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桥西留在南安普敦的那天，我的心像被剜去了一块。西蒙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我泪流不止。这和我想象中电影里那种欢送的场景相差万里。每隔几分钟我就想拨电话去了解他的状况，但西蒙提醒我，是给桥西独立成长空间的时候了，要让他有独自生活的信心。如果我每隔几分钟就盯着他，不信任他能照顾好自己，这对他百害而无一益。道理我怎么会不懂？但内心还是有点难过，放不下一个母亲的担心。

回到家后我问西蒙：“新闻里常有大学生出事的消息，你说桥西会不会做什么傻事？”

他隔着桌子望着我：“比如？”

我实在说不出口“轻生”“自杀”这些字眼。

我一直盯着西蒙，直到他走过来把手覆在我的胳膊上说：“不会的。那孩子聪明着呢，绝不会做傻事。”

当晚桥西在睡前发了条短信，“一切都好”，他一向都是这么回复。看到这几个字在屏幕上闪烁，我睡得安稳了许多。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紧急来电，没有灾难降临，身为母亲的我，或者说我们这对夫妻，渐渐放松了下来。西蒙和我重拾二人世界，享受这段没有孩子在身边的时光。我们的关系也更加亲密，花更多时间在一起，参加新书巡讲，夜晚漫步在布里斯托尔码头，不再只把孩子作为聊天的焦点话题。孩子们离家求学，对我来说是一堂意外但终会到来的成长课。本在当地的一所学院上学，穿梭于各种社交与团体运动，很少回家。我们偶尔南下探望桥西，或者桥西周末回家的时候，我也没再见他整天瘫卧在床。他的通话总是很简单，跟我们交流也很敷衍。不过他说自己过得不错，正在积极交朋友。我相信了他，甚至暗自庆幸把“抑郁症”用在他身上有点为时过早。我放松了警惕。他没有流露出任何陷入困境的迹象，而我竟把他仓促结束通话的姿态，猜想为年轻人急着结束聊天奔赴精彩约会的急切。我甚至为这种猜测偷着乐。多么讽刺！

随着孩子们羽翼渐丰逐渐独立生活，我被迫开始反思如何把握“安全兜底”和“过度溺爱”之间的微妙界限。平衡之道谈何容易？或许潜意识里，我仍渴望他们需要我，这更多的是出于我对自己母亲角色的眷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正需要我。每每想到桥西在远离我的陌生环境中如鱼得水，我甚至有点难过。难道我竟是问题的一部分？这念头让人如芒在背，不敢深究。

每次和孩子们联系上或者联系不上的时候，我总会有些担心，老是问西蒙：“你觉得孩子们是真的好吗？”西蒙总是坚定地点点头。几周过去了，我的担忧也渐渐平息。随着桥西第一年的学业临近结束，我越来越乐观，甚至可以说欢欣鼓舞，开心极了！大家都这么说，如果他能顺利度过第一年，不出什么岔子，那接下来就会一帆风顺，我也深以为然。桥西显然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证据就是他没有逃回家窝在床上，而是留在大学里，似乎在尽情享受大学生活。

我很高兴孩子们终于步入正轨，我和西蒙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忧虑都是庸人自扰。就在桥西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终于开了瓶香槟，举杯相庆：两个儿子都安顿好了，我终于能高枕无忧。本在学院如鱼得水，日渐成长为社交达人。桥西也从黑暗中走出来浴火重生，我由衷为他们骄傲。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群媒体里关于桥西的一些刺眼画面：每张照片里他都醉眼惺忪、满脸浮肿、身形踉跄，要么搂着神志不清的陌生人傻笑，要么直接瘫倒在地不省人事。这些帖子从来不是他自己发的，总是他朋友顺手提及他。我自己都不敢承认，每当我看到桥西的帖子时，心里都会猛地一紧。

与西蒙讨论时，我们都觉得要适时提醒他不要酗酒，等他下次回家时和他聊聊酒精容易成瘾的事。但我们还是很欣慰，因为他交到了一群新朋友。我们还自我宽慰：大学生豪饮不是常态吗？这不正是当年自我封闭的他最需要的社交尝试吗？天知道，当看到那个曾终日昏睡的孩子竟现身夜店狂欢，这不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他的样子吗？何况除每周通话外，桥西和西蒙交流得更频繁了，我们每月至少会去南安普敦一次，带他出去吃午饭或者喝杯咖啡。身为母亲，我坚信如果有什么不对劲，我肯定能察觉端倪。母子连心，我肯定能感应得到……

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我和桥西关系亲密，认为自己有很好的育儿技巧，而且在涉及他的事情上，我的直觉通常都很准。大一期末考成绩揭晓时，这种直觉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桥西成绩优异，我为他感到无比高兴，坚信他正朝着拿学位的目标稳步前进，生活正步入正轨——不只是正轨，简直是一片光明！

大二开学前，桥西回家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他看起来精神状态还不错，只是有点安静，略显疲惫。我们知道他一直很劳累，我们很高兴他能借此机会休养生息。几个月前，他、本和一群朋友策划了跨国旅行，我们当然是全力支持，劝他们趁没有账单、房租压力和工作束缚的大好年华，尽情享受青春和自由。我从小就相信，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读万卷书、行千里路、阅天下事。这是破除偏见、融入广阔世界的必修课。若经济允许，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奔赴诗和远方。但我当时最多只能坐着气垫船去滨海布洛涅一日游，只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海风呼啸的海滩上走走。

我渴望孩子们创造不同的成长经历，为他们的冒险精神感到兴奋，也希望这次旅行能给桥西注入新鲜的生命力，让他有机会了解自己，找寻自己在辽阔世界中的位置。他们规划好了路线，要穿越柬埔寨、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饱览异域风情，奔赴派对狂欢，还会和浪迹天涯的“驴友”们碰面……真是让我羡慕不已。

启程前两周，我看着他们收拾好行囊。临行前夜的晚餐上，兄弟俩谈笑风生、兴奋不已。但我们能看出，他们表面的自信之下，也藏着一丝谨慎。这很正常：像这样踏上人生的冒险之旅，不可能没有潜在的危险。但我们深信，跨越险阻、应对意外的过程，正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

学期末的时候，我们把桥西的行李都装进车里，帮他从学生宿舍搬到了镇上一个破旧区域脏兮兮的合租宿舍里。这房子当时空着，桥西被分配到阁楼上的一个房间，从图片上看尚可，但实际上屋顶很低，高逾一米八的桥西根本无法在屋内直立。我们只能把他的东西扔到楼下一个小房间里，想着房间挺多，住的人可以随便挑，天真地以为总会有个子矮的学生愿意住阁楼，这样大家就能和谐共处了。

我们大错特错。就在旅行前夜的晚餐上，我接到某位怒火中烧的学生的来电：桥西误闯了分配给别人的房间。天呐，那通电话真是让人震惊，对方情绪非常激动，最终承受余震的唯有桥西。他本来不该在即将开始的新学年里，还为住宿的事焦躁不安。我看着他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宣布放弃旅行。他态度很坚决。那通电话以及随后因为一间破卧室引发的混乱，竟让他内心蛰伏已久的焦虑“怪兽”以一种超乎想象的狰狞姿态破牢而出。

我既愤怒又难过。这次旅行计划已久，他也为此辛苦攒钱，这是孩子们去闯荡世界的大好机会。然而，就在他即将登机的前一晚，钱包里塞好钱，口袋里揣好护照和机票，背包里装好洗净熨妥的衣服时，我们却还在努力说服他不要因为某个不相干的人的叫嚷，就错过这一生中难得的旅行。我和西蒙都觉得，如果他放弃旅行，不仅会后悔，还会加深“冒险和欢愉都是属于别人的，我什么都不会有”的念头，那个永远背对全班同学而坐的桥西将永远困在阴影里。我们竭力劝说他踏上旅程。

这是正确的决定吗？时至今日我仍在反复质问自己。作为他的母亲，我只能看到那些导致他想要轻生的小失误，没有意识到这些失误就像一块块垫脚石，每一块石头都由一个事件、一句话、一次经历堆砌而成，最终引向了2016年11月那个可怕的日子。

听上去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也看不出他旅行是不是快乐。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桥西这种简单平淡的交流方式。

当桥西和本结束为期数月的旅行归家时，一切变得更糟糕了。我满心期待，甚至可以说是祈祷，他回家时能踏着轻快的步伐归来，笑容灿烂，活力满满地迎接新的一年，重燃对生活的热忱。我再次天真地（究竟要写下多少遍“天真”二字，我心里的羞愧感才会消失呢？）认为逃离故土、家庭与校园的桎梏周游世界，对桥西来说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又一次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处世逻辑投射于他，毕竟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我感到不堪重负或者困难重重时，换个环境或者去海滩走走总能让我恢复平静。可这方法在桥西身上失效了。

我迫不及待地盼着孩子们旅行归来，想听他们讲述在我从未踏足之地的冒险经历，满心期待着翻阅无数寺庙、海滩、酒吧的照片，还有陌生人的面孔。这样我就能透过他们身临其境感受旅行的乐趣。我做好了晚餐，冰好了啤酒，激动地等着孩子们推开门的那一刻……

桥西推开门，我看到的是一张阴云密布的脸，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说自己玩得很开心。这不咸不淡的态度一下子让我明白，这世上似乎没有任何地方、任何经历能让他快乐起来。本则很高兴地回到家，整个人焕发出沉稳的自信。他跟我们说，这次旅程让他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遇到了很棒的人，领略了令人惊叹的风景。我们都觉得，他们能克服重重险阻平安归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天知道，这俩孩子还觉得用侧放的烤面包机烤披萨是没问题的，从房顶发射火箭差点砸中邻居汽车时还一脸无辜。那还是在他们亲密无间的童年时光，桥西生病后两人就走上了不同道路。不用说，看到他们安然无恙地回家，所有可能的灾难都已经避免，我还是欣喜若狂。我至今都清晰记得桥西的样子，皮肤黝黑，头发像鸡窝一样，胡子拉碴，浑身透着疲倦。我希望这只是旅行劳顿所致。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神空洞而不见底。

很快我就意识到桥西的疲惫并非旅途劳顿所致，而是比之前更为深重的身心交瘁。两个孩子走进门厅，我亲吻了本，又踮起脚拥抱桥西，这可不容易，因为桥西有一米八八那么高。他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开始抽泣。我感到一阵恐惧，他沉重的悲伤几乎将我淹没，我的泪水也不由自主地奔涌而出。我们四个人尴尬地站在狭小的空间里，所有庆祝的念头都一扫而空。西蒙和我面面相觑，全然不知所措。事实上，在桥西与抑郁症抗争的漫长过程中，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直都在。我们脸上总是凝固着同样的迷茫神情，皱着眉头绞尽脑汁，满心希望并默默祈祷着，我们的大脑能灵光一闪想出解决问题的绝妙主意。如今五年过去了，没错，我们做对了一些事，但也犯过不少错误。我们的困惑和忧思从未停止。

“没事的，桥西……”我轻声安慰，可连自己听着都像是谎言。他点点头，但我们都心知肚明，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压抑无比的氛围中，冰啤酒和庆功宴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两个男孩把脏衣服、礼物、露营装备和沿途搜罗的可爱纪念品一股脑儿堆满了屋子。桥西送给我一尊从寺庙旁小摊买来的小金佛，至今仍被我珍藏在抽屉深处。本跑去洗澡，桥西则拖着步子去睡觉了。约莫一个小时后，我轻手轻脚推开他的房门。他睡得很沉，黝黑的皮肤在白色床单的映衬下显得脏兮兮的，但这都不重要，世界的一切都不重要，只要我的孩子能得到他渴求的片刻休息就好。我把那尊胖乎乎的小金佛捧在手心，默默祈祷着。

我祈求他醒来时能感觉好一些，平静一些，眼中能多一点光彩。但佛祖没有答应我的祈求，那些被我临时抱佛脚念叨的其他神仙也保持沉默——我当时把各路神仙都拜了一遍。

这一次，我确确实实察觉到情况不太妙。问题在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既不想打乱他回南安普敦开始第二年学业的计划，又不想破坏他期末考试成绩带来的荣耀（那些分数此刻还在记忆里发着光），更不想他再次陷入令人心痛的自我封闭状态。

我竟然相信去年夏天桥西的阴郁只是一段小插曲，紧紧抓住那些自以为是的“事实”：桥西在南安普敦大学的第一年过得很精彩，社交活跃，成绩优异，在独立成长的大学道路上高歌猛进。我愿意相信这些，如此、如此渴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又一次“长”在了床上。

我的心碎了。

我感觉他的学位课程岌岌可危，连带未来数年的规划都要化为泡影。那些规划曾给我安心的错觉。如果他不回大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当时仍然相信，规律的学习和生活，和同龄人相处，循序渐进走向独立，才是对他最好的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