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脑子都是黑白画面，我躺在自己的恐龙被子上面。我让双臂僵硬地放在身旁，双脚微微分开，就像在稍息的士兵，我的外套就是盔甲。今天学校里的课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在学校的电视机前看了一部关于二战的电影。我的嗓子眼像是瞬间噎住了那样。我看到了犹太人像锅里的炖牛排似的一个叠着一个的画面，也看到了光头的德国人坐在老汽车里的画面。他们看上去很像我们的蛋鸡的屁股，淡粉色的屁股上的毛被拔掉了，只有黑色的毛茬，要是它们开始互啄羽毛，谁都没法让它们停下来，它们不会让任何一只同类侥幸逃脱。

我从床上抬起上半身，从倾斜的屋顶上刮下一颗荧光小星星。爸爸已经摘下几颗了，只要我带着坏成绩回家，晚上又轮到爸爸安顿我上床时，他就会刮下一颗星星。爸爸总爱编小约翰尼的故事，小约翰尼总是表现不好，总是做一些大人不允许他做的事。现在，约翰尼是个好孩子，所以他不会受到惩罚——要不就是爸爸忘了跟我说他的事。

“约翰尼在哪儿？”我问。

“他累坏了。”

我就马上明白了，爸爸的脑袋累坏了，因为小约翰尼就住在他的脑袋里。

“他还会回来吗？”

“别抱希望。”爸爸用沮丧的声音回答。

每次他摘下一颗星，都会留下白色的蓝丁胶——每一粒都代表我做错了一件事。我把刮下的星星粘在外套上，心脏的位置。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亲吻希特勒那样留小胡子的脸会是什么感觉？爸爸只有在喝啤酒的时候才有胡子。他的上唇会有一道啤酒泡。希特勒的小胡子至少有两根手指粗。

书桌下，我会把手捂在肚子上，想让那些小虫子别让我那么痒。我的肚皮和胯下越来越痒了。我也可以让它们躁动起来，只需要去想象自己躺在约翰尼身上。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他累坏的原因，但只要爸爸的头还是圆的，还在他的身体最上面，我就不会当真。我很少提问——我就是想不出问题。但这次我举起了手。

“你觉得，希特勒独自待着的有些时候，他会哭吗？”

那个老师也是单独辅导我的补课老师，她看了我很久才回答。她的眼睛始终很闪亮，好像眼睛后面有一盏用电池的茶灯，所以可以亮很久。也许她是在等我哭，好看看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毕竟，我至今仍没为哥哥哭过，甚至无声地哭过都不曾有过，因为我的眼泪困在了眼角。我猜想是因为我的外套。教室里很暖和，也就是说，我的眼泪肯定在流到脸颊之前就蒸发了。

“坏人不哭。”老师终于说道，“英雄才会哭。”

我垂下了视线。我和奥贝是坏人吗？妈妈只会背对着我们哭，而且哭得那么轻，你根本听不到。她的身体做出的一切动作都是静悄悄的，甚至放屁都没有声音。

老师告诉我们，希特勒最喜欢的消遣是做白日梦，而且，他很怕生病。他有胃痉挛、湿疹和肠胃胀气，但胀气是因为他吃了很多豆子汤。希特勒的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都早夭，没有一个活到了六岁。我想，我和他一样，但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连生日都是一样的——四月二十日。心情好的日子里，爸爸会在他的吸烟椅上对我们说，那是很多年来最冷的一个四月，一身浅蓝色的我是星期六清早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几乎把我从子宫里凿出来，就像从冰块里凿出一座雕像。婴儿时期的相册里有我的第一张B超照，我的身边有个小线圈：打了结的铜管，还有像鲨鱼的小牙齿那样的白色小钩子，可以咬死每一个精子，线圈底部还有一条线，看起来像黏液留下的痕迹。我好不容易避开了这个线圈，穿游而过。我问妈妈为什么她的身体里有鲨鱼的牙齿，爸爸答道：“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繁衍昌盛，生养众多，但要先确保你们的卧室够多。这是权宜之计，上帝知道的，只不过你已经像头骡子一样倔犟地来了。”我出生后，妈妈就没再装铜线圈了。“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不能拒绝产业。

后来，我偷偷上网查了查我的生日。我们必须先把电话线拔出来，插上网线才能上网，上网的时候会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所以，我们不能长时间上网，否则爸爸妈妈就接不到重要的电话，尽管他们从来也没接到过什么重要的电话，通常，电话里说的不过是又有一头牛溜到新地里去了。他们认为网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但就像爸爸有时说的那样：“我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有为了做功课时，他们才允许我们上网，虽然别人说从我们归正宗的脸上就能看出我们来自哪个村子时，我会对爸爸的那句引言产生怀疑（原本是圣徒约翰说的）。我在网上查到那天有强劲的大风，但爸爸说那天没有风，就连长了树瘤的柳树都虔诚地保持安宁，枝条一动不动。到四月的那一天为止，希特勒已经死了四十六年了。我和他唯一的不同在于：我怕的是上吐下泻，而不是犹太人——虽然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没见过犹太人，不过，他们可能还像战时那样，被荷兰农夫藏在自家阁楼或地窖里，很可能，这就是大人们不许我们去地下室的原因。妈妈周五晚上会提着两个满满的超市袋子去地下室，这肯定是有原因的。袋子里有罐装热狗，哪怕我们从来不吃热狗。

我从外套口袋里拿出那封皱巴巴的信，那是老师让我们写给安妮·弗兰克的。我觉得这事太疯癫了。安妮·弗兰克已经死了，而且我知道村里的信箱只有两个槽：一个是投递给“其他邮编”地址的，另一个是投递给本地其他地区的，邮编从8000到8617。两个投递口都没有涵盖天堂。就算有也太疯狂了，因为死人总比活人更让人怀念，所以会有太多的邮件寄往天堂。

老师说：“这样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她的处境。”她觉得我很善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但不太擅长抛开自己的感受，并且开心起来。有时候，我会过于长久地沉溺在别人的感受里，因为那比停驻在自己的内心更容易。我把椅子往贝莱身边挪了挪。从中学的第一周开始，我们就一直坐在一起。第一眼我就喜欢她，因为她有一双大耳朵，从草黄色的头发里支棱出来，她的嘴有点歪，就像一只黏土娃娃还没完工就干透了。生病的奶牛也总是更温柔一点，可以让你轻轻地抚摸，绝不会冷不丁地踢你一下。

贝莱倾身过来凑近我，隔了一会儿才低声说道：“你一直穿这身制服就不厌烦吗？”她的眼睛画过眼线，下面和上面的线条看似弯曲的数轴，起伏太大，让人无法计算出答案，我顺着这双眼睛的视线看向我的外套。兜帽的抽绳荡在我胸前，被干透的口水弄得硬邦邦的。在风中，它们有时会像脐带一样缠在我的脖子上。

我摇摇头。

“他们在操场上说起你了。”

“那又怎样？”

我一边说，一边打开了我书桌下的抽屉。班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有抽屉，因为那张书桌其实是从中学隔壁的小学校里搬来的。看到铝箔包装纸，我就能感到平静：抽屉里是牛奶饼干的乱葬岗。我的胃里一阵翻腾。有的饼干已经软了，好像有人把饼干放进嘴里，然后又吐到铝箔纸里。食物经过肠胃变成屎。这里每一间厕所里都有一个放东西的小壁架——我的粪便会被人装在白盘子里端到我面前，我不想那样。我必须把它存在我的身体里。

“他们说你长不出胸，所以才总穿着外套。而且你从不洗它。我们能闻到奶牛的味道。”

贝莱用钢笔在她写在纸页上的标题后点了个句号。一时间，我很想成为那个蓝点。在我之后，没有下文。没有清单，没有思想，也没有渴望。什么都没有。

贝莱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你就和安妮·弗兰克一样。你在躲藏。”我从包里拿出削铅笔机，再把铅笔推进刀口，然后转动手柄，直到削出非常尖的铅笔尖。我让它断了两次。

我在马蒂斯以前的床垫上翻了个身，趴着躺。这几星期里，我一直睡在他阁楼上的卧室里。我以前的卧室给汉娜睡了。有时候，我认为小约翰尼一直留在我的老卧室里了，因为他觉得阁楼太吓人了，从那时起，爸爸再也没有跟我讲过他的任何事情，只有他的缺席让我印象深刻。床垫的中间有我哥哥的身体留下的空洞。那是死亡留下的形状，无论我把床垫转到哪个方向，或是上下翻转，空洞依然是空洞，是我尽量避免陷进去的洞。

我要找我的泰迪熊，但哪儿都找不到。床脚边没有，被子下没有，床下也没有。我立刻在脑海里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恶心。”她突然走进我房间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脸上的表情也在说这个意思，重音落在“恶”的音节上。这是一个丑恶的词，你要把它说出口，就会有点想呕吐的感觉。她先说出这个词，然后把它拼了出来：d-i-s-g-u-s-t-i-n-g，还把鼻头抬起来闻了闻。我一下子明白过来，知道我的小熊在哪里了。我从被单间滑出去，从卧室的窗户朝花园看，一眼就看到我的小熊挂在晾衣绳上。每只熊耳朵上都有两只红色的晾衣夹。它被风撞得剧烈地前后摇晃，和我趴在它身上时的动作一模一样，那让妈妈一连拍了三下手，好像在赶跑樱桃树上的乌鸦。她看到了我如何用胯部去顶撞它的绒毛屁股。自从睡到这间阁楼上后，我就一直这么做。我闭上眼睛，一边动，一边去想当天发生的事，重复每个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他们说话的样子，只有那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特别想要的飞利浦随身听，想到两只蜗牛相叠交配，有一次，奥贝用螺丝刀把它们俩分开，再想到电视里的迪沃恰·波洛克，想到冰面上的马蒂斯，想到没有我的外套、只有我自己的生活。想到我想尿尿为止。

“去见上帝之前，你逃向什么，什么就是偶像崇拜。”那之后没多久，我下楼喝一杯加茴芹籽的热牛奶时，她这样对我说。作为惩罚，她把我的小熊放进了洗衣机，然后把它晾在绳子上。我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穿过门厅，溜进后花园，迈入不冷不热的傍晚。在我身后的庭院里，探照灯还亮着。我的父母正在睡前喂小牛吃奶，配方是我绝不能忘的：一勺蛋白粉兑两升水。小牛就是这样补充蛋白质的，喝完之后，它们的鼻子闻起来会有股香草味。我能听到储奶罐的嗡嗡声，饮水槽里的哗哗声。我迅速地套上妈妈放在门边的木鞋，飞奔过草地，跑到晾衣绳前，从熊耳朵上取下夹子，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轻轻来回摇晃几下，好像它就是马蒂斯，好像我刚把他从死寂的深夜里的黑暗的湖里捞出来。它又重又湿。至少要一个晚上才能干，洗衣粉的味道会至少留存一星期。它的右眼在流泪。当我穿过草地往回走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声音变得更分明了。听起来，他们正在争执。我受不了争执，就像奥贝受不了别人跟他顶嘴，就用手捂住耳朵，自顾自地低声哼哼。因为我不想暴露在暗夜中，就用一只手捂住外套上的荧光小星星，另一只手抓着我的小熊，躲到了兔笼后面。兔笼里暖烘烘的氨水味从木头缝隙中散发出来。奥贝从堆肥用的粪坑里弄来了几条肥蛆，打算钓鱼用。当他把鱼钩穿进那些小小的虫身时，我飞快地把头扭开。躲在这里，我可以听清楚他们在吵什么，还能看到妈妈拿着干草叉站在粪坑边。

“要不是你想把孩子打掉……”

“哦，所以现在是我的错了？”爸爸说。

“所以上帝才会带走我们的长子。”

“那时我们还没结婚呢……”

“这就是第十灾，我敢肯定。”

我屏住呼吸。我的外套被胸前湿漉漉的小熊搞得湿乎乎的，它的脑袋向前耷拉着。我想了一会儿，想希特勒会不会把他的计划告诉他妈妈，说他会把一切搞得一团糟。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曾经祈祷让迪沃恰活下来。难道第十灾要怪我吗？

“我们必须随遇而安。”爸爸说。

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我能看到他的轮廓。他的肩膀耸得比平时高。就好像现在我们长高了，他就把衣架挂得更高一点，他的肩膀也抬高了几厘米。妈妈笑了一声。不是她平常的笑法：这是她觉得什么事真的不好笑时的笑法。让人摸不透，但大人们经常是摸不透的，因为他们的脑袋运转起来就像俄罗斯方块游戏，必须把所有烦恼安插在正确的地方。假如烦恼太多，就会越堆越高，就会全盘卡死。游戏结束。

“我宁愿从青贮仓上跳下去。”

我肚子上的刺痛感越来越强烈了。好像我的肚子变成了外婆的针垫，她把针都刺在上面，那样就不会弄丢了。

“你又没把那孩子的事告诉任何人。谁知道家里人会怎么想。只有上帝知道，而他会千百次地宽恕。”爸爸说。

“你心里有数就行。”妈妈说着，背过身去。她几乎和靠在谷仓墙上的粪叉一样细瘦。现在我开始明白她为什么不吃饭了。蟾蜍迁徙期间，奥贝跟我说过，蟾蜍结束冬眠后是不吃东西的，要等到交配完成才重新开始进食：交配之后，而非之前。我的父母不再触碰对方，甚至连短暂的碰一下都没有。这肯定说明他们也不再交配了。

回到我的卧室，我看了看书桌下的小桶里的蟾蜍。它们还没有叠在一起，也没碰过桶底的生菜叶子。

“明天，你们要交配。”我说。有时候，你必须把事情讲得一清二白，定好规矩，否则每个人都不把你当回事儿。

之后，我站在衣柜旁的镜子前，把头发横着梳。希特勒这样梳头是为了遮掩脸上的子弹擦痕。头发梳好后，我就去床上躺好。在地球仪灯的光照下，我可以看到悬在我头顶横梁上的绳索。绳子下面仍然没有秋千，也没有兔子。我看到绳子末尾有个圈。刚好可以套进一只野兔的脖子。我试着安慰自己，让自己去想：妈妈的脖子至少比兔子的粗三倍，而且，她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