的照片贴满四面墙壁，此外，还有一间民居建筑仿真屋，展厅中间摆放的是战争时市民生火做饭的炉子，还有香烟盒、玻璃酒瓶。远看过去，还以为是生活器物展。展厅显眼位置陈列的就是这个面积不过10平方米的仿真屋，是萨拉热窝市民在围困期间的生活写照。

这样的屋子经常出现在公寓的地下室，它必须是多功能的，同时是起居室、卫生间、厨房、卧室和仓库。人们很可能一个月都走不出来。眼前这个屋子里没有床的位置，打的是地铺，鲜艳的积木玩具堆在被子上，屋子中央的小木桌上摆着面包、波斯尼亚咖啡研磨器，墙角局促排列着炉子、冰箱和黑白电视机。冰箱上放着美国援助的物资奶粉。头顶悬着一根晾衣绳，大人小孩的睡衣背心挂成一排。脚下一块长方形的黑白条状地毯，虽然寒酸却很周全。这是一个五脏俱全的避难所，一家几口蜗居于此，对于谁来拯救他们基本不抱希望，但也要有尊严地过好每一天。孩子要有玩具，妻子要有镜子，丈夫要有烟盒，老人要有拐杖，全家要有电视机。

“每逢有人来这里参观，这个屋子就是大家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解说员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为什么要选取一个市民的房间作为萨拉热窝围城战的展览物代表？”我问。

“每一个萨拉热窝人都要努力地活过昨天。如何表现得像个正常人，这就是萨拉热窝人要打的仗。”解说员的语气听上去颇为自豪。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趁着还有电，他的妻子会唤醒孩子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他想象着炉子上烹煮着早餐，窝在电暖气旁看着电视的光景。孩子们笑着看卡通的样子一定很迷人。屋子里会充满光线，把盘踞角落的阴暗驱散一空。即使这一切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也一样会感到快乐。[斯蒂文·高勒威，《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15页。]

这是小说《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里描写的一段家庭日常场景。情节是虚构的，但你和我都知道，这样的场景一定曾经发生过。

一束阳光透过展览室天窗疏疏落落地打进来，正照着仿真屋桌上的玻璃酒瓶，又反射到照片墙，光点最后汇聚在一个等待派发面包的男人脸上。排了那么久的队，现在轮到他了。

我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旅人，每天在萨拉热窝的城市街道穿行，但我相信，如果一个来自西方的游客与我共享类似的行走路线，那么他也将和我分享一种类似的恍惚体验。这种恍惚感是空间层面的，它看上去是如此漫不经心和理所当然一城市如同一个狭长的梭子，安插在群山环抱的带状平原上，从东端延伸到西端，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街区巴什察尔希亚，人们可以轻松自如地散步到奥匈帝国时代的费尔哈迪亚（Ferhadija）大街，没有任何障碍，只在两条街道交接处的地面，有一条用白漆鲜明标记的“东西文化交界线”（Sarajevo Meeting of Cultures）。交界线中心有两个箭头，一端指着东方，一端朝向西方。不远处墙上挂着一面用玻璃框裱起来的说明图，八种语言表达相同的寓意：这个标记象征着萨拉热窝的和平、共存、包容。

从东方跨到西方，从西方回到东方，在萨拉热窝，只需要穿过这条宽度不过50厘米的交界线。从前，我们想象了无数种方式去打破东西方的壁垒——便捷的交通工具，畅通的互联网络，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意识形态的理念渗透，文化风俗的交流传播，每一种尝试无不需要察言观色，讨价还价，你退我进，无不需要付出人力与物力的心血，乃至眼泪与生命的代价，无不需要漫长的磨合与妥协。而萨拉热窝，只用一道白漆画的线就做到了。每天，人们在这条线两边来来往往，稀松平常地完成从东方到西方的穿梭。

交界线的东边望向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风韵犹存，巴什察尔希亚街区人声鼎沸。在萨拉热窝的黄金时代，巴什察尔希亚曾经是整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遍布上万店铺，人们从威尼斯、杜布罗夫尼克慕名来到此地做生意。从奥匈帝国强占萨拉热窝的那一刻开始，这里走向衰败，地震和火灾销蚀了它的容颜，从外部进入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带来大量的舶来品，老城老街的手工艺受到巨大打击。“二战”后，它差一点被政府夷为平地。虽然这片街区是土耳其人留下的印迹，且这印迹不可避免地带上压迫和占领的象征，但是萨拉热窝市民舍不得这块土地，他们选择了重建。

过去四百多年里，人们在这里以物易物，赶集，买卖自家碾磨的咖啡粉，挑选伊斯兰风格的刺绣挂毯和洁白的几何钩花窗帘，去那条叮叮当当的铜匠街买下老手艺人打造的铜质咖啡壶、烛台、餐具、首饰盒。波黑女人一直喜欢佩戴铜质饰品，沉重乌亮的铜首饰，在耳垂，在手腕，在脖颈间，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波斯尼亚穆斯林女人的头巾色泽鲜艳，佩戴时并不会带来压抑的感觉。这些穆斯林女性，和金发女郎一起在街上漫步，她们和她们是朋友。

巴什察尔希亚街区代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宽容气氛。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耶路撒冷”，在保证穆斯林尊贵地位的前提下，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显示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治理智慧。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依然拥有自己的教区，虽然不允许建新的教堂，翻新和修葺旧教堂却可以进行，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都拥有自己的律法，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教区内的争端。波黑虽然被来自东方的穆斯林统治了四百多年，却依然不能被称作一个伊斯兰国家。

此刻，我坐在巴什察尔希亚广场上的一家小甜品店，一边吃着一种波黑甜点——覆盖了厚厚一层核桃仁和蜂蜜的奶油蛋糕，一边和店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宗教不是一个问题，我不讨厌塞族人，但他们指责我们是土耳其人，不，我们不是，我们是波斯尼亚人，和塞族、克族是巴尔干的兄弟。”店长说着严肃的英语，还给我递来两块甜得让人牙齿根发酸的土耳其软糖。

这是在下午三点半，冬令时的巴尔干半岛，太阳走到西边。我坐在旧土耳其街区的甜品店里，吃土耳其式的波斯尼亚点心，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我还在西边的费尔哈迪亚大街上吃比萨，喝可口可乐。费尔哈迪亚大街一路向西，马路变得开阔笔直，土耳其式的低矮暗红木板房屋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厚重高大的西式建筑，它们是教堂、商店、银行、购物中心、航空公司和政府大楼。浓郁的西欧巴洛克风格的雕花刻满大楼的每一处棱角，天际线越来越高，费尔哈迪亚大街的心里徘徊着维也纳的影子，那是奥匈帝国统治时代留下的欧洲。

我吃比萨的餐馆在天主教的圣心大教堂（正式名称是“耶稣圣心座堂”）的右侧，教堂前的空地摆满了欧式咖啡馆小巧的露天座位。我喝着冰镇的玻璃瓶装可乐，眼睛盯着教堂门口那座白铜铸就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塑像，几个穿着生仔裤和连帽衫的小伙子坐在塑像底座下抽烟。我记得，后来教堂顶端报时的钟响了，戴人巾的女孩和散着金色波浪长发的女孩，同时仰起头，望着一群白鸽扑棱棱滑过教堂顶端对称的古铜色十字架。

类似的共存画面，会多次出现在萨拉热窝的街道，它们不是这座城市需要“解决”的“问题”。站在黄堡上俯瞰这个盆地城市，它多样的风情裹挟着你的感官。你会觉得如同置身香风阵阵的祥和大殿，身体软绵绵的，仿佛自己变成了阿拉丁神灯里钻出来的一股风，穿过贝格清真寺尖耸的宣礼塔，在天主教圣心大教堂的双塔停留，又飘到东正教圣母诞生大教堂高大的穹顶上方。如果累了，你可以在老犹太教堂门口歇息，在那里，讲中世纪西班牙语的波斯尼亚犹太人正在窃窃私语。

诚然，如今萨拉热窝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是穆斯林——他们原本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奥斯曼统治时期，当局用税收、征兵、农耕等方面的利益半哄骗半逼迫地让这些人改宗伊斯兰教，并给予改宗的人以很高的社会地位，这才直接诞生了一个叫“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崭新族群。但我绝不会称萨拉热窝是一座穆斯林的城市，它并不是“伊斯兰式”的，它就是“萨拉热窝式”的。

没错，“萨拉热窝式”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调和多元信仰和种族血缘的独立词条。这个词条可以完美地物化为一道当地的特色菜——波斯尼亚炖锅，一道我颇为钟爱的杂烩美食。在萨拉热窝下雨的夜晚，群山深处飘来寒气逼人的大团水雾，萦绕在米里雅茨河边，这种时刻尤其需要暖胃的食物。我走进市政厅对面的波斯尼亚餐馆“怨恨之家”，迫切地想喝一口从波斯尼亚炖锅里舀上来的浓郁肉汤。

“波斯尼亚炖锅，你要记住它的名字。它不能叫塞尔维亚炖锅，也不能叫克罗地亚炖锅，因为那两个民族都是单一民族，而这个炖锅是各种食材的混合，只有混合的波斯尼亚才能代表它的意义。”服务生很周到地为我盛出一碗汤料，并且解释它的含义。

这其实就是一道普通的肉炖蔬菜，而且用的还是冷冻蔬菜。把切好的牛羊肉和胡萝卜、土豆、青椒等一起整齐地码放在陶罐里，用文火炖上三至五个小时，直到肉完全酥烂，入口即化。我更爱喝肉汤，汤里萃取了肉和蔬菜的精华，香气绵长。

后来我了解到，波斯尼亚炖锅的食材并不固定，无论是家庭自制还是饭馆烹饪，总是有些差异，比如把来自克罗地亚的胡萝卜换成塞尔维亚的豌豆，或者加上波斯尼亚的卷心菜和马其顿的黑胡椒。从烹饪上说，巴尔干各个民族都为这道菜提供了灵感。不过，只有波斯尼亚炖锅这个名字，才能包容所有的食材。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当你看见所有的食料都模糊了本来面目，当你喝上一口滚烫的大杂烩汤，萨拉热窝的世界主义会在味中释放灵魂。

只是这种“萨拉热窝式”的世界主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味。如果还存在一种“普遍”的世界主义的话，对多元性的包容，也许就是它最本质的要义，这种包容还可以进而衍生出一种全新的生命状态，就如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叶礼庭所说：

（至少有十几个世界性城市）这些地方的人们不会困扰于一起工作或居住的人的护照问题，不关心所购买商品上的原产地标签是哪里。他们只是认为，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民族的风俗，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叶礼庭，《血缘与归属》，11页，此处引自导论《最后的避难所》。]

在铁托的时代，萨拉热窝的世界主义融进“南斯拉夫主义”之中。根据各种各样的民族调查，南斯拉夫各个城市中，在萨拉热窝声称自己是“南斯拉夫人”的公民比例最高。然而，和纽约、伦敦等其他至少十几个世界性城市相比，在现实中实实在在的萨拉热窝世界主义，被进口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断，残忍而时髦的西欧思想蛊惑着这里的人：你的邻居和你不一样，他们会背叛你，你要把邻居赶走，你要建立只有自己人的家园。

就这样，以种族纯洁的危险幻想为根基而苏醒的民族主义，从内部撕裂了巴尔干生活的多元因子。历经残酷的血腥竞争和清洗后，南斯拉夫被自己人民的鲜血所淹没，而“南斯拉夫人”这种身份，也被冲刷进了一条充满毒性的历史河流之中，萨拉热窝的世界主义留下了一个空心的躯壳。

我想起了和萨拉热窝南辕北辙的贝尔格莱德，那个似乎永远沉浸在自我悲壮情绪的前南斯拉夫首都，那个不要世界主义、只想从悲情历史里找到自我独一性的城市。如果我现在还待在贝尔格莱德，那么只要我想谈话，想谈论任何与塞尔维亚有关的神话故事，我总是能找到许多倾诉者。我将从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的口中，数以百次地聆听那个著名的故事——拉扎尔大公带领英勇的塞族男子大战土耳其人的科索沃战争。

无论男女老少，塞族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那无法遏制地为自己辩护的灼热的激情，以及一种确信自己不可能获得理解的绝望感——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停止倾诉。从街边咖啡馆的络腮胡酒保，到出版社的老编辑，从排队买面包的老太太，到书店里脸上长满雀斑的年轻女店员，每个人都为自己国家的历史而骄傲，为一种被西方想象所妖魔化的现实窘境而愤怒。他们从塞尔维亚中世纪修道院瑰丽的历史开始讲起，接着会说如何反抗土耳其人的顽固，也会对奥匈帝国冷冰冰的理性嗤之以鼻，最后会讲到波黑塞族和波斯尼亚穆斯林极端分子斗智斗勇，偶尔也会带上一点和克族兄弟阋墙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尽管充满血泪和纷争，塞族人喜爱讲述他们的过去可波黑人不是这样，至少在萨拉热窝，我遭遇到的是回避的眼神。如果我拽住一个人想聊一聊波黑的历史，大部分情况下，话题会被不着痕迹地带回到当下的生活：新城区新开了哪家咖啡馆，北欧哪个乐队就要来开演唱会，威尼斯现在的度假旅馆行情，维也纳姑娘正在流行什么颜色的眼影，英超联赛到底支持曼联还是切尔西，还有，什么时候再去西欧旅行。

极尽可能地略过历史，假装轻松地活在当下，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正在萨拉热窝流行。当老大哥贝尔格莱德还在思考正义和牺牲的沉重问题，南斯拉夫大家庭里的小弟萨拉热窝只想变成欧洲。曾经，这里是一个践行多元理念的乌托邦，如学者叶礼庭所说，“萨拉热窝的人民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种族多样性的虔诚信徒”。

关于萨拉热窝的过去，多元究竟是什么图景，再也没有人比伊沃·安德里奇形容得更好：

假如你有一天晚上在萨拉热窝彻夜失眠，你就能学会分辨萨拉热窝夜晚的各种声音。天主教大教堂的钟声坚定而洪亮地敲响了两点。漫长的一分钟过去了；然后你听见了东正教教堂的钟，稍稍低弱，但却尖声尖气地，也敲响了两点。然后是贝格清真寺的钟，略为刺耳一点，远远地敲响了，它敲响了十一下，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土耳其时间的十一点钟，那是在那些遥远地区按他们奇特的时间计算法算出来的。犹太人没有报时的钟声，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那里究竟是几点钟。只有上帝才知道西班牙赛法迪犹太人和北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日历上写的是什么数目。所以，哪怕是在深夜，当人们全都进入梦乡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是相互隔绝的。就在人们计算着即将终结的夜晚的时刻时，它就被隔绝开来了。[（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特拉夫尼克纪事》，郑泽生、吴克礼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487一488页。此处引自1961年伊沃·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词中引用的安德里奇的中篇小说。]

从一开始，安德里奇就觉察到萨拉热窝多元图景中暗含的不安定因子，一种潜意识里的分离。旅行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去过两次萨拉热窝——第一次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还有南斯拉夫；第二次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已经成了一个变了样的国家。她做梦也没想到，时隔二十年，这个国家会轰然倒塌，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一“不太像‘二战’，而像是中世纪那种无差别的、几乎难以定义的种族—宗教一世袭的战斗”。而萨拉热窝，则“代表了残酷的围困、狙击枪手、无用的协议、种族清洗、贫穷和公共的困境”[（英）简·莫里斯，《欧洲五十年：一卷印象集》，方军、吕静莲译，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3月，153、155页。]。安德里奇那份来自遥远文学世界的绝望感，最终抵达了萨拉热窝脆弱的内心世界。

我的房东埃米尔，可能就是一个充分享受“新世界主义”的萨拉热窝人。他38岁，从事金融行业，父亲是电力工程师，母亲是教授，他的家庭是萨拉热窝为数不多的标准中产阶级。埃米尔高高的个子，一张晒成古铜色的俊脸，爽朗的笑容，热情好客。每次见到我，都会忍不住聊他一个月前在伦敦旅行的愉快经历。他忘不了伦敦的现代性，迫切想再去一次。

他的房间墙上挂着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红魔”曼联的队旗和俱乐部球迷围巾，电视机里放的是摇滚乐队的演唱会录播，桌子上摆的是产地德国的男士香水以及出自美国的万宝路香烟。整个房间如果说还有哪里带有巴尔干的痕迹，就是脚底下光滑的橡木地板，那是他委托朋友从萨拉热窝郊区森林拉来木材，直接请木工打造的。

看着这个富足的现代中产阶级装饰风格的房间，我很难想象，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12岁的埃米尔和全家人躲在地下室里，整日吃土豆和物资大米，玩扑克牌来打发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到地面上生活。我受邀去他的阳台上喝咖啡，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因为那段记忆而怀有恐惧或仇恨。

他完全否认，头摇得像拨浪鼓：“恐惧和仇恨都没有意义，我只想生活得更好一些，而这两种感情对正常人都是有害的。”

他对目前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晚上和朋友喝酒泡吧，能够经常去外国旅行，憧憬并享受着伦敦、柏林、巴黎以及维也纳的文明景观。当他对西欧国家大发溢美之词时，我觉得兴味索然，于是插嘴：“那么你觉得萨拉热窝不属于欧洲吗？”

他噎了一下，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低头点了一根烟，缓缓吐出烟圈，见我一副听不到回应誓不罢休的模样，挠挠头皮，回答了我：“从地理角度看，萨拉热窝当然是欧洲的，可是情况有点复杂，我们是欧洲人吗？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西欧那些城市才更像欧洲。”

“所以，这是一种喜欢别人家东西的滋味，”我开玩笑说，“你看，今天的旅游手册上依然写着：萨拉热窝是欧洲的耶路撒冷，一个世界主义的城市。难道说现在的世界主义意味着没有归属吗？或者你觉得，萨拉热窝的归属是欧洲吗？”

埃米尔露出很为难的表情，显然他觉得我想得太复杂，超出了他的范围，但他还是想为自己辩护：“在萨拉热窝，包括波黑，生活在城市还是郊区，所面对的社会状况会因此有天壤之别。巴尔干的政治状态从来就是一团烂泥，政客一无是处，尤其是民族主义政客，他们只会煽动落后地区的农民给他们投票。这些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脑子里除了‘种族清洗’或者极端的宗教仪式，没有别的。如果他们有好学校、大商场、大机场，能旅行，如果他们去了欧洲，去了别的大陆，看到了世界的模样，他们也许就不会局限在‘波斯尼亚人的波斯尼亚’那套无聊的民族主义幻觉中了。那样也许萨拉热窝就会变得‘更欧洲’，也‘更世界主义’了。”

“对于萨拉热窝，‘更欧洲’约等于‘更世界主义’吗？”我更进一步。

埃米尔急了，语速开始变快：“那么让我告诉你什么叫‘不世界主义’吧。你知道萨拉热窝塞族区的人怎么生活吗？你知道莫斯塔尔、图兹拉（Tuzla）那些落后城镇的人怎么生活吗？政客通过电视洗脑，这些人没钱旅行，成天待在家，喝着廉价的啤酒，看着电视新闻，还真幻想民族主义政客会保护他们，幻想不同民族的村庄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你看见莫斯塔尔满大街的赌球博彩店了吗？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每日聚在乌烟瘴气的博彩店，扔上几个波黑马克，耗上一天，过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这都是因为，他们没见过欧洲人现在是怎样生活的。”

看来，埃米尔有一种认知——只有落后地区的落后的人，才会被民族主义的陷阱吸引，而萨拉热窝如果想变得“更欧洲”和“更世界”，需要的是教育、购物、工作、旅行。欧洲人的生活轨道和世界的发展轨道是同一条，萨拉热窝需要走上这条轨道。至于原来的轨道，那条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和平共处的轨道，他认为已经不是萨拉热窝要考虑的问题了。“种族和宗教不应该继续成为萨拉热窝的标签。”他总结说。

但问题就在那里，逃向一个现代性的欧洲，很难判断是不是一条萨拉热窝重回世界主义的正确轨道。1995年后的波黑，正从“波斯尼亚炖锅”里捞出不同食材，变成一道泾渭分明的电视餐——这并不奇怪，在经历了痛彻心扉的内战后，融合变成了大难题：你如何再与曾经兵刃相向的邻居一起生活？

时至今日，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受害者的遗体清理和辨认工作还在继续，依然有数不清的家庭没有找到失踪的父亲、丈夫、兄弟和儿子。独立后的波黑开始四分五裂，从政治上说，51%的领土归穆斯林和克罗地亚联邦，49%的领土归塞族共和国。然而，现实生活中产生的界限感，远远超出了和平协议上那几道轻浅的分界线。克族人躲到黑塞哥维那，塞族人逃到塞族共和国。在波黑另一重要城市莫斯塔尔，城市直接一分为二，一半归穆斯林、一半归克族；在萨拉热窝，城市一半穆斯林，一半归塞族。

我不安地感到，这种泾渭分明里，潜伏着一种危险的未来。从萨拉热窝坐大巴去波黑其他城市，作为外来者，我首先需要关心的不是有无车次、发车频率、行车时间，我首先必须清楚，目的地是谁的地盘——穆斯林还是塞族人？萨拉热窝有两个汽车站，中心汽车站在穆斯林区，只去穆克联邦所在的城镇，比如莫斯塔尔和特拉夫尼克；东汽车站在塞族区，只去塞族共和国所在的城镇，比如维舍格勒。二者互无交集。

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的居民很少会去对方的地盘。我在特拉夫尼克游玩时，偶然认识了导游米沙，塞尔维亚人，每月固定带旅行团来萨拉热窝。完成一天导览工作后，他要么回酒店睡觉，要么去塞族区喝啤酒，从不去穆斯林老城区闲逛。简单交谈之后，我惊异地发现，作为一个常年来萨拉热窝的导游，作为一个巴尔干人，他对萨拉热窝老城区街道布局、电车路线、酒吧餐馆的了解，居然比我更少。

那是个夜凉如水的晚上，米沙和我在米里雅茨河边暴走，他在焦躁地寻找一个能喝啤酒的地方--很不巧，在穆斯林居多的老城区，陆续找的几个小馆都不供应酒精。兜转了三十分钟后，我们终于在中央邮局旁边找到一个可以喝凉啤酒的小酒吧。

一口气喝完一瓶330毫升的冰啤酒以后，米沙抱怨：“今天中午在特拉夫尼克，我太倒霉了。巴士爆胎了，只能暂时停在马路边。有两个当地男人跑过来，朝我和司机扔石块，还骂脏话，说不欢迎BG牌照的车停在波黑，吼着让塞族人滚蛋。我们几乎打起来，我差点被客人投诉。”

“看来你过了辛苦的一天。”我安慰他。

“霉运还不止这些。我来见你的路上，过马路时被一个戴头巾的穆斯林女人骂‘切特尼克’，她还带着一个孩子。我只是看了她们一眼，那个女人就带着惊惶的表情离我八丈远，好像我有毒似的。”米沙觉得很受伤，接着灌第二瓶啤酒：“我不喜欢萨拉热窝。我知道从前塞族法西斯对他们犯下了重罪，可我不是法西斯，不是切特尼克，我就是个塞尔维亚人。我不知道在萨拉热窝，做一个塞族人会那么痛苦。我也不知道，现在萨拉热窝的街上，突然多了那么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女人。听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在背后支持这座城市朝某种趋势发展，他们兴建给穆斯林读书的学校，创办给穆斯林工作的企业，萨拉热窝一点也不世界主义了。或者说，现在是一种虚假的世界主义，我们只是厌倦了战争。”

“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萨拉热窝变味呢？”我问。

“问题归结于1929年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当时克罗地亚想独立，就让它独立好了。让一切有塞尔维亚人的地方成立一个塞尔维亚王国，问题就没了。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并不是别人诬蔑我们的‘侵吞其他民族’，我们只希望单一民族单一国家。因为当年决策的悲剧，才有了萨拉热窝的悲剧。为什么要混居？”

这个倒霉的米沙，忧伤的大胡子塞族人，丝毫没有侵犯他族的想法，却还是天真地觉得“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是解决之道。前一句话还在为萨拉热窝的融合力消失而愤慨，后一句话就否定了融合力存在的合理性。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这种矛盾。

在现代国家，民族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纯粹”的种族身份，遇到的是普通人跨种族繁衍欲望的抵抗。在一个超过60%的家庭都是种族通婚的地方，在一个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克族和塞族、穆斯林和塞族、黑山人和马其顿人互相通婚并诞下后代的地方，如何过滤“单一民族”？

米沙有一个混乱的自我，埃米尔也是如此，他们都善良而热情，分享一种斯拉夫人的共性一突然又持久的激情，以及激情背后潜伏的忧郁。不同的是，米沙的忧郁，源于身份独特性的失落，埃米尔的忧郁，则是努力想成为一个好欧洲人的渴望，他想改变自己的身份属性。

这两种忧郁的情绪，冲击和腐蚀着萨拉热窝的世界主义味道。也许这座城市的命运是，或者变成界限之城，或者变为“全球化”的“世界城市”。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这二者能够无缝对接吗？我知道自己只想要一个独一无二的萨拉热窝。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萨拉热窝和西欧共享一种城市咖啡文化——无论走在哪条街道，老城还是新城，白天还是夜晚，你总能看见成排的咖啡馆，露天桌椅码放在街边，从18岁到80岁的波黑人都坐在那儿啜饮咖啡。他们喝的咖啡主要有两种，意式浓缩咖啡，和传统波斯尼亚咖啡——一种和土耳其咖啡高度相似、只在烹煮方式上有细微差异的咖啡。

一杯不到100毫升的饮料，人们从容不迫地把啜饮的时间均匀分配好，一杯浓缩咖啡往往意味着半个白天或者整个夜晚的时间。当世界其他地区的人都在忙着奔向某个看上去更美好的目的地时，萨拉热窝人只是坐在那里喝咖啡。老头子骂政府，中年人凶狠地一根接一根抽烟，年轻人充满荷尔蒙气息的眼波流转，他们讨论萨拉热窝电影节、爵士音乐节，想象或者复述脑海中的威尼斯和维也纳的美景。最终，三代人会以一声叹息作为结尾，他们享受并强烈需要着彼此的陪伴，却也感到强烈的空虚。和邻居塞尔维亚一样，波黑的失业率也超过了40%，全职工作是一种奢望，大部分人同时做几份兼职，今朝有酒今朝醉。

情况略有不同，塞族朋友曾告诉我，在贝尔格莱德，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很多人都在国内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他们的父母是铁托时代的工人、教师或者退伍老兵。而在萨拉热窝，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会选择“逃”往西欧城市，维也纳最优，其次是柏林和巴黎，他们不会待在萨拉热窝坐以待毙，这个城市已经被戏谑为“年轻人出口港”。

“我们必须自救，萨拉热窝不会救我们。在这里，你必须和当权者有裙带关系，或者和政客关心的宗教民族事务沾边，才能找到稳定的工作。我不能就这样毁掉自己。”市政厅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奥利弗，在位于市政厅旁侧的巴什察尔希亚街的咖啡馆里，和我讲述了他的拒绝和自救。

我点了波斯尼亚咖啡，奥利弗点了意式浓缩，但我注意到，他的喝法依然是波斯尼亚式的一先喝一小口冰水，清除嘴里的味道，让味觉变得灵敏，再咬一口糖，含在嘴里，微微嘬一口咖啡，让咖啡的苦味流过甜甜的糖果，一起融化咽下。当然，欧式咖啡里没有土耳其软糖，用巧克力代替。奥利弗更喜欢欧式咖啡。

奥利弗21岁，是萨拉热窝大学毕业生，想做一个中学英语老师，但因为拒绝任何贿赂行为，这个职业理想注定夭折。“在萨拉热窝，我必须贿赂好几个官员才能当上英语老师。我宁愿去维也纳端盘子。”奥利弗就是这么打算的，他正在申请维也纳大学的硕士学位，想在那里一边打工一边深造。萨拉热窝的人均月收入是350欧元（约合人民币2800元），而在维也纳那样的地方，一个兼职的服务生每月可以轻松赚到500欧元。

我问他打算深造的专业。“国际关系，”他羞涩地笑了，湛蓝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晶晶的东西，“我想了解世界，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萨拉热窝。我想最终我还是会回到萨拉热窝工作，毕竟这里是我的家，它只是在世界上迷路了，我们经历了太多糟心事。”奥利弗是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结合的后代，在他的生活中，宗教问题永远不会成为家庭饭桌上讨论的话题。

我隐约从这个年轻人身上，感觉到一种“新新”的萨拉热窝世界主义，一种既和米沙从前的经历不同、也和埃米尔当下的体验不同的世界主义。它既不彼此分治，也不自我泯灭，它自发生长，好像有了新的天地。

和我分享同一盒美国香烟的卢卡，20岁，是萨拉热窝大学的“社交红人”，黑山东正教徒和克罗地亚天主教徒结合的后代。他学的专业是考古学和历史学，会说包括汉语在内的五国语言。他瘦高个，一头金色小卷毛，眼睛黑亮亮的，搭配常常紧锁深思的眉头，笑起来忧郁又纯真，酷似智利小说家波拉尼奥。

比奥利弗更进一步，卢卡的视野和抱负让我惊奇。我们相约在波黑历史博物馆后面的铁托酒吧，地点是他选的——他觉得，我从中国来，可能对铁托存在某种亲近感。

铁托酒吧，位于历史博物馆四方形钢筋水泥建筑的延伸部分，从地下室那废弃的铁托展品馆可以直接通往这里。门口停着两架迷彩绿的废弃坦克，孩子们爬上爬下，嬉戏玩耍。酒吧主体部分有一股浓郁的南斯拉夫时代的开放自由气息，墙体被粉刷成大红色，贴满元帅的照片和剪报、《时代》周刊封面和南斯拉夫“黑浪潮”时期的电影海报一铁托本人一直是个铁杆影迷。酒吧供应咖啡和烈酒，每一包砂糖上都印着铁托的名字。肌肉紧绷绷的服务生吹着口哨，轻快地来回穿梭，摇滚乐震天响，人们在热烈地交谈。这里有一种自由的幻象。

“我非常敬仰铁托，只有他可以把巴尔干半岛变成一个整体，人们不问出身，不问来历，就可以生活在一起，那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生活。铁托死了，南斯拉夫也死了。”卢卡出生时，铁托已经去世十几年，但这个年轻人所表现出的对这位领袖的怀念，和他的父辈几乎没有差异。

“卢卡”，是属于基督教的名字，在今日穆斯林占多数的萨拉热窝，因为这个名字，他感到一种压力，“觉得自己像是加缪笔下的‘局外人’，被排挤在某种文化社群之外”。和周围大部分喜欢聊欧洲流行文化八卦的同龄人不同，卢卡总是在关注抽象而难解的问题，并时常觉得寂寞。

他是大学许多文化社团的组织者，也成为许多人倾诉的对象。“有时候，当波斯尼亚人喝醉了，他们总是感到有一种迫切的倾诉渴望，他们拼命对我解释自己，希望我能写点文章、组织一些活动，来为他们申辩。萨拉热窝的媒体和政客蚕食着社群内部人们彼此的信任，用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仇恨离间他们和他们的邻居。这些人眼见着自己在电视和网络上被妖魔化和无知化，他们感到愤怒，必须寻找合适的通道为自己申辩，远离被政治歪曲的刻板形象。他们宁可变得自我隔绝，也不愿意做任人宰割的鱼肉。”卢卡和我谈起萨拉热窝的政治现状，也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

下周四他将去威尼斯旅行，这对萨拉热窝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我和卢卡谈起前几天结识的另一个大学生奥利弗，卢卡轻轻地笑了，他赞同奥利弗的规划。我问他，他自己的规划是什么，卢卡显得意气风发：“我永远不会放弃萨拉热窝，我会学更多，去更多地方旅行，获得一种国际视野，然后我就回来，在历史和艺术领域重建萨拉热窝。对于物质生活，我当然也很向往，不过我的态度是，口袋里要有钱，但是不能追逐它。”

我觉得卢卡的抱负可能有点自大。“那么你能否告诉我，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抽象地说，我关心历史的真相，如何揭开谎言的面纱。具体地说，我关心怎样消除无处不在的偏见和特权，‘巴尔干’这个名词如何一步步沦为世人眼中‘野蛮’的代名词，巴尔干如何被污名化。”

“那么你的理想愿景是怎样的呢？”我觉得他一股脑儿的理想真可爱。

卢卡双手在脑后交叉，扬起头来，对着天空初升的新月，笑得像一头小兽：“我希望，有一天在萨拉热窝，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学习哲学，不会有人对他说，‘这样你就找不到工作了’。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都会得到良好的生活，无论他是塞族人、克族人还是穆族人。”

我心想，这哪里是萨拉热窝憧憬的未来，这分明就是世界憧憬的未来。

变味的萨拉热窝世界主义也许并不是坏事，和卢卡的交谈让我稍微乐观了一些。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萨拉热窝城区那道东西方文化交界线，正在失去它的象征意义，并下降为一种次生性象征。而历史和当下的分裂，正在成为新的特征。

此刻，我正坐在萨拉热窝旧城和新城的分界线上——现代美术馆和体育中心所在的大广场的露天咖啡馆。其实也不能叫作咖啡馆，不过是几排沙发椅和玻璃小桌随意拼凑在一起。广场背靠特雷贝维奇山，空旷无依，中心放置一排极简几何形状的巨大白色塑料椅，颇有几分现代主义气息。它左侧的现代美术馆常年开放，却只有一些美术作品草样和零星的南斯拉夫时期图片展——美术馆没有经费来布展。

这个广场的地理位置是微妙的，它面对一条朝六个方向辐射的宽阔大道，在这里，历史和当下的分裂连缓冲都没有，显得这样不耐烦。广场在米里雅茨河南侧，运行有轨电车的旧城主干道延伸至此。它的正前方，一条道路通往政府办公室、大清真寺和天主教堂。左侧两条倾斜的街道一路向西，沿途是布满弹孔的社会主义样式房屋的断壁残垣，顺着这些呼呼漏风的废弃建筑往西走，会看见Alta、SCC、International Center等大型购物中心。再逆时针往西南角走，有两条街道，通向山丘上的穆斯林民居。在这个通往六个方向的交汇处，有一块极小极隐蔽的绿地，临着米里雅茨河，水流到这里变得湍急。绿地上，一张满是涂鸦和斑驳铁锈的长椅翻了起来，鸽子是仅有的客人，而瓦尔特的雕像，就立在那里。

站在这个广场上，你会同时看到旧城和新城的存在——旧城的清真寺和教堂，新城的购物中心和摩天大楼。在这二者夹缝之间，还有一个逝去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石化了的理想——它当然是瓦尔特。

老一代中国人对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耳熟能详。“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这些经典的台词长久地停驻在那一辈国人的脑海中，让国人总算是懵懵懂懂记住了萨拉热窝这座城市。在娱乐匮乏的年代，在依然存有信念的年代，中国人是崇拜英雄的，带领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瓦尔特，也就成为他们念念不忘的回忆。

电影中瓦尔特的原型，是瓦尔特·佩里奇（Vladimir “Valter” Perić，1919—1945），他出生于塞尔维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萨拉热窝抵抗运动的领导人。1945年4月6日，他在解放萨拉热窝的战斗中被迫击炮击中牺牲，从此成了萨拉热窝的英雄象征。

今天，瓦尔特的上半身雕像立在这片小绿地上，大理石铸成的面容已经泛黄，露出微小裂缝。英雄紧锁的眉头之间，堆积了乌青色的灰尘，无人擦拭，也没人来到他跟前与他合影。路过的人们，几乎不能停下来看一眼。瓦尔特寂寞地伫立在河岸和废弃建筑架构起来的三角绿地上。

在一个晚上，我步行去瓦尔特的身边，抚摸他紧锁的眉头，听见流水在深夜里奔腾，心里有些惆怅。我突然记起，前几日在特拉夫尼克遇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红色南斯拉夫追忆之旅”江浙沪老年旅游团，于是，脑海中自动浮现了他们在城堡上集体合唱《啊，朋友再见》[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题材电影《桥》的插曲，其原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游击队的歌曲《再见了，姑娘》，表达了游击队员离开故乡去战斗的心情。]的欢快场景，不禁莞尔。当时我自告奋勇给他们拍照，被歌声的情绪感染，居然也一起唱了起来。那些老人平均年龄60岁，他们踏着黑山—塞尔维亚—波黑的路线，来追忆属于自己的年代——在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东南欧土地上，寻找铁托的痕迹，寻找游击队的据点，试图唤醒自己青年时代对战争英雄和集体生活的激情幻想。

我预感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在巴尔干半岛，在波黑，在萨拉热窝，南斯拉夫的魂魄撤退得太过迅疾，曾有的世界主义味道也在经历某种现代性理念的篡改，他们注定一无所获。但我可能错了。在去陪伴瓦尔特雕像的那个夜晚，我发现旅行团里一个老头也在那里。他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正在拿着手机给瓦尔特雕像侧面拍照，手微微发抖，但神情是严肃的。原来，他失眠了，从酒店里溜出来自由活动，闲逛的时候就找到了这里。

我欣喜地和他打招呼，后来我们干脆把铁锈椅子翻过来坐，聊起天来。我问他是否对巴尔干的“红色之旅”感到失望，老头一口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说得缓慢却很有力气：“失望肯定是有的，铁托的墓前没什么人，瓦尔特蜗居在小角落。但是年轻人啊，我们总要怀抱希望。你看，在萨拉热窝，有一条铁托大街，还留下一个铁托酒吧，而且我注意到，大街上有人支着小摊在卖新年日历，那是铁托日历。总还是有人想着他的。”

“可是这不能说明任何明确的意义，铁托成为某种怀旧的纪念品，南斯拉夫的理想也死了，这里现在并不需要英雄，而更需要平静的生活。”我觉得老头的话没什么说服力。

“年轻人，平静的生活有什么不好？那些年在萨拉热窝发生了多少战争，流了多少血？我们其实也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是我们很清楚，萨拉热窝是一座和战争、谋杀、流血、牺牲绑在一起的城市，我们从电视上看见它的时候，往往代表它又出事了。所以还是让萨拉热窝安静一些吧。”老头若有所思。

“所以，萨拉热窝无消息？”

“对啊，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