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的棺材放在前厅。棺材是橡木做的，前面有个小窗口，往下看就能看到他的脸，棺材外面有金属把手。他已经在那里躺了三天了。第一天，汉娜用指关节敲了敲小窗的玻璃，小声地说：“好了，我已经受够了——马蒂斯，别闹了。”她一动不动地又等了一会儿，好像担心周围安静得不够彻底，要是他说起悄悄话，她就会听不到。等不到回答后，她又回到沙发后面玩她的娃娃去了，瘦弱的身体像蜻蜓一样颤抖着。我很想用食指和拇指把她夹起来，朝她哈气，让她暖和起来，但我不能告诉她，马蒂斯会永远这样睡下去，从今往后，我们只能隔着心里的小窗口看到哥哥。除了不太虔诚的奶奶，我们不知道还有谁会永远睡下去，虽然到最后，我们都会再次起身。“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更虔诚一点的外婆常常这样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僵硬的膝盖让她很苦恼，口臭也是，“好像我吞了一只死麻雀”。那只鸟和我哥哥都不会再醒来了。

棺材放在铺有白色钩针桌布的矮柜上，那块桌布通常是过生日时才拿出来用的，上面通常会摆上奶酪棒、坚果、玻璃杯和潘趣酒，现在也像在生日派对上那样，大家围着它站成一圈，鼻子捂在手帕里或是别人的脖颈间。虽然他们说的都是我哥哥的好话，但死亡的感觉仍是丑恶的，一如我们在生日派对后几天在椅子后面或电视柜下面找到的遗落的油莎豆，很难消化。棺材里的马蒂斯的脸像是用蜂蜡做的，那么光滑，紧绷。为了让眼睛闭牢，护理者们在他的眼皮下粘了纸巾，我却更希望那双眼睛能睁开，我们就能互相多看一眼，让我确定自己没有忘记他眼睛的颜色，让他别忘记我。

第二拨访客走后，我试着拨开他的眼皮，那让我想起在学校用纸张做的耶稣诞生布景，我用彩色纸巾做彩色玻璃，还有玛丽和约瑟夫的人形。圣诞早餐时，在他们身后点亮一盏茶灯，纸巾就会亮起来，耶稣就能在灯火通明的马厩里诞生了。但我哥哥的眼睛暗淡，灰蒙蒙的，没有彩色玻璃上的那种图案。我动作很快，让那眼皮再次耷拉下来，再关上小玻璃窗。他们还试图复原我哥哥用发胶固定的那两缕刘海，但它们像枯萎成土色的豌豆荚垂挂在他的额头上。妈妈和外婆给马蒂斯穿上了牛仔裤和他最心爱的毛衣，大大的HEROES字样贯穿蓝绿相间的毛衣前胸。我在书上读到的大部分英雄都能安然无恙地跳下摩天高楼，或是下到地狱，顶多会有几道擦伤。我不明白马蒂斯为什么做不到这样，为什么他从今往后只能在我们的念想里永生。有一次，他赶在联合收割机前开到前救下了一只苍鹭，要不然，那只鸟就会被碾成碎片，裹在一捆干草里，喂给奶牛吃。

外婆帮他穿衣服的时候，我就躲在门后，听到她对哥哥说：“你总是要往暗处游。你是知道的，对吗？”我自己是想象不出来怎样朝暗处游的。这和颜色差异有关。当冰面上有雪时，你必须找有光亮的地方，但当冰面上没有雪时，冰就会比洞口的颜色浅，你就必须向暗处游。这是马蒂斯亲口告诉我的，那天他去滑冰前来到我的卧室，穿着袜子，向我展示如何让双脚滑向彼此，再远离彼此。“就像驾驭两条鱼那样。”他说。我坐在床上看他示范，舌头抵住上颚，弹出嗒嗒声，就像电视上的冰鞋穿过冰面时的声响。我们喜欢这种声音。现在，我的舌头蜷缩在嘴里，像湖中一条越来越危险的航道。我再也不敢发出嗒嗒的声音了。

外婆拿着一瓶液体肥皂走进了前厅——也许这就是他们要在他眼皮下放纸巾的原因，以免肥皂渗进去，刺痛他。等他们把他收拾好了，可能又会把垫好的纸巾拿走，就像我的耶稣诞生布景中的茶灯，吹灭后，玛丽和约瑟夫就能继续他们的生活了。外婆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抱了我一会儿。她闻起来有加了火腿和糖浆的初乳煎饼的味道：厨台上还有一大堆午餐剩下的煎饼，用黄油煎得油腻腻的，边缘脆脆的。爸爸问，是谁在他的煎饼上用树莓果酱、葡萄干和苹果画了一张脸，他看向我们，一个一个看过来。他的目光停在对他微笑的外婆身上，她的笑脸和他煎饼上的一样开心。

“可怜的小伙子收拾得挺好。”

她脸上的褐色斑点越来越多了，就像她切好、用作煎饼笑脸上的嘴巴的那片苹果。老到最后，你就会熟过头。

“我们不能把卷好的煎饼也放进去吗？放在他旁边？那是马蒂斯最爱吃的。”

“那样只会留下味道。你想把虫子招来吗？”

我把头从外婆胸前移开，去看放在楼梯第二级台阶上的盒子，所有天使都在那只盒子里，准备放回阁楼。他们允许我用银色包装纸把它们一个一个面朝下包好。我还是没哭。我试过了，但每次都哭不出来，哪怕我把马蒂斯落到冰面下的场景想得非常细致也不行：他的手在冰上摸索，想要找到光亮或黑暗的方向，他的衣服和冰鞋在水里变得沉重。我屏住呼吸，却连半分钟都屏不了。

“不。”我说，“我讨厌那些愚蠢的虫子。”

外婆对我微笑。我想让她别笑了，我想让爸爸拿叉子对准她的脸，就像对他的煎饼那样，把一切捣烂。直到她独自在前厅时，我才听到她压抑的抽泣声。

随后的那几晚，我一直偷偷溜下楼，去检查哥哥是不是真的死了。下楼前，我会躺在床上扭来扭去，要不就“做蜡烛”——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把双腿抬高，用双手撑住屁股。早上，他的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但只要天一黑，我就会开始生疑。要是我们检查得不够彻底，他在地底下醒来了，那该怎么办？每一次，我都希望上帝改变了主意，别理睬我的祈祷，我祈求他保护迪沃恰的那次，就像上次——那时我应该是七岁左右——我求他给我一辆新自行车：红色的，至少有七个挡位，还要有双悬架，配软坐垫，只有这样，我放学时不得不在大风中骑车回家时才不会硌痛胯部。我压根儿没得到那种自行车。如果我现在下楼，我希望，躺在床单下面的不是马蒂斯，而是我的兔子。当然，我会很伤心，但那不一样，和我在床上努力屏住呼吸，试着去理解死亡时额头上的血管狂跳不已的感觉不一样，和我做蜡烛做得太久，血液像蜡一样涌到我头里的感觉也不一样。最后，我会让双腿放回床垫上，谨慎地打开卧室门。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平台，再走下楼梯。爸爸已经赶在我前头了：透过栏杆，我看到他坐在棺材旁的椅子上，头垂在玻璃小窗上。我在高处往下看，看到了他凌乱的金发，他的头发总有奶牛的味道，即使他刚洗过澡也是。我看着他弯下的上身。他在发抖；他往睡衣领圈边蹭鼻涕时，我心想，鼻涕干了就会让睡衣变得硬邦邦的，和我外套的袖口一样。我看着他，开始觉得胸口隐隐刺痛。我想象着自己正在看荷兰1台、2台、3台，如果实在看不下去了，随时都能切换频道。爸爸在那儿坐了很久，我的脚都凉了。等他把椅子推回去，回到床上后——爸爸妈妈有一张水床，爸爸现在就会沉到床里去了——我才把剩下的楼梯走完，坐到他的椅子上。椅子还是温热的。我把嘴贴在小窗上，假装那就是我梦里的冰，然后吹了口气。我尝到了父亲眼泪的咸味。马蒂斯的脸色像茴香籽一样白里透青；他的嘴唇发紫，因为有冷藏机器让他保持冰冻状态。我想把它关掉，这样他就可以在我的怀里变回又暖又软的，我可以把他抱上楼，我们就能乖乖上床去，就像有些时候，爸爸会因为我们调皮捣蛋就罚我们上楼，不许吃晚饭，直接上床。我会问他，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们，真的正确吗？

第一夜，他在前厅的棺材里，爸爸看到我双手抓着栏杆坐在楼梯上，头从两根栏杆间伸出来。他闻了闻说：“他们在他的屁股里塞了棉絮，以免他的屎流出来。他的身体里面肯定还是暖的。这让我感觉好多了。”我屏住呼吸，开始数数：窒息三十三秒。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屏足够久的气，足够我把马蒂斯从睡梦中捞出来，就像我们用渔网从牛棚后面的沟里把蛙卵捞出来，养在桶里，直到它们变成蝌蚪，再慢慢地长出尾巴和腿，马蒂斯也会慢慢地从死气沉沉变成活蹦乱跳。

第三天早上，爸爸在楼梯底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农夫扬森家取些做牛饲料的甜菜，然后播撒到新的地里。我更想和哥哥待在一起，以便确定他不会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化掉，像雪花一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消融殆尽，但我不想让爸爸失望，所以我把红外套披在连身工装裤外，把拉链拉到底，抵到下巴。拖拉机太老了，每一次颠簸都让我前摇后晃，我只好紧紧抓住敞开的车窗边缘。焦虑间，我朝爸爸瞥了一眼：他的脸上还留有睡痕，水床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河流，带来某种湖泊的联想。妈妈上下波动的身体让他无法入睡，他自己上下波动的身体也让他无法入睡，落入水中时身体起伏的念头也一样。明天他们要买一个普通的床垫。我的肚子里翻江倒海。

“我要大便。”

“你在家的时候干吗不去？”

“那时候我还不想拉。”

“这不可能，你会先有感觉的。”

“但这是真的。我觉得我要拉肚子了。”

爸爸把拖拉机停在田里，关掉了发动机，伸出手，帮我推开了我这边的车门。

“蹲到那边的树下去，那儿有灰堆。”

我飞快地爬下驾驶室，脱下外套，再把我的连身工装裤和内裤脱到膝盖上。我想象了稀屎喷溅在草地上的样子，很像奶奶把焦糖糖浆淋在米布丁上的样子，然后夹紧了屁股。爸爸靠在拖拉机的轮胎上，点起一支烟，看着我。

“你再磨蹭一会儿，鼹鼠就会在你的屁股里钻洞啦。”

我开始冒汗，想象着爸爸之前提过的棉絮，想象着我哥哥下葬后，鼹鼠会钻进他的身体，想象着它们以后也会把我身体里的一切挖出来。我的屎属于我，但一旦落进草叶间，它就归这个世界所有了。

“用点力。”爸爸说。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用过的纸巾。他的眼神很严厉。我不习惯他露出这种表情，尽管我知道他讨厌等待，因为那意味着他得站在原地等太久，那会让他陷入沉思，然后他就会抽更多烟。这个村庄里，没有人喜欢沉思：庄稼可能枯萎，我们只知道从大地上收获了什么，却不了解在我们内心生长的东西。我吸进爸爸的烟，这样一来，他的忧虑就能变成我的忧虑。然后，我飞快地祈祷，请求上帝答应我：等我长到够大了，能帮蟾蜍迁移了，他不会让我因为吸入二手烟而得癌症。“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我在《圣经》上读到过这句话，所以就疾病而言，我现在是安全的。

“现在又没感觉了。”我说着，把内裤拉起来，把工装裤穿好，再套上外套，把拉链拉到下巴。我可以憋住我的屎。从现在开始，我不必失去任何我想保留的东西。

爸爸把烟头踩灭在鼹鼠丘上。“多喝水，这对小牛犊也有用。不然的话，早晚有一天会从另一个出口冒出来的。”他把手搭在我头顶，我尽量挺直身体，顶着他的手往前走。现在，我的上下两端各有一件事需要我小心对待。

我们走回拖拉机旁。那块新地比我还老，大家却仍叫它“新”地。这就好像以前有个医生住在堤底，现在那儿已变成游乐场了，还有个凹凸不平的滑梯，但我们相约去玩时还是叫它“老医生家”。

“你觉得虫子和蛆会吃掉马蒂斯吗？”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问爸爸。我不敢看他。爸爸曾经念过《以赛亚书》里的一段话，“你的威严和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面铺的是虫，上面盖的是蛆”，现在我担心这种场景也会发生在我哥哥身上。爸爸拉开拖拉机的车门，没有回答我。我狂热地幻想起来，想象着哥哥身上满是洞眼，活像种草莓用的木垫。

我们到甜菜园时，有的甜菜已经烂了。我拔出几株来，像脓一样黏糊糊的白浆都粘在我手指上了。爸爸看也不看一眼就把它们甩过肩头，扔进车斗里。它们砰砰落地的声音闷闷的。只要他看我一眼，我就觉得脸颊发烫。我心想，我们必须规定好爸爸妈妈在什么时段不能看我，就像规定看电视的时段那样。也许这就是那天马蒂斯没有回家的原因——因为电视柜的门关上了，没有人照看我们。

我不敢再问爸爸任何关于马蒂斯的事，把最后一个甜菜扔进车斗后，就进了驾驶舱，在他身边坐好。后视镜上方锈迹斑斑的车身上有张贴纸，上面写着：挤奶牛的奶，别挤农夫的。

回到农场，爸爸和奥贝把深蓝色的水床拖到了屋外。爸爸拉下排水口和安全阀，把水排到庭院里。没过多久，地上就结了一层薄冰。我不敢站在冰上，生怕自己滑倒。深色床垫像真空密封咖啡袋那样慢慢地瘪下去。然后，爸爸把水床卷了起来，放在路边，紧挨着装着圣诞树的手推车，周一，它们都会被废品回收公司拖走。奥贝用胳膊肘推了推我，说：“来了。”我盯着他指的地方，看到黑色灵车驶过堤坝，像只大乌鸦向我们而来，越来越近，然后左转，开进农场，碾过水床的水结出的冰，冰层果然裂开了。伦克马牧师和我的两个叔叔一起下了车。爸爸选了他们，还有农夫埃弗森、农夫扬森，一起把橡树棺材抬进灵车，后来，当大家唱起416号赞美诗时再抬进教堂，伴奏的就是马蒂斯多年来担任长号手的那支乐队，那天下午唯一正确的事：英雄总是被高高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