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越老越信命？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算命？

其实，“我命由我不由天”可能是个伪命题，我们不仅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无法决定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小事。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悲观。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究竟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呢？答案是：能，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

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些实验，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人性，并学会分析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改变不了的，如何改变能改变的事，接受不能改变的事。

你的每项决定，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

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心理系教授本杰明·李贝特和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丹尼尔·韦格纳做了个比较令人郁闷的实验。

在实验中，他们要求受试者在做出任意动作前进行报告，并使用脑电技术，通过收集和记录大脑的电信号来监测受试者做报告前大脑的活动情况。

实验结果显示，在受试者报告自己要做出动作的几百毫秒之前，大脑就已经产生相应动作的脑电信号了。也就是说，这些受试者并非有意识地做出这些动作，而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经做出了做动作的决定，然后大脑再对这个决定做出解释。

这个研究结果震惊了整个心理学界，引发了许多后续研究。2013年，德国著名神经科学家、柏林高级神经影像中心教授约翰–迪伦·海恩斯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受试者看一块屏幕，屏幕上会显示两个数字，受试者来决定把它们相加还是相减，然后给出答案。结果，受试者的大脑神经活动图谱显示，在受试者做出决定的4秒之前，其大脑就已经决定好到底要相加还是相减了。

从这项实验可以看出，我们的行为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执行大脑已经提前决定好的事。具体来说，无论是做简单的按键动作时，还是做相对复杂的数学运算时，我们的大脑都会先悄悄地做出一个决定，再把这个决定“用信封密封好”，交给大脑的理性决策系统，然后理性决策系统会根据这个决定从记忆中调取相关素材，再用逻辑这个工具把跟这个决定有关的素材组织起来，最后让语言系统把“信封里的内容”念给我们听，并让我们感觉像是自己做出了决定。但实际上，这种“我的一切我说了算”的感觉只是一种错觉。

决定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我们最擅长的就是为这些决定找理由，即合理化自己做出的决定，这种合理化的机制叫作“归因”。当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遇到挫折时，如何归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两种归因，两个世界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很多时候人们只能凭借经验做决定，有时甚至只能碰运气，做出错误的决定在所难免。但做出错误的决定后，轻则饿肚子，重则丧命。为了生存，进化的力量就赋予了人类在犯错之后吸取教训、积累经验的能力，并让人类通过强烈的情感体验记住错误。这种情感体验包括许多复杂的情绪，如懊悔、内疚、自责、失望等。这种负面的情感体验极为强烈，所以人们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就会马上调取当时的负面情感记忆，启动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避免又掉到同一个坑里。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负面的情感体验太多，人不但会退缩逃避，还会失去自信，严重时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与精神问题，甚至可能威胁生存。所以，人类还必须进化出一套补救措施，以便在做出的决定出现偏差时调整心态，让自己感觉好受一些，不至于因为这件事影响接下来的生活。毕竟无论发生什么，只要生命还没结束，人就还得继续前行。因此，为了避免或减轻负面的情感体验带来的痛苦，人类又进化出了一种用来应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的心理机制——归因。人们在得知自己的决定错了，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行为酿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就会在内心给自己编一套理由和说辞，来应对自己行为的后果。

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因倾向。

一种是外部归因。具有这种归因倾向的人会将不好的结果归咎于他人、环境等外部因素，认为自己没有一点责任。我曾经给一个女孩做过咨询，她工作很不顺利，一年被辞退了好几回，因为她在工作中经常严重拖延，还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有一次她去甲方单位签合同，居然把合同带错了，惹得老板非常生气，随后就被辞退。在咨询过程中，我发现她总是将自己工作上的种种不顺都归咎于老板或者同事，觉得自己换一家公司就会好起来，但结果她还是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命运，她对自己的问题毫不自知。实际上，不管是拖延还是犯低级错误，都是她在表达愤怒。她从小就不断地被父母教育要听长辈的话，听兄长的话，听领导和老师的话，不能反抗，所以即使在工作时感到不开心，她也不敢表达，只是忍气吞声，把心中的愤怒压下去。心中积压着愤怒，她的大脑便悄悄做出拖延、不合作、故意犯错的决定，以此来表达她的愤怒，只不过她的理性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用“都是别人的错”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另一种是内部归因。具有这种归因倾向的人会主动承担责任，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为错误负责，同时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改善局面，并积极采取行动来弥补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同样认为自己应该对错误负责，但他们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自责和自我惩罚，认为自己怎么这么没用，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等等，将自己贬得很低。

我曾经见过这种极端的内部归因的案例。有一位高二的男生每次考完试后都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无论父母怎么叫他，他都不肯出来。他是真的很难过，连饭都不吃，他说因为自己考得太差了，没脸出去见人。我看了他的成绩单，他的成绩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糟糕，反而可以说很不错。但他不断在我面前说自己考得如何如何差，还认为自己智商有问题，说着说着，甚至觉得自己都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问他：“你要考出怎样的分数才满意呢？”

他不假思索地说：“考到第一名，至少语文、数学和英语得是满分。”

他这个回答让我感到震惊。我又问他：“你觉得考出这样的分数，你就完美了吗？”他却反问了我一句：“老师，难道我不该是完美的吗？”可以说，这位男生是比较典型的极端内部归因者，甚至已经到了自我归罪与自我贬低的程度。

可见不管是外部归因还是内部归因，走到极端就会产生问题。而如果我们每次遇到错误和挫折后都要进行思考与归因，那么这既会让我们的大脑耗费大量能量，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让我们错失生存下去的机会。因此，出于“以活着为第一要务”这一生存法则，我们的大脑又进化出一项功能，那就是将归因进行抽象简化，这样我们每次遇到类似状况时，大脑就会朝着同一方向自动化归因，以避免大量思考，节约能量，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比如那位经常被解雇的女孩，她的信念系统就可以概括为“都是你们的错”，只要再遇到相似场景，她的大脑就会自动调取出这个信念系统并执行，可悲的是，她自己都不清楚这整个过程。

信念系统是一种用来解释外部世界的系统，我们的大脑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先由信念系统进行解释。所以，你理解的世界可能并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你的信念系统解释过的世界。

信念系统：为什么有些人的观点很难转变？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现实经验与信念系统产生了矛盾，该怎么办？实际上，当你做出错误的决定，并因此遭遇挫折与打击时，你不但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还会感到自己大脑里原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与实际经验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强化你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继而引发懊悔、内疚、自责、失望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作“认知失调”。

在心理学界，首先发现并系统研究认知失调的心理机制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他在1959年开展了著名的认知失调实验。

这项实验的设想最初形成于1954年。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的费斯廷格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不寻常的新闻，新闻标题是“号角星球向城市发出预言：快逃离大洪水”。新闻的主人公叫玛丽昂·基奇，是一名家庭主妇，她声称自己曾经与外星人接触过，外星人将会在1954年12月21日黎明前毁灭地球。这条新闻在当地引发了恐慌，许多人不顾家人反对辞掉工作，投奔到基奇家中，视基奇为精神领袖。基奇则以“末日救世主”自居，宣称自己能够与外星人交流，会让外星人开宇宙飞船来接走他们。

这件事激发了费斯廷格的极大兴趣，他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研究机会。于是他谎称自己是信徒，打入内部，近距离观察人们在“世界末日降临前”的种种行为。他特别想知道那些信徒在发现预言不准后会做何反应。1954年11月，费斯廷格在取得基奇的信任后，获准进入基奇的邪教组织，在她家里住了下来。毫无悬念，外星人没来摧毁地球，世界末日的期限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宇宙飞船更是连影都没有。信徒们起初频繁出门去看飞船是否降临，随后变得闷闷不乐，满脸困惑，甚至焦虑不安，显得很痛苦。突然，有一部分信徒开始欢呼：“基奇是对的，我们拯救了世界！”这种欢乐的情绪迅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信徒，大家都欢呼起来。

原来，这些信徒认为他们的虔诚祈祷感动了神明，所以外星人才不准备毁灭地球了。结果，这些信徒不但没有退出邪教，一些核心成员反而出去招募更多信徒了。

费斯廷格恍然大悟，原来有这样一些人，当事实与他们深信不疑的信仰产生冲突时，他们更倾向于为自己找借口、辩护和解释，而不是改变自己的信念系统。

认知失调实验：信念系统背后的心理机制

为了研究这一现象，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于195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了认知失调实验。受试者是71名正在学习心理学的大学低年级男生，他们不知道实验的真正目的，只被告知这项实验叫“行为测量”。

在实验的第一阶段，费斯廷格让所有受试者从托盘里拿出线轴放在桌子上，然后再将线轴放回原处，如此循环往复，而他和同事则在旁边拿着秒表观看并假装做记录。受试者完成这个步骤后，费斯廷格又在受试者面前放置一块板，上面钉有48个方栓。他让受试者按顺时针方向将48个方栓旋转90度，循环往复做30分钟。不得不说，这项实验实在是太无聊了，许多受试者看起来都非常郁闷。

第二阶段是实验的核心阶段。费斯廷格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三组：对照组、A组和B组。对照组的受试者完成上述任务后，立刻被带进一个房间接受访谈，聊聊完成这些实验任务时是什么感觉。至于A组和B组的受试者，费斯廷格要求他们对即将参加实验的新受试者撒谎说“这项实验非常有趣”，A组的受试者撒完谎后会获得1美元作为报酬，B组的受试者撒完谎后会获得20美元作为报酬。之后，费斯廷格将A组和B组的受试者逐一带入访谈室，让他们谈谈对实验任务的真实想法。

实验结果非常有意思。对照组的受试者和获得20美元报酬的B组受试者认为任务很无聊，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参加类似的实验；而获得1美元报酬的A组受试者则表示任务很有趣，并明确表示愿意再次参加类似的实验。也就是说，对照组的受试者认为实验很无聊，且这种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获得20美元报酬的B组受试者虽然对其他受试者撒谎说实验很有趣，但在事后的访谈中还是明确表达了认为实验无聊的态度；只有获得1美元报酬的A组受试者在事后的访谈中否认了实验的无聊，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还表示愿意再次参加实验。到底是什么让A组受试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获得20美元报酬的B组受试者之所以认为实验无聊，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获取报酬才撒谎的，实验的确很无聊；获得1美元报酬的A组受试者不但撒了谎，还改变了态度，认同了自己的谎言，是因为1美元的报酬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撒谎的行为辩护，但行为已经做出，无法改变，他们就只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也就是说，A组和B组的受试者都经历了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的认知失调状态，但是B组的受试者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所以坚持了原有的态度，而A组的受试者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只好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认可自己的谎言，让自己言行一致。

可以说，费斯廷格用认知失调实验再现了当年玛丽昂·基奇的邪教组织里发生的情况：人们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时，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会更加坚持自己的错误判断，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实验中那些只拿到1美元报酬的受试者的心态和基奇的信徒的心态是一样的，这些受试者明明感受到了不公平，感受到了焦虑，感受到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你得诚实点”，却不愿意诚实，因为诚实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承认自己很愚蠢，这是很多人都接受不了的事实，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对自己的评价自己总是比对别人的要好。

实际上，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并承担其结果。我们的决定通常不完全由理性说了算，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潜意识快速做出的，更多是在碰运气，其导致的结果也是概率事件。为此，我们就需要给事情的结果一个解释，这就是归因。然而，我们更倾向于简化思考，于是创造了一套解释模式，并将之固定下来，这套解释模式就是信念系统。接下来，我们会把符合这个信念系统的信息收集进来，把不符合这个信念系统的信息排除出去，以此让我们的整个认知系统稳定下来。

这套稳定的认知系统在环境没什么大变化时非常好用，且十分高效，可一旦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这套系统就不好用了。

究竟是谁在替你做决定？

所谓命运，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决定，二是行为的结果，三是对行为的结果的解释。通过实验，我们知道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可能是个伪命题。首先，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其次，行为的结果是概率事件，我们的行为最终导致什么结果，有时候是环境决定的；最后，对结果的解释才是我们人类最擅长的，也是我们最能掌握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命运的源头：当你自动地做决定时，究竟是谁在替你做决定？或者换个问法：你脑子里的那些想法，真的是你自己的吗？

在我主持的一次自我成长工作坊上，有位26岁的女学员分享了她在职业成长方面的困惑。她在武汉上大学，名校毕业，学的是热门的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其他同学要么出国，要么去了杭州、深圳的互联网大公司，她则回到老家所在的地级市当公务员，工作、收入都比较稳定。当时她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工作了几年之后，她越来越痛苦，甚至一度不想去上班，只想待在家里。她跟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她不肯找对象结婚，总感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出了问题，她觉得这里不属于她，却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何方，非常痛苦。

我问她：“你大学毕业后决定回老家当公务员时，是怎么考虑的？”

她脱口而出：“女孩子嘛，工作还是要稳定一点，这样有安全感。”

我又问她：“这是你的想法？”

她对我的这种问法感到惊讶，反问了一句：“难道不是吗？”

于是我请她做了一组自由联想，这是精神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探究潜意识的方法。我先让她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体会自己双脚踩在地面上的感觉，感受双腿、腹部、胸部、头部，感受呼吸。然后，我请她回忆一下她所说的“安全”的感觉，并说出自己在想到“安全”之后，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她按照我说的去做，从“安全”这个词出发，联想到很多奇怪的词和画面。

突然，她想到了一个让她有点害怕的画面，她想到自己掉进一个浴缸里，到处都是黏糊糊的像胶水一样的东西，将她粘住了。我让她放松，慢慢去体验这个画面，并问她：“这个浴缸周围是什么样的环境？”

她闭着眼睛，说这是她家的浴缸，而她的妈妈就在旁边，正拿着一桶黏糊糊的胶水往浴缸里倒，还告诉她：“女儿，这个地方最安全。”想到这里，她一下哭了出来。“老师，我似乎明白了，是我妈妈不想让我离开这里，她需要我！”

原来，她的父母感情并不好，她的妈妈把几乎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了她的身上。她的妈妈总是向她传达“女儿，妈妈离不开你”这个信息。从小到大，她所有的事情妈妈都要管，都要过问，插手。她的妈妈甚至不允许她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允许她离家太远。

她意识到，原来在她的大脑里替她做决定的人是她的妈妈。比如回老家当公务员这件事，这并不是她真正喜欢的，只是她的妈妈还住在她的大脑里，替她做了这个决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安全感”只是她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

或许你已经感觉到了，在我们的大脑里替我们做决定的，是我们过往的经历和体验，而这些经历和体验都离不开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尤其离不开我们的父母。我们真正的声音，可能早已淹没在他人的意见中。

既然我们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先别急，谁说命运无法改变？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掌控命运，但我们可以影响命运的走向。

回到命运的三要素：决定、行为的结果、对行为的结果的解释。在这三要素中，行为的结果我们掌控不了，但其他两个要素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的。一方面，对自己下意识做出的决定，我们需要觉知，需要看见，需要在深度的自我分析和细致的觉知中逐渐领悟；另一方面，解释行为的结果时，我们首先要有勇气直面结果，并做出详细的复盘，尽量排除信念系统对我们的影响，通过行为的结果学习、成长和进步。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无法只凭借自己的力量领悟，我们还可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在专业人士的陪伴下逐渐看清自己。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与命运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