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地里哪儿插了木棍，哪儿就是放了鼹鼠陷阱的地方。”爸爸说着，递给我一把铁锹。我抓住铁锹柄的中间部位。我为鼹鼠感到难过，它们在黑暗中落入了陷阱。我和它们一样：白天似乎越来越黑，到了夜里，我把手放在眼皮底下都看不见。我在脚边挖了几下，把我们塞到草皮下的东西翻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打开床头柜上的地球仪灯，光短暂地亮过后，又恢复到了一片漆黑。我又按了一下开关，但没有变化。有那么一瞬间，海洋似乎从地球仪里流了出来——我的睡裤湿透了，散发出一股尿味。我屏住呼吸，去想马蒂斯。四十秒。然后吸入一点新鲜空气，再次拧开地球仪灯。灯泡看起来仍然很完美。我飞快地想了想：这就是黑暗，最后的灾祸，我们集齐了十灾。我又飞快地否定了这个想法。

老师在家长会上对爸爸妈妈说，我的想象太丰富了，我在自己身边搭出了一个乐高玩具世界，老师说得没错。把乐高玩具咔嗒咔嗒组合在一起，再拆开，这很容易；我可以决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她还告诉他们，我在教室门口敬了一个纳粹礼——我确实按照奥贝的吩咐，举起手臂说了“希特勒万岁”。他说这样会让老师发笑。但老师没有笑，而是罚我放学后反复抄写“我不该嘲笑历史，如同我不能嘲笑上帝”。我心想——你并不知道我站对了阵营，不知道我妈妈在地下室里藏了犹太人，还允许他们吃甜食，包括迷你饼干，还可以无限量地喝汽水。我告诉她，迷你饼干有两面：一面是巧克力，一面是姜饼。我也有两面——我是希特勒，也是犹太人，既善又恶。我在浴室里脱下湿漉漉的睡裤，铺在地板上，因为有地暖。我换上干净的内裤，穿好外套，靠在浴池边，等裤子烘干，这时门开了，奥贝走了进来。他看着我的睡裤，好像那是一具倒在地上的尸体。

“你尿裤子了吗？”

我坚决地摇摇头。我把地球仪灯的灯泡紧紧攥在手里。那是一只扁扁的小灯泡。

“没，水是从我的地球仪灯里流出来的。”

“骗子，那里面没有水。”

“有的。”我说，“有五大洋。”

“那为什么这里有尿味？”

“那只是海的味道。鱼也尿尿的。”

“随便啦，”奥贝说，“该献祭了。”

“明天。”我答应他。

“好，”他说，“那就明天。”他又看了看我的睡裤，说道：“不然我就告诉学校里的每个人，你是个小便怪物。”话没说完他就关门走了。

我趴在浴室地板上，练习蝶泳的动作，练着练着就只剩胯部在松软的脚垫上颠动，好像那是我的小熊，好像我在大海中的鱼群中游泳。

我跟着爸爸走进田野。霜冻使我长筒靴下的草像小石头般坚硬。没有牛群进草甸后，爸爸每天都会检查陷阱；现在他用右手抓着几只新夹子，好换掉那些已经合上的旧夹子。我做作业的时候，透过卧室窗户就能看到他，他时常走同一条路线穿过田野。有些日子里，妈妈和奥贝会和他一起去。从阁楼上看下去，这块田很像一块英国十字戏棋盘，等他们安全地回到农场、回到牛棚后，我就像看到卒子归位那样欣慰。虽然我们现在越来越难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了。农场里的每个房间只能容下一个卒子，多来几个就会起争端。那种状态下，爸爸即便在室内也会布下鼹鼠陷阱。他没有别的事可做，整天坐在他的吸烟椅上，像只苍鹭标本，什么也不说，直到捕获我们。苍鹭最喜欢鼹鼠。就算他真的说了什么，往往是在考我们《钦定版》里的内容。谁失去了头发，继而失去了所有力气？谁变成了盐柱？谁被鲸鱼吞了？谁杀了同胞兄弟？《新约》有多少本福音书？我们都绕开吸烟椅走，俨如避开瘟疫，但有时你不得不经过那里，比如在吃饭前，爸爸不停地提问，问到汤都凉了，面包棍都软了。只要答错一题，你就会被赶进卧室作自我反省。爸爸没有意识到要反省的事情已经很多了，还有更多的源源不断地出现，我们的身体在生长，已经不能像在教堂的礼拜堂里那样用胡椒薄荷糖来阻断这些思索。

“想当年，每张鼹鼠皮能换到一个荷兰盾。我把它们钉在木板上风干。”爸爸说道。他蹲在一根棍子边。现在，他把捕到的鼹鼠喂给牛棚后的苍鹭吃。它们会先把鼹鼠浸在水里——它们没法干吞下去——然后嚼也不嚼就囫囵吞下，好像鼹鼠是爸爸和上帝的话语，要以同样的方式滑进肚腹。

“是的，孩子，你干这活儿时必须保持镇定——万一夹子合起来，你就会像门钉一样被夹死。”爸爸低声说着，一边把棍子往地里插得更深一点。陷阱里什么也没有。我们再去下一个陷阱：还是一无所获。鼹鼠喜欢独自生活。它们总是独自走进黑暗，如同每一个人都要在漫漫长途中与自己的阴暗面搏斗。我的脑海越来越频繁地变成一片漆黑。汉娜时常能把自己挖出来，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那个可恶的复杂的隧道，我可以在每个转角堵截爸爸妈妈，手臂像柔弱的弹簧一样凑近他们的身体，像牛棚里锈迹斑斑的鼹鼠夹子那样夹住他们。

“对那些小动物来说，这天太冷了。”爸爸说道。他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水。他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了。他的鼻子上还有一道红色的划痕，是被树枝刮破的。

“是的，太冷了。”我应和了一句，耸起肩膀，好像给自己加一道防风林。

爸爸盯着远处的棍子，突然说道：“村里人都在说你的闲话。关于你的外套。”

“我的外套怎么了？”

“下面是不是长鼹鼠丘了？是因为这个吗？”爸爸咧嘴一笑。我脸红了。贝莱的已开始慢慢长大了。她在体育课的更衣室里给我看了，乳头是粉红色的，像两颗棉花糖似的胀出来。

“该你了。”她说。

我摇摇头。“我的长在黑暗里，像水芹那样。你不能打扰它们，否则它们会昏昏欲睡，瘫软下去。”她懂我的意思，但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失去耐心。尽管我和奥贝让她暂时不说出去，她没有告诉父母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没接到愤怒的投诉电话。只不过，现在在学校里，我俩的课桌间横挡着一本历史书，像柏林墙那样。那件事之后，她不想和我说话了，对我收藏的牛奶饼干也完全没有兴趣了。

“每个健康的女孩都有鼹鼠丘。”爸爸说。

他起身站到我面前。他的嘴唇因为寒冷而皲裂。我赶忙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根棍子。

“我觉得那只陷阱里会有一只鼹鼠。”

爸爸转了一下身，望向我指给他看的地方。和我一样，他的金发也长长了。发梢垂在我们的肩头。通常，妈妈早就让我们去广场的理发店了。现在她已经忘了这事。也可能，她希望我们长个不停，像覆盖了整栋房子的常春藤，让立面慢慢消失。那样就没人能看到我们其实有多渺小。

“你觉得你这样，以后能在上帝面前嫁人吗？”

爸爸把铁锹往土里一插——这下他赢了，一比零。班里没有一个男生看我。只有在我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时，他们才会特别指出我。昨天，佩勒把手伸进裤子里，手指从前门襟伸出来。

“来摸一下，”他说，“我硬了。”

我想都没想就揪住了他的手指，用力捏。隔着因吸烟而发黄的薄薄的皮肤，我感觉到了里面的骨头。全班同学开始大呼小叫。我有些茫然，笑声越来越响，柏林墙的地基都摇晃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窗边的座位上。

“我永远不会结婚。我要去另一边。”我答道，脑子里还在想教室里的事，还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话就已经说出口了。爸爸脸上的颜色变淡了，好像我说的是“裸体”，这个词比暗示我们在谈论发育中的胸部还要糟糕。

“谁要是起心动念想冒险过桥，就再也回不来了。”他说得很大声。自从马蒂斯没有回家的那天起，他就一直警告我们，把对岸的城市比作泥坑，如果你走进去，就会被吸下去，让你麻痹。

“对不起，爸爸。”我小声说道，“我说话没过脑子。”

“你知道你哥哥的下场是什么。你也想那样吗？”他把他的铁锹从地里拔出来，从我身边走开，让风有机会闯入我们之间。爸爸在最后一个陷阱旁蹲下来。

“明天你要把外套脱了。我会烧了它，我们从此之后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他大声说道。

我突然想象出一幅画面：爸爸的身体夹在鼹鼠夹子的刀刃之间，我们在他的脑袋旁边插下一根树枝，这样我们就知道卒子死在了哪里。用兔棚里的水管冲洗放在桶里的旧夹子时，我摇摇头，想摆脱这个恐怖的画面。我不怕鼹鼠丘，但我怕它们在黑暗中生长。

我们一无所获地回到农场。回去的路上，他用铁锹把一些鼠丘砸平。

“有时候吓吓它们也是好的。”说完，他紧接着又说道：“你想和你妈妈一样平吗？”

我想了想妈妈的胸部，两只乳房就像教堂里的募集袋一样松弛下垂。“那是因为她不吃饭。”我说。

“她满腹心事，没有空间去做别的事。”

“为什么她有烦恼？”

爸爸没有回答。我知道这和我们有关，因为我们的行为举止总也没法显得正常——哪怕我们努力显得正常，也会让人失望，我们的品种好像不对，就和今年的土豆那样。妈妈觉得它们太脆了，后来又觉得太蜡质了。我根本不敢提我桌子底下的蟾蜍，更不敢说它们要交配了。我知道它们会的，然后又会开始吃东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只要你把外套脱掉，她就能重新吃饱肚子。”爸爸斜睨了我一眼。他想微笑，但嘴角似乎僵住了。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变大了。大人们互相微笑，互相理解，哪怕他们连自己都不理解。我把手放在外套拉链上。等爸爸移开视线，我用另一只手从鼻子里抠出一些鼻涕，放进嘴里。

“我脱掉外套肯定会生病的。”

“你想让我们都像傻子一样吗？你这种可笑的表现会害死我们的。明天就脱。”

我放慢脚步，渐渐变成走在爸爸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他穿着一件红色夹克，背着一只猎物袋。袋子里没有鼹鼠，也没有别的东西。他脚下的草噼啪作响。

“我不想你们死。”我顶风大喊。爸爸没有听到。提在他手里的鼹鼠夹子在风中轻轻地互相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