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往自己盘子里盛食物的时候总是搞错分量，而且越来越频繁。盛好后，她一坐下来就说：“低头看的时候，真的没这么多。”我时常担心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像黑蕾丝蜘蛛那样从里到外地啃噬她。老师上生物课时候给我们讲过这种蜘蛛的事——生了孩子后，蜘蛛妈妈会把自己献给小蜘蛛。饥饿的小蜘蛛会把妈妈吃光，吃得干干净净，连一条腿都不剩。它们不会哀悼母亲，一秒钟都不会。妈妈总是把她那份鸡肉里的精华部位留在盘边，“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把她自己留到晚餐的最后，以防我们，她的孩子们，还没吃饱。

我也渐渐开始低头俯视我们家，没有了马蒂斯，我们三个是何其渺小，所以没有以前那么显眼了。现在，餐桌上的空位只有座位和椅背，我哥哥不能再惬意地靠在椅背上，翘起椅子的前腿，惹得爸爸发飙：“坐坐好！”现在，谁都不许坐那把椅子。我猜想这叫作有备无患，万一哪一天他回来了呢。“如果耶稣归来，将在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生活将如常继续。就像诺亚造方舟的时候，人们会忙于工作、吃喝和婚嫁。马蒂斯归来时，也会像耶稣那样，尽得众心期盼。”爸爸在葬礼上是这样说的。等到马蒂斯回来，我会把他的椅子往里推到底，推到桌子的边缘，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把食物撒到地上，也不能悄无声息地溜走。自从他死后，我们每顿饭都会在十五分钟内吃完。等时针和分针刚好走成直角，爸爸就会站起来，戴上黑色贝雷帽去牛棚，哪怕刚刚照料过奶牛。

“我们吃什么？”汉娜问。

“新挖的土豆和豆子。”我掀开一个锅盖后回答。我看到平底炖锅里倒映出我苍白的脸，我小心翼翼地对自己笑了笑，很短暂的微笑，要不然妈妈就会瞪着你，瞪到你的嘴角又耷拉下去。这里没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微笑。只有在棚屋后面、在爸爸妈妈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有时候才会忘记这一点。

“没有肉吗？”

“烧焦了。”我轻轻地回答。

“又焦了。”

妈妈在我的手背上拍了一下，锅盖从我手里掉了下去，在桌布上留下一圈湿漉漉的印子。

“别这么贪婪。”妈妈说着，闭上了眼睛。大家立刻照做，哪怕奥贝只闭起一只眼睛，我也一样，我们要睁着一只眼，保持警惕。我们要祈祷，或是爸爸要说饭前祷告前，从来不会有任何预示，所以你只能靠感觉作判断。

“愿我们的灵魂不执着于如寄浮生，但求践行上帝对我们的一切叮咛，最后也由他来终结。阿门。”爸爸用肃穆的语调说完祷告，再睁开眼睛。妈妈一个接一个地分盛餐盘。她做饭时忘了开抽风机，现在整栋屋子里都是烧焦的菲力牛排的煳味，所有窗户都蒙上了水汽。现在，谁也没法从街上看进来，没人会看到她还穿着粉红色的晨袍。村里人常常透过别人家的窗户往里看，看人家什么钟点去干活，怎样互相取暖。爸爸正坐在桌前，双手捧着头。他整日里把头抬得高高的，但到了桌边，他的头就垂下来了：变得太沉重了。为了把叉子放进嘴里，他会时不时地重新抬起头，然后再让它垂下去。我肚子里轻微的刺痛感越来越厉害了，好像内膜上被扎了好多洞。没有人说话，只有刀叉刮擦盘子的声音。我把外套的抽绳又拉紧了一点。我希望自己能蹲在椅子上。我的肚子——正在发胀——就不会那么疼了，视野也会更好。爸爸觉得这种姿势很没教养，就用叉子敲了敲我的膝盖，直到我又规规矩矩地用屁股坐好。有时候，我的膝盖上会有红色的印痕，好像在记录马蒂斯离开有多少天了。

奥贝突然凑过来问我：“你知道地下通道里的事故是什么样子吗？”我刚用叉子在一根青豆上戳出四个洞——汁液渗出来，现在它像一根直笛。还没等我回答，奥贝就张开了嘴。我看到浸了口水的土豆泥，间杂着碎青豆和一些苹果泥。看上去像呕吐物。奥贝笑着，把这些伤员吞了下去。他的额头上有一条淡蓝色的痕迹。因为他睡觉时会用头撞床头板。他还是太小了，不会去担心这种事。爸爸说小孩子不可能有烦恼，因为只有当你不得不耕耘自己的田地时，烦恼才会找上门，但我发现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多，让我晚上睡不着。烦恼似乎在生长。

妈妈瘦了，所以她的衣服变得宽松了，我怕她很快就会死，然后爸爸也会随她而去。我整天跟在他们身后，以防他们突然死掉，然后消失。就像藏起为马蒂斯流的泪，我也总是把他们藏在我眼睛的角落里。而且，我一定要听到爸爸的鼾声、床簧嘎吱响两声，否则坚决不熄灭床头柜上的地球仪灯。妈妈总要辗转反侧才能找到最合适的睡姿。而我就躺在北海的灯光下，等待一切安静下来。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在晚间去村里拜访朋友，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时，妈妈总是耸耸肩，我就会瞪着天花板上发呆，躺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会想象自己如果成为孤儿，我该怎么办，向老师讲述他们的死因时该说什么。有一份清单列出了十大死因。我空闲的时候上网查到的。肺癌排在第一名。我还偷偷整理了一份自己列的清单，排在前三位的是：溺水，交通事故，滑倒在牛棚里。

想好了要跟老师说什么，不再沉湎于自怜后，我把头埋进枕头里。我太老了，不再相信有牙仙，但又太小了，还是忍不住憧憬她。奥贝有时会开玩笑地叫她“牙婊”，因为有一天她刚好不再付他钱了，结果他的臼齿——连着牙根的两颗完整的大牙——就掉落在他的枕头下面。臼齿上留有血印，因为他从没洗过。如果有一天牙仙来找我，我要把她打趴下。那样一来，她就必须留下来，我就能许愿，希望得到新的父母。我还有智齿可以当诱饵。有过极少数的几次，我在他们没回家前下了楼。我穿着睡衣，融在黑暗中，坐在沙发上，双膝并拢，双手合十，向上帝保证：只有他把他们安全无恙地带回家，我可以再拉一次肚子。我作好了心理准备，以防电话铃随时响起，说他们握方向盘或自行车把手时失去了控制。但电话铃始终没响过，通常，我过一会儿就会觉得冷，继而回到楼上，在被窝里继续等待。一直要等到我听到卧室门响、妈妈拖鞋的趿拉声，爸爸妈妈才算复活了。我才能安心入睡。

要睡觉之前，我和汉娜玩了一会儿。汉娜坐在沙发后面的地毯上。我看到我的袜子拉得很高，袜面反折了两层，就把它们抚平。我妹妹坐在《雷鸟》桌游旁边。这套游戏以前是马蒂斯的，我们经常一起玩。我们会朝天发射火箭，和敌人搏斗——那时候我们自己可以选择角色。奥贝横趴在沙发上，戴着耳机。他在高处俯视我们。他的灰色T恤上有一块法国形状的蛋黄酱污渍。

“谁开车把树撞断，我就给谁用我的随身听，听十分钟最新的《流行金曲》。”

奥贝把耳机从耳朵边拉下来，耳机滑下去，最终挂在了脖子上。我们班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随身听，除了那些无趣的呆瓜。我不想当呆瓜，所以我要攒钱买个随身听：飞利浦的，带防震系统，因为我上学经过田野时有一路颠簸，有防震系统就不会一直卡碟了。还要有和我外套同色的保护套。我不用再攒很久了。爸爸每周六都会给我们两欧元，因为我们帮农场干活。他会郑重其事地把钱递给我们：“把这个收在你们最底下的抽屉里，留着以后再用。”只要想到随身听，我就会忘记周围的一切，甚至忘记爸爸希望我们搬出去的事实。

桌游里的树以前是橄榄绿的，但过了这些年，它们都已褪色，油漆也斑驳了。像是有人在催我似的，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撞断了一整排塑料树。我听到它们在我指间断裂的声音。只用一只手就能弄断的东西都不值得弄断。汉娜立刻叫出声来。

“只是开玩笑，你这个白痴。”奥贝很快地回了一句。

妈妈从厨房出来时，他转过身，又把耳机罩在耳朵上了。妈妈把晨袍的腰带系紧了。她飞快地扫视我们，从汉娜到我再到奥贝。然后，她看到了我手里的被折断的树。她一言不发地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起来，她的指甲抠进了我的外套——现在我在屋子里都不想脱掉它了——力道也穿透了外套。我尽量不作任何反应，最重要的是不去看妈妈，以免她突然想起来，毫不留情地把我的外套剥下，就像剥土豆皮那样。到了楼梯口，她才放开我。

“去把你的储蓄罐拿下来。”她一边说，一边把一绺金发从脸上吹开。每迈一步，我的心跳就快一点。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起《耶利米书》中的一句格言，外婆有时看报纸时会引用这句话，她还会一边舔着拇指和食指，好像这样做就不会让世界上的各种问题粘在一起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没人识透我的心。它深深地藏在我的外套，我的皮肤，我的肋骨下面。在妈妈肚子里的那九个月里，我的心是很重要的，但一旦我离开了她的肚子，所有人都不再关心它每小时跳动的次数够不够。当它停止跳动或开始加速跳动时，也没有人会担心，告诉我肯定哪里出问题了。

下了楼，我只得把我的储蓄罐搁在厨台上。那是一只陶瓷做的奶牛，后背有一个投币口。牛屁股上有个塑料塞子，你可以从那儿取出硬币。塞子外面贴了胶布，也就是说，如果我忍不住花钱去买垃圾，必须先通过两道关卡。

妈妈说：“因为你的罪，上帝隐而不现，不再想听你说话。”她拿着一把羊角锤——她等我下楼的时候肯定一直握着它。我努力不去想自己非常想要的随身听。爸爸妈妈的损失更惨重——你攒多少钱都换不来一个新儿子。

“但后面有个洞……”我尽力了。

你可以用那把锤子把钉子从木头里撬出来，现在，妈妈把锤子的一边轻轻地靠在我发胀的肚子上——锤子的分叉看起来像一对金属的兔子耳朵，让我在倏忽间想起我让迪沃恰活下来而作出的牺牲。我很快地接住锤子。手柄摸上去是暖的。我把锤子举起来，再落到奶牛储蓄罐上，用了很大的力气。罐子碎成了三块。我妈妈小心地捏出红色和蓝色的纸币，还有几枚硬币。她拿来簸箕和刷子，把奶牛的碎片扫干净。我紧紧攥着锤柄，指关节都变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