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把一块小茴香奶酪投入盐水中。需要浸泡两到五天。她旁边的地板上有两大袋真空制盐。每隔一会儿，她就往水里扔一大勺盐，这样才能锁住奶酪的味道。有时候我会想，假如我们把爸爸妈妈浸到盐水里，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给他们重新洗礼，会不会有帮助——能让他们变得结实，能保存更久吗？我刚刚才注意到，妈妈眼圈的皮肤又黄又暗，好像餐桌上的那只灯泡，用她的花围裙当灯罩后就由明变暗了。我们绝对不能带怒气和她说话，不能粗暴无礼，而且绝对、绝对不能哭。有时候我想，如果可以把他们永远浸在盐水里，那就更安宁了，但我不想让奥贝照顾我们。我们家的人已经这么少了，到那时候，就会更少了。

我从盐渍棚的窗户看出去，看到哥哥和妹妹正走向最远的牛棚。他们要把蒂西、夭折的小鸡以及两只流浪猫一起埋掉，我的任务就是分散妈妈的注意力。爸爸不会注意到的，因为他刚骑车出门了。他说他不再回来了。都怪我。昨天，我拔下冰柜的插头，好插上烤面包机的插头，但后来忘了把冰箱的插回去。刚冻好的豆子被爸爸妈妈抢救出来后，只能湿漉漉、软趴趴地摊在厨台上。绿色的小身子看起来好可怜，活像灌丛蟋蟀遭受了灭绝性瘟疫。我们的活儿都白费了：一连四个晚上我们都在剥壳，腿上搁着装垃圾的托盘，身旁的地板上放了两个牛奶桶，所以，妈妈只需要把剥好的豆子洗净，焯水，再装进冷冻袋里。丰收的、融软了的豆子都摆在桌子上，爸爸用面包刀把塑料袋割开，把软绵绵的豆子倒进手推车里，然后再倒进堆肥用的粪坑——我担心我们迟早要用这辆手推车把爸爸妈妈也倒进去，而那将是我的错。之后他说我们要自己想办法——但我们都知道他是要去工会，等他回来，就会忘了他曾扬言要一去不回。很多人都想逃，但真正逃走的人很少事先张扬：他们只是一走了事。

爸爸走后，我们把蒂西装进一只俄罗斯沙拉碗里。汉娜用水彩笔在盖子上写道：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奥贝带着冷冰冰的表情在一旁看着。他没有透露任何情绪，只不过越发频繁地去摸自己的天灵盖，我知道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撞了一整夜的头，撞得那么狠，以至于爸爸在床头板上贴了泡泡纸。我总能听见泡泡破裂的声响。我有时会琢磨：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奥贝才会这么糊涂，也许他把自己的脑袋撞乱了。

“你能帮我压一下凝乳吗？”妈妈问道。

我从窗口走开，头发还湿漉漉的，因为刚从游泳池里出来。没人问我课上得怎样，他们想到什么事情，只会告知我们必须去做，然后就忘了追问后续的情况。他们不想知道我有没有游出冰洞，或是怎样游出来的。我还活着，这就是他们唯一关注的事情。我们每天都能起床，不管多么磨蹭，对他们来说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状态挺好。三王一如既往地让自己坐上骆驼，尽管鞍座早已消失，我们只是坐在光秃秃的兽皮上，每一次颠簸都会蹭伤我们的皮肤。

我用手指把那块湿漉漉的白色奶酪按进模子里，然后移到木制的奶酪压榨机前，按住模具往下压，把凝乳中的乳清压出来。妈妈扣上了凝乳酵素的盖子。我又压了一轮乳清。白色的碎屑粘在我的手指上，我把它们抹在外套的衣缝上。

“地下室里怎样了？”

我没去看妈妈，而是把目光定格在妈妈围裙上鲜花盛开的草地。有可能，妈妈会在某一天搬进地下室；她会发现住在那里的那家人——那些犹太人——比我们好。我不知道三王到那时会怎样，直到现在，爸爸喝咖啡的时候都不会自己加热牛奶，要是他煮牛奶都会煮过头，又怎能让孩子们保持合适的温度？

“你在问什么？”妈妈问道。她转过身，把搁在壁架上的那些奶酪翻个身。其实我不用问也知道，她不会轻易泄露自己的秘密事业。这就好比你让不同品种的奶牛杂交时必须很小心。也许她正在为离开作准备，离开我们。也许这就是她不再戴眼镜的原因，让我们停留在远处。

“没什么。”我说，“没什么是你的错，就连你肚子里的那块石头也不是。”

“别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妈妈说，“也别抠鼻子。你是不是又想长虫子了？”妈妈用力抓住我的胳膊；这是她第二次用指甲抠进我的外套了。她已经很久没有剪指甲了，我注意到了。她的指甲已长出了白色尖端，有些地方被乳清染黄了。“我们要为此感谢什么？”我没有回答。有些问题，妈妈并不想得到回答。她不会说出来，所以你要自己去感觉。要是你真的回答了，只会让她更伤心。她放开我的动作比抓住我的时候要小心。我想起我把小熊从晾衣绳上取下来的那个夜晚她对爸爸说起的灾祸。灾祸在埃及爆发，是因为埃及人想去另一边。在这里，灾祸爆发是因为他们不许我们去另一边，尽管我们很想去。如果我和汉娜能离开，妈妈肚子里的石头甚至都可能变轻一点。也许我可以请兽医给她做手术。有一次，邻居踩到了一头牛的乳房，兽医就从牛身上切下了几个脓肿。他把切下来的东西扔进了堆肥用的粪坑，不出一个小时，乌鸦就把血淋淋的肿块吃光了。

我们身后的棚门被推开了。妈妈刚开始检查一块新奶酪。她回头去看，把奶酪铲勺放在身旁的台面上。

“怎么没有咖啡？”爸爸问。

“因为你不在家。”妈妈答。

“但我在了，而且早就过四点了。”

“那你得自己做，如果你真的需要。”

“我需要的是多一点尊重！”

他迈开大步走出门，把门重重地甩在身后。愤怒的铰链需要上油。妈妈假装继续干活，但过了一会儿就开始叹气，终究是去煮咖啡了。这里的一切都是数字等式：尊重=4块糖+1小杯炼乳。我飞快地把奶酪铲勺塞进口袋，和我所有的记忆放在一起。

“鲍德温·代·格罗特。”几小时后，我对着黑暗呢喃，对着我以为的汉娜的耳朵所在之处。我不需要想太久。如果说，有谁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了好几天，那就只有他了。我的包里甚至还有一张鲍德温的照片，和我初恋的照片放在一起：那是一个叫舒尔德的男孩。他的照片上有裂痕，我还记得当我发现他在自行车棚后想用两张宝可梦卡片和一块牛奶饼干换取我的爱时我有怎样的心情。从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把恐龙随身杯里的糖浆和脱脂乳倒进那儿的灌木丛，以示纪念，尤其是因为同学们都嫌我带的脱脂乳臭臭的——他们都有货真价实的盒装酸奶饮料。自行车棚后面的地面和植物都变成了白色。不，对我来说，鲍德温·代·格罗特似乎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任何一个能把爱唱得如此美妙的人一定有能力拯救爱。而且，爸爸妈妈也喜欢他。如果他把我们带走，他们肯定不会介意。妈妈以前总是大声地跟唱他那首《马斯和瓦尔的地盘》，以至于我以为她在憧憬另一个地方。现在她只听《音乐果篮》——点播圣歌、赞美诗和灵歌的电台节目。

我和汉娜仰面躺在我的床上，手臂勾在一起，像只椒盐卷饼。被子盖在腰间，因为太热了，不能都盖上。我在抠鼻子，把小手指放进嘴里。

“恶心。”汉娜说。她把手臂从我的臂弯里抽出去，释放了她自己。她看不到，但她知道我常用抠鼻子来填补我的沉默。这能帮助我思考，我想让自己的思绪有个出路，似乎也得有相应的肢体表达。汉娜说这会让我的鼻孔变宽，就像内裤上的松紧带会失去弹性。你可以买新内裤，但你买不到新的鼻子。我把手伸进外套，放到肚子上。图钉周围结了一层痂。我用另一只手去摸汉娜的脸，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耳垂揉了一会儿。这是人体最柔软的部位。汉娜又依偎到我身边。有时我喜欢她这样，但更多的时候不。有人站得太近或躺得太近时，我就会有种感觉：我必须承认什么，必须证明我真的存在；我在这里，是因为爸爸妈妈对我有信念，我可以从这种信念中得以诞生——哪怕他们最近有更多疑虑，也不太关注我们了。我的衣服上有褶皱。我就像垃圾桶里被揉成一团的购物单，皱巴巴的，等着有人把我抚平，再来读我的内容。

“我选赫伯特先生。”汉娜说。

我俩都枕在我的枕头上。我移开一点，离她再远一点，想象着自己的脑袋从枕头边缘滑下去，那将是我种种思绪的临界点，我希望我能够说服汉娜相信：我不需要拯救者，我确实想去另一边，远离这里，但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男人，也许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上帝去作交换——他是我们的宝可梦卡片里最厉害的一张牌。哪怕我没有别的办法能让我们离开这里。

“为什么是鲍德温？”汉娜问道。

“为什么是赫伯特先生？”

“因为我爱他。”

“我也爱鲍德温·代·格罗特。”我说。也许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爸爸，虽然爸爸是金发，鼻子也要小一点，也不太会唱歌。爸爸也从来不穿五颜六色的衬衫，只穿他那身连身工装裤、蓝色运动衫，主日礼拜就穿黑色西装，翻领是有光泽的。爸爸只会吹八孔直笛。每周六和周日早晨，我们唱本周圣歌时他都给我们伴奏，好让我们周一在学校里出出风头。每隔几句唱词，他就把食指按准气孔，吹出音调，好像他早就知道我会跑调，总是唱不准。我时常觉得自己不是在为爸爸唱，而是为全村人，歌声要像黄油般柔和，像画眉鸟般清脆——落进黄油搅拌机的画眉鸟，他们就是这样恭维我的，穆尔德家的姑娘。那尖锐、没有起伏的单调笛声让我的耳膜生疼。

“你必须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是先决条件。”汉娜说。她倚到我身上，打开地球仪灯。我的眼睛必须先适应光线，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要立刻摆出正儿八经的样子，把衣服拉拉好，变得安静，这样才能匹配它们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有点像妈妈——如果我们走进她的卧室时她衣衫不整，她总会吓一跳，好像很害怕她不能再满足我们对她的想象，因而每天早上都把自己打扮得像圣诞树一样。

“在桥的另一边。”

汉娜眯起了眼睛。我甚至不能确定鲍德温·代·格罗特是否住在对岸，但我意识到这听起来是多么令人振奋——另一边。糖果店再往下走一栋房子就是赫伯特先生的家，恰如我们思考的途径：你先想要糖果，再想要爱。我们明白这种顺序。

“那就这样。”汉娜说，“我们必须去那里。那儿有好多好多拯救者，而且爸爸妈妈不敢去那里。”

我捏了捏外套下的图钉，北海中央的救生圈。

“你想亲吻鲍德温吗？”我妹妹突然这样问道。

我疯狂地摇头。亲吻是老人做的事，而且是在他们没话说的时候才做的事。躺在身边的汉娜现在离我很近，我可以闻到她的气息。牙膏的味道。她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一颗早就该掉落的乳牙仍在努力变成大人的牙齿。

“我有个主意，”她说，“我马上回来。”

她从被单间滑溜出去，回来时提着爸爸主日礼拜时穿的西装。

“你要用它干吗？”我问。

汉娜没有回答。衣架上挂着一只熏香袋——熏衣草味。我看着她把西装套在睡衣外面。我咧嘴笑了，但汉娜没有笑。她从我的笔筒里拿出黑色记号笔，在上唇上面画出小胡子。现在她看起来有点像希特勒了。我真希望我能用笔把她全身涂满，这样我就能永远记住她，把她标记为我的所有。对我的外套口袋来说，她太大了。

“来吧。你必须仰面躺好，要不然没法弄。”

我照她说的做，因为我习惯了让她做主，习惯了让我服从她。她把自己瘦骨伶仃的腿伸进爸爸那条宽松得多的裤子，然后分腿坐在我臀部上，她把遮住脸孔的头发捋到后面去。在地球仪灯的光照下，黑色小胡子更像一个领结，这样的她看上去很诡异。

“我是城里人，我是个男人。”她压低了嗓音说道。我立刻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好像她深更半夜穿着爸爸的西装坐在我身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件翻领闪亮的西装让她的肩膀变宽了，头却小得像个瓷娃娃的。

“我是村里人，我是个女人。”我用假音说道，比自己平常的声音高几度。

“你是在找一个男人吗？”汉娜粗声粗气地低吼道。

“没错。我想找个男人，把我从这个可怕的村子里救出去。他要非常强壮。而且英俊。而且善良。”

“好吧，夫人，那你来对地方了。我们可以接吻吗？”

还没等我回答，她就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并且立刻推入了舌头。它是温热的，像隔夜的牛排被妈妈用微波炉里热过、再被端了出来。她的舌头迅速转动几圈，她的唾液和我的唾液混合在一起，顺着我的脸颊滴下来。一如推入时那样，她飞快地移出了舌头。

“你也有感觉了吗？”汉娜问道，屏住了她的呼吸。

“你是什么意思，先生？”

“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两腿之间？”

“没有，”我说，“只是你的胡子。扎得人有点痒。”

我们笑起来，好像根本停不下来，有那么一会儿，真有笑得刹不住车的感觉。随后，汉娜倒在我身边。

“你有金属的味道。”她说。

“你有湿牛奶饼干的味道。”我说。

我们都知道那有多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