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一个清晨，桥西的A级考试成绩公布了。这一天在日历上被红圈醒目地标出，如阴霾般一直笼罩在我们心头，此前我们一直以鸵鸟的姿态逃避面对。这感觉就像在等待体检结果，心里反复回响着那句不过是聊以自慰的话：“天塌下来有高个子的人顶着……”说起来轻巧，实际上这话非但无法缓解焦虑，反倒让人因自己的忧虑而羞耻自责，仿佛这不是人之常情，而是“玻璃心”。

某种程度上，这份侥幸心理确有道理——只要成绩未出，就存在微小的可能性：桥西仍有可能在考场上创造奇迹，达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录取成绩，人生重回正轨……而我的生活，想必也能随之拨云见日。如此一来，我们一家人就能告别头脑昏沉、麻木倦怠、冷漠寡言的桥西，连同那个忧心忡忡的夏天统统封印。天知道！当时的我是多么天真无知，对桥西的了解又是多么匮乏，虽然不是出于恶意，带来的伤害却丝毫不减。面对父母亲友的关切询问，我像念咒般不断重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后来我自己都快要信以为真了。

“桥西怎么样了？”

“哦，他会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桥西自考场归来后便对考试绝口不提。事实上，他对任何事都惜字如金。整个夏天，他不是与二三好友纵情狂饮，就是游走于各大音乐节之间——当然，最爱的消遣始终是酣睡。每当他蜷缩在床上整日昏睡时，我都涌起一股无名怒火，尤其是当西蒙和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忙里忙外，既要工作又要操持家务，而他却安睡房中对一切都恍若未闻时，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几乎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抑制住冲他咆哮的冲动：

“你怎么还不起床？”

“你没听到门铃响吗？快递到了！”

“你就不能去洗个澡或者出去走走？”

“把你那些脏杯子脏盘子拿到楼下能累死你吗？”

“为什么要我来收你的脏衣服？这不公平，桥西！”

“够了！快振作起来！赶紧给我清醒过来！”

真希望时光能够倒流，我会换种方式应对这些事。我希望改变的事太多了。

放榜日这天，我终生难忘。

桥西破天荒地在中午前就起了床。他独自打开了包含最终成绩的邮件。本早已查完自己的成绩，出门与朋友庆祝去了。我、西蒙与桥西一同坐在厨房餐桌旁，门敞开着，暖风轻拂，阳光和煦，鸟儿欢唱。若不是桥西电脑里早上收到的邮件，这本该是完美的一天。遗憾的是，家里的气氛剑拔弩张，空气中充斥着期待与恐惧。

我们的社交圈子和WhatsApp（欧美社交软件）群组里，铺天盖地满是桥西同龄人的捷报。我当然不嫉妒他们，由衷为他们高兴。那些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该是多么欣慰与喜悦，必然正忙着开香槟庆功，兴高采烈地规划着大学的住宿与旅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征程。但说实话，看到这些，这些欢腾的讯息让这个本已艰难的日子愈发煎熬。

我们没有开香槟庆祝，也不需要收拾行囊。相反，我们围坐着，十指紧攥，心跳如雷，安慰的话在紧张的舌尖上打结。事实上，桥西仅凭既有的知识储备，几乎没怎么复习，就奇迹般通过了三门考试，我和西蒙欣喜若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发自心底地为桥西感到骄傲！但桥西的神情告诉我，此刻任何安慰都苍白无力，他进入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梦想破灭了。他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成绩，那个预留的入学资格已然化为泡影。意料之中，他的分数降了几个等级，得了一个A、一个B和一个D。天呐，我简直不敢相信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时，竟觉得这三个字母荒谬至极又无足轻重。区区三个字母——A、B和D，竟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承载着足以改写人生的重量。多数人拿到这样的成绩都会欣喜若狂！这一切是多么讽刺啊。用这种简单愚蠢的评判方式衡量一个人的智慧高低，真是荒唐透顶！桥西在没有外界辅助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在全国范围内已属前列，但对桥西来说，这显然是个大大的退步，这是他精神世界崩塌的明证，关键是，这串字母终究未能叩开他心仪学府的大门。

“他们…… 他们不会录取我。我……我做得不够好。”他嗫嚅着，面色苍白，眼底泛起雾气。

“你已经创造奇迹了，亲爱的，克服了重重困难，你做得很棒！”我们试图安慰，但他目光如刃地盯着我们，仿佛在说，“你们在说谎”。

西蒙强打起精神将电话搬到餐桌，掀开笔记本屏幕：“好了，我们现在走补录程序。”这套补录系统可以让未达预期成绩的学生争取高校剩余名额。这感觉有点像虚拟的抢椅子游戏，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争抢着越来越少的名额。

“别担心，桥西！一切都会好的。”又是这句万金油般的安慰，此刻连我自己都不再相信。

登录大学招生服务中心官网后，我们开始在生物专业剩余学位名单中大海捞针。圣安德鲁斯大学刚刚就发放了一个名额，这所坐落在爱丁堡以北的顶尖学府，此刻或许正给某个超常发挥的幸运儿拨通电话。回首看来，这一切真的很滑稽：我和西蒙就像在演一场糟糕透顶的闹剧，拼命抛出夸张的台词，填补令人窒息的沉默。

“诺丁汉！多好的地方，我们试试那儿！”

“赫尔大学？天哪，赫尔太棒了！”

我强颜欢笑，脸都笑疼了，而桥西始终低头盯着膝盖。如果我是个全然置身事外的陌生人，目睹这男孩瑟缩的模样，再听听西蒙急切地列着清单，加上我在旁边喋喋不休地提出各种积极建议，定会立刻叫停这一切：太过分、太快了……让这孩子喘口气吧……不是每个人都非得去上大学……但做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他出生时，我就发誓会永远为他战斗，此刻，我和西蒙正在并肩战斗为桥西争取入学机会。

我永远不会忘记儿子坐在那里，颤抖着双手拿着电话，拨号，深呼吸，闭上眼睛，声音颤抖，结结巴巴，还带着哭腔。当电话被转接时，他终于哭了出来。我和西蒙陪着他一起哭。

“你好，我……我叫桥西。我刚拿到成绩，请问贵校生物学专业是否还有名额……”

我们逐字逐句教他该怎么说。他把这些话潦草地写在一张破旧的纸上，这张纸我至今仍保留着。它时刻提醒着我那个可怕的清晨，也让我明白要跳出当下来看问题：试着像旁观者一样看透表象，以不同的视角看问题。若时光肯倒流，我不会再急着给桥西写台词，不会急着把电话塞到他手里，不会再问“你觉得去斯旺西大学怎么样？”而是会问“这是你真正想要的吗？你觉得现在上大学对你来说合适吗？真的非上不可吗？”

在连续听到几个“没有”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线希望，阿伯丁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名额。要是可以，我真想顺着电话线过去，亲吻电话那头的女士。她给桥西扔了根救命稻草。我知道他可能不会接受阿伯丁大学的名额，他对那里了解甚少、举目无亲，但这不是重点：有人愿意录取他，在桥西觉得自己被全世界冷落、抛弃时，这份接纳胜过千言万语。

“天哪，桥西！阿伯丁！太棒了！是阿伯丁啊！”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那里肯定很美！阿伯丁！我记得它在海边。你最喜欢大海了，你可以去航海！我想那里有很多鱼，还能去徒步登山。”

“登山？”西蒙挑了挑眉毛揶揄道，暗指桥西这辈子都没登过山。

“妈妈，你去过阿伯丁吗？”桥西轻声问。

“没有。我没去过。”我不得不承认。

“你知道它具体在哪儿吗？”

“呃，不，不太清楚……”

我想那天我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笑了。说实话，如果这是桥西想要的，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他的选择。直到我在地图上查看，发现从家到那儿开车要近九个小时，或要花费高昂的机票钱转机，忧虑才悄然蔓延。我主要担心万一桥西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第一时间赶到。当南安普敦大学的录取通知姗姗来迟时，西蒙和我如释重负。那所大学离家仅两小时车程。桥西却始终目光涣散，仿佛游离在这场拉锯战之外。

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喉咙就会哽咽，胸口涌起深深的悲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桥西处于极度焦虑和恐慌之中，而我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这太折磨人了。这是我生命中最后悔的日子之一，常常午夜梦回而惊醒。说来蹊跷，在桥西的成长过程中，有过一些更惨烈的身心波折，但这看似寻常的一天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时常思忖其中缘由。

个中缘由令我难以启齿——显然这更多关乎我自己的执念，而非桥西的意愿，也迫使我直面背后残酷的真相。我一直努力让桥西留在一所我认为对他这样有读写障碍的男孩最适合的学校，将本不宽裕的金钱源源不断投入这个教育体系中，希望它能让桥西成为“最好的自己”。那些漂亮的成绩单仿佛成了一种证明：证明我每月存入学校银行账户的血汗钱，那些本可以用来购置一辆可靠座驾、去度假、买衣服甚至理发的钱，能够花得物有所值。这可以说是对我所放弃的一切，尤其是早年苦苦牺牲的一种自我安慰。潜意识里，我甚至想向那些孤立、霸凌桥西的男孩，以及他们趾高气扬的家长，炫耀我儿子的成功。我想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不仅参赛，还夺冠了！这些阴暗心思令我羞愧难当。

我们又一次陷入了荒唐的倒计时战斗中，愈发惶恐。我和西蒙依旧盲目地奔跑着，紧闭双眼，伸开双臂，张皇失措。唯一的不同是，这次的“无知者无畏”不是被恐惧所驱使，而是被希望的星火点燃。获得入学机会固然很好，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让桥西为上大学做好准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时间却非常紧迫。

桥西按既定程序迅速确认了南安普敦大学的录取名额，但最后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我本来期待他有更热烈的反应——即便没有雀跃欢呼，至少松一口气。但他几乎是不情愿地打开亲朋好友寄来的“贺卡”，看都没看就扔到一边，然后直接回被窝躺着了。我想这是我第一次怀疑，他是否真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坚信的那样，正在经历一段有“终点”的旅途，是否真的会有一天，阳光再次照耀，他能变回我们熟悉和喜爱的那个桥西。

我想念那个总能妙语连珠、见解犀利的男孩，但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抑制了他感受快乐和享受乐趣的能力。我决定去了解一下抑郁症，这个念头已经在我脑海里盘旋好一阵子了。我在网上浏览着症状列表：

精力不足或持续疲倦

总是疲惫不堪

出现“脑雾”，难以清晰思考

注意力难以集中

感到坐立不安、烦躁

想哭，总是不自觉流泪

不想与人交谈或相处

不想做平时喜欢的事

借助酒精或使用药物缓解情绪

难以应对日常琐事

感到“心力交瘁”

我本希望初次涉足精神疾病领域能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还想着也许会因自己的怀疑毫无根据而如释重负地大笑，但这份症状清单却让我心惊胆战、寒意蔓延。我的儿子几乎符合所有症状！这是一个警示，也是我第一次使用“抑郁症”这个词。这个令我深恶痛绝的词，从此如幽灵般盘踞在我的身旁，无论身处何地、与谁相伴，总在梦境与现实的夹缝中徘徊。每当听到这个词被误用，我就会汗毛倒竖、胃部痉挛。

我对着天空吐出这三个字，感觉有一块尖锐的大石头卡在我的喉咙里，压迫着声带，阻碍着呼吸。说实话，很疼。

这个词让我联想到失败者的画面：垂头丧气、身心俱疲、卧床不起的人，双眼红肿，满是泪水，脸上带着一种苍白、挥之不去的冷漠，弥漫在悲伤之中。我很抗拒给桥西贴上新标签，毕竟他这辈子已经被贴过太多标签了。可内心深处，我希望他能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至少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医学术语、一个确凿说法，为他的症状与行为提供注解，或者至少有助于理解他。我偏执地认为，只要他能直视我的眼睛说出“我抑郁了”，那么我就能看着别人的眼睛，坦然告诉他们我儿子抑郁了，终结那些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托词。比如，我曾羞愧地用“他最近身体不舒服”搪塞亲友。这该死的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光是写下这个词就让我怒火中烧，难以想象抑郁者听到这话会是什么感受。你能想象自己被慢性疾病折磨，而有人把这种感受轻飘飘地描述成“不舒服”吗？

一次又一次……对不起，桥西。

这再度印证了我的笨拙无能：带着一厢情愿的虚伪笑容粉饰太平，试图让一切看起来美好，却对桥西承受的苦难一无所知，结果将他推入更黑暗的深渊。

这个标签或许有用，甚至很合适，至少能为桥西和他身边的人指明方向，但同时，我又不希望把这个词像旗帜一样，钉死在我儿子这只小船的桅杆上。

承认这一点让我羞愧难当：我不愿他成为被标签定义的病人，不愿他成为“那种人”。讽刺的是，他已经是“那种人”了！

真相是，潜意识里我惧怕他亲口承认患有抑郁症，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得知这个消息后该怎么办。一瞬间，昔日那些无解的疑问再次向我涌来：

该如何治疗？

解药在何方？

是否需要服药？

该寻哪位名医？

有没有那种阳光圣地，去疗养一下就能康复？

快走锻炼可有效？

喝碗我亲手做的热汤呢？

拥抱一下呢？

我知道，我都知道，这一切都很荒谬，荒谬透顶。事后看来，其实没那么复杂。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桥西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当“抑郁症”三个猩红大字像一面醒目的旗帜，在我们前行甚至是艰难爬行的旅程中高高飘扬时，漫漫长征才刚刚开始，而前路迷雾重重，我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也完全辨不清方向，甚至不知道我们要走向何方。

在桥西离家上大学，本即将读大学预科的前几周，两兄弟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愈发明显。我们在楼梯口压低嗓音叮嘱本，“桥西身体不舒服”，同时鼓励他出去玩，享受生活，挥挥手送他外出过夜，转身守着熟睡的桥西。我们天真地希望如果他睡得够久、够深，或许能恢复“精神焕发”的状态，醒来时能大大地伸个懒腰，打个哈欠，步履轻快，跟我们说声“哈喽”！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就连起床、洗澡或梳头都可能变得异常艰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着他，满怀希望，给他做好营养丰富的饭菜，为他诵读南安普敦大学宣传册的片段，告诉他学校里所有美好的事物：“快看，桥西，学校有个电影院！”我们幻想着咖啡馆、酒吧、滑雪社、摄影协会这些字眼能点燃他眼底的星火，让他兴奋一点，但徒劳无功。若要说起他的情绪，唯有“听天由命”四个字。他极安静。我和西蒙反复讨论，相信等他到了校园，努力融入其中，学校生活或许能让他充实起来，燃起他让我们无比怀念的生命热情。

那是个清冷的周日早晨，桥西悄悄下楼，蜷坐在厨房餐桌旁。他面色灰败，蓬头垢面，睡袍皱巴巴裹在身上，眼神空洞茫然。就在昨日，我们刚为他购置了大学所需物品——新被褥、文具、餐具……我仿佛能听到时钟滴答作响，为他离开的日子倒计时，而眼前的孩子却似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恐慌感油然而生。我知道我得做点什么。

我正在为家人做早午餐。西蒙在花园里忙活着，本赖在床上刷剧。当我忙着做事且只有我们两人时，似乎更容易开口聊天。趁四下无人，我试探道：

“桥西，妈妈想起几位曾患抑郁症的朋友，当然我不是说你也有啊，”我一如既往地小心翼翼，生怕给他强加标签或误导他的想法，“我发现他们说过的很多话、提到的很多事以及他们的行为，嗯，似乎和你最近的状态很像。”

他抬眼望来，眼神单纯如出生那一刻，当时他躺在我膝头，也是这般天真懵懂地看着我：“真的吗，老妈？你这么觉得？”

换作寻常时日或在交谈轻松话题，我肯定会笑着接茬：“可不是嘛！长得像香蕉，闻着像香蕉，尝着像香蕉，那八成就是……”

但此刻容不得半分戏谑。我们正在谈论桥西的大脑，他那美好、聪颖、独特、神秘又极具魅力的大脑，而潜台词很残酷：它似乎出“故障”了。

“那么，桥西，你觉得自己可能有抑郁症吗？”我以近乎哼唱的轻柔语调追问，试图缓和我口中抛出的连珠炮般的话语冲击。我背对着他，在炉灶边翻炒着鸡蛋，屏住呼吸等待他惯有的反驳，那种尖刻、诙谐又深刻的回击，只有桥西能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化解紧张气氛……但这次只有沉默。我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转身看向餐桌，却瞥见我那已经成年的儿子泪如雨下。他哭得像个受伤的孩子，豆大的泪珠从脸庞滑落。

“我累了，妈妈，”他从因悲伤而扭曲的嘴里艰难地挤出这句话，“我真的好累。”

我放下炉灶上的活儿，凝视着这个垂头而泣的少年，我的心也随着他在抽泣。他低着头，整个人仿佛崩溃了，双眼红肿，眼眶布满血丝，脸上带着一种苍白而挥之不去的冷漠，整个人都浸满了哀伤。

就是这样，那个词还是出现了。

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我们说出了那个词。

抑郁症。

桥西正饱受抑郁症的折磨。

这个词我听过很多次，但了解却很少。它不是人们情绪低落的万能借口吗？我曾想，如果用上“抑郁症”这个词，感觉康复不会那么容易。人们常说“与抑郁症共存”“与抑郁症抗争”，而不是轻松提起“我患过抑郁症”。一股绝望感涌上心头，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多可笑，直到这时我内心深处仍抱有一线希望，盼着他能恢复活力，欢跳着奔向大学。我搂着啜泣的桥西，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望向花园里忙活的西蒙，我知道稍后我把这一刻讲给他听时，他对桥西早日康复的希望也将破碎。我不想这样。

“你还想去上大学吗？”我轻声试探。

“想。”

“确定吗？因为……”

“确定！”他打断我。

“桥西，你想和其他人聊聊吗？比如医生？”

“不！”他大声吼道。

“他们也许能给你一些帮助，或者提供一些建议呢？”

“不！”他低吼着推开我。

他从餐桌旁跳起来，冲上楼梯。我心里不断问自己：我们究竟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