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法国巴黎爆发了“黄背心”运动。年轻人们身穿黄背心，头戴黄色安全帽，蒙着面，手持铁棒、石头和汽油瓶，冲破警方防线，打砸商店，掀翻并点燃汽车，焚毁建筑物，纵火抢劫。更有人在著名的巴黎地标凯旋门上涂鸦，与防暴警察爆发激烈冲突。这是法国自2005年以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

这场暴乱是由少数极端暴力分子挑起的，这些极端暴力分子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犯罪动机。许多年轻人紧跟其后，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就是很愤怒。他们有明确、统一的标志，参与暴乱的人都穿着黄背心。此外，他们还用口罩遮住面部，用墨镜或者防风眼镜遮住眼睛，以免被识别。

实际上，这些参与暴乱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是学生，其中甚至还有中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老师、同学和家长眼中的优秀人才。

邪恶心理：好人也会作恶

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写过一部叫《蝇王》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核战争后，一群6岁至12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他们尚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不断膨胀，他们互相残杀，酿成悲剧。小说中的杰克是个关键人物，他原本是教会唱诗班的少年，但自从他脱光了衣服，把浆果汁涂抹在脸上，并且杀死了猪之后，他就变了一个人。后来他杀死了一个男孩，心中的恶魔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戈尔丁的小说中的情节源于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00多万名犹太人被屠杀，法西斯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这些杀人者难道天生就是冷酷无情的坏人吗？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最早关注“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这个问题，并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这一问题的，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他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戏称为“邪恶心理学”。

他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很多官兵并没有被长官逼迫，只是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会去杀害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甚至敌国平民。

一定存在环境因素，并且在环境中还存在着某条界线，人们如果跨越那条界线，就会从好人变成坏人。根据上述假设，津巴多开启了对邪恶心理的研究。

1969年，津巴多做了一项著名的实验——蒙面电击实验。他找来一批相互不认识的女大学生，把她们随机分成两组。

第一组女大学生被带到一个昏暗的房间。她们被要求戴上头套，穿上白大褂，每个人都只露出两只眼睛。津巴多请一名“全副武装”的女大学生对另一名同样“全副武装”的女大学生实施电击。当然，那名被电击的“女大学生”其实是津巴多的助手，而且电击装置没有真的通电。

第二组女大学生则被带到一个明亮的房间。她们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彼此都看得很清楚。在实验时，津巴多很有礼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请她们实施电击。电击者可以通过单面镜看到被自己电击的另一名“女大学生”——其实也是助手扮演的。当电击者按下电钮时，助手大喊大叫，流泪求饶，以此让电击者相信她真的非常痛苦。

实验结果让津巴多很惊讶。第一组女大学生按电钮的次数比第二组女大学生多了近两倍，并且每一次按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更长。蒙面会诱发恶的行为，因为即使作恶也没人知道。

之后，津巴多发现自己所在的纽约大学附近的街道上经常发生蓄意破坏汽车的案件，当地警察说这都是住在下水道里的黑人小孩或波多黎各的小孩干的。津巴多突发奇想，设计了一项偷车实验。他买来两辆二手车，将其中一辆车摘掉车牌，掀起引擎盖，打开车门后，停在纽约繁华的街道边，并在车的不远处放置了录像设备。10分钟内，第一辆路过这里的车的司机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卸走了一个轮胎；10分钟后，一家三口经过，爸爸拿走了水箱，妈妈搬空了后备厢，孩子扫荡了储物箱。在48小时里，这辆车一共被破坏了23次，其中只有1次是孩子干的，另外22次都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干的。

津巴多对另一辆二手车进行了同样的操作，把它停在了一个社区的街道上。这一次，这辆车放了整整一周，根本无人理会，直到实验最后一天下雨了，有人将车的引擎盖放了下来，因为他担心发动机受潮。

在匿名的环境中，只要稍加诱导，人就会越过界线，开始作恶。这两次实验虽然结果惊人，但还是没有很好地解释“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这个问题。两年后，年轻有为的津巴多准备“玩个大的”。他做了一个在心理学史上争议非常大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理解人性的里程碑

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着手准备实验。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募男性志愿者来参加一次为期两周的关于监禁的心理学研究，承诺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的报酬。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报酬，对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来说很有诱惑力。接着，他对应征者进行了各类心理测验和面试，最终从应征者里筛选出24个人作为受试者。这24名受试者均为20岁左右的大学生，身心健康，精神正常，人格健全，没有经历过会对成长造成影响的重大事件，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且都没有犯罪史。津巴多和这24名受试者签订了协议，然后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让一组人扮演监狱看守，另一组人扮演囚犯。

为了增加实验的真实性，津巴多特意请当地警察局协助，让真正的警察来“逮捕”扮演囚犯的受试者。这些“囚犯”被蒙住双眼，被警察从自己家中送到模拟监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囚犯们被带到模拟监狱后，会被要求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着，“看守”们会向他们发放囚衣与塑胶拖鞋，并用痱子粉给他们的囚衣喷上号码。囚犯们被剥夺了名字，只能以囚衣上的编号称呼。他们的脚踝上都扣着锁链，头上还戴着用丝袜做的囚帽。相较之下，看守们的待遇却大不一样，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配有警棍，还戴着银色反光太阳镜，可以在模拟监狱内自由行动。看守叫囚犯时必须叫编号，囚犯则必须称呼看守为“长官”。

实验的第1天，所有受试者都对模拟监狱里的生活不太适应。囚犯们自由散漫，嬉笑打闹，甚至不服从看守的命令。但看守们则很快进入状态，他们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整套惩罚体制，具体的惩罚方式有：大半夜强行把囚犯叫起来，让他们报数；要求表现不好或者反抗看守的囚犯做俯卧撑和蛙跳；让不服气的囚犯去打扫厕所；不给干不好活的囚犯吃饭，甚至没收他们的衣服和床垫；如果囚犯还敢反抗，就用喷灭火器或者关小黑屋的方式惩罚他们。总之，看守们用尽一切办法让囚犯们服从，当看守们发现自己手上的权力能够直接影响到囚犯们时，他们的惩罚方式就越来越肆无忌惮。

一开始，会有个别囚犯站出来反抗权威，拒绝服从命令，甚至煽动叛乱。于是看守们学会了挑拨离间，比如让表现好的囚犯享受特权，然后把叛乱分子分成两部分，给其中一部分人好吃好喝，让另一部分人怀疑这些同伴是在卖友求荣。结果，囚犯们之间的信任被摧毁了，看守们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就这样，实验仅进行了36小时，就有1名囚犯精神崩溃，津巴多不得不将他提前释放。

在之后的几天里，又有好几名囚犯出现了严重的应激反应，比如身体不适、极度抑郁、哭叫、愤怒、强烈焦虑等，一共有5名囚犯被提前释放。而剩下的囚犯都变得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囚犯身份。

这段时间里，津巴多曾经问过这些囚犯是否愿意放弃报酬提前离开，大部分人都表示愿意，只有两个人表示不愿意。然而诡异的是，当津巴多告知这些愿意放弃报酬离开模拟监狱的囚犯，他们能否离开需要由实验人员讨论后再决定时，这些囚犯居然乖乖服从指示回到了囚室。他们已经完全入戏了，忘了自己只是在参加一项实验，只要自己说不愿意继续下去，就随时可以离开。看守们同样入戏太深，惩罚方式也越发残酷，比如在囚犯做俯卧撑的时候把脚踩到他的背上，甚至让囚犯们模仿同性恋的性行为。

到了这个阶段，整项实验已经走向失控。津巴多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并在实验的第6天提前结束了这个原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听到实验结束的消息，囚犯们如释重负，甚至因重获自由而抱头痛哭，但看守们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表现得很不舍。

2018年，美国作家本·布卢姆在Medium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声称斯坦福监狱实验是一场骗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快，津巴多做出回应，认为布卢姆并没有充分的能否定该实验结论的证据。津巴多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角色和所处的环境，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所处的环境而变成施虐狂或者受虐狂。

我非常认同津巴多的观点。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实验，如果严格按照科学实验的标准来看，并且死抠实验细节的话，受当时的社会条件、技术条件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所限，斯坦福监狱实验肯定是有瑕疵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心理学史上伟大的实验，也不妨碍它成为研究人性的里程碑。这是因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一次人为塑造了一个社会环境，并用事实揭示了环境的巨大力量。

原本并无差别的两组大学生，在短短6天后，一组人变成了茫然无助的囚犯，另一组人变成了以惩罚、羞辱囚犯为乐的残暴看守。要知道，实验之前的心理测验显示，这两组大学生都十分正常。是什么让这些原本阳光善良的大学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从外部条件来看，有三点原因。

第一，扮演看守的受试者获得了绝对权力。实验人员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看守们发现自己拥有绝对权力后，就逐渐傲慢起来，对囚犯们很不耐烦，稍有不满就对囚犯们拳脚相加。更关键的是，之后的回访记录显示，这些扮演看守的受试者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化自己的过激行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察觉不到自己对囚犯们的明显的暴力倾向。在能赋予人绝对权力的环境下，人的意志力无法和环境的力量抗衡。

第二，去个性化，或者说“非人化”。一方面，看守们穿统一的制服，戴墨镜，掩盖自己的面目，被统称为“长官”，这就给他们一种感觉——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也不用为我做的坏事负责。另一方面，囚犯们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个体人格，比如他们被剥夺了名字，只能以编号称呼。这种情况下，看守们就会觉得囚犯们不那么值得尊重，所以很容易对囚犯们使用暴力。

第三，从众心理与服从权威的心理。人总是希望被群体接纳，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当身边有个别看守在作恶，并且越来越多的看守跟着作恶时，即使是好心的看守，也很难出头制止，只能沉默。这样的沉默在无形中纵容了暴力。另外，囚犯们会服从看守们的权威，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安全感与控制感，以此对抗焦虑与恐惧。

从受试者的心理层面来看，也有三点原因。

第一，角色认同。在实验过程中，不论看守还是囚犯，都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入了戏，行为越来越贴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看守们虽然刚开始还不太习惯指使别人，但很快就变得强势起来，越来越暴躁，爱指挥，爱找碴。后来暴力升级，看守们不仅把打人当成家常便饭，还把惩罚当成娱乐活动，故意强迫囚犯们做一些令人难堪的动作。囚犯们在实验的第2天有过一次反叛，但以失败告终，后来他们就越来越沉默麻木，逐渐接受了权力只属于看守们的现实。囚犯们彻底变成了极端环境下的弱势者，认为自己没有决定权，甚至忘记了这一切根本只是实验。

第二，通过自我辩护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看守们为了避免内疚，想出了一个招数，就是把囚犯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实验中囚犯们没有名字，只用编号来称呼，看守们甚至称他们为害虫。这样一来，囚犯们不再是看守们的朋友、邻居、同胞，而成了完全陌生的群体。惩罚乃至消灭陌生群体是可以被接受的。

第三，习得性无助。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那些扮演囚犯的受试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习惯了这种迫害，变得温顺起来。实际上，这就是习得性无助，是指人们在反复反抗失败之后，会变得消沉，不再尝试抵抗。

虐囚事件：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再现

2004年1月，美国一名陆军特种兵向军方调查员递交了一张存有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照片的磁盘，军方展开调查。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开了部分虐囚照片，全世界一片哗然。随后，美国总统布什就虐囚事件公开向阿拉伯国家道歉。虐囚事件和斯坦福监狱实验有很高的相似度，于是津巴多应邀担任了虐囚案的专家证人。

施暴者自己拍摄的照片显示，囚犯们被殴打、踢踹、踩踏、掴耳光，在美国士兵的逼迫下赤脚跳来跳去。在一些照片中，士兵剥光囚犯们的衣服，逼着他们做出各种模仿性行为的动作，在他们的脖子上系上绳子，像对待狗一样把他们拉来拉去，用不戴口套、训练有素的军犬吓唬他们……

有曾供职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人提供了以下证词。

囚犯们被关进来之后，监狱看守们经常让他们头顶沙袋，用塑料手铐铐住他们，把他们扔在地板上，拴上链子，让他们做出有辱人格的行为。并且，所有看守都被告知“囚犯们只不过是狗而已”。于是，监狱看守们把囚犯们看作比人类低等的生物，对囚犯们施加一些之前从未想过的残忍举动，而恶劣的虐待行为往往发生在夜班时。

如果将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和斯坦福监狱实验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发现两起事件都具有匿名化和去个性化的特点。在监狱里，无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还是不隶属于军队的审讯员，来审讯时都从来不穿制服，也不出示证件。而且在虐囚照片里，担任看守的美国士兵大多数都没有穿军装，他们把上衣脱掉了。看守们还会给囚犯贴上“低等生物”“毫无价值”的标签，这几点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看守们的厌倦感，这是导致监狱中的暴力等恶行发生的主要因素。几乎所有的暴力虐待行为都发生在夜班时，可以想象，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士兵每天都要从晚上10点一直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在漫漫长夜里感到极度无聊，再想到战争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就更加绝望。最可怕的是，在短短几个月里，囚犯的数量从400人猛增到1000多人，由于条件有限，囚犯们无法定期洗澡，也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障，监狱里臭气熏天，待在里面的人还有患上传染病的危险。

这些20岁出头的小伙子从条件优越的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伊拉克，本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却被分配到了监狱，每天要连续值12个小时的夜班，有时甚至要连续工作40天。而且，只配了8名看守来看管1000名囚犯，没有长官来关注他们的工作，没有人关心他们，也没有人了解他们，他们每天严重睡眠不足，饮食极不规律。最关键的是，监狱里没有翻译，他们根本就无法与囚犯们交流。

如果你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当看守，你会有怎样的感受？你看着这些根本无法交流的囚犯，心里火不火，压力大不大？所有的环境因素加在一起，让阿布格莱布监狱变成了一座制造恶魔的工厂。即使你之前道德再高尚，是好孩子、好学生或好父亲，到了这里，你心中的恶魔也很有可能会被释放出来。

没有觉知，是最大的作恶之源

实际上，作恶者心中的邪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而是被环境诱导出来的。邪恶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凡——它存在于最平凡的人心中，也由最平凡的人来实行。在环境的诱导下，人们甚至不知道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不进行自我思考，只是屈从于环境。无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都清楚无误地展示了：人的行为并非全由理性、性格、经历所支配，决定人行善或作恶的，是社会环境，以及塑造环境的系统性力量。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而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他进一步指出，人要满足自身需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向前的路，去发展人所特有的爱和创造的能力，这是向善的路；另一条是退行的路，试图回归母体，回归死亡，这是向恶的路。而人的破坏性，就是一种退行路径。

作恶之人，特别是跟随他人作恶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缺乏生机和创造力，缺乏爱的能力，有深深的无能感，正是这种无能感让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控制别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由此获得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正因为自己缺乏创造力，无法热爱生命，所以他们就要去毁灭，并且迷恋死亡。

如果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思考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毫无对自我的觉知，那这样的人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缺乏思考的能力，或是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的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在巴黎街头打砸抢的身穿黄背心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平凡而无知的人，他们的生命缺乏爱的滋养，他们的自我没有获得充分的伸展，他们的价值没有被看见。他们追求的是虚幻无比的理念，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通过暴力来控制与毁灭，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的方式。

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对自身的思考与反省，我们以此对抗愚昧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