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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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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 希望含笑伫立在来年的门扉前, 轻语着“明日会更欢悦”……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可以说,我们一直生活在幸福的泡沫中,直到在桥西参加A级考试前的温书假。谢天谢地,因为西蒙在军队里换了岗位,出差也没那么频繁了,因此待在家里的时候更多,而我则愉快地一本接一本地创作小说,还不时在电视屏幕和广播节目中露露脸,我们的家庭氛围相当融洽。 但一些事情毫无征兆地发生了,我注意到桥西的行为突然改变。他变得疲惫不堪又烦躁易怒,动不动就摔门,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天天邋里邋遢不洗澡。他吃饭随便扒拉几下就走,把我、西蒙和本晾在餐桌旁,好像他很讨厌跟我们待在一起。他对我很不耐烦,一言不合就发脾气。别误会,他以前也不常坐下来和我边喝茶边闲聊,也不会主动倾诉自己的感受,我当然也不完全了解他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但这次感觉很不一样。近些年他带着青春期男孩典型的那种沉默寡言和脾气暴躁,哪怕我问再长的问题,他也只哼一声简短回答,对我做的和说的一切都猛翻白眼。我和三个兄弟一起长大,知道这都挺正常的。 然而,现在的他与之前判若两人——自从在“演说家”获胜后,那个神采飞扬的桥西、那个曾急切地撕开录取通知书、看着入学通知爽朗大笑的少年不见了。我将这种转变归咎于考试的重压,我也能理解。 本看起来游刃有余,桥西则没那么自如。我们知道这些考试的分量,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淡化其重要性。我小心翼翼,不想给他增加压力,但内心暗自期盼他能考好,一举实现我(天真地)认为可能会让他幸福的愿望。西蒙和我彻夜长谈,最后求助于万能的育儿法宝——谷歌,网上不乏关于考试压力负面影响的文章和研究。我们几乎读遍了所有文献,最终达成共识:最好的办法就是给桥西足够的空间,在必要时支持他,力所能及地帮助他,竭尽全力“哄”他冲过终点线——那里等待他的,是一张通往理想大学的入场券。 小菜一碟。 令我们欣慰的是,他开始对和同龄人一起外出产生兴趣,这算是个新变化。他们通常都会去布里斯托尔三角区的酒吧和俱乐部,一群年轻人手心冒汗地紧紧攥着假身份证,排着队等进场。这不是正统的育儿观念,但每当桥西带着微醺的醉意,脸上挂着歪歪扭扭的笑容回家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证明我的儿子在迈向成年的征程中,能够放松身心、参与社交、跟上同学的节奏并试着探索世界,我毫不怀疑他会成为出色的公民!我和西蒙告诉孩子们,我们很高兴他们开始涉足成年人的世界,只要他们不撒谎,让我们随时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就放心。他们承诺会一直如此,这让我很开心。我们相信他们。每当想起那些夜晚,十八岁的桥西站在家门口,靠在门框上,常常需要本扶着才能站稳,一股温馨的回忆便涌上心头。我和西蒙总会躺在床上,笑着谈论孩子们——这些大小伙子们出去闯荡,在世界上开辟自己的天地,前方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待着他们。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如今回想起来,还有点尴尬。 因为这些活动戛然而止。 一切都戛然而止。 突然,就在考试前没多久,桥西开始拒绝弟弟和朋友的派对邀请,宁愿一个人宅在家里。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有点高兴他这么热衷于闭门学习,他为实现目标而展现的干劲和专注令我无比钦佩;但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不放松、不愿抽出时间休息。几乎所有相关文章都提道,备考期间学生生活的关键在于平衡,但桥西似乎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他光顾着埋头苦学,一点也不放松。 每天早上要叫他起床去学校上课都无比困难,而他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倒头大睡。这让我感到焦躁,不明白他怎么能如此怡然自得地拉上窗帘、在床上躺平浪费大把时光,尤其是当本在外面跑步、社交或在楼下与我们谈笑风生的时候。本的积极又一次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桥西的消沉,虽然这种对比对两个男孩都不公平,可我却总忍不住要去对比。所有与桥西沟通的尝试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 “你还好吗,桥西?” “嗯。”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没。” “在为什么事担心吗?” “没。” “你知道任何时候都可以和我们聊任何事,对吧?” …… 他翻了个白眼,还重重地叹了口气。 随着考试日益临近,一天晚上,西蒙回到家,脸色苍白,忧心忡忡。 “出什么事了?”我思绪飞转,试图猜测他工作中是不是发生了变故,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他又要被派去战地出差——这是我一直提心吊胆的事。然而并没有。这次,他的焦虑并非来自遥远的烽火地,而是近在咫尺的家门口。 “我接到P博士的电话……”他开口道。 我记得我笑了,无疑是紧张的笑。西蒙解释说桥西没有提交最后一份作业,如果没有这份作业,他原本预计能拿到的A +就会化为泡影——毕竟这个项目占了总成绩的很大一部分,没交的话怎么可能拿到呢? “这不可能!他们肯定搞错了……是不是他们弄丢了?” 我的质疑听起来很荒谬,可当时却觉得这是最合理的推测。我宁可相信是别人弄丢了这份至关重要的作业,也不愿接受那个令人不安的念头——可能是桥西自毁前程。我无法想象,经历了这么多,他怎么可能在最后关头掉链子。 这一切于我而言毫无道理,全然说不通。 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纠结。我曾自豪地认为自己是那种能笃定地说“我不在乎我的孩子做什么,走什么路,只要他们开心就好”的家长。 我原以为这就是真心话。可当桥西可能亲手葬送大好前程时——而我还坚信这条学术道路的终点就是幸福……一想到这个,我就难受。我也曾确信自己了解孩子们的状况,反复告诉他们可以和我们聊任何事——任何事都可以! 我们赶紧去见桥西的年级主任(姑且称他为G先生)。这位和蔼可亲、耐心睿智的老师向我们冷静地解释说:除非桥西全力以赴,拼命赶上进度,认真完成作业,尤其是集中精力交上那份过了初步截止日期的必修作业,否则他将面临堆积如山的课业重担——已经没多少时间了,根本来不及完成,这就意味着桥西只能失败。几乎没有别的可能。 失败。 西蒙和我谢过他,默默离开办公室,驱车返家的路上始终无言。我们有点麻木,更多的是茫然无措,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该怎么办,西蒙?”他把车开进车道时,我轻声问道。我们呆坐在车里盯着房子,谁都不愿推门面对现实。 “我不知道。”他诚实地回答。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但确实是事实:我们束手无策。 我走进桥西的房间,坐在他床边,轻轻推醒他。屋内弥漫着酸臭味,我真想立刻打开窗户,扯下他发皱的床单塞进洗衣机不停地高温清洗——可这是他的巢,他的避难所。我小心翼翼,生怕在他世上仅存的舒适区惊扰他。令人心惊的是,这种状态竟如此迅速地成为了日常:过去几周里,桥西几乎长在了床上。每当我劝他起身或询问复习进度时,他脸上便浮现受刑般的痛苦神情。我注意到本和他保持着距离,我能理解,他自己也有考试压力要应对,有自己不那么复杂的生活要过。西蒙和我都认为,考试结束后一切就会回归正轨,说实话,我们简直迫不及待。但P博士的这个电话,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一记警钟:桥西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问题? 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温和平静,想让他明白我是来帮他的,而不是来责备他的。 “亲爱的,妈妈真的很担心。你必须完成那个项目,P博士联系了我们,我们刚见过和蔼的G先生——虽然他很体谅,但也很担心。我们都很担心。告诉妈妈该怎么帮你?我们需要做什么?” “你们别管我,让我睡觉。”他嘴里嘟囔着,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到头上。 当时的我完全六神无主。究竟该怎么办?发火能逼他完成课业吗?可能不会,事实上,这可能会让他更加退缩。贿赂、哄劝、鼓励还是吼叫……感觉都没什么用。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八岁的“成年人”,从生理和法律意义上来说已经成年了,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意志,我们怎么能强迫他做事呢?更何况,我们向来不是严苛的父母,一直将养育孩子看作需要不断温和引导的过程,而不是在出事时大发雷霆、大声呵斥或者树威立矩。再说,此前我们从未遇到这样的危机。 西蒙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更让人气恼和挫败的是,我们意识到身为父母竟不知道如何给桥西最好的建议。这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方式——身为成年人,我们理应知晓答案啊。像往常一样,我们寄望于把事情摊开说清楚,冷静沟通寻求最佳行动方案(当然,我也没少掉眼泪——是的,桥西,我读过你对我是个“大哭包”的吐槽)。事情总有轻重缓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让他赶紧完成那个该死的作业。当然,当事后诸葛亮总是很容易。如今我才明白,当时的我们就像在迷雾中走错了方向:只盯着“桥西不学习”这个表象急于补救,却未曾跳出来从宏观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不学习”。那时只觉得时间火烧眉毛,令人窒息: 桥西必须完成项目!期限迫在眉睫!交不上项目就全完了! 我们不能辜负P博士和G先生的苦心!我们要让他们失望了! 我只能想象这对桥西来说是什么感觉。如今我才明白,我们当时应该说:“别去想那个项目了!忘了它!亲爱的,那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然后紧紧抱住他,告诉他唯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好,收拾好心情再重新出发。可惜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病了,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是一时的叛逆,或是某种情绪反应,或者随便什么。我想我早已被社会规训了,认为这些愚蠢的考试无比重要。我当时坚信这是他通往成功的入场券,太执着于不让他放弃。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的时候,心中交织着深深的羞愧和懊悔。平心而论,我的决定基于两点:一是不知道什么对儿子的心理健康最有利;二是我对桥西的期望,部分出于我自以为是的“为他好”的想法——我执念于自己为他构想的“光明未来”,幻想金光闪闪的大学生活会像电影里那般美好:他会考上大学,学业有成,谈恋爱,毕业典礼上拍照时把学位帽高高抛向空中。 剧终。 桥西,对不起。 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西蒙,一如既往,只要我们需要,他就会立刻行动起来。他尽力帮助桥西完成作业,坐在书桌旁陪伴他。桥西目光呆滞地盯着电脑屏幕,偶尔转头打个哈欠,或者用手指胡乱抓抓头发,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他小时候写作文的情景,那是一个慢慢腾腾、拖拖拉拉、要把人折磨死的过程,你得费尽心思才能让他集中注意力,每个音节都要反复拼读,而他会在纸上随意点上点、画个横,以为这就是标点符号。我在一旁大声鼓励他,一杯又一杯地泡茶,走路蹑手蹑脚但心里七上八下,止不住地担心:如果桥西不振作起来,后果会怎么样。全家的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本也躲进了自己房间——倒不是去睡觉,而是为了避开这种氛围,这也不能怪他。 西蒙和我常常在睡前低声讨论这件事。作为夫妻,我们都承受着压力,反反复复探讨着这个将我们全家卷入的困境。 他怎么了? 会不会是腺热? 他是不是吸毒了? 他会不会是同性恋,在为自己的性取向苦恼?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遭遇了创伤? 答案寥寥无几,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感觉和现在差不多,我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一步行差踏错,我们就万劫不复。我无比感激能在黑暗中握住西蒙的手。这份温暖给了我力量,让我坚持下去…… 真相是:这才是一切的开始。 我们站在摇摇欲坠的悬崖边缘,一切都即将崩塌,而当时的我们浑然不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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