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就是皇帝的子孙和他们的家人。一个皇帝有众多的后妃，还有成千上万的宫女，有的朝代宫女多的时候有一两万，所以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有众多的子女，有几十个儿子、女儿并不稀罕。他们的子女、子孙又有很多生育的机会，因为生活条件优厚，妻妾众多，又可以生育出更多的宗室成员。

比如西汉，因为汉高祖刘邦出身“细微”，普通人家出身，没有什么背景，所以刘邦只有兄弟三个人，一个还先死了。但是到西汉末年，宗室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十万，这还不包括已经嫁出去的刘氏女性。

西汉初年的总人口大概在一千五百万左右，到西汉末年增加到六千万左右，就翻了两番，四倍，年平均增长率不过千分之七。但是刘邦的家族，从他们弟兄三个人增加到超过十万，远远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但在西汉时，宗室还没有拥有什么特权，所以对社会的危害比较小。如果这些宗室都要由社会供养，并且要有优厚的待遇的话，就必定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明朝就是这样。

这些宗室，因为他们接近权力的中心，其中近支的宗室还与皇帝、皇室有紧密的联系，有的还担任重要职位，或者握有兵权。一方面，他们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皇帝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防范。

比如魏文帝曹丕在位时，对他的兄弟和近支宗室一直不放心。曹魏时封的那些王，表面上仅次于皇帝的地位，而且还有一块封地，实际上就像高级囚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力，俸禄也不高，因为封邑都很小，派在封邑的国相，表面上是王的下属，实际上代表皇帝监控他们。这些王不能自由地离开封地，连要回首都也得报皇帝批准，而且一般是不容许的。

西晋的统治者又从反面吸取了教训，他们认为曹魏之所以这么容易被篡夺政权，被司马氏取代，原因就在于没有培植出自己宗室的势力来捍卫皇室，所以一改曹魏的政策，大封宗室。从司马懿到第二代司马昭、司马师，到第三代晋武帝司马炎，第四代晋惠帝司马衷，凡是他们近支的兄弟、堂兄弟、叔伯这些人全部封为王。王不但有封地，还有一支军队。更糟糕的是西晋取消了国家的常备军，军队都由这些宗室王掌握了。如晋武帝的儿子司马颖被封为成都王，以益州的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四郡为他的封国，食邑十万户，一直握有重兵。这样的制度为以宗室王为主角的“八王之乱”提供了条件。

明朝又是另一种方式。明太祖朱元璋自己是穷人出身，大概怕他的子孙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为他们制定了极其优厚的待遇，他规定：所有皇子都封为亲王，俸禄万石（一万石粮食作为他们一年的俸禄），而且开府置官署（可以按规定的编制设立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员），护卫的士兵少则三千人，多的有一万九千人。朱元璋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了王，光是他们一年的俸禄就要二十几万石粮食。他们的护卫如果每个王平均以五千人计算，就需要十多万人的护卫。

亲王的嫡长子年满十岁就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服饰和待遇按一品官标准。其他儿子年满十岁封为郡王，郡王的嫡长子封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就封为长孙，这些人“冠服视二品”，服饰和待遇按二品官的标准。郡王的其他儿子授予镇国将军，孙子授予辅国将军，曾孙授予奉国将军，第四代孙子授予镇国中尉，第五代孙子授予辅国中尉，第六代以及第六代以下统统授予奉国中尉。世世代代都享受俸禄，另外还补助丧葬费。

在这样特殊的优待政策下，近支宗室就无限地增长，等于开展了一个生育竞赛，终于有一位郡王创造了一项最高纪录。这位郡王是皇帝的第三代，就是亲王的儿子，他这个纪录是多少呢？他有一百个儿子都长大成人，并且可以袭封。我们可以算算他总共生了多少孩子？如果他的孩子一半是女性的话，再考虑到婴幼儿的死亡率，那么他至少生了三百个孩子。其他宗室虽然不可能生那么多，但无不尽其所能，宗室的出生率肯定大大高于总人口的出生率。到隆庆初年，宗室人口已增加到二万八千多人，宗室的俸禄成为朝廷一项沉重的负担。

如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全国供应京师的粮食是四百万石，这是通过京杭大运河，好不容易运到北京的，但宗室王府的俸禄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是整个国家供应北京的粮食的一倍以上。具体各省的情况，山西省规定每年存留在本地的粮食是一百五十二万石，但需要供应山西的宗室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大大超过了总数。河南省每年存留的粮食是八十四万三千石，但是因为封在河南的王不止一个，宗室俸禄需要一百九十二万石。

这两个省每年征收的粮食如果全部入库，还没有办法供应宗室俸禄的一半，这些负担最终当然是落在百姓头上。但是嘉靖四十一年还不是宗室人口的高峰，此后宗室人口还在不断地增加。

另一方面，这些宗室成员也是很不幸的。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的规矩，宗室不能做官，不能考科举，理论上讲也不能做买卖，就是被养着，不能有其他任何职业。所以宗室中绝大多数人都碌碌无为，有的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有的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有的侵占民田，搜刮民脂民膏；有的变相经商放贷；有的仗势欺人。除了吃喝玩乐终其一生，这几万人没有为社会做任何贡献，除了在宗室档案中的记录外，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只有个别人利用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时间，加上他们自己的天赋，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如宁王朱权在道教、戏曲、音乐研究上有重大贡献。郑恭王的儿子朱载堉是杰出的音乐理论家，证明了“十二平均律”，比欧洲人早数十年。朱权的七世孙朱谋玮也是著名学者，他专注研究《水经注》，校订《水经注》有很大的成绩。明朝亡后，有一位宗室朱耷，就是著名画家八大山人。但是在累计数十万的宗室人口中，这些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其他大部分人都庸庸碌碌。

而且远支宗室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因为从第六代以后待遇都一样了。当然这些俸禄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但是他们享受不到平民百姓的自由，重大事项都得请示汇报，都要由宗室管理部门批准。比如说出生后要申报，等待上面赐给他名字。有时等到快成年了，正式名字还没有赐下来。一方面，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对远支宗室免不了势利和冷落；另一方面，也有实际困难，因为同一代宗室的人太多，往往找不到可用的字。

宗室名字的第一个字是固定的，代表辈分；第二个字用同一偏旁，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选。如嘉靖皇帝这一辈第一个字用“厚”，第二个字用“火”字旁。崇祯皇帝这一辈第一个字用“由”，第二个字用“木”字旁，如朱由检、朱由校、朱由榔等。

但“木”字旁的字就那么多，朱元璋的二十几个儿子用了，弘治皇帝（孝宗）这一辈也用了，剩下来的字先得保证皇帝和近支宗室，而且并非所有“木”字旁的字都适用于人名，往往字典上的字都用完了，只能现造。像“金”字旁，英宗（朱祁镇）这一辈用，神宗（朱翊钧）这一辈也用，现成的字不够，只能新造。有人开玩笑，说明朝宗室的名字像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其实是不得已的。尽管如此，有些夭折的远支宗室可能到死也没有得到赐名。

结婚也要报批，所以有的远支宗室到了三四十岁还结不了婚，因为一直没有批文下来。即使实际结了婚，在宗室中没有合法地位，以后生了孩子无法登记，无法获得宗室的身份和待遇。

清朝多少吸取了一点明朝的教训。清朝的满族人都被编入八旗，宗室也分属八旗，除了那些有封爵的王公贵族外，其他人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特别的限制，可以做官，应科举，服役当差。加上满族的出生率比较低，宗室人口不会像明朝那么多。往往不会像明朝那样出现那么多的子孙。尽管如此，到了清朝后期，八旗子弟的腐败、无能也影响到宗室。清朝覆灭后，八旗满族人失去了国家供养，一些既无一技之长，又不愿或不能自食其力的宗室沦落为底层贫民，甚至贫病而死。

与明朝相比，清朝宗室中出现的杰出人才更多，有著名的诗人、学者、书法家、画家、戏剧家、大臣、将领等。但他们的成功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天赋、勤奋与机遇，而不是仅仅依靠宗室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