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手抓住了剑，左手滑到她的手臂上，双腿在她长袍的花岗岩皱褶处晃荡，两脚乱踏着寻找落脚处。

“我没问题，我没问题。”我不断安慰着自己。

我的手臂抖得厉害。越过石雕手臂，我看到女神背后较低的楼层上有一个宽大的凹台。我可以从手臂上爬过去，或试试从下面滑过去。我让双脚找到一个稳定的支点，调整左手的抓握姿势，准备让它承接我的重量。我违逆自然本能地将身体荡出去，双腿扫过女神的手臂下方，脚到达抛物线顶点时，我松开了手。

我降落在18楼的凹台上，迎接我的是一阵鼓翅声和嘎嘎声——乌鸦抗议我入侵它们的栖息地。我再度抓紧雕像，将脸贴近花岗岩。

肾上腺素通常并不会困扰到我，我学过如何善用它。当你在上百个人面前起立，每双眼睛都盯着你时，你就会感受到一大波肾上腺素，不然你就不是人。一切都会慢下来，当它流过你的循环系统，1秒钟的停顿感觉就像一场长达3分钟的噩梦，这就是它应有的功能。一个慢动作似的片刻，让你反击或逃跑。它加快你的反应速度，完全扭曲你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每一种感官都高度戒备，每一项反应都像剃刀般锐利。

我强行让身体退了几个档位，等引擎冷却才抬头看向我来时走的路。我起跳的平台几乎消失不见了，砖块已经碎裂。我低头，街上没有人躺着回望我。瓦砾掉到人行道上，但没人受伤。谢天谢地我身在纽约，真正的纽约客是不会抬头往上看的。我倚着冰冷的砖墙，仰望女神的背部。她也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律师常常被问到，他们怎么有办法代表明知有罪的人打官司。我就被问过许多次，而我给出的答案都是——我们没有这么做。事实上，我们的作业方式就像美国军队许多年来处理同性恋军人的方式——不问不说。我从来没有代理过任何我明知有罪的人，因为我从不问客户他们有罪与否，避免碰到那个恐怖的可能：他们对你说实话。实话在法庭上没有容身之地，唯一重要的是检方能够证明些什么。如果我遇到一个面临刑事起诉的客户，我会告诉他们警察或检方自认能够证明哪些事，并问他们对此有何想法。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表演时间，如果他们说警察是对的，就是认罪；如果他们想拼一把，就会跟我说自己是无辜的。他们都明白，如果他们对我承认有罪，却还是要我打官司，我就无法继续成为他们的代理。游戏就是这样玩的。

不问，不说。

11个月前，我发现这个游戏玩起来会出人命，我决定再也不玩了。

我重新控制住心跳，看向我接着要走的路线：另一个窗台——同样狭窄、同样危险。

城市的喧嚣声持续干扰着我，就在这一刻，我听到了某个熟悉的声音。我俯瞰下方的街道，几辆汽车迅速驶过，街上人不多。我向延伸窗台靠近，用一只脚试探着，逐渐把重量移上去，直到我相信它是安全可靠的。我踏出一步，然后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一声鼓点，一个声音。我对这再熟悉不过，是滚石乐队的《无法满足》。音乐很远、音量很小，但绝不会错。

我认得这首歌、认得这个乐团，也认得这张唱片的主人。这段音乐给了我仿佛见到曙光的鼓励，这正是我迫切需要的。我抓住大楼侧边，探身出去继续移动。我越往外移，基思·理查兹[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1943—），英国音乐家、歌手、词曲创作人，英国摇滚乐队滚石乐队的创始成员之一，为吉他手。]的吉他声就越清晰。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不远处的一扇窗户透出友善的微光。

我加快了脚步。

我伸手探向窗户，再度蹲低，试图把它撬开。窗户锁上了。房间中的景象看起来堪称温馨，角落的黑胶唱片机播着海妖般引我前来的乐声，桌上的一盏台灯透过旁边的威士忌瓶投出一道温暖的光柱，在地板洒下金黄闪亮的光影。一名老年黑人男子身穿红色套头上衣坐在桌前，下巴靠在胸前，可能是喝醉了，也可能是睡着了，或两者皆是。他的白发直竖，仿佛在努力捕捉音乐的旋律，把其中的魔力传导到他的脑子里。

我敲敲窗户。

毫无动静。

我再敲一次，敲得更大声。

他绝对是醉到不省人事了。

我敲了第三遍，窗户简直要被敲破，高等法院法官大人哈利·福特醒过来，紧张地环顾室内，可一秒之后又把头缩回原位继续睡。我又拍了一下窗户，这次他找出声音的源头了。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嘴巴张开，在他往后一倒、四脚朝天摔下椅子前，我听到一声压抑的尖叫。他愤愤地爬起来，气得表情扭曲，他一定以为我是酒后恶作剧。窗户开了。

“你这神经病，我该死的很乐意报警，或直接把你从这楼上推下去。”

我的情绪一转，因为我必须告诉他实情了。他醉态带来的乐趣已经消退，我再次意识到我的处境，以及我背上的炸药带来的重量。

“哈利，我有麻烦了，很大的麻烦。他们抓走了艾米。”

“谁抓走了艾米？”

“俄罗斯黑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