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眯着眼睛，估算镀银冰鞋应该挂多高。为了不让螺丝掉下去，他把三颗螺丝都夹在唇间，手里拿着电钻。妈妈站在远处，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手里的吸尘器软管举在半空。我看着她的白背心。晨袍的腰带松了，所以能看到里面的背心，还可以透过薄薄的布料看到她下垂的乳房。就像两只蛋白脆饼，奥贝有时会在操场上卖的那种，一只冷藏袋里装四只，是他自己做的。如果鸡蛋太老，蛋白就会稀薄，蛋白酥就会太湿。爸爸从厨房脚凳上走下来，妈妈关掉了吸尘器，好像给沉默镀了银。

“是歪的。”这时，妈妈说道。

“没歪。”爸爸说。

“就是歪的。你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歪的。”

“那你就不应该站在那里。没什么歪不歪的。从不同角度看，它们挂着的样子都不一样。”

妈妈系紧衣带，匆忙地走出起居室，拖着吸尘器软管和她一起走——它像只听话的小狗，整天跟着她在屋子里转。有时，我很嫉妒那只丑陋的蓝色小兽——她好像和它更亲，比她和亲生儿女的关系更紧密。每过完一周，我都会看到她用极大的爱心清洗它的肚子，并给它装上一只崭新的纳尘袋，而我的纳尘袋却快要爆掉了。

我又看向冰鞋。内衬是红色天鹅绒的。没有挂得笔直。我什么都没说。爸爸已经在沙发上坐着了，面无表情地正视前方。他的肩膀上有一点灰尘。他的手里还拿着电钻。

“你看起来像个稻草人，爸爸。”刚进屋的奥贝用挑衅的口吻说道。直到凌晨五点左右，我才听到哥哥回家的动静。我躺在那儿等着，心怦怦跳，分析着每一种声响：他脚步的拖沓，他在摸索墙壁，忘了跳过吱嘎响的那几级楼梯——第六级和第十二级。我听到他打嗝了，没过多久，他就吐在了卫生间的马桶里。一连几个晚上，这已成了他归家的模式。汗水一阵阵地濡湿我的睡衣。据爸爸说，呕吐是身体需要排出的陈旧余孽。我知道奥贝杀死小动物是种罪过，但他去参加谷仓派对是什么错，我并不太明白。我只知道，他不断地把舌头伸进不同的女孩的嘴里。我可以透过卧室的窗户看到——他站在牛棚大灯的灯光下，好像他就是耶稣，被天堂的光芒包围着——每次我都会把嘴贴在前臂上，用舌头在我汗津津的皮肤上画圈。咸咸的。今天早上我没和奥贝多说什么，以免吸入什么也会让我呕吐的细菌。这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呕吐，那时马蒂斯还活着。

那是一个星期三——我差不多八岁的那年——我和爸爸去村里的面包店取面包。回来的路上，他给了我一个葡萄干面包，而且是个特大号的，还挺新鲜的，没有蓝蓝白白的霉斑，很好吃。等我们到了奶奶家——我们总会给她送去一饲料袋的面包——我开始觉得恶心了。我们绕到后门去，因为前门多半是为了装点门面用的，我吐在了她家菜地的泥土上，葡萄干像肿胀的甲虫在一摊褐色水洼里游动。那是奶奶种胡萝卜的地方。爸爸飞快地用靴子踢起一些土盖在上面。拔胡萝卜那会儿，我以为奶奶随时会因为我而生病，乃至死掉。那时候，我还不害怕自己死，因为要等马蒂斯不再回家，菜园里的呕吐事件演变出了很多版本后我才会怕。在最坏的版本里，我侥幸逃过一死。我有时会想，那些女孩把舌头伸进奥贝的喉咙，是不是因为伸得太深了，他才会吐？就好比你刷牙时把牙刷塞得太深了就会想呕。爸爸妈妈没有问他去了哪里，也没有问他为什么一直散发着啤酒和香烟的臭味。

“我们去骑车，好吗？”我对坐在沙发后面画画的汉娜轻轻说道。她画的小人都没有身体，只有头，反映出我们只关注别人的情绪。小人们看上去都很悲伤，或很愤怒。她的右臂下夹着隔夜包。自从那天去朋友家留宿回来后，她不管去哪儿都随身带着这包东西，好像要紧紧抓住逃走的机会。我们都不可以碰它，甚至不许谈论它。

“去哪里？”

“去湖边。”

“你想去那儿做什么？”

“‘计划’。”我只说了这两个字。

她点点头。是时候把我们的计划付诸行动了——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汉娜在门厅里穿上了她挂在蓝色衣钩上的防寒衣。奥贝的衣钩是黄色的，我的是绿色的。我的衣钩旁边有个红色的衣钩，上面挂着的大衣还在，但已经没有穿它的身体了。只有妈妈和爸爸的大衣挂在木衣钩上，木头已被雨淋过的衣领浸透变形了。它们曾是家里唯一可靠的肩膀，现在却垂得越来越低。

我突然想起爸爸拎着我的兜帽把我吊起来的那次。马蒂斯死后才过几周。我问爸爸，为什么不许我们谈论他，还问他知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可以借书，而且还书晚了也不罚款的图书馆。马蒂斯没带钱。我们经常忘了还书——尤其是罗尔德·达尔和《愤怒女巫》系列，我们只能偷偷看，因为爸爸妈妈说那种书里没有神。我们不想让他们把书还给图书管理员。她对我们一向都不好。马蒂斯说她很怕手指沾了油污的孩子，还怕喜欢把书角折成狗耳朵的孩子。只有那些没有真正的家，没有随时都有归宿的孩子才会折书角——所以他们要做记号，后来，我自己也会折了，尽管我折出来的更像是老鼠耳朵。我问爸爸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拽着兜帽把我拎了起来，兜帽挂在红色衣钩上。我的脚在半空甩来甩去，但没办法把自己放到地面。地面已从我脚下消失了。

“在这里，谁能提问？”他说。

“你。”我说。

“不对。是上帝。”

我想了好一会儿。上帝问过我问题吗？我一个也想不起来，虽然我想到了很多别人可能问我的问题的答案。也许这就是我没听到上帝发问的原因。

“在马蒂斯回来之前，你可以一直挂在这儿。”

“他什么时候回来？”

“等你的脚重回地面的时候。”

我低头看了看。根据我先前的成长经历，我知道那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爸爸假装走开了，但过了几秒钟就回来了。我的外套拉链嵌到喉咙里了，很痛，呼吸也很困难。我被放回地上，之后再也没问过关于哥哥的问题。我故意在图书馆攒出一大笔罚款，有时在被窝里大声地读书，希望马蒂斯能在天堂里听到，最后还用一个#标签表示读完了，我用诺基亚发短消息跟贝莱讲起某项重要测试时也会这样用#特别标注。

我在汉娜身后沿着堤坝骑车，她的随身包夹在后车架上。骑到半路，我们碰到了隔壁的黎恩。我尽量不去看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她儿子，哪怕我明白自己不是恋童癖。一头金发的他有种小天使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天使，不管他们的年纪比我大还是小。但外婆说过，你不该留下狐狸去看鹅。外婆没有养狐狸，也没有养鹅，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让这两种动物单独待在一起，结果不会很妙。隔着很远，黎恩就跟我们打招呼。她看起来很担心。现在，我们必须愉快地回以微笑，这样她就不会问这问那，不问我们或父母怎样。

“装得高兴点。”我悄悄地对汉娜说。

“我都忘了怎么装了。”

“假装在拍学生证照。”

“哦，对哦。”

我和汉娜露出最灿烂的笑容，我的嘴角上扬。没有被问任何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就从黎恩身边骑过去了。我回头看了看她儿子，突然去想象他被吊在阁楼绳索上的样子——小天使总是要被挂起来的，这样他们才能以自己为轴心原地旋转，给予四周的每个人以同等的支持。为了摆脱这可怕的想象，我一连眨巴了好几次眼睛，还想起上周日礼拜时伦马克牧师布道中的一段话。《路加福音》里讲道：“邪恶不是从外部侵入我们的，而是由内而生。我们的病症就在内里。税吏拍着胸脯祷告。他拍着胸脯的样子好像在说：万恶之源就在这里。”

我把拳头放在胸前按了一会儿，很用力，全身都因此绷紧起来，我在自行车上弯下腰，喃喃自语“上帝宽恕我”，然后再把手放回到车把上，给汉娜做个好榜样。不许她骑车时脱把。只要她的手离开车把，我就会训斥她；每次有车想超过我们时，我也会大喊“有车！”或是“拖拉机！”

汉娜的门牙间有一条齿缝，像播种机那样。我感到更多的空气在瞬间内涌进我紧绷的胸腔。有时，这感觉就像有个巨人坐在我身上，每当我在夜里屏住呼吸，想靠近马蒂斯时，巨人有时就坐在我书桌前的椅子里看着我，像刚出生的小牛犊那样双目圆睁。他会鼓励我，说：“你要坚持得久一点，再久一点。”我时常觉得圆梦巨人从我的书里逃出来了，因为有一次我把书打开，放在床头柜上，自己却睡着了。但他不像圆梦巨人那么友好，而是更愤怒、更霸道的那种巨人。他没有腮，却能憋气很久，有时甚至能一整夜不呼吸。

骑到桥了，我们把自行车停放在桥墩上。桥栏杆的起点有一块木牌，上面用油漆写着：“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彼得前书》里的话。草地上有一只空了的口香糖包装袋。有人想带着清新口气到达彼岸。湖面平静，像一张虔诚的面孔，没有谎言的痕迹。这儿那儿的，靠近岸边的水面上已经结起了一层薄冰。我向冰面扔了一块鹅卵石。石头落在了冰面上。汉娜走到一块大石头上。她把过夜包放在身旁，手遮在眼前，定定地眺望对岸。

“我听说他们把自己藏在酒吧里。”

“谁？”我问。

“男人们。你知道他们什么样吗？”

我没有回答。从后面看，我妹妹不像我妹妹，说是任何人都可能——她的黑头发长得很长了。我想她是故意让头发长那么长的，好让妈妈每天帮她编辫子，也就是说，妈妈每天都会触摸到她。我的头发怎样都无所谓。

“不会失去味道的口香糖。”

“这是不可能的。”我说。

“总是要甜甜的，并且一直甜下去。”

“也可能，他们应该少嚼一点。”

“不管怎样，不能太黏。”

“我的总是一嚼就没味道了。”

“但你嚼起来确实像头牛。”

我想到了妈妈。她的下颌每天都要咀嚼很多东西，肯定增加了紧张感，而紧张感加剧就是从青贮仓顶跳下去的原因之一，或是打碎妈妈用来测量奶酪温度的温度计，再吞下水银的动因之一——爸爸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再三警告我们要小心水银，他说：那样会死得很快。这件事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不管死得快还是死得慢，都各有优缺点。

我站在汉娜身后，把头靠在她的防寒衣上。她的呼吸很镇定。

“我们什么时候走？”汉娜问道。

寒风正好吹透我的外套。我打了个寒战。

“明天咖啡时间之后。”

汉娜没有回答。

“兽医说我长成了。”我又说道。

“他对那些事了解多少？他只看到过长成的牲畜——长不成的都被弄死了。”汉娜的声音突然听来很苦涩。她是在嫉妒吗？

我把双手搭在她的腰臀。只要轻轻一推，她就会落进水里。我就能看到马蒂斯是怎么落水的，看到这种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接着，我就真的推了。我把她从大石头上推到水里去了，又看着她沉下去，然后又飞快地冒上来，扑腾着水花，她的眼睛瞪得极大，好像两只黑色的鱼漂。我喊着她的名字：“汉娜，汉娜，汉娜。”但风把我的话撞到大石头上。我跪在水边，拽住她的胳膊把她往岸上拉。之后，一切都不复如初。我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湿漉漉的妹妹身上，不停地说着“不要死，不要死”。直到教堂的钟声响了五次，我们才起身。水从我妹妹身上的每一个方向滴落下来。我拉起她的手，紧紧地攥住，捏紧，好像那是一块湿透的洗碗布。我们是空的，一如早餐桌上的碧雅翠丝女王饼干罐，那是我们在邮编彩票中赢到的奖品。没有人能将我们填满。汉娜拾起她的过夜包。她的身体像桥边被风吹动的红白风袜那样在发抖。我几乎忘了怎样骑车，也忘了我们到底是怎么回家的。我已经不知道我们去向何方。彼岸的应许之地突然变成了一张暗淡的明信片。

“我滑了一下。”汉娜说。

我摇晃着脑袋，用拳头顶住太阳穴，用力地将指关节摁进皮肤。

“是的，我滑了一下。”汉娜说，“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