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木鞋在门垫边，硬硬的鞋头套着蓝色塑料套，以防病菌传播。我真希望在自己脸上贴一只塑料面罩，只吸入自己呼出的气息。我穿上他的木鞋，把篮子里的果皮倒进堆肥用的粪坑里，就倒在被露水染白的牛粪上，闪念间，我突然想到：这可能是我未来一段时间里看到的最后一堆牛粪了。就像清晨哞哞的牛叫，饲料集中搅拌机的滚动声，牛奶罐冷却系统开启的声音，被玉米饲料引来后在谷仓椽子上筑巢的木鸽的咕咕叫声一样，一切终将消散，变成我们只会在生日或晚上睡不着时才会想起的物事，一切都将成空：奶牛棚、奶酪棚、饲料仓、我们的心。

爸爸打开了龙头，牛奶流成一条细流，从牛奶罐一直流到农田中央的排水沟。不能再卖牛奶了，但他依然给奶牛挤奶，好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他把奶牛固定在两道栅栏之间，把挤奶杯固定在它们的乳房下，挤完后再用一条沾满药膏的我的旧内裤帮它们擦干净。爸爸把我的破旧内裤揉成一团去擦牛乳房或是清洁挤奶杯时总是毫无忸怩，但那常常让我感到十分尴尬——有时我会在夜里想，从奥贝的手到农夫扬森的手，那个裆部几易其手，他们等于用这种方式触摸了我，用带有老茧和水疱的手。有时会有一条旧内裤在牛群中迷失了方向，最后被踢到格栅间。爸爸管它们叫“牛乳抹布”，他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内裤。妈妈会在周六把牛乳抹布洗净，挂在晾衣绳上晾干。

我用指甲尖从削皮篮底勾出一只吃剩的苹果核，眼角的余光瞥到兽医蹲在白色帐篷外。他把注射器推进抗生素瓶里，再把针头刺入小牛的脖子里。那头小牛拉肚子了，身体两侧都溅到了芥末黄色的稀屎，四条腿像风中的栅栏桩似的不停打战。即使是周日，兽医也在这里，但如果是我们躺在浴室的地毯上，屁股里插着体温计，事情就会推迟到周一再说。妈妈会唱那首“短衫小女孩柯嘉琪”的荷兰童谣——“柯嘉琪常生病，但从来不在周日生病，总在两个周末之间。”我听了就会想，柯嘉琪是个胆小鬼：她不能去学校，但可以去教堂——这可有点怂啊。但等我上了中学才搞懂，所有陌生的东西都会让柯嘉琪害怕。她被欺负了吗？她是不是和我一样：一看到学校操场就肚子疼？学校宣布集体出游时，所有的细菌也会跟着一起去吗？为了让恶心感消停，她也会把薄荷糖在桌边磕碎吗？事实上，你不得不为柯嘉琪感到难过。

每走一步，塑料套都会吱呀作响。爸爸曾经说过：“死神总穿木鞋来。”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不穿冰鞋或运动鞋？现在我懂了：死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主动声张，让你知道他来了，但我们往往不想看到，不想听到。我们明知有些地方的冰层太薄弱了，我们明知口蹄疫不会放过我们村。

我躲进兔棚里，那儿是百病不侵的，我很安全。我把潮软的胡萝卜缨子塞进铁丝网格里。我稍微想了想兔子的颈椎骨。如果拧动兔子头，那骨头会不会裂？别的生物的生死就握在我们手里，不管我的手有多小，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就像砌砖的泥刀，你可以用泥刀来砌墙造屋，也可以用锋利的那一边把东西劈成合适的大小。我滑开食槽，放低我的手，低到毛皮上，把迪沃恰的耳朵抚低，平贴到它的背上。因为里面有软骨，兔耳的边缘有点硬。有那么一瞬间，我闭上眼睛，去想儿童电视频道里那位卷发女士。想她眼里的担忧——那时，她在解释圣诞老人的帮手们都迷路了，每个人醒来时都会看到壁炉旁的鞋子里空空如也，放在旁边的给圣诞老人的马吃的胡萝卜都会蔫软，橘黄色的皮被壁炉散发的热气烘得皱巴巴的。我还想起她桌上的蛋白饼、姜饼人，还想起我有时会幻想自己是个姜饼人，所以获准和她靠得很近，比以前的任何人都要近。她会说：“雅斯，万物生长又萎缩，但人总是保持同样的大小。”她这是在安慰我，因为我已无法让自己安心了。

再次睁开眼睛时，我把兔子的右耳夹在手指缝里。接着，我摸到了迪沃恰两条后腿之间的地方。就这样摸到了，和以前摸到陶瓷小天使那次一样。就在那一刻，兽医进来了。我迅速收回手，埋下头，把食槽推回兔笼前。如果脑袋变红了，那就更重了，因为尴尬的质量更大。

“它们都发烧了，有的甚至烧到四十二度。”兽医说着，在水桶里洗了手，用了一块绿肥皂。水桶里有水藻。我赶忙拿了刷子要去清洗。我凑在桶边看进去。肥皂泡沫让我觉得很恶心，我把手放在下腹时能感觉到我的肠子很胀。感觉就像屠夫家的茴香香肠，根本不可能消化。

兽医把绿肥皂搁在木桌上的几条石食槽之间。以前有些兔子用过那些食槽，它们大部分都是老死的。爸爸用铲子把它们埋在田里最远的那一边，我们是不许去那么远的地方玩耍的。有时候，我很担心埋在那里的兔子：牙齿会不会在它们死后很久仍在长，从地里冒出来，绊倒牛，或是更糟：绊倒我爸爸？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给迪沃恰吃很多很多叶子，用一桶一桶的缨子去喂它，好让它有足够的吃食嚼个不停，以免它的牙齿长得太长。

“它们为什么不能好转呢？小孩也发烧，发过之后不就好了吗？”

兽医用一块旧茶巾擦干手，再把它挂回棚墙上的挂钩上。“传染性太强了，而且，牛肉和牛奶都卖不出去了。你们只能亏本了。”

我点点头，虽然我不明白。这样一来，损失不是更大了吗？那些我们深爱的热气腾腾的奶牛即将被杀死。就像犹太人那样，只不过犹太人是因为被人憎恨了，它们和他们都不能出于爱和无能为力而走进坟墓，而只能早早地死去。

兽医翻倒一只饲料桶，坐在上面。他的黑色卷发垂在面前，像派对上用的打卷儿彩带。我觉得自己现在特别高，可以高高在上地俯视他。最近新长的几厘米只在《友谊手册》中被写明了，但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以前，我们会把新长出来的部分标记在门柱上。爸爸会拿着卷尺和铅笔抵在你头顶，在木头上划出一条线。马蒂斯不再回家后，他把门柱漆成了橄榄绿，和屋舍门面那排百叶窗一样的绿色，百叶窗最近一直关着——谁也不许看到我们长大。

“这是个让人心碎的行业。”他摊开手掌朝上，叹了口气。你可以看到掌心里的水泡，酷似爸爸寄出公牛精液小瓶时用的泡沫信封里的小气囊，有时候，那些小瓶子会直立在桌上，还留有余温，旁边尽是早餐用的东西。冬天，我刚起床，地板的冰凉会从脚趾头一路传到脸颊，我就会把它们贴在脸颊上，背景音里能听到妈妈对着柴火炉的小窗口吐口水，然后用一张厨房卷纸把玻璃擦亮。她总是先这样做，再让爸爸把旧报纸放进去——他总是用旧报纸当引火物去点柴火。她说，如果你能看到火焰在争夺一块木头，就能感受到更多热量。

妈妈不喜欢我把那些小瓶子贴在脸颊上——她说那样很不雅观。她说那是用来造牛犊的，就像外婆用烛蜡做新蜡烛那样，村里所有人都会把攒下的蜡烛头给我外婆。但小瓶子里的东西白白的，有时是水样的，有时很浓稠。有一次，我偷偷拿了一些到我的卧室去。汉娜坚持要等它凉透、不能再用来取暖了就把瓶子打开。等小瓶子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冰凉之后，我俩都把小手指伸进去，蘸一下，数到三，塞进嘴里。寡淡无味，有点咸。傍晚入夜时，我们会幻想小牛犊从我们体内出来，直到后来满脑子都是找寻拯救者的“计划”，我们才觉得自己比以前更重大了：我们会在拯救者的手里变成液体，像试管里的精液一样可以流动。

“你的外套舒服吗？”

过了一会儿，我才能回答。我的思绪还被他掌心里的水泡所占据。

“是的，非常舒服。”

“不会太热吗？”

“不会太热。”

“会有人因此取笑你吗？”

我耸耸肩。我善于思考答案，但不太擅长说出答案。每个答案都会引发一番审视。我不喜欢审视。那感觉太顽固，太黏糊了——就像浸透了干酪蜡的黄油刷掉在衣服上，几乎不可能洗掉。

兽医笑了。我这时才注意到他的鼻孔——我从没见过这么宽大的鼻孔，他肯定花了很多时间抠鼻子。这奠定了一道我决不会忘却的纽带。他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象着冰冷的金属贴在我胸口，他在听我体内的每一种动静和变化。他的额头上会挤出忧虑的皱纹，用拇指和食指推动我的下颔，以便给我喂食，就像喂小牛犊那样。他会用他的绿色风衣罩住我，让我始终温暖。

“你想念你哥哥吗？”他突然问道。他用手掌包在我的小腿上，轻轻捏了捏。也许他想摸出来我有没有生病：看小腿的肉多不多就能判断出牛犊是不是很健康。他的手轻轻地来回摩挲，这让牛仔裤下的皮肤变得热起来，暖意扩散到我的全身上下，一如寒冬里想到回家、想到热巧克力时的念想，只不过，在你回到家后，那种暖意就会骤减几分。我盯着他修剪整齐的指甲看。你可以看到他的无名指上有戒指的印记——那一圈皮肤的颜色比较淡。亲爱的人总会在你的心里，甚或皮囊之下留下清晰可见的痕迹，就好比妈妈坐在我的床边，用瓷器般脆弱的音调问我是否爱她，而我答道“从地狱到天堂”时，我的胸膛简直要裂开了。有时，我真的能听到肋骨裂开的声音，我害怕它们裂开后永不再复合。

“是的，我想他。”我轻轻地说道。

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是否想念马蒂斯。不是拍拍我的脑袋，也不是捏捏我的脸蛋，而是用一个问题。不是“你的父母还好吗？奶牛怎么样？”，而是“你过得怎么样？”。我盯着自己的鞋子看。

当我看向兽医时，他突然显得垂头丧气，妈妈也时常那样，好像她整整一天都用头顶着一罐水走到了对岸，一滴都没洒出来。所以，我说：“但我挺好的，我甚至可以谈论幸福，赞美上帝，直到我的牛仔裤膝盖打上补丁，补丁上面有漫画书里的人物。”

兽医笑出了声。“你知道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吗？”

我觉得我的脸颊被涂满了颜色，就像做完多项选择题后的那些彩色圆圈。我不知道他这辈子见过多少女孩，但我还是觉得受宠若惊。有人觉得我漂亮。哪怕我褪色的外套的接缝处都已磨烂了。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老师说，多项选择题往往设有陷阱，因为每个选项都包含了一部分真相，但同时也是谎言。兽医把听诊器藏进衬衣里。出门前，他对我眨眨眼。“为了和解。”爸爸朝妈妈这样眨眼睛时，妈妈有时会这样说。她是带着怒气这么说的，因为“和解”早就消亡了。不过，我的肋骨里还是有什么东西烧焦了，和心里平时的燃烧感不一样——我的心里，常有什么像荆棘丛那样熊熊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