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妹妹明白我为什么不再脱外套了。也只有她一个人试图想出对策。这件事占据了我们的夜晚。有时候，我很怕她真能想出什么法子让我脱下外套，那样的话，我就要抢走她的一样东西，因为死亡就像撒了一整天肥料后笼罩在农场上方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味道，只要我们还有渴求，就能免于一死。与此同时，我的红色外套渐渐褪色，一如马蒂斯在我心中的印象渐渐淡去。家里任何地方都看不见他的照片，只有他的乳牙，收在窗台上的小木盒里，有几颗上面还有干涸的血迹。每天晚上，我都去想他的样子，好像在为重要的历史考试复习——就像反复背诵“自由、平等、博爱”直到记牢，还特别会在大人们的聚会上炫耀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这样，我要把他的五官样貌牢记在心，还很怕别的男孩突然闯进脑海，让我哥哥的身影从他们中间溜走。我的外套很重，口袋里装着我攒下的所有宝贝。汉娜弯下腰来，塞给我一把咸爆米花：这份献祭是为了弥补刚才她没有挺我。要是我把她从床上推下去，蒂西说不定还活着呢。我不太想和她说话。我现在只想见妈妈或爸爸，想对他们说我没做错什么事。但爸爸不会来。他从不道歉。他不能让这话越过皴裂的嘴唇——只有上帝的话才能顺畅地吐露出来。在他叫你把桌上的三明治填料递给他之前，你不会知道一切又恢复正常了。然后，你又可以开开心心地把苹果蜜酱递给他，虽然我常想拿起自己的餐刀，把蜜酱涂抹在他脸上，以便把我们的目光黏在他身上，好让他看到：三王并不能找到东方。

我突然想知道，爸爸不只是刮掉了粘在我房间天花板上的星星，会不会也把天上的星星刮掉了？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切看起来更黑了，奥贝更坏了：我们迷路了，也没有人可以让我们问路。就连熊爸爸也在冬眠——我最喜欢的绘本书里的大熊，每天晚上都为怕黑的小熊摘下月亮。只有我房间插座里的夜灯能给我一点安慰。其实我年纪不小了，不该用夜灯了，但在夜里，所有人都会失去年龄。恐惧的伪装比我妈妈的花裙子还多，这可不是瞎说，她的衣橱里塞得满满的——不过她最近总穿同一条，印着仙人掌的那一条，好像这样就能让大家和她保持距离，就算她现在把晨袍裹在这条裙子外面也一样。

我面朝墙壁躺着，墙上有一张鲍德温·代·格罗特的黑白海报，就是孤零零的骑行者在狭小山路上的那张，自行车前杠坐着一个孩子。有时，我在睡着前胡思乱想，幻想我就是那个孩子，骑自行车的就是我妈妈，其实她并不喜欢骑车，因为她太怕裙摆会卷进轮辐，我们也不可能那样孤零零地骑行在那种小路上。我翻了个身，汉娜把爆米花放在我们中间。爆米花立刻就黏在我的床单上了。我们轮流拿来吃。《箴言》中的一段话浮现在我脑海中：“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我无法抵制这份献祭的诱惑，因为我们能吃到爆米花的机会少之又少，而且我知道汉娜是好心，因为她脸上有种愧疚的表情，眼角上扬，好像牧师列举本社区的罪状时抬头去看刚刚粉刷过的天花板。

一连好几次，我的手速慢了，就会碰到汉娜的手指头，触及她咬过的指甲边缘。那些指甲深嵌在边缘鲜红的指肉里，像香肠里的一块块白色肥油。我的指甲只有一个问题：指甲缝里有黑泥。汉娜说我的指甲快变黑了，因为我总想着死，想得太多了。我立刻回想起蒂西鼓出来的眼珠子，当它在水里停止扑腾时，在我脑袋里沉淀下来的是空虚感，随之而来的有如重击，一场终结、一只空轮带来的那种摧毁一切的寂静。

汉娜把最后一粒爆米花吃掉时，说起她想要的新款芭比娃娃，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双臂叠放在被子下已经有一会儿了。也许上帝已经等了半小时，想等我说出什么。我展开交叠的双手：在我们村里，保持沉默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我们没有答录机，但我们允许一长段沉默落定，在那种沉默的背景里，你有时会听到哞哞的牛叫，有时会听到开水壶的尖啸。

“车祸还是烧死？”我问。

汉娜的表情放松下来，现在她知道我不再生她的气了，我们只是在例行日常问答。她的嘴唇看上去又红又肿，因为爆米花上有盐。你从献祭中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奥贝是因为这个才弄死蒂西的吗？为了换马蒂斯回来？我不想去想我那只有四条腿和超过一亿个嗅觉细胞的献祭品。

“他们要怎么烧起来呢？”

“我不知道。有时候，他们会忘记吹灭蜡烛，比如摆在院子那边窗台上的那些小圆蜡烛。”我说。

汉娜慢悠悠地点点头。她在琢磨其中的合理性。我知道我过分了，但我越能想出爸爸妈妈可能会用什么方式了结他们的生命，以后被惊吓到的可能性就越小。

“被杀死还是得癌症死？”

“癌。”我说。

“从青贮仓跳下来还是淹死？”

“为什么要从仓上跳下来？那也太蠢了。”汉娜问。

“有些人感到非常悲伤的时候就会，他们会从各种各样的东西上跳下来。”

“我觉得那是个蠢主意。”

我以前没想过，爸爸妈妈不只会屈服于死亡，也可以反过来战胜死亡。你可以像策划生日派对那样去策划审判日。这肯定是因为我那天听到妈妈说了什么，还看到了梁上的绳索。我想起她去教堂前会缠上丝巾——她有各种颜色的丝巾——又担心它们会让她更疯狂。她把丝巾缠得很紧，从教堂回来后，你都能看到她皮肤上的勒痕。她戴丝巾也许是为了能唱出赞美诗的高音，有些音真的太高了，高到你不得不夹紧屁股去唱。但我对妹妹说：“这个主意确实很蠢。我赌是心脏病发作或是车祸，妈妈开车太鲁莽了。”

我把最后一粒爆花米很快地扔进嘴里。这粒刚才滚到我肚皮下面去了。我把盐的味道吮干净，直到它变得没有滋味，软趴趴地粘在我舌头上。它让我想起奥贝有一次把死掉的黄蜂放进我嘴里。那只死蜂僵在窗台上，就在妈妈的口香糖旁边——她上床前总会把口香糖拿出来，滚圆了搁在那儿，让它在夜里变硬，第二天早上再接着嚼。我那么做是为了换到一摞牛奶瓶盖；奥贝发誓说我不敢。我能感觉到黄蜂身上细小的绒毛蹭着我的上牙膛，翅膀就像杏仁切片搁在我舌头上。奥贝数到了六十。我假装自己含着一口蜜糖，但在那整整一分钟里，死亡就在我的嘴里。

“你说，爸爸有心吗？”

黄蜂的印象让位于爸爸的胸膛。我今天还见过的。天那么热，他跟着牛群在农场里走来走去，没穿他那件白背心。他的胸前有三撮毛。金色的。我想象不出来他的肋骨后面有颗心，感觉更像是一个泥坑。

“应该有吧，”我说，“给教堂募捐时他总是很慷慨的。”

汉娜点点头，把腮帮子吸进去。因为刚才哭过，她的眼睛依然红红的。我们不谈论蒂西的事。我们不谈论所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泥坑每年只会被清空一次。现在不是清空心事的时候，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到时候。外婆常说祈祷会减轻你心的负重，但我的心还是只有三百克重。和一包肉糜差不多。

“你知道长发公主的故事吗？”汉娜问。

“当然知道。”

“我们可以用她的办法。”汉娜说。她侧过身来，这样就能和我面对面了。在我那只地球仪灯的光照下，她的鼻子看起来很像一艘倾覆的帆船。她有一种罕见的美，就像她用蜡笔画的那些画：歪歪斜斜的，却让画面显得很美，很自然。

“有一天，她被人救出高塔了。我们需要一个救我们的人。得有个人带我们离开这个愚蠢透顶的村子，离开爸爸和妈妈，离开奥贝，离开我们自己。”

我点点头。这是个好计划。只不过我的头发刚刚盖过耳朵，要长到那么长——长到能让谁顺着头发爬上来——肯定还要好多年。再说了，我们农场的至高点不过是干草棚，你踩着梯子就能爬上去。

“还要让你脱掉外套。”汉娜又补上一句。她用黏糊糊的手指来撩我的头发。我能闻到爆米花的咸味。她让手指从我脑袋的这头滑到那头，指肚时不时拍打着，就像小虫子爬过时让人痒痒的。我从不碰汉娜，只有在她要求我碰的时候才会碰。我只是不会想到去碰她。有两种人，一种人固执不放，另一种人放得下。我属于第二种。我只能靠我收藏的东西来留住一个人或一段回忆。我可以把它们安全地藏在外套口袋里。

汉娜的门牙上粘着一片爆米花壳。我没说出来。

“可是，我们不能一起走吗？”我问。

“对岸就和村里卖酒的店一样。你未满十六岁就进不去。”

汉娜对我摆出一副坚定的表情。现在根本没法和她争辩。

“而且必须是个男人。救人的人总是男人。”

“那上帝呢？他是拯救者，对吗？”

“上帝只救那些已经沉下去的人。你连游泳都不敢。而且，”汉娜接着说，“上帝对爸爸太好了。他肯定会告诉爸爸，我们就永远也走不掉了。”

汉娜说得对。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有个拯救者——首先，你得学会稳住自己，但我不想让妹妹失望。我好像能听到爸爸对我们大喊：“离开手足的人就成了流浪汉，漂泊无根，失去了存在之本。”这是我们的存在之本吗？或者，还有另一种生活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等待我们，像我的外套那样贴合我们？

“你有二十四小时来作出选择。”汉娜说。

“为什么是二十四小时？”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们的性命就指望这个选择了。”她说这话的语气很像我们在谷仓里打乒乓球时，总有人把球打偏，她就会说，“现在来正经的了。”好像我们之前挥动球拍只是为了赶走粪蝇似的。

“然后呢？”我问。

“然后，然后就开始了呀。”汉娜轻声说道。

我屏住呼吸。

“接吻。长发姑娘有长头发，我们有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想被拯救，就必须动用你的魔法。”汉娜笑了。要是手上有把凿子，我真想把她的鼻尖敲敲直。

你应该去除所有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力的东西，有一次，我忍不住从包里拿出我的宝可梦卡时，爸爸曾这样说。他把那些卡片扔进火里，说：“没有哪个人可以侍奉二主：因为他要么讨厌这个，喜欢那个；要么忠于这个，轻视那个。”

他忘了我们已在侍奉二主了——爸爸和上帝。再有第三个可能会使情况变得复杂，但那留给以后再操心吧。

“好恶。”我摆出被恶心到的鬼脸。

“你不想被救出来，然后去桥的另一边吗？”

“我们该怎么命名我们的计划？”我很快地问道。

汉娜沉思了一会儿。

“就叫‘计划’？”

我拉下外套的抽绳，感到衣领逼近了脖子。换作梁上的套索，脖子的感觉会一样吗？我听到我的书桌下响起轻轻的扑通一声。汉娜不知道我养了两只蟾蜍，也就是说，我的房间里已经有了一点来自另一边的东西。现在跟她说好像不太明智——我可不想让她把它们放回湖里，让它们游走，看着它们潜沉到马蒂斯消失的地方。抚摸它们，我就终于有东西可以紧握在手，虽然它们摸起来感觉很滑稽。幸运的是汉娜没听到：她满脑子只有“计划”。

我们听到下面传来脚步声。爸爸从活梯上探出头来。“你们俩是在反省自己的罪过吗？”汉娜笑了，我脸红了。这就是我们俩最大的区别：她是光明的，而我是黑暗的，而且越来越黑暗。

“去你自己的床上睡，汉娜。明天还要上学的。”爸爸走下梯子。我低头看他走，他的头像颗一字槽螺钉。有时我真想让他钻进地里，那样的话，他就只能做两件事：看和听，听了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