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胡乱拼凑出了一个勉强能算得上作业的东西交差。说实话，我不太记得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但那绝非我理想中用心完成的作品，而且我很清楚，其质量跟我巅峰时的水准，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这不过是个蹩脚的替代品，但好歹算是有了个东西。我对它实在没什么自豪感可言。在极端消沉的状态下凑合的作业，确实很难让人有成就感。实不相瞒，我只求草草了事、早日脱身，比起作品质量，我更关心的是别再有人就此事对我追问个不停，让我不堪重负。交上作业后，我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但也仅此而已。P博士的态度冷若冰霜，她的失望与幻灭可想而知。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难堪，但在当时，就连她的态度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我已经全然麻木了。

交完作业，我又睡得昏天暗地。

关于我是否该参加或者能否参加期末考试，父母之间、父母和老师之间争得不可开交。我对此漠不关心，仿佛他们谈论的是陌生人的事，显然，这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争议的焦点在于：是让我强撑精神去考试争取拿个分数，管它是什么分数，还是为了我的心理健康放弃考试，接受一个刺眼的“零蛋”。我很乐意让别人去安排，最终接受了折中的建议——看当天我的状态再说。看似两全其美，实则是彻头彻尾的逃避。现在我明白，我当时就该果断“弃考”，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但我没有勇气说出口。我这么说并非要指责或评判谁，我深知大家都是在毫无经验、毫无准备的困境中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但当你的大脑一片混沌，连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无法决定，甚至在喝咖啡和喝茶之间做选择都异常艰难时，最需要的，不过是有人能掌控局面，为你指条明路。

妈妈试探性地提议，我或许可以去和某个人聊聊，比如专家、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只要能帮到我就行。她试图让这个提议听起来随意些，但从她闪烁的眼神和犹豫的神情里，我能看出，她觉得这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她自己可能也不想涉足，我理解她的不安。这可不是小事：一旦开启这个“魔盒”，诸如心理健康、抑郁、崩溃以及其他所有谈及孩子时刺耳的词汇，就会开始充斥在我们的对话中。至少对她来说，这让事情变得无比真实。而我已经麻木到不在乎，也不想参与这个话题了，因为对我来说，这一切早就是事实了。

由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候诊名单排得太长，在考试前根本排不上号，妈妈就找了一位专门处理考试压力和焦虑问题的私人咨询师。她觉得这位治疗师或许能给我一些渡过难关的诀窍。我能看穿她的笑，那个为了让我、让她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的微笑。但实际上，她的伪装越发让我恼怒。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但我知道情况并不乐观，在内心深处，我甚至希望她能承认这一点，这样或许我就不用再假装一切都没事了。

预约治疗的事是悄悄进行的，仿佛这是件丢脸的事。一天放学后，她带我去了布里斯托尔市郊的一家诊所。当我们沿着蜿蜒的车道驶向那座曾经宏伟、如今已改建成医院的房子时，我能感觉到她很紧张。她反复说着“别担心”，还像哄小孩一样反复叮咛：

“一定要如实告诉他们你的感受，桥西。别难为情，也别担心，你说的任何话，他们都听过无数遍了……我是说，有时候人会在焦虑或者性取向之类的事情上纠结，还有……”

“我不是同性恋，妈妈，就算我是，我也知道这没什么问题，当然也不成问题。”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当然不是问题，”她应和道，“我只是在帮你梳理所有可能导致你情绪失常的可能性，任何可能困扰你的事情……”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那一刻我竟有些为她难过。我能看出她和我一样，多么希望问题能简单到可以被明确诊断，像划重点般指出某个我们都能试着理解的症结，这样我们就能想办法解决它。

我在治疗师的房间外面，坐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红色皮沙发上，填写夹在写字板上的表格，这比听起来还容易——只需要在合适的答案旁打钩就行。

你感到快乐还是悲伤？

悲伤。打钩。

你是否定期服用药物？

否。打钩。

你的情绪是否影响了日常生活？

是。打钩。

你是否曾考虑过自杀？

否。打钩。

在那一刻，这些都是真话。

我摇了摇头。没有。他露出失望又困惑的神情。我也理解他的感受。这就像回到我和妈妈在车里的尴尬对话。他们期待要是能有一件打破我幸福的表面的事，一件我能详细描述的事，一个能让我把焦虑和浑身不适进行归因的导火索，一切都会简单得多。至少那样我们都能明确问题所在，而且毫无疑问，这位治疗师肯定有一张图表可以参考，就算没有别的作用，也能让讨论继续下去。不过我怀疑他的图表大概是这样的：

他给我开了药。

我礼貌地拒绝了，然后回到车上。我知道药物会改变大脑的化学平衡，而我不想走这条路——谢谢，不必了。我现在的大脑显然已经够混乱的了。妈妈看着我，脸上的笑容已经换成了充满希望的神情。我想部分原因是她想要个答案。妈妈啊，谁不想知道答案呢？还有就是，我知道在家里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这次预约花了不少钱，我猜她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这钱没白花。

“你喜欢和他聊天吗？”

不喜欢。打钩。

“有帮助吗，桥西？”

没有。打钩。

“你觉得再去一次会有帮助吗？”

不会。打钩。

想想看，我们还花了一大笔钱就为了享受这个“待遇”。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桥西。”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我不相信她的话。但什么也不说似乎更容易些。

我又蜷缩回到床上，几乎一直拖到考试当天才决定去参加考试。妈妈和西蒙说我不妨去考，反正不去的话就是零分，去考又有什么损失呢？这听起来很有道理，我同意了，但到了考场，我完全死机了。我想哭。或许我真的哭了。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挪进学校，颅骨仿佛被斧头劈裂般剧痛，胃里翻滚着焦灼的神经电流，曾经还算灵光的大脑此刻就像一团糨糊。我感觉自己好像和周围的一切都脱离了，有点像是在远远地看着自己演这场荒诞剧。我不停地看向体育馆墙上的大钟，和其他那些一边在卷子上奋笔疾书、一边盯着时间的考生不同，我只盼着这场考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盘算着多久才能爬回温暖安静的被窝。

我想就是从这时起，那种模糊的错乱感开始笼罩着我。

我的记忆力大不如前，时间也仿佛错乱了，而床的诱惑却难以抗拒，瘫在床上是我能想到的最美妙的事。我暴饮暴食，而且塞的都是垃圾食品，体重也随之暴涨，将我本就脆弱不堪的自尊碾得更碎。现在，我憎恶自己失控的大脑，痛恨糟糕的关节带来的种种桎梏，更厌恶自己这副死样子。三连暴击。

生命的线头马上要崩断了。

我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状态终于告一段落，主要是因为我对喝酒和借酒精逃避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独处的渴望，所以偶尔我会出门买醉。喝个酩酊大醉。能比同龄人喝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还挺有面子的。放纵的时候，我会拼命地灌酒，以此自我麻痹。平心而论，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我的酒量感到惊讶，我确实能捕捉到一丝转瞬即逝的存在感——心里还有那么一丝小小的得意。这种割裂感很诡异：在酒吧里，大家欢呼着看我狂饮，可与此同时，我感觉周身万事皆空。酒精让我更加麻木，让我短暂逃离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比在喧闹的人群里却感到深刻的孤独更糟糕的感觉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联系前所未有紧密的世界，然而孤独感却与日俱增。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联系”的价值；一千个Instagram（欧美社交软件）粉丝，也抵不过一个能和你坦诚交流的人。

回首过去，我能看出，考试前后的这段时间，是抑郁症第一次发作。可悲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和我今后的至暗时刻相比，这点痛苦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