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考试成绩公布的那段日子，感觉一眼望不到头，其实也不过才八周而已。生活仿佛按下了暂停键，倒也恰合我意。我还是没日没夜地昏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忧郁情绪中越陷越深。奇怪的是，成绩公布那天，我的情绪波动不大。这本该是激动人心的一天，特别对总是“强颜欢笑”的妈妈而言。那一段时间，感觉时间的流动先是如慢镜头般凝滞，又接着切换成闪电般的速度飞驰，我根本掌握不了平衡。我被南安普敦大学录取了。巧的是，我中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也将去那儿。这所大学是罗素大学集团的一员，生物专业声誉卓著。我应该高兴，对吧？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是开心的，但同龄人那种首次离家求学的欢欣雀跃，我全然体会不到。没能去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失望，远远超过了被南安普敦大学录取的宽慰。整件事感觉就像吃了败仗，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当时我还没意识到，我感受快乐的能力早已所剩无几。就算是喷火战机乐队（Foo Fighters）在音乐节的主舞台上宣布我被录取，再让我坐着保时捷跑车飞驰回家，我的感受也不会有丝毫改变，不过是淡淡的漠然，近乎无动于衷。回望过去，这显然是我当时心理状态的重要征兆。

从接受录取到学期初动身前往南安普敦之间，时间过得飞快。从我呆坐在厨房餐桌前研究“补录”系统并争取到入学资格后的光阴，不过短短数周。这几周我大多时候都是精神恍惚，此刻才惊觉时日无多，不免心慌意乱。一想到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生活、结识新朋友，忐忑与戒备之心油然而生。至于即将开始的课程与学业压力，我压根儿都没去想，感觉一切都离我很遥远，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从家人到朋友，甚至还有那些素未谋面的网友，每个人都不停地跟我说，未来的大学生活有多棒，我能拿到录取名额有多幸运。我就像被裹挟在洪水中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丝毫感受不到所谓的幸运与欢欣。事实上，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如影随形，我甚至无法捕捉到恐惧的来源。我很害怕，但又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那就保持沉默吧。

我寄望于在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也许能帮我摆脱那折磨我的疲惫和悲伤。我暗自期盼着，等搬进学生宿舍的时候，之前搞砸了我A级考试的那种心神涣散、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的状态会自然消退。但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表示怀疑，只是从未表露。我没跟任何朋友说起我的感受，对谁都只字未提。这种太过私密的隐痛，很难与人分享。我一直反问自己：“我到底哪里不对劲？”身边人都在追逐梦想，而我却像条咸鱼干一样，他们对生活的热情，让我感到格格不入。

动身前往大学前的一个周日早晨，妈妈和我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抑郁症”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某种程度上，说出这个词对我而言算是一种释放，甚至是一种解脱，但同时也很惶恐、很痛苦。当这个词语被宣之于口，“潘多拉魔盒”已然打开，魔咒再难收回。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们能更深入地聊一聊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抑郁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切或许会更好。我想我们没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们俩都有点莫名的尴尬，以及我内心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尽管这种羞耻感毫无道理。

我一直自我辩驳，虽然症状很符合，但我不可能真的患病吧？我觉得我们都在下意识地否认和害怕。这种逃避与恐惧，大概源于我们对打开“潘多拉魔盒”后果的担忧，后来发生的一切印证了这种恐惧绝非空穴来风。

我对上大学没什么热情。我一直在等待那种兴奋感造访，可它始终未曾降临。更多时候，这像是一场大家期待我进行的，按部就班的人生仪式，尤其是百分之百的同龄人都要去上大学的时候。而且我也别无选择，顺着这个既定的“光明大道”走似乎更容易，哪怕我真有精力去反抗，也懒得去做。我天真地以为，远赴南安普敦便能将抑郁症的阴霾抛诸身后。实际上，与其说这是一种信念，不如说是一种自我麻痹的盲目期待：或许换个环境，我的大脑能切换到正常频道。

当“抑郁症”这个词第一次在家里被说出口的时候，其实这个可能性早已深深埋在我的潜意识深处，但说出来完全是另一回事。妈妈提起这个的时候，我只想让她赶快闭嘴。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我既不想谈论，也不想承认，这已经超出了我当时的心理承受阈值。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我鬼使神差地在网络词典检索了这个词条。

指极度沮丧和消沉的感觉。

例句：自我怀疑悄然滋生，很快转为抑郁状态。

近义词：忧郁、痛苦、悲伤、不幸、哀愁、悲戚、阴郁、沮丧、灰心、消沉、萎靡、情绪低落、闷闷不乐、气馁、绝望、凄凉、哀伤、喜怒无常、悲观、无望。

我反复默读词条，颓然地靠向椅背。我心里明白，如果要钩选自己的状态，以上所有描述，我都得打钩。但我决定沉默以对，不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还没准备好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这不仅难以启齿，而且这个念头把我吓得够呛。每当脑海中浮现“抑郁症患者”的形象，我会想到一个苍白、虚弱、萎靡不振的瘾君子模样。这些特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很难想象会出现在自己身上，光是想象就令人窒息。

精神疾病——承认自己脑子有问题，这似乎是最糟糕的事，向别人承认更是难上加难。我心底仍残存着侥幸，或许诊断有误？也许不是抑郁症呢，也许它会自行消失呢，也许我的情绪有一天能突然好转，我就能像大家期许的那样开始追逐生物学的学术梦想。

父母驾车从布里斯托尔出发送我上学。当车子载我进入潮水般的车阵与神情懵懂的新生中时，我注意到有些人已经开始三两结伴。我心里闪过一丝不安：怎样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呢，那种能说会道，能与陌生人谈笑风生、约酒畅饮的社交达人？这对我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我选择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应对：低下头，无声无息没入人群。

后备箱塞满了宜家购置的新枕头、羽绒被等各种杂物，父母想方设法让这间灰不溜秋的宿舍充满生气。记忆里母亲总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忙前忙后，把空间布置得满满当当：将书摆在窗台上，把笔码在笔筒里，在地上铺开鲜艳的地毯。她一边拆东西，一边喋喋不休地宽慰我，让这逼仄的空间显得愈发拥挤了。这是妈妈的一贯作风，不禁让我无名火起。我知道她肯定在想，如果能把我的房间布置得如电影或宣传册里的学生宿舍那般温馨、整洁，那我就有可能像其他学生一样朝气蓬勃地融入校园生活。她就是不明白，永远也不明白，这更让我生气。她的“修补癖”虽然是为我好，但在当时的我看来，不过是试图用一个创可贴来治疗“枪伤”。最刺痛我的是她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不明白这样做对我什么用都没有。这再次证明，她不理解抑郁症根本无关外在，而是关乎内心。

我当时就发脾气了，让她别再瞎忙活，赶紧回家。她已经做得够多了，从把小厨房的橱柜塞满东西，到往我的布告板上贴满各种纸条……而我只想一个人待着！躺下！睡觉！

妈妈哭了，又惊又怕，他们最终还是离开了，带着对我的各种不放心。我立刻瘫倒在床垫上，紧闭双眼。就在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这种疲惫感，这该死的、如影随形的、随时吞噬我的“黑狗”，并不在乎我睡在什么样的床榻上，也不在乎我住在哪个地方，它什么也不在乎。它唯一在意的，是要将我撕咬啃食殆尽。闭眼的刹那，我潜意识里感觉到我和抑郁症的纠缠不会那么早结束，相反，这里可能就是疯狂滋养它的温床。但我沉默依旧，一部分原因是不愿面对现实，另一部分原因是父母尚未驶出学校停车场，但最根本的，是入学首日就给自己宣判，这么悲观可能为时过早。说起来挺傻的，我心里还残存一丝丝侥幸，固执地希望一切都是错觉。我很害怕，非常害怕。我想逃跑，我想一直睡下去，我想回家。我想有人陪着，但又想一个人待着。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各种念头在矛盾中彼此撕扯，整个世界都乱套了。

那天我整日整夜窝在房间里，像烂泥一样瘫在床上。生命仿佛被抽空了。透过窗户，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呼朋引伴的喧闹晃过耳侧。恍恍惚惚之间，我当时在想，如果按个按钮就能让自己消失，我毫不犹豫会这么做。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和自杀联系起来。但也许这就是悲剧的开始。周遭人声喧嚣，而我却像游离在外的幽灵，冷冰冰地旁观着一切，尽管我就身处其中。

住进学生宿舍才几天，一切都更明显了，我不愿出门，我恐惧社交，我总是疲惫不堪，我连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都很难自理。干脆就无视这一切，睡觉、再睡觉、一直睡觉，一睡方休吧。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讽刺的是，我偶尔还是挣扎着起床参加关于如何享受大学生活和如何应对孤独的迎新讲座。学校还组织了社交活动，唯一目的就是让大家相互认识。记忆中有个基督徒给我递来了个三明治，但我脑子有点混乱，画面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我迷糊了，不，比迷糊更加迷糊，是迷失了，我记不清自己是谁了。

我以近乎自虐的方式“适应”着大学生活。我大多数朋友都把离家上大学看作开启自由人生的契机。自由！对我来说却恰恰相反：这是我纵身跃入窥视已久的幽暗深渊的机会。我再也不用担心妈妈或西蒙突然拾级而上，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看看我，或者一杯一杯地给我送冷饮。这何尝不是某种自由？只是和我同龄人所追求的自由截然不同。我终于不用伪装，不必强撑，坦白地说，竟有种解脱的快感。

我的单人宿舍坐落在一条安静、灯光昏暗的走廊，跟城外工业园区里任何一座平淡无奇的办公楼一样。那些招生手册和社交媒体里渲染的大学画面，欢声笑语、同窗情谊、彻夜狂欢、派对激情……悉数幻灭。好吧，如果是派对，那也是那种像奶奶辈组织的冷清派对，几乎没人来，能喝的只有橙汁，而且所有人晚上七点整就被父母准时接走了。

走廊里的生活……嗯，谈不上什么生活气息。本以为带独立卫浴的单人间能带来安静和私密感，没想到成了孤独的牢笼。最初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着其他人在走廊上窸窸窣窣地来来去去，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强迫自己出门去融入人群，孤独感只会疯狂滋长。

妈妈、西蒙和爷爷奶奶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一个劲儿地追问：“交到朋友了吗？过得开心吗？”不管出发点有多好，他们的关切都是一种无形的重压。索性以“都好”搪塞过去，然后等着他们如释重负的叹息声从电话那头传来。至少他们会因为这个谎言而睡个好觉。他们的宽慰愈多，愈让我觉得自我封闭是一种失败。我再次被打回原形，回到那个背对着全班同学而坐的孤零零的男孩。

我鼓足了毕生勇气，才敢踏出房间，顺着喧闹声敲响楼下合租公寓的门，里面听起来像是在开派对。我做到了。尽管素昧平生，但潜意识在提醒我如果再不走出那个房间，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置身人群时，我觉得自己很扎眼、很尴尬。这绝不是主人招待不周，他们很友善、很热情。问题全出在我身上，是我那该死的错乱的神经在作妖。

这群人后来成了我的酒友、夜店搭档，甚至橄榄球场的队友。可惜打了一两次之后，我就非常不舒服，我的身体再次扼杀了我重拾挚爱运动的奢望。

即便身处大学校园，这份挫败感依旧如蛆附骨。

在这个阶段，我还没有完全被抑郁症吞噬。内心偶尔“放晴”，我能勉强与人交际，天空也暂时没那么灰暗。我会去上课，扮演一下“正常”的学生。这种“正常”状态短则一日，长可维系一周左右。偶尔的“正常”给了我一点虚妄的希望。

如今回望，酒精成了我自我麻痹的最佳处方。我开始酗酒。虽然不是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但保守估计每周至少有四天是醉醺醺的。我不太记得到底喝了什么、喝了多少，但一定是惊人的剂量，而且是烈酒和啤酒混着喝。我不能说谎：有那么几个寻欢作乐的晚上，给了我一点错觉，感觉人生很美好。醉意朦胧时，我终于能像同龄人一样和同学打成一片。想来讽刺，那些在夜店结识我的人，完全想不到那个神采飞扬的年轻人，正经历着怎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我贪恋着酒精赋予的“当下感”，终于甩脱了抑郁的锁链。更重要的是，我产生了能与命运抗争的错觉，也愈发迷恋烂醉后的断片时刻，能让我彻底从纠缠我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我一直觉得，能考上大学，学习自己钟爱的学科，是顺理成章的人生乐事。但现实狠狠给了我一耳光，这种失望让我更为颓废。学期初我去上了几节课，装模作样地做了一些课程作业，仅此而已。如今想来，南安普敦大学的教学水平一流，但我当时精神状态不对，无法从中受益，宁愿睡觉、逃避，也不愿参与其中。而且和中学不同，没人在乎你是否出勤，反倒成了我的庇护伞。靠着残存的知识储备、P博士的慈悲和对专业领域的那点老本，我就这么混过了这学期。仅剩的理智告诉我，吃老本混日子不会有好果子吃，早晚会“爆雷”——只是时间问题，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这种等待真相揭露的感觉，不断锤击着我的心理防线。

期末考试还是到了。父母又给我来了电话，周周都是如此，我也周周向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切都好”。那段时间糟透了，我竭尽全力粉饰太平。简直是“压力山大”，连续四十个小时不眠不休地疯狂补习：猛灌咖啡，死记硬背，打个小盹，然后接着“抱佛脚”。拖着疲惫的身体去考场时，整个人仿佛行尸走肉，考完我爬回宿舍，倒头就睡。在近乎癫狂的恶补之后，我会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到下一场考试迫近，再度堕入恐怖的轮回。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场考试我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鼠标。这再一次说明，失眠、高压伴随大量咖啡因，正严重侵蚀着我的身心健康。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混沌，恍惚，恐惧。作息彻底崩溃，但晚上我还是强打精神与狐朋狗友们厮混。没有人察觉我的异常，没有人知晓我正站在悬崖边上，正在用指尖死死抓住狭窄的边缘，我知道，我快要抓不住了，早晚会松手，然后来个标准的自由落体。我想起了去年夏天，更对这种直直坠落充满恐惧。

有一件事，比日复一日待在南安普敦那无聊凌乱的房间里应付考试更让我心惊胆战：那就是不得不回家，然后继续假装一切都好。

但可悲的是，我知道，回家的日子终究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