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最喜欢乌鸦的葬礼。有时，他在粪坑或田野里发现一只死乌鸦，就会用绳子把它倒吊在樱桃树枝上。很快就会出现一大群乌鸦，一连几小时围着树转，向它们的同伴致以最后的敬意。没有其他生物像乌鸦那样哀悼那么久。一般来说，会有一只乌鸦特别突出，个头比其他乌鸦大一点，也更凶猛，还是那群乌鸦中叫得最响亮的。那一定是鸦群里的牧师。它们漆黑的羽毛如袍，与苍茫的天色形成鲜明对比，看起来很美。爸爸说乌鸦是很聪明的动物，会数数，会记住人脸和声音，任何对它们不好的人都会被它们记恨在心——不过，有乌鸦被倒吊在树上之后，它们就会在农场庭院里徘徊不去。爸爸在农舍和牛棚间走动时，它们就在雨水槽上垂眼凝视，盯得人不敢与它们对视，爸爸就像射击场上的纸板兔，而它们的黑眼睛射出的视线钻入他的胸膛，一如黑色的弹孔。我尽量不去看那些乌鸦。它们或许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大概在等牛全都死了，它们才会说。奶奶昨天说，农院里的乌鸦是死亡的噩兆。我想，下一个死的不是我妈就是我。爸爸今天早上让我躺在庭院里肯定是有原因的，他要为新床量尺寸——他正在用货板、橡木和搭奥贝的鸡舍时剩下的木板做一张新床。我躺在冰冷的石板路面上，双臂紧贴身体，看着爸爸展开卷尺，从我的头到脚铺好，我心想：只要锯掉床腿，搬掉床垫，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床变成棺材。

但愿我能脸朝下地躺在棺材里，小视窗刚好开在屁股上方，那样的话，大家就能看着我的屁眼和我道别，因为那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爸爸收起卷尺。他坚持不让我继续睡马蒂斯的床，因为“小约翰尼实在受不了了”。这几星期里，我的脸色非常苍白，以至于隔壁的黎恩开始每周五晚送一箱柑橘给我。有些柑橘像我一样裹着外套，只不过它们的是纸做的。我一直屏住呼吸，以免吸入任何细菌，或是避免和马蒂斯越靠越近。没过多久，我就倒向地板，周围的一切都消融在茫茫大雪般的背景中。但我一挨着地板就立刻恢复了意识，看到了汉娜忧虑的神色。她用又湿又凉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仿佛给我盖上了一块绒布。我没有跟她说，晕倒挺好的，在那片雪景里，我见到马蒂斯的机会更多，比在农场这儿见到死神的机会多。我躺在院子里，爸爸在账本上记下厘米数的时候，鸦群就在我头顶盘旋。

妈妈把裁剪合适、洗干净的床单铺在了新床垫上，还抖了抖我的枕头。她用拳头在枕头中间碾了两下，我的头就会摆放在那儿。我坐在书桌椅上，看着我的新床。我已经开始怀念以前的那张床了，尽管我的脚趾头已能触到床尾，好像躺在一枚能把我越旋越紧的手转拇指螺丝里。但那至少是一种安全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设置界限，好让我不再生长。现在，我有了这么大的空间，可以扭来滚去，甚至可以斜着躺。马蒂斯的形状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得挖出个能让自己躺进去的空洞。现在，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度量他的办法了。

妈妈跪坐在我的床沿，胳膊肘搭在散发着湿粪肥味道的被子上，因为最近的风向是错的，风越来越频繁地犯错。用不了多久，牛的味道就不会渗进各种东西了，甚至会从我们的脑袋里消失，我们能闻到的将只有渴望和彼此的缺席。妈妈轻轻拍了拍被子。我顺从地站起来，钻到被窝里，侧身躺下，这样还能看到妈妈的脸。从这儿看过去，我的蓝色条纹被罩似乎让她离我很远。她在湖的另一边，她的身体和冻在冰窟窿里的红松鸡一样干瘦。我把脚移到右边，好让它们最终塞到妈妈交叠的双手下面。她立即把手挪开，好像我带电。她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我试着去估量口蹄疫的消息对她有多大的影响，以及乌鸦是为我还是为她而来？

“不要让你们被邪恶打败，而是要用善来打败恶。”伦马克牧师在早上的布道中这样说。我、汉娜和村里的几个孩子坐在二楼扶栏边，紧挨着风琴。我看到爸爸突然从一片黑帽子的大海中站了起来，从上面看下去，那些帽子就像臭鸡蛋的蛋黄，因为没有人把它们从鸡窝里捡出来，所以蛋黄上都生黑斑了。我身边的一些孩子也在窝里待得太久了，睡眼惺忪地盯着半空，呆呆地坐着。

爸爸环顾四周，不去管妈妈轻轻拉扯着他黑色大衣的下摆，他大声说道：“罪魁祸首就是牧师。”教堂里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看着我爸爸，栏杆边的所有人都看着我和汉娜。我把下巴往外套领子里缩，感觉到冰冷的拉链贴在了皮肤上。

让我松一口气的是，我看到管风琴演奏者伸手摸向白色琴键，开始演奏《诗篇51》，信众全体起立，爸爸的抗议就像蛋黄中的黄油般消融了，时不时地还能听到压低声音的闲言碎语。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妈妈哭着鼻子跑出了礼拜堂，胳膊下夹着圣诗歌集。贝莱用手指戳了我一下：“你爸爸的脑子不对劲了。”我没有回答，但想到了儿歌里那个在沙堆上造房子的傻子——雨水汇流，洪水来袭，房子轰然倒塌。爸爸是在下沉的沙堆上建立自己的言语。他怎么能责怪牧师呢？也许是我们自己的错？也许这只是十灾之一——这里的瘟疫从来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警告。

妈妈开始轻轻地唱：“比蓝色的天空和金色的星辰更高的地方，住着我们的天父；他守望着马蒂斯、奥贝、雅斯和汉娜。”我没跟着她唱，转而去顾念书桌下的水桶。妈妈认为蟾蜍是肮脏的、讨人厌的生物。有时，她会用簸箕和刷子把它们从靴架后面扫出来，倒进堆肥用的粪坑里，好像它们是一堆土豆皮。蟾蜍们的情况也不太好。它们看起来有点憔悴，皮肤越来越干，长时间地闭目安坐——也许它们在祈祷，又不知道该怎样说得漂亮，就像我在与人交谈时那样。我只会把重心在两只脚上挪来挪去，瞪着前方，直到有人说“好吧，那就再见了。”我希望我必须对蟾蜍说“再见”的那一刻永远不会到来，但如果它们不尽快吃东西，那一刻就快来了。

妈妈唱完之后，把手伸进粉色睡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包包着银箔纸的东西。“对不起。”她说。

“为什么说对不起？”

“因为星星，因为今晚的事。因为牛的事，太震惊了。”

“没关系的。”

我接下那一小包东西。里面是一只抹了茴香奶酪的小脆饼。从她口袋里带出来的奶酪还带着余温。妈妈看着我咬了一口。

“你实在是有点怪，你，还有你这件滑稽的外套。”

我知道她这么说只是因为隔壁的黎恩来询问奶牛怎样、我们怎样时再一次提到了这事。连兽医都跟妈妈谈起了这个话题：我的外套。她喂完小牛后进了屋，在厨房的正中间拉开平时只为扫下蜘蛛网而用的梯子，站了上去。只要蜘蛛还在网里，她就会说：“走吧，老处女。”这是妈妈唯一会讲的玩笑话，但我们还是很珍惜，如同珍爱一只被抓住后关进果酱瓶的小昆虫。这次她爬上梯子不是为了赶走蜘蛛，而是为了把我从她亲手织出的网里赶出来。

“如果你不马上脱掉外套，我就跳下去。”

她穿着黑色长裙，高高在上，双手交叠在胸前，嘴唇因为樱桃——她还会吃的少许食物之一——而有几分红色，俨如一只蜘蛛被压扁在洁白的墙纸上。我估摸着落差。对死亡来说，这点距离够不够？据牧师说，魔鬼害怕我们村，因为我们比邪恶更强大。但这是真的吗？我们比邪恶更强大吗？

我把拳头往肚子里压，以平息突然爆发的酷刑般的刺痛感，并且出于本能性地夹紧屁股，仿佛要憋住一个屁。那不是一个屁，而是一场风暴，在我体内肆虐的风暴。就像新闻里播出的飓风那样，我的飓风也有名字。我称它为“圣幽灵”。圣幽灵在我体内肆虐，胳肢窝粘住了外套的布料。没有保护层，我会生病的。我当场僵住，继续看着我妈，看着她那双擦得锃亮的包口家居拖鞋，看着溅了油漆的梯级。

“我数到十：一、二、三、四……”

她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厨房变得朦胧不清，但无论我试图用什么方法迫使自己的手伸向拉链，终究是做不到。接着，我听到一声沉闷的重响，骨头撞在厨房地板上，一声碰撞，一声哭喊。突然间，厨房里挤满了人，很多不同的外套。我感觉到兽医的双手像两头小牛的小脑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那沉静的声音在引导我。慢慢地，我的视野清晰起来，聚焦起来，对准了妈妈，她正躺在爸爸把豆子倒进堆肥坑时用的那辆手推车里。奥贝推着她，穿过庭院，去找村里的医生。我只看到一些乌鸦飞了起来——从我的眼泪中看去，它们就像化掉的睫毛膏流下的条纹。爸爸拒绝开大众车送她去。“你不能把烂橘子带回蔬果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这是她自找的。我想，用不了太久，我们就会把她推走，而且不再推回来。那一整晚，爸爸一言未发。他只是穿着连身工装裤摊坐在那儿，看电视，手握一杯杜松子酒，抽着烟。因为没有烟灰缸，他把燃烧的烟屁股搁在膝盖边上，结果，连身裤上的洞眼越来越多，好像这里让他窒息，他需要更多的透气孔。

自从那个消息传来后，兽医常常来我们农场，他带上我和汉娜在村里兜了一圈风。要说坐着不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在车里：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和变化，你看得到，却不用自己移动。我们开车去了油菜花田，然后坐在引擎盖上，看着收割机把农作物从田里割下来。最后，黑色的种子被装进了一只大桶。兽医告诉我们，可以用那些种子制作灯油、牛饲料、生物燃料和人造黄油。一群鹅飞了过来。它们要飞向对岸。有那么一瞬间，我期待它们从天而降，落在我们脚边，脖子都摔断，就像天赐吗哪，但它们还是继续飞，越飞越远，直到我再也看不到它们。我看了看汉娜，但她正热络地和兽医说学校里的事情。她把鞋脱了，就穿着条纹短袜坐在引擎盖上。但愿我也能脱掉自己绿色的长筒靴，但我不敢。病像贼，会从四面八方侵入，哪怕爸爸妈妈低估了病有多么狡猾——他们离家时只锁前门，他们以为只有相熟的人才会从后门进来。

我们甚至压根儿没提起发生在家里的事。没有任何言语能斩除恐惧，像收割机的刀片斩断油菜花那样，只保留你要的那一点。我们默默地看着太阳下山，回来的路上从卖薯片的人那儿买了一袋，在车里就吃了起来，车窗起了雾气，我的眼睛也是，因为我第一次短暂地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薯片比任何其他类型的食物更能让人团结。

一小时后，我们躺在床上，手指油腻腻的，散发着蛋黄酱的味道，挨过了一个尽管困难重重，却也充满希望的夜晚。但因为吃了薯片，我不太想吃小脆饼。但我不想让妈妈失望，所以还是咬了一口。我的眼前一直浮现她躺在手推车里的样子，受伤的脚悬在车斗外。奥贝突然间显得那么脆弱，我好想安慰他。《罗马书》第十二章说道：“或服事的，要专一服事；或教导的，要专一教导；或劝勉的，要专一劝勉；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我不知道我得的恩赐是什么——也许我的恩赐就是闭嘴，倾听。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只是问他《模拟人生》玩得怎么样了，小人儿们是不是接过吻了。“现在不行。”他说着，把自己关在了卧室里。新一辑《流行金曲》从他的喇叭里传出来，音量那么大，我都能跟着歌词轻声唱。对这种音量，谁也没说什么。

妈妈像冻豆子一样越来越柔弱。她有时会眼睁睁地让东西从自己手中掉下去，然后责怪我们。我今天念了五遍主祷文。念最后两遍时我睁大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我希望耶稣能明白——奶牛睡觉时是睁着一只眼睛的，以免受到突袭。我忍不住地越来越怕——怕一切可能在夜里出其不意攫住我的东西，从蚊子到上帝都算。

妈妈用空洞的眼神盯着我的荧光被套看。我没能把那口小脆饼咽下去。我不想让她因为我而不开心。我不想让她再搬出厨房里的梯子，因为非要如此的话，够到绳子或爬上青贮仓顶反倒更容易些。她只要用脚把梯子踢开就行了。奥贝说，那个动作不用很长时间——上吊的人需要时间只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在教堂里沉思至少能持续两颗薄荷糖的时间。如果她的恐高症这一次没能阻止她，那么在青贮仓顶上也不会。

嘴里塞满小脆饼的我说道：“这里好黑。”

妈妈的眼神带着希望。我想起了贝莱的《友谊手册》。妈妈把“你想成为什么人？”的答案划掉了，改成了“一个好基督徒”。这意味着没有人注意到“你的身高是多少厘米？”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最近的身高有了迅猛的增长。我在想，自己是不是个好基督徒。我也许能给妈妈一些答案，让她再次高兴起来。

“黑暗？哪儿黑了？”她问。

“你知道的，到处都是。”我说着，把满口脆饼吞了下去。

妈妈打开我床头柜上的地球仪灯，假装轻手轻脚地溜出房间，她受伤的脚上缠着绷带，晨袍的腰带系得紧紧的。这是马蒂斯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永远不会让我厌倦的游戏。

“大熊，大熊！我睡不着，我很害怕。”

我从指缝中偷看，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说：“看，我给你搬来了月亮。月亮和所有闪亮的星星。一只小熊还想要更多东西吗？”

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像牛棚里的温暖，所有那些在呼吸的奶牛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生存。一个温暖的怀抱，能让我把头靠在上面，就像在挤奶的时候靠在奶牛肚子上。你给它们一大块甜菜时，它们时不时地伸出舌头，这就是它们能给予的所有的爱。

“没有了，我是一只幸福的小熊。”

我躺在那里等，等到楼梯不再嘎吱作响，然后拉上窗帘，试着去想那个会来拯救我的人，这样想，肚子上的压迫感才会渐渐消失，为另一种渴望让路，一种飞鸟最能表达的渴望。我注意到，我动一下，我的床就会吱吱呀呀，也就是说，爸爸妈妈肯定会知道我夜里在干什么。我站在床垫上，把挂在阁楼梁上的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绳圈太大了。我解不开那个结——绑了太久了——但有那么一会儿，我像裹围巾那样把绳子绕在脖子上，感受粗糙的纤维摩擦着皮肤。我去想象慢慢窒息的感觉，变成一只秋千，去了解哪些动作是符合期待的，去感受生命溜出我的身体，有点像我光着屁股趴在沙发上变成一只皂碟时的那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