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桥西回南安普敦的新公寓准备开启大二生活前夕，我和西蒙有一次漫长而艰难的谈话。我们明白他如今已是成年人，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不想让他有被剥夺自主权的屈辱感；但另一方面，他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需要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清楚地了解桥西的生活状况，以及他正在经历什么。看到他旅行归来后精神萎靡的状态，是时候直面残酷的真相了：桥西在大学里的真实情况，或许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好。我惴惴不安地想，他在没有我们支持的情况下，就被打发回南安普敦，后果不堪设想。最终，我艰难地决定联系桥西的大学导师。这个决定对我来说重若千钧。

指尖悬在发送键上的瞬间，心里不由涌起一种背叛感。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要是桥西知道了肯定会大发雷霆。此刻他的自信心空前脆弱，无时无刻不在焦虑，任何未经许可的窥视和越俎代庖，尤其是来自至亲的不信任，都会狠狠碾压他的自尊。

这种“告状”行为让我很不舒服，但顾不得这么多了。我需要确认校方是否察觉桥西的任何异样，或者发现他抑郁发作的征兆，更想找到见识过类似情形的专业人士指点迷津。或许，只是或许，这个人能给我一些建议，帮助我们所有人走出迷宫。我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封邮件，解释说我这样的沟通可能越界了，教授可能无权透露学生的隐私信息，但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哪怕一点点线索，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桥西的情况？我绞尽脑汁地斟酌用词，拼命掩饰内心越来越强烈的歇斯底里。其实我真想一脚油门开车冲向南安普敦，揪住教授的衣领大喊：“救救他！救救我们。我儿子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当然没有这么做。

对方很快就回复了一封邮件，简短、礼貌而且专业：“在未获得学生本人授权前，请原谅我无法讨论或披露任何个人信息。”

就是这样。没有商量或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我的手指停在键盘上方，光标在回复框里明明灭灭……我颤抖着敲下：“感谢您的回复。我理解，真的理解，但是……如果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呢？如果事关他的心理健康呢？如果这关乎他可能辍学呢？”（是的，那时我就用了“辍学”这样惊心的字眼，虽然当时我还没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

我精心构思着回复的内容，尽力保持礼貌和理性，试图唤起这位女士的恻隐之心。同时也明白，无论我怎么撼动，制度枷锁往往坚不可摧。我瞥了一眼案头那尊小金佛，按下了发送键……但第二封回信依旧公事公办，令人失望。很明显，无论什么情况，没有桥西的明确许可，学校不能也不会和我谈。

这些年我时常反思当时的处境，仔细剖析英国高校普遍的隐私保护机制。这确实是个烫手的两难命题：一端是撕心裂肺的亲情，另一端是冷冰冰的规章制度。学校需要宏观理性的制度来调和，因为这涉及保护大多数人的权益。在数字时代，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数据保护早已成为棘手的公共议题。我知道，让学生确信自己的私人信息受到保护至关重要，更何况我们谈论的是享有完全公民权的成年人。未经他们许可，谁有权利获取他们的数据呢？我也意识到，并非所有家长或监护人都会以善意的方式使用通过这种途径获取的信息。事实上，正是那些心怀恶意的人未经授权获取个人数据，才带来了一些危险后果。我理解，我都理解。只是当你的孩子正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时，我是多么渴望能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哪怕需要暂时蒙上道德的双眼。

我的问题，或者确切地说是“挫败”，在于尽管年轻人从学校和家庭的庇护生活中走出来，踏上成年之路很重要，但从中小学生到成年大学生的转变实际上是质的改变和飞跃，这种改变不仅对学生来说如此，对父母而言，在情感和心理上也是相当大的一道坎。我很欣慰情况正在改变，许多大学都参与制定了《大学心理健康宪章》，“该宪章由主要慈善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携手制定，致力于将师生心理健康确立为校园核心议题，对践行优秀范例、显著改善心理福祉的院校予以表彰”。该宪章还承诺探索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否可以考虑实行“选择加入”，允许学生在自愿前提下，授权校方向家长或指定信任者共享其心理健康状况。

在许多学生自杀的悲剧案例中，与家长的沟通和信息共享问题都被反复提及。BBC新闻报道了2018年5月布里斯托尔大学学生本·默里的死亡事件。在死因调查中，他的父亲痛苦地表示：“如果一个为了A级考试努力学习的新生没来上课，学校应该主动联系家长。”默里夫妇对儿子濒临崩溃毫不知情，更对学校在发现他“没来上课”后未采取任何行动感到悲愤。他还说，本·默里之前曾告诉学校工作人员他感到“焦虑”且“身体不适”，但这些求救信号却被他们草率地忽视了。

同样地，在2019年1月22日的《卫报》上，娜塔莎·亚伯拉哈特的父亲激动讲述他女儿自杀前的状况。娜塔莎是一名二十岁的物理系大二学生，热衷于音乐，喜欢攀岩和烘焙。她的父亲在女儿与学校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里发现她曾透露自杀的念头。“在那之前，我们一直以为这场悲剧是因为她将痛苦深埋心底，没有向任何人倾诉，但事实上她曾试图呼救！”老人颤抖的声音里透着绝望。

我由衷支持“选择加入”机制：当校方有充分理由担忧学生心理健康时，可按照事先授权联系家长或监护人。这将是多么大的进步！

遗憾的是，当时桥西的大学没有这样的机制。由于没有“选择加入”的机制，校方阻断了沟通渠道，迫使我们只能将信任交给冰冷的制度，祈祷儿子需要我们时会大声说出来。我当然想念本，但对桥西的感情有所不同。我不仅牵挂他，还为他担惊受怕。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并表达这些担忧呢？这又回到了那个平衡的老问题：既要在远处编织无形的安全保障网，又得克制过度干预的冲动。我原以为自己对这种远程育儿驾轻就熟，但未曾想到，当我们试图帮助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时，信息匮乏成了必须克服的巨大障碍。

事实是，在桥西高中毕业那一年，《大学心理健康宪章》还没有出台。通常来说，学生们会在六七月结束高中学业，突然离开他们唯一熟悉的教育体系和环境。而在原来的学校世界，如果他们翘课、没交作业、运动受伤，或者有任何心理问题，你肯定会接到电话、收到家书，或者至少会有一位教职员工来处理这些情况。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学校对孩子的关怀是家校双方共同的责任，大家都认识到，正如那句非洲谚语所言：“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但对桥西以及许多像他这样的孩子来说，离开高中学校仅仅八到十二周后，这个孩子就可能在大学新世界里摔跟头、被孤立，甚至抑郁、自残、逃课，或在各种困境中越陷越深。而作为父母的你，在千里之外对此毫不知情，在你所爱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无从下手。

我的切身体验是，前一天我还在全方位地为儿子的幸福负责，积极参与并回应所有信息，第二天我却突然被切断了一切联系。对桥西这样“脆弱”的孩子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我不是说家长应该像孩子小时候一样，事无巨细地掌握他在学校里的动态，绝非如此！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本就超负荷运转的大学工作人员与学生家长根本无需沟通。但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变化正在发生，家校沟通制度已经开始建立，当有必要时，对学生福祉的任何担忧都能以更全面的方式共享和处理。

我认为大学各自为政的心态和思维方式需要改变。跨院系之间沟通的匮乏，与其他服务部门和危机学生家庭的隔绝，在我看来，这与一个从道德和法律层面都有责任为学生提供最佳安全保障的教育系统背道而驰。太多令人心碎的案例证明，这种全面协作和信息共享的机制来得太晚，往往是事后才提供。在一些学生自杀的案例中，那些预警信号，甚至学生亲口承认身处危险或挣扎的情况，都没有被分享或传达。对一些家庭来说，直到至亲死亡进行死因调查时，他们才惊觉失去的亲人曾拼命伸手呼救。这是多么剜心蚀骨的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时光倒流数月，他们仍然身处中小学教育系统中，那些呼救就会被及时发现，所有忧虑都会得到第一时间的处理。

我和许多同龄孩子的父母聊起过“空巢综合征”。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被这种情绪困扰。毕竟我的生活忙碌充实，早就制订了一长串计划：丢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练练瑜伽、养养猫狗……一旦不用再操心接送孩子上学，这些计划就能实现。可当摆脱了这些琐碎时，我竟有一种莫名的空虚失落感，竟会如此怀念接送孩子上学的日子。得知不只有我一个家长，会在深夜沿着昏暗的走廊“飘”进孩子空荡荡的卧室，把脸靠在他们的枕头上，闻着孩子留下的淡淡味道，然后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我心里多少有些宽慰。说来可笑，我曾以为自己肯定不会想念孩子身上的各种“臭味”。不说笑了，其实我非常非常想念他们的吵闹声，我想念他们的存在，想念那种每个晚上，深爱的人都安然无恙栖息于同一屋檐下的安心感。

与我联络的那位教授绝非坏人，恰恰相反，她每次通信结尾都很友善，甚至让我觉得，她多想透露出更多隐情。事实上，我也渴望她能这样做。

我没信心和桥西提起这个话题。我知道以他目前封闭的状态，他只会甩出“别管我”“我很好”的挡箭牌。可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清楚，他根本就有事。最后我试探着问他：“要不要和妈妈或学校老师聊聊？”当然我隐瞒了已和学校联系的事，而且我明知要和学校沟通必须得到他的许可。他用力地摇头，眉头紧拧，愤怒地吼叫：“不！绝对不行！”斩钉截铁又充满惊惧。

他的过激反应愈发引证了我的担忧：一切并不像表面那么风平浪静。我怀疑桥西到底在隐瞒什么。我的思绪又恍惚回到了桥西那“藏在衣柜里的黑暗怪兽”的童年噩梦，我想尽各种办法安慰他，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对他的爱，他可以和我们聊任何事，任何事！他一脸茫然地盯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像只受惊的小鹿。我决定不再追问，那一刻他只需要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母亲永远是他最后的依靠。

想到要把桥西独自留在我们在南安普敦为他租的公寓里，我心里就很难受。当初趁他旅行的时候，我们火速租下这处公寓，把他的东西搬到了那儿。因为我们知道学生区的房源很紧俏，更不忍心让他蜗居在那间直不起腰还有霉味的宿舍里。这间单身公寓相当不错，换作年轻时的我肯定会很喜欢，为拥有如此现代化的小窝雀跃不已。

然而，桥西似乎对这个公寓以及我们为他准备的一切很冷淡。这可是我们为了让他首次离家后独自生活更顺利而精心安排的。我不明所以。第六感拉响警报，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但我所能做的只有祈祷，祈祷他能健康成长，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其他出路、其他结果。

不管我们提了多少次，他既不愿意向我敞开心扉，也拒绝和专业人士交流。我们只能隔靴搔痒地叮嘱，提醒他合理饮食、多晒太阳、散散步、健健身、游游泳、见见朋友，希望这些能让他心情好起来。所有常识性建议在未知的深渊面前都苍白如纸。地基已经摇摇欲坠，然而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我不得不相信桥西在谈论他的情绪和感受时是真诚的，我也别无选择。

事实证明她错了。我不仅能写一本书，也许我能写一百本，谁知道呢？我在电视上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找到了在广播领域的发展空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我全身心投入写作，要周旋于小说的编辑、交付以及各种宣传活动，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全球，日程安排都很紧凑。不得不承认，事业和家庭的天平在悄然倾斜。或许潜意识里，我需要相信桥西没事，才能专注手头的工作：写出最好的书，让它们尽可能成功。许多个深夜，我带着对新书的构思入眠，一想到在我努力发展事业的时候，可能把桥西的痛苦放到了次要位置，我就觉得很愧疚。但可悲的是，这或许就是真相。我天真地想，如果我能在工作上取得成功，就能获得经济保障，这样就可以让桥西、本，以及我们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