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对匈奴和亲，王昭君远嫁匈奴，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号称“宁胡阏氏”，生了一个儿子，地位相当于汉朝的贵妃，因为单于另有“大阏氏”和多位阏氏。呼韩邪单于死后，大阏氏的儿子被立为新单于，根据匈奴的习俗，王昭君又嫁给他为妻，又生了两个女儿。新单于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毕竟是她丈夫的儿子，从辈分上讲他们是母子关系。如果到这位新立的单于死时她还活着，也许还得再嫁一次。汉朝人实在接受不了，觉得这种习俗野蛮甚至乱伦，但匈奴人理直气壮：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保证我们“种姓”能够绵延。

此前汉武帝时，将江都王的女儿封为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公主被立为右夫人。以后昆莫将公主配给自己的孙子，公主不愿意，武帝要她入乡随俗，她只得下嫁，又与昆莫的孙子生了个女儿。

匈奴、乌孙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蒙古高原、中亚草原，气候寒冷、干燥，物产有限，基本不能生产粮食，生存条件艰苦。再加上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方式，人均寿命很短，人口很难增长，一遇到天灾人祸人口往往是负增长。即使到了近代，蒙古高原的民族人均寿命还是很短，人口增长率很低。所以匈奴不只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汉朝人凡是进入匈奴，不管是被俘虏的，还是被扣为人质的，或者自己投奔的，匈奴人都会让他们在那里成家生孩子。比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离开汉朝不远就被匈奴扣留了，一扣就是十年，等到张骞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家室，有了孩子。又如苏武是汉朝的使者，被匈奴扣为人质。匈奴一方面把他流放到贝加尔湖一带，不许他回去，但是另一方面还要配给他匈奴妇女，等苏武后来返回汉朝时，他已经有了儿子。但儿子得留在匈奴，不能带走。更不用说像投降匈奴的李陵、李广利等人，一到匈奴就得与匈奴妇女成家，为匈奴增加人口。

的确，千方百计地增加人口是匈奴的一种生存方式。所以在他们那里，这种行为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们完全不会有像汉朝人那样的观念。在西汉、东汉时，已经开始出现妇女的“贞节”观念，寡妇改嫁就觉得不大光彩。

匈奴人、乌孙人、胡人与汉人在生育观念方面，或者在这种“贞节”观念方面，是不是一定会完全对立呢？其实，如果是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就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比如北朝时，因为连年战乱，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人口很难增长。特别是那些长期驻守前线的将士，没有办法及时结婚，没有机会及时传宗接代。曾经有几次皇帝下命令，征集后方的寡妇送往前线，嫁给将士。不是鼓励寡妇守寡，而是要逼她们与马上奔赴前线的将士结婚，保证他们有家庭，保证他们有孩子。

也许你不能想象，唐太宗在他登位的当年［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居然下了一道诏书，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人口。诏书规定：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应该促使他们赶快成家结婚。诏书还特别规定了寡妇如果丧期已满，守孝时间满了，就要及时改嫁。鳏夫也要及时婚配。并且把诏令的实行结果作为考察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由此可见，一种婚姻习俗、观念是要与社会的存在、需要相适应的。唐朝初年，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突厥的南侵等天灾人祸，人口锐减，迫切需要增加人口。

唐太宗即位的当月，突厥南下，甚至兵临长安城下，唐太宗不得不亲自出城，与突厥可汗对话谈判，才使突厥退兵。唐太宗深感增加人口的紧迫性，但当时没有增加人口的有效办法，唯一能想到的，只有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寡妇大多数年纪不大，还有生育能力，怎么能允许她们“守节”不嫁呢？所以一定要命令地方官动员、资助，或不惜强制辖区内的寡妇改嫁。

由于种种原因，唐朝的人口增长并不理想，所以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继续采取促进生育的措施，下诏规定将合法婚龄降到男子十五岁、女子十三岁。这是中国历史上法定适婚年龄的最低点。

这种原来的“贞节观念”、婚嫁的习俗，如果和实际需要不适应，那就会被改变。

社会的实际需要决定了唐朝根本没有寡妇不能改嫁这个观念，更不会把寡妇“守节”作为一种值得倡导的优良风尚和优秀事迹进行表彰。据唐朝正史中公主传的记载，大多数公主都是改嫁过的，最多的一位改嫁了五次，而且改嫁了、改嫁给谁，都堂而皇之地记载在她们的传记里面，史官丝毫不觉得有隐讳的必要。

但在唐朝以后，五代、宋朝，特别到了宋朝时，“贞节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非但寡妇不能改嫁，甚至未婚夫死了，从小结的“娃娃亲”的男方死了，“指腹为媒”（男女双方都还没有出生，家长间预定的亲。如生下异性就定亲，生下同性就结为兄弟姐妹）的男方死了，女方也不能改嫁。出现了很多女人“守节”的典范，一些“守节”的故事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欧阳修记载了一位“节妇”李氏的事迹：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骨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臂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于是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店主被打了一顿板子。

贞节要守到这样残酷的程度，更不要说寡妇改嫁了。宋朝的学者曾经说过：女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饿死了也不过是死了个人，一旦失节，丧失了“贞节”，比死还严重。

而且从宋朝以后，包括元朝，直到清朝，这种“贞节”观念越来越流行，越来越被强化。明朝、清朝都在各地为“节妇”“烈女”造贞节牌坊，大力表彰。她们的“主要事迹”往往就是拒绝改嫁，或者以死相拼，为了抵制强迫她们改嫁的力量，有的自杀，有的剪掉头发，有的割掉耳朵。或者年纪轻轻就守寡，为未婚夫守寡，有的抚养遗腹子（丈夫死的时候已经怀孕留下的孩子），又教育他成人，一直到老。这类优秀事迹，广泛见于各种记载，几乎每一部地方志、家谱中都有《节妇传》，一些县城，甚至县以下的乡镇，都可以看到不少为“节妇”建的牌坊。

这仅仅是价值观念或者伦理道德的影响吗？其实，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一种伦理道德，都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看一下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变化的趋势就可以明白了。

唐朝初年人口不多，甚至到安史之乱前的盛唐，总人口也不过七八千万人，稍超过公元初的西汉。但是到了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宋朝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到了13世纪前期，南宋与金朝合起来估计人口有一点二亿，17世纪初明朝人口突破两亿，1850年清朝人口达到四点三亿。在人口不断增长，突破一个又一个高峰时，当然完全不需要再通过强制寡妇改嫁来增加人口出生率，而大力倡导妇女的贞节观念，使寡妇能“守节”终身，正好符合社会实际的需求，当时也找不到调节人口增长的其他途径。

由于人口压力日益严重，到了清朝后期还出了一位学者汪士铎，人口学界称之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他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危机是人口太多，哀叹“天地之力穷矣”，自然界能够提供的资源已经穷尽了。人多的祸根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女人。在他的一本未刊印的著作中，他认为根本的措施就是限制女人的数量，限制女人的生育能力。他主张一部分女婴生下来就应该被溺死，留下来的女婴一部分要送进“童贞院”，从儿童时就把她们集中起来收养，今后终身不能结婚。同时要严禁寡妇改嫁，寡妇改嫁要依法治罪。

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为汉朝人不齿的匈奴习俗，在唐朝会无所顾忌。在宋朝人看来惊世骇俗的行为，唐太宗会堂而皇之地下诏推行。传统儒家文化培养的学者，会与西方的马尔萨斯“心有灵犀一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