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可靠吗，可以被篡改吗？科学研究表明，记忆真的可以被篡改，甚至被植入。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以被植入当事人的记忆，而当事人会感到这件事情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历史上，还真有人仔细研究过虚假记忆，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轰动全美的阿米罗特性侵冤案

记忆是人脑对体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记忆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过程，和其他心理活动密切相关，是人类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础，也是用于形成概念和价值观的基本元素。而虚假记忆是人类大脑中的记忆信息自动组合而成的不真实的记忆。许多心理学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虚假记忆，具体表现是歪曲事物的真实情况，对自己的记忆坚信不疑，甚至对大脑编造的谎言信以为真。如果虚假记忆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一种“心理漏洞”，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方法，能通过人工干预向人类大脑植入特定的虚假记忆，并让人对此深信不疑？答案是肯定的，并且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就真实发生过。

著名犯罪心理学与记忆科学专家茱莉娅·肖在其著作《记忆错觉》中就详细记录了一起轰动全美的案件，展示了记忆被篡改给案件侦查与司法审判带来的严重后果。

该案件发生在1984年的美国马萨诸塞州，主人公是4岁半的小男孩穆瑞·凯斯。那年夏天，凯斯的妈妈发现凯斯突然开始频繁尿床，并开始模仿他16个月大的弟弟牙牙学语。凯斯的妈妈怀疑凯斯遇到了事情，担心他受到了性侵伤害，于是让她的哥哥，也就是凯斯的舅舅去和凯斯谈心。舅舅告诉凯斯自己小时候去露营时曾经被猥亵过，并告诉凯斯，如果有人曾经脱下他的衣服，或者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一定要说出来。在舅舅的“开导”之下，凯斯说一个叫“特叔叔”的人曾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并脱掉了他的裤子。这位“特叔叔”就是凯斯所在的费斯·阿肯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名叫格拉德·阿米罗特，托儿所的孩子都称他为“特叔叔”。这句话在凯斯的母亲听来犹如晴天霹雳，她迅速向警察报案。第二天，阿米罗特就被逮捕，并被指控犯下了强奸罪。

案发10天后，警察把托儿所里所有孩子的家长召集起来进行了案情通报。社工向家长们分发清单，清单上列出了孩子遭受性侵后可能出现的行为及症状。家长们并非专业人士，对清单上列出的症状理解有误，并且对症状背后的原因知之甚少，很多孩子的家长便产生了恐慌情绪。接下来，负责该案件的警察又告诉家长们：“袒护被告的人会遭到上帝的惩罚，你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由于马萨诸塞州的宗教观念非常浓厚，家长们的态度慢慢坚定起来。很快，有多达40个孩子被家长认定遭到了猥亵。

随后，以儿童性侵案件研究而闻名的专家苏珊·凯莉向孩子们了解情况。绝大多数孩子一开始否认这些指控，但凯莉为了撬开孩子们的嘴，就用动画片《芝麻街》中的角色毕特和恩尼的布偶，配合动画中的声音，来和这些孩子交流，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并反复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恐惧。在凯莉的鼓励下，孩子们陆续开始详细地描述自己的“遭遇”。根据法院的档案，这些孩子对“侵犯”细节的描述非常生动，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证词中出现了“裸泳派对”“小丑”“神奇房间”等词语。有些孩子说，有个“坏小丑”会一边侵犯他们，一边“在房间周围丢火”，还用他的魔法棒威胁他们；有些孩子说，如果他们不遵守“性要求”，会有像《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一样可怕的机器人伤害他们；还有些孩子说自己被龙虾猥亵过；甚至有个4岁的小女孩说曾有人把一把30厘米的菜刀插入她的阴道。

法院最终根据众多孩子的证词，判定阿米罗特的虐待罪成立，并对他判处数十年的监禁。阿米罗特的母亲薇拉特和妹妹雪儿同样在那家托儿所工作，她们被指控为从犯，也被投入监狱。然而，对这起案件的质疑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专业人士发现，案件的审理过程充满疑点，因为从始至终，法院给阿米罗特定罪的依据竟然只是孩子们的一面之词，警察居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切实的证据。直到1998年，才有位法官根据案件的诸多疑点推翻了对阿米罗特的母亲和妹妹的指控，又过了几年，阿米罗特才被假释出狱。

谁在篡改孩子们的记忆？

纵观案件的审理过程，可以说警察和心理专家凯莉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不经意间篡改了孩子们的原有记忆，并给孩子们植入了新的记忆。

首先是警察的有罪推论和带有高度诱导性的询问，给孩子们的家长制造了极大的恐慌情绪。家长在恐慌情绪的支配下，会带着预设千方百计地询问自己的孩子。而孩子们由于年龄太小，并不理解家长在说什么，他们只能感受并被传染恐慌情绪。

紧接着，专家凯莉登场。她先用共情策略博取孩子们的信任，然后鼓励孩子们和自己一起恢复“被压抑”的记忆。为此，凯莉在轻松的氛围中不断抠细节，让孩子们把具体的细节想象出来。

最后，凯莉再把这些细节按照一定的逻辑编织起来，让这种记忆看起来非常真实。实际上，这种被鼓励出来的记忆很不可靠。研究表明，人可以轻松记住信息的内容，却很容易忘掉信息的来源，因此人们几乎不可能判断那些从脑海里冒出来的细节到底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来源于以前看过的文学、影视作品。此外，想象的过程伴随着强烈的大脑联想活动，特别是在情绪的作用下，这种联想活动会导致大量记忆片段拼接重构，也就是俗称的“脑补”，这些“脑补”出来的事情，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曾发生。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越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越容易引发大量的坊间谣言了。当人们普遍陷入极大的恐慌与焦虑时，这些情绪深深地压抑在每个人的心里，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在互联网的催化之下，这些恐慌与焦虑凝聚成巨大的情绪旋涡，裹挟了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上述案例中的那些被鼓励的孩子，就正是被他人的情绪裹挟了。当人们在巨大的情绪旋涡中受到他人的影响时，他们记忆中的那些碎片，就被这种情绪旋涡搅动了出来，这些被搅动出来的记忆碎片开始与网上的话题结合，进行重构，也就是“脑补”。接着，你就会看到各种各样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谓“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

那么你可能又要问了，阿米罗特的案例中，产生虚假记忆的都是孩子，孩子的想象天马行空，产生虚假记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他们都是孩子，但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吧？我只能很遗憾地说，成年人的记忆也不靠谱，并且成年人还会用理性来论证自己不靠谱的记忆，也就是给自己的记忆偏差找借口，比孩子更麻烦。而且，成年人都有自尊心，很多人接受不了别人认为自己是错的，因此即使的确是自己错了，他们也不会认错。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

车祸目击者实验：成年人的记忆同样不靠谱

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和人类记忆专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做过一系列经典的虚假记忆实验研究，并揭示了导致虚假记忆产生的一个重要机制：提问时的语言暗示对记忆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实验中，洛夫特斯先让受试者观看一部完整的车祸短片，然后向不同的受试者提一系列问题，让他们回答。她在向一部分受试者提问时说：“当轿车彼此碰撞的时候，车速有多快？”而在向另一部分受试者提问时，她将“碰撞”一词换成了“撞毁”“互撞”“冲撞”“顶”等词。实验结果显示，受试者估算出的数值受提问者措辞的影响很大。被以“顶”这个词提问的一组受试者估算出的车速的平均值为31.8千米每小时，而被以“撞毁”这个词提问的一组受试者估算出的车速的平均值为40.8千米每小时，两组受试者估算出的车速的平均值相差近9千米每小时。

洛夫特斯在一周以后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她将上次的受试者重新带回实验室，并向他们提出更多问题。其中一个苛刻的问题为“是否看到了破碎的玻璃”。尽管短片中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镜头，但洛夫特斯预设，把车祸的情况记忆得比实际情况更严重的受试者，其记忆中可能也会有“与高速驾车形成的事故相匹配”这一细节。

不出她所料，30%以上的之前被以“撞毁”这个词提问的受试者声称自己看到了并不存在的碎玻璃，而被以“碰撞”这个词提问的受试者中只有16%的人声称自己看到了碎玻璃，二者相差近一倍。这充分说明人类的记忆很容易受到语言暗示的影响而被篡改，虚假记忆同样可以通过语言暗示植入。

无处不在的虚假记忆植入

提到植入虚假记忆，大多数人马上会联想到洗脑，即精神控制。“洗脑”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人类刚刚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许多人，尤其是大屠杀和惨烈战争的亲历者们都在反思，为什么平时善良淳朴的德国普通民众会被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所控制，犯下种族屠杀的滔天罪行？由于当时认知心理学还处于萌芽时期，对记忆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粹德国通过控制信息的自由传播，借助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和强制再教育，成功地在大部分人的头脑里植入了他们想要的观点。

随着科学的进步，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类大脑中的启动效应被发现。“启动效应”是认知心理学中比较专业的术语，对非专业的人来说不太好理解，但如果你拔过花生，那就很好理解了。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片花生地里，当你抓住花生的某段茎秆，使劲一拔，一连串花生都会被你从地里拔出来。启动效应跟拔花生的过程很像。花生就像你的记忆内容，比如某个词、某个人或者某个场景。当你看见某个花生露在外面时，你用力一拔，一连串花生都会被拔出来。也就是说，当你看见某个记忆内容时，你的大脑会自动联想一连串记忆内容，就像拔出一连串花生一样，只不过你根本意识不到这个过程。

举个例子，现在的人每天都被各类广告包围，这些广告的用词往往非常简单粗暴，比如“怕上火喝×××”。你可能根本就不信一罐甜凉茶能预防上火，但实际上，不管你信不信，“怕上火喝×××”这句广告语已经影响了你的潜意识，让你将嘴巴上长泡的疼痛感与甜凉茶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联系是在你意识不到的时候自动完成的。所以说，广告不需要你主动关注它们，只需要你的一点注意力，它们就会转化为一种深层次的感觉，如果这种感觉长年累月地出现，你就会慢慢形成一种印象或者观念，比如看到火锅就想起那种甜凉茶。

其实，广告就是最为常见的洗脑术，其核心在于绕开你的心理防线，通过在潜意识层面长年累月地灌输，在你的脑海里制造出某种印象，从而影响甚至改变你对某样事物的观念。除了无处不在的广告，虚假记忆的另一个源头是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它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模式，还彻底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在社交网络时代，人们可以随时在互联网上与别人分享自己拍摄的影像，讲述自己的经历、印象和看法，也随时都能看到互联网上有关公共事件的描述和评论。

因此，我们不再完全拥有记忆的自主权。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所说，人类正生活在一个激烈的交互记忆时代。我们拥有的不是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而是通过与无数网民的互动制造出的一种共同产生、共同更新、共同储存的群体性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自动把从互联网上得到的记忆融合进来，并把自己原有的那份独特记忆覆盖掉，而且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个过程。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分校心理系教授亨利·罗迪格在其著作《认知天性》中给这一现象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记忆社会传染”。

如何识破谣言？

社交网络在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信息获取与信息交流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也打开了谣言传播的潘多拉魔盒。在某些利益或目的的驱使下，造谣者为了增强说服力，往往会在保证事件主体真实性的同时，加入大量充满恶意的虚假细节，通过语言暗示这种隐蔽的下三烂手段，在不知不觉中给你植入虚假记忆。这些细节通常听起来像真的一样，让整起事件显得十分生动。对那些经历过类似事件的网民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些自己不太了解，但又跟自己的经历比较相似的细节时，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相信这只是被自己遗漏掉的信息。如果你心中还积压着情绪，那么这些被编造的内容就很容易被植入你的记忆，从而让你被造谣者成功洗脑。

这也正是疫情期间有那么多人被谣言蛊惑的原因。

既然我们的记忆这么不靠谱，那么我们该如何识破谣言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深度觉知情绪。无论听到、看到什么样的信息，此时此刻，一定要先觉知一下自己有没有情绪。要知道，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调动的“愤怒”“恐惧”“同情”“悲伤”等情绪。你一旦生气，就很可能会失去理性判断的能力，掉进造谣者的陷阱。那么怎样觉知自己有没有情绪呢？有些情绪是显性的，比如你被人骂了，你很愤怒，这种情绪很容易觉知。但是还有很多情绪是很难察觉到的，那怎么办呢？方法不难。你可以放松地坐着或者站着，闭上眼睛，感受一下你闭上眼睛之后，大脑里是否在快速地放幻灯片，然后你可以试着冥想，让这些幻灯片消失。如果你的脑海里快速地闪过很多画面，你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么此时此刻你的内心就正积压着情绪。当你觉知到自己有情绪时，先放下手机，停止接触信息，做点其他的事情，比如冥想，冥想是一种很好的调节情绪的方式。

第二，保持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说白了就是判断真伪的能力，是熟练、公正地评估论据的可信度，找出错误、虚假、篡改、伪装和偏见的能力。它能帮你获得尽可能准确的认知，接近真相。对那些跟你没什么直接关系的谣言，你需要找出它的基础假设并质疑，尤其是那些关于健康或者保健品的谣言，要分析一下其结论是基于什么假设，这个假设靠不靠谱。有时候，只要你能往基础假设的方向想一想，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接下来，你需要试着根据假设推导结论，看看能不能推出这个谣言给出的结论，中间的环节能不能站住脚，有没有坚实的论据。然而，对那些跟你有关系的谣言，比如内容与你的经历类似的谣言，你需要格外小心，你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掉入虚假记忆的陷阱，因为造谣者和你之间有某种联系与共鸣。

第三，先观望一会儿。对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没有必要马上做出反应。事不关己，就先高高挂起。要知道，当你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它已经不算新鲜了，不要被转发时的满足感左右。尤其是有突发事件时，在公布的资料很少的情况下，如果非要仅凭那些零零星星的信息做判断，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不知道一件事，比对错误信息信以为真要强得多。有时候，先观望一会儿，是一种智慧。

第四，用事实说话，蹭谣言的热度。这是一种很好的破解谣言的办法。谣言是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去做，然后把结果展示出来。这样一来，你不仅在实践过程中识破了谣言，还顺便蹭了谣言的热度，制造出一个新话题，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了你对谣言的实践上。

俗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辟谣的难度的确比造谣高得多。不过，辟谣能够揭露真相，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重要而宝贵的无形社会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