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不觉地把手放在那张十字线磨得斑白的报纸上，是因为想触摸那个写下电话号码的人的指纹。当我伸出手拿起那捆破烂的纸张时，仁善并没有制止。翻过一九六一年小幅报道军事审判的变色剪报，就看到了跨越三十四年时间的剪报。这是一篇横向印刷的新闻报道，头条上只留有一两个汉字词语。

“从这里开始，我也记得以后的事情了。”仁善说道。

“不知是哪一年的夏天，回来这里一看，发现寄来了中央日报和庆北日报。中央日报得花两天，地方报纸得花三天才能寄到。我虽然很惊讶，但没有问妈妈。心想应该是周围有人劝她订阅或免费寄送的吧。”

我把烛光映照在一九九五年报纸的头条新闻上，是关于庆山的市民团体在钴矿山前首次举行安魂祭的报道。

下一个剪报是一九九八年的报道。来自庆北全境的遗属们在矿山前举行了联合慰灵祭。接着一九九九年的剪报大部分都是社论。内容是即使是现在，也应该要挖掘矿山的遗骸，遗属们已经年迈，应该尽快挖掘。所有剪报的上端空白处都用黑色油性笔和铅笔写着年度和日期。虽然笔迹与一九六〇年用蓝色原子笔写的字相同，但用力的程度有所减轻，字体变大近两倍。

接着二〇〇〇年的第一个剪报是报纸的头版，刊登了聚集在矿山入口的老人的彩色照片。那是时隔四十年之后再次成立钴矿山遗属会的报道，从那时起剪报的数量急剧增加。过了二〇〇一年，看到公营电视台和庆山的市民团体、遗属会代表们就组成勘察队，进入第二水平坑道的预告，并且还刊登了当时的照片、电视播出前先行公开的纪录片节目的相片。

翻过每一张报纸时，骨头的形象就会出现在烛火的光芒中。从侧面拍摄的头盖骨、两个空荡荡的眼窝和凹陷的鼻子朝向正面的脸、大腿骨和小腿骨等。还有从泥土之间露出的肩胛骨、脊椎和骨盆松散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人形的遗骸。

我将蜡烛倾斜地照在用铅笔画着底线的参观报道上。记者写道，在与地面相连的垂直坑道入口处，勘察队引爆了炸药，密封入口五十年的水泥墙裂开后，现出大量遗骸，甚至占满了所有的坑道入口。那个入口就是处决场所，记者写道，根据推测，站立在那里的人中枪后坠入坑道。尸体填满了下面的第二水平坑道后，掉落在上面的尸体可能涌上第一水平坑道并散开。根据推测，当尸体填满与地面相连的垂直坑道入口时，军人就离开了。

*　*　*

我放下一大捆剪报。

因为我不想再看到骨头，再也不希望自己的指纹和收集这些东西的人的指纹重叠。

*　*　*

“那只是第一次的勘察而已。”

用双手撑着地板站起来的仁善说道。

“正式收拾遗骸的时间是在六年之后。”

她停住摸索漆黑书架下层的动作。

“三年期间收拾了四百具，二〇〇九年中断，现在仍然有三千具以上的遗骸留在坑道里。”

仁善拿出看起来在一千页左右的大开本后说道。

“那三年，不仅是济州岛，也是在全国屠杀遗址挖掘遗骸的时期。”

仁善把那本书放在地上，慢慢地推到我这边来，我瞥见那本书的封面，是暂时结束以全国为单位的遗骸挖掘而发行的资料集。

“……我看到跑道下骨头的照片也是在那时候。”

*　*　*

我不想翻开资料集，也没有任何好奇的感觉。没有人能够强迫我翻阅那些资料，我也没有服从的义务。

但是我伸出颤抖的手打开封面，并翻阅了巨大的塑胶篮子里按照部位分类的骨头堆积如山的照片。上千根胫骨、数千个骷髅、数万个肋骨堆。数百个木头印章、皮带扣环、印有“中”字的校服纽扣、长度和粗细不同的银簪、弹珠里好像装有翅膀的照片散布在四百多页的资料内。

*　*　*

“妈妈还是失败了。”

仁善的声音似乎从远处传来，越来越低沉。

“没找到骨头，一块也没找到。”

还要再往下走多深？我想。这寂静是我梦中的海水下方吗？

那涌到膝盖的海水下面。

被冲毁的原野的坟墓下面。

*　*　*

即便穿上两件毛衣和两件大衣还是让我感受到无法阻挡的寒冷，寒气似乎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心脏内部开始的。当身体颤抖、和我的手一起摇晃的火花阴影使房间的一切为之动荡的瞬间，我便知道了，当被问及是否要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时仁善立即否认的理由。

被血浸湿的衣服和筋肉一起腐烂的气味，数十年来腐烂的骨头上的磷光将会被抹去。噩梦会从手指缝里漏出来，超过极限的暴力将被除去。就像四年前我写的书中遗漏的，军人向站在大道上的非武装市民发射的火焰喷射器一样。就如同白色油漆的水泡泼上滚沸的脸和身体后被送往急诊室的人一样。

*　*　*

我支起身体。

经由我手中蜡烛的照射，仁善的身影垂映在书架旁的白色墙壁上。一靠近墙壁，她的影子就消失了。我的另一只手抚过褪色的壁纸，停留在仁善的脸原本所在的位置上。那堵阴凉坚硬的墙壁，仿佛让我得知了这个奇怪夜晚的秘密。正如同有问题只能询问消失的影子，而不能问在我背后安静的仁善一样。

*　*　*

“我曾经以为世界上最懦弱的人就是妈妈。”

仁善的分叉声音划破寂静传来。

“懦弱的人。我曾经以为她虽然活着，但已经是个幽灵。”

我从刚才翻开的书起身，向漆黑的窗户走去。我双手握着蜡烛背对窗户，面对仁善站立。

“我不知道那三年期间，大邱失踪羁押人员济州遗属会定期去那个矿山访问。

我也不知道妈妈是他们的成员之一。

那三年妈妈的年纪从七十二岁增加到七十四岁，也是膝盖关节炎恶化的时期。”

每当我移动脚步，烛光的阴影就会晃动房间的一切。

我回到仁善面前坐下后，这种晃动之所以没有停止，是因为我的呼吸还在寒气中颤抖。

*　*　*

前年春天，我找到遗属会长的联络方式，在济州市内见了面。

在战争爆发的年代，他以遗腹子的身份出生，是一位仍旧没有放弃寻找父亲遗骸的退休教师。

那个人道歉说没有及时听到讣闻，所以没能前来吊唁。他说遗属会中最积极的成员就是妈妈，在济州岛的任何人都没有想过要去庆山的一九六〇年，她已经去过了，母亲还提出向大邱刑务所申请晋州移送者名单复本的意见。据他说，他们租用小货车一起前往抗议访问后才拿到名册，母亲一一查出了会员们寻找的家属姓名，并推测出埋葬遗骸的地点。每次在市内聚会时，妈妈说因为家很远，总是最先起身离开，但每次离开前都用双手握住会员们的手。

那个人对妈妈的最后记忆是，听到收拾遗体、遗骨的工作即将中断的消息后，大家一起进入坑道那天的事情。他说，庆山遗属会总务拿着手电筒带领一行人，因为坑道顶部低矮，地上还流淌着两条水流，大家都戴着头盔、穿着及膝的雨鞋。当弯腰通过仍然原封不动地放置着泥土中露出的骨头和腐烂衣角的区间时，因为大家都是老人，为了不摔倒，紧紧抓住彼此。当时妈妈用没有拄着拐杖的手抓住他的袖子，静静地笑了笑。

“对不起，麻烦你一下。”

那个人扶着妈妈离开坑道后，妈妈向他道谢。在临别之前，庆山遗属会总务说道：

“当时有传闻说曾经留下三名幸存者，我认为应该是一人，不是说有一个人敲了附近三家民宅的门吗？”

有关幸存者的这个传闻从总务口中说出的瞬间，大家都为之沉默。

据说当时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半月升起，是个明亮的夜晚。穿着血迹斑斑衣服的青年乞求给他一套衣服换穿，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是从哪一家拿到衣服的事情。当时由于处于担心后患无穷的年代，所以前两家拒绝了，而另一家却给了他衣服。那个青年一拿到就马上在院子里换上，快速地飞奔而去。

那个人说听到这个事情让他很揪心，为了不漏掉任何一句话，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后来打起精神往旁边一看，妈妈正缩着身体呕吐着，一直到吐出胃液为止。

*　*　*

“那个青年是舅舅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

仁善低声说道。

“就像现在坑道里三千具遗骸中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舅舅的一样。”

她点了点头，似乎在寻求同意。

当然可以推测，如果那个人是舅舅的话，无论如何，以后都会回到岛上……但是能确信吗？在那样的地狱里生存下来后，还能期待他成为像我们想象的能够做出选择的人吗？

*　*　*

也许从那时起，妈妈的内部就开始出现分裂。

从那天晚上哥哥同时以那两个状态存在时开始。

坑道里堆积的数千具遗骸之一。

在开灯的房子前敲门的青年。承诺不会告诉任何人在这里拿到衣服的人。赶快把这衣服烧掉吧。将满是鲜血的囚衣留在院子里，消失在黑暗中的人。

*　*　*

我没有被说服。

我只是好奇他是如何活下来的。

是在枪决前昏迷，掉进坑道躲过子弹？是军人离开后，在尸体中睁开了眼睛，还是朝着透出月光的第一水平坑道入口爬去？

*　*　*

我问仁善他是怎么回来的，因为从坑道爬出来的那人眼睛和仁善的眼睛为之重叠。仁善睁着那双长得像拥有白瓷一样脸蛋儿的男人的眼睛，那双像是饱含水汽一样发出光彩的眼睛反问我：

“你是说谁？”

“……你爸爸。”

她没有受伤。

比我想象中还要坚强。

毫不犹豫，不再压低声音地回答道：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妈妈才去找爸爸的，为了问他是怎么活着回来的。”

*　*　*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天。

妈妈一年前就听说过被关押在大邱刑务所的人服完十五年刑期之后被释放的消息。虽然远远看到寄居在下村亲戚家中的父亲，但她说下定决心去找他还需要时间。

爸爸在安静的排斥中坚持着。

即便因拷问留下了手颤症，但还没到无法帮助寄居家里种植橘子的程度。在监狱里度过的最后几年，他学会了贴瓷砖技术，不收报酬地帮着做村里的活儿，慢慢地获得了认可。但在军事政权下，没有人愿意与警察一个月来做两次动态调查的前科犯人维持密切关系。

那个夏日傍晚，在路口等候着的妈妈叫他的时候，父亲之所以回头看，是因为觉得不会有人那么轻柔地叫自己。妈妈说直到听到舅舅的名字，爸爸的眼睛才有所晃动。他认出了妈妈是经常来外婆家的韩地内兄妹当中的一人。

但是爸爸不想和妈妈说话。深秋时妈妈再去找他的时候，他也郑重地拒绝。一直到隔年的早春，妈妈再去找他的时候，他才开口：“我害怕别人的眼光，在市内见面吧。”

那个星期天下午在烟雾弥漫的茶馆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妈妈三十岁，爸爸三十六岁。

那天妈妈最先知道的是父亲在一九五〇年春天被移监到釜山。大邱高等法院不仅负责庆尚道，还负责全罗道和济州岛的上诉审理，因此收到上诉判决后，被关押在大邱刑务所的人大量累积，空间变得不足。父亲说，那年春天以长期服刑者为主进行大规模移监，纯粹是出于实务上的原因。在济州人当中，他不幸属于刑量较高的一群，这反而让自己活了下来。

但是父亲说釜山也不安全。釜山保导联盟的加入者从七月份开始蜂拥而至，在刑务所内院建设临时建筑物时，动员了被羁押的囚犯。每到休息的时间，父亲曾经从院子里的帐篷前走过，看到饿得极其瘦削、只穿着裤子的孩子，扎辫子或绾发髻的女人，大热天也不脱帽的老人们挤在一起擦汗。

据说从九月份开始，他们被卡车载走，刑务所里流传着令人心惊的传闻，说是从羁押犯人中挑选出政治犯处死。

父亲说，正如传闻的内容，济州二百五十人中，有九十多人被叫出去，剩下的济州人焦急地等待下一个顺序的时候突然停止。后来才知道联军从仁川登陆之后，战局发生了逆转。

*　*　*

那双不知是否会把杯子打翻的手是不是藏在口袋里？我想着，不，是不是没有藏起来，而是安静地放在桌上？

*　*　*

爸爸告诉妈妈她真正想知道的事情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从舅舅被关在大邱刑务所的夏天到父亲被移监到釜山的春天，在约八个月的服刑期间，两人是否曾在那里见过面？如果是的话，父亲还记得什么？

父亲说那个夏天新进来了三百名济州岛人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听到家人的消息。当时父亲知道了被抓到P邑国民学校的细川人在沙滩上被枪杀的事实，那个传来消息的人说了舅舅的事。说他和外婆家在细川里的青年一起坐船过来，被安排在旁边的刑务所。爸爸说只听到名字就知道是谁了，虽然没有一起上过学，但记得小时候他和妹妹们一起跨过小溪来玩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两家的女儿很多，觉得彼此的个性很吻合。爸爸说他们用石头将院子里的凤仙花碾碎，敷在妹妹们的指甲上，自己的指甲也被染上颜色。

但那就是全部了。

爸爸对坐在他面前的人再也没有可说的话了。

我曾问过妈妈几次，父亲住进这座房子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五年之后，那期间两人是怎么过的呢？多久见一次面？什么时候变亲近的？妈妈连一次都没有回答清楚，只是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比如说爸爸给妈妈讲的关于在酒精工厂受到的拷打。穿着没有军阶的军服，操着北韩话的男人是如何对待父亲的。每次脱下衣服、倒挂在椅子上时，他都说了些什么。

你们这些该死的赤匪，我要把你们全部弄死，消灭你们这些该死的赤色分子。

那人不停地往被毛巾覆盖的父亲脸上灌水，他用野战电话线把父亲湿漉漉的胸口绑起来，然后连接电源。每当那个人低声要父亲说出和山上勾结的人的名字时，父亲都会回答，我不知道，我没有罪，我是无罪的。

每当说完那个事情，妈妈总会不由自主地自责。

那时候我为什么要说哥哥的头发很奇怪？为什么那时只能说那样的话？

我记得，妈妈那样自责的时候就会放开我的手。因为抓得太过用力，让我发痛的握力像泡沫一样瞬间破灭。就像有人切断保险丝一样，就像忘记了正在听她说话的我是谁一样，就像即便是一瞬间也不愿碰触到人的身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