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从南安普敦回到家后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没什么印象，记忆一片模糊。我知道自己状态很糟，成天躺在床上，只有万不得已时才会起身。我隐约感觉到妈妈和西蒙在看着我，时刻盯着我，这简直要把我逼疯了。对我来说，整日躺在床上再平常不过，所以看到别人起床、洗澡、穿衣，然后出门去和其他人打交道，我总感到有些惊讶。这更增添了我的孤独感。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而我却做不到呢？我觉得自己做这些事的难度，不亚于飞到月球上去。

妈妈和西蒙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他们的恐惧如潮水般向我涌来，这反倒让我更加害怕。因为他们本应是掌控局面的人，如果连他们都忧心忡忡，那见鬼了，我可不想面对这样的状况。偶尔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会因为自己原本打算做的事被阻止而愤怒，对他们不让我一个人待着感到恼火。我想起藏在公寓床垫下的那些药，倒也不太在意，因为我知道再弄些药也是轻而易举——药锁在我的房间里，只有我有钥匙，我觉得不会被发现。

我的生活简化到只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上厕所、吃点东西、喝点水……就这些。我对查看电子邮件和接电话产生了严重的焦虑。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总觉得任何消息都只会是坏消息，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它们。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从不查看邮件，手机一直关机。爷爷奶奶来看我，总是带着充满爱意却困惑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们想让我好受些，却因无能为力而备受煎熬。我恨自己让他们经历这些。我听到本在走廊上的声音，他进进出出时会把头探进房门。

“嗨。”

“嗨。”

我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

那根本不叫生活——而且我觉得它永远不会结束。

妈妈和西蒙一直建议我找专业人士聊聊，我断然拒绝。我没法完全解释为什么，也许我不想确认、不想知道事情到底有多糟糕，也许我也不想让妈妈和西蒙知道事情有多糟，据我所知，他们并不知道我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打算。大概是我越来越绝望，而他们也越来越无奈，最终我勉强答应去看全科医生。

我记得上车的时候，妈妈问：“桥西，你要不要换身衣服？”

我低头看了看黏着食物的运动裤和脏兮兮的T恤。我知道自己头发油腻，但我实在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我耸耸肩，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对医学干预抱有很高的期望。我身心俱疲，厌倦了这种低沉的感觉，渴望能有个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一种快速治愈的方法。我渴望那种感觉，就像流感快好的时候，在完全康复的前一天醒来，疾病的阴霾开始消散，世界看起来更明亮，肚子开始咕咕叫，取代了之前肠胃里空荡荡的感觉。你能更轻松地呼吸，想到洗澡不再会让你想哭，脑袋不再眩晕，四肢也变得轻盈，你从枕头的凹陷里抬起头，意识到世界不只是困住你的四面墙壁。当然，我想要这种改变——谁不想呢？而且，这能有多难呢？都21世纪了，我们能进行器官移植来延续生命，我们能有效抗击艾滋病毒，甚至得了癌症也不再意味着被判死刑，我们还能在人体外使卵子受精再将胚胎移植到母体中来帮助孕育生命。所以我觉得，既然各行各业中越来越多的人饱受抑郁症折磨，肯定有一种我能吃的药吧？一种我能吞服的药物？一块能贴在皮肤上的药贴？一种能缓解症状的锻炼方法？甚至是一种彻底治愈的方法？

显然，并没有。

我坐在全科医生面前，当我问她有哪些帮助措施以及她有什么建议时，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得承认，在过去几分钟里，听她问我一些最肤浅的问题，就好像我只是因为普通感冒或脚踝扭伤而来，我对她的期望值已经不高了。她让我觉得自己只是又一个走进门的“数字”，她似乎毫无兴趣。

“事情没那么简单。”她开口说道。

“我们可以先给你开些药，看看效果如何？”她很快就提出了建议，但语气并不自信，这让我对她开的药毫无信心。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也不了解它的作用原理，而我原本希望能得到更确定的医疗方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或提问，她就开始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打字，好像已经做出决定，我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就这样？没有讨论？没有转诊？什么都没有。我在房间里才待了几分钟，她就已经在处方上签了字，我这才意识到这就是全部了，要么接受，要么拉倒。但说到底，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决定服用抗抑郁药物，我并非草率为之。我羞愧地承认，那时我对因抑郁症而服用处方药的人持有偏见。我大概觉得他们选了条轻松的路，轻信了治愈的承诺。但当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时，我笑了，意识到尽管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尽管没有治愈的保证，但我也渴望被治愈，这又能怪谁呢？我一直希望能有别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我一直不喜欢依赖药物，不想每天吃些会扰乱我大脑的东西，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的大脑已经一团糟，所以我又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如果让我想象一个定期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神情恍惚、不借助药物就无法正常行动，甚至无法从床上爬起来的人。但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绝望了，而绝望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只要有一丝可能结束痛苦的希望，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愿意尝试。再说了，我本身已经神情恍惚，无法正常行动，爬不起床了。还能有什么更糟的呢？

问题是，我是在一个对药物不太依赖的家庭中长大的。在家里，生病时吃药往往是最后的选择，而不是首选。在家里，头疼了就喝一大杯水，呼吸点新鲜空气，再睡一觉就好了。感冒了就喝热水、蜂蜜和柠檬水……你懂的。所以吃药，拿着两位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晃悠的处方去开药，感觉是件天大的事。

在之前的几周里，我曾和父母短暂地讨论过服用抗抑郁药的可能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竟然那么轻易就同意了。

“为什么不试试呢？”

“你得多尝试各种方法。”

“说不定会有帮助……”

“很多人都在吃。”

那时我就知道，他们是多么急切地想帮我找到治愈的办法。妈妈一次都没提过有机疗法（注：指天然的、非药物的疗法）之类的替代方案，西蒙的表情几乎是在恳求。

而我就坐在全科医生面前，她正在开一种名为西酞普兰的药。我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开始服用这种药了，一旦接受了这个想法，我允许自己抱有一丝小小的释然和期待——这药真的能让我感觉……让我好起来吗？

西酞普兰——这药名听起来很奇怪。医生嘱咐我每天服用15毫克。全科医生潇洒地在处方上签了字，我拿着处方去了隔壁药房，心里既有点不安，又带着一丝希望。装着一板泡罩包装药片的盒子在我手心里发出悦耳的沙沙声。这确实是个可以依赖的东西，一种人造的治愈希望。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尝试让自己好起来——试图让自己恢复健康。

回到车上，妈妈兴高采烈的，如果说我的乐观程度是1，那她的就是100。真是够了，她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有多让人恼火，也意识不到这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压力——我必须好起来，这药必须有效。

我一到家就吃了一片药，用水送服，急切地开始了服药疗程。服药后，所有关于药物成分和副作用的担忧都被我抛到了脑后。就这样，我开始了服药治疗。我回到床上，等待着。

我记得我吞下药时，妈妈在餐桌旁对我微笑，那表情好像在说：“怎么样？”我真想叫她别烦我！她以为怎么样，吃一片药我就能恢复正常、好起来了？就会回到从前？我提醒她，至少要两周我才可能看到或感觉到任何变化。

事实上，确实如此。

两周后有了变化，但并非我所期待的那种变化，也不是我们任何人所期待的变化。就像任何逐渐发生的事情一样，只有当效果最明显时，你才会完全意识到变化的存在。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没有最迷糊、只有更迷糊，而且心烦意乱、疲惫不堪。我还很失望，因为我的情绪并没有好转，依旧极其低落。两周后我又去看了同一位全科医生，我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症状，但医生几乎没怎么和我讨论。我很难解释清楚我之前就觉得迷糊，现在更迷糊了；之前很累，现在更累了，这就是事实。她立刻建议我把剂量增加到每天30毫克，这仅仅是服药两周之后。我回到家，马上就吃了30毫克，是之前剂量的两倍。没过几天，我就觉得浑身发痒，好像有虫子在爬，但不确定这种痒是否和西酞普兰有关，所以我还是继续服药，希望能感受到增加剂量带来的积极效果。最后妈妈给医生打了电话，医生说我的身体需要两周时间来适应新药并稳定下来，发痒的症状可能会消失。

大概过了一天，我对增加剂量的反应非常严重，不仅精神上难受，身体上也很不舒服，感觉糟糕透顶。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低谷。我已经习惯了思维不清晰，但现在呢？困扰我的不仅仅是一直以来的关节疼痛，我的臀部、背部、胸部、手臂和腿部都长满了荨麻疹，这是一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太可怕了。我浑身疼痛，精神状态持续恶化，直到我变得极度迷糊，像喝醉了一样，身体摇摇晃晃，几乎要摔倒。我很害怕，止不住地哭泣。这种过度情绪化的状态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偶尔能哭出来，是某种程度的释放。但这次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积极面向，只有纯粹的痛苦。

我记得穿着睡衣站在厨房里，泪水不断地往下流，尴尬、痛苦、空洞。看到周围人的表情真是太可怕了，尤其是爷爷奶奶的。我知道他们密切关注着我，知道我现在在吃药，希望能好起来。他们会凝视我的眼睛，寻找过去的那个桥西——而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房间，撞到墙上，脸肿得老高，皮肤刺痛，头痛欲裂，还哭个不停时，他们也跟着一起痛苦。比起他们平时那种虚假的微笑和“亲爱的，药有效果了吗？你感觉好点了吗？”之类的问题，这种反应稍微容易接受一点。

荨麻疹稍微消退了一些，但我的嗜睡和悲伤却没有。妈妈决定预约一位精神科医生，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全科医生对此不够上心，进展极其缓慢。可以说，我的状况在持续恶化。如果药物能对我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我还能忍受这些副作用，但效果微乎其微，根本不值得。我强烈反对去看精神科医生。我不想走这条路，不想再次经历之前与治疗师和全科医生接触时的那种失望。光是“精神科医生”这个词就让我充满恐惧：在那儿就是看些墨迹图（一种心理疗法），然后被问有什么想法，对吧？那是给疯子看的，不是吗？那是我吗？我真的要疯了吗？这个想法太可怕了。我当然知道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不同，他们是有资质开处方的医生。但不管怎样，我就是不想去。

我感受到曼迪和西蒙希望我做点什么，这是一种额外的压力。我想，如果去看一次精神科医生，至少能让他们别再唠叨我。

然而，这成了我经历过的最积极的一次会诊，我喜欢这位医生。他很聪明。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而且他完全没有给我看墨迹图。和全科医生不同，我感觉他不会一直看表，急于把我打发出门。我不知道看精神科医生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这会对我有什么帮助，但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去见他。他坐在桌子后面，感觉更像是在谈正事，而不是看病，这很合我的心意。他对我的学业很感兴趣，把我当作平等的对象平静地和我交谈。我信任他，我想这就是最根本的不同。

他也问我是否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有没有一次创伤性事件？有没有一段留下伤痕的记忆，一件可以解释我病情的事情？但我只能再次摇头，告诉他没有……

随后他说：“我猜你有点希望有这么一件事，因为尽管那会很糟糕，但至少你和别人都能理解、能找到关联。这会是一个起点。”

“没错。”他说到我心坎里了。

他询问了我的既往病史和家族病史，从生物学角度给我解释一些事情，我对此反应良好。接着，他说了一句简单却具有颠覆性的话。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这是第一次有人明确地说出来，改变了我对疾病的看法。他说：“桥西，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对吧？”

我盯着他，情绪有点激动。

尽管我们进行了很理性的讨论，但此刻我只是点了点头，心里仍是半信半疑。

“说真的，桥西。”他现在更认真地说道，身体前倾，与我对视，“你生病了，这不是你的错。就像如果你得了身体上的疾病，比如癌症之类的，你也不会责怪自己，对吧？”

我又摇了摇头。

“嗯，这没什么不同。你生病了，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这是一种疾病。就像任何疾病一样，你需要善待自己，给自己时间康复，我们可以给你开药，帮助你恢复。好吗？”

“好的。”我又哭了。

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在他对我说这些之前，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病了。我知道事情不对劲，但我觉得自己只是经历了一段低谷期，一场危机，或者说疯了……随便你怎么说，但病了？天呐，就是这样，我病了！

他解释说，几乎有无数种药物，以及无数种剂量组合，关键是要不断尝试，直到找到适合我的药物和剂量。这个消息太让人沮丧了，感觉在找到可能有效的药物之前，我还有一座大山要翻越。

他注意到我垂头丧气的表情，温和地说：“桥西，我会给你开一个新处方，好消息是，如果这个药不起作用，我们还可以试试其他的，再另一种，又一种，一种又一种。”

我笑了，尽管内心还是很沮丧。即便经历了这么多，我仍然希望能吃上一颗神奇的药丸，让一切痛苦都烟消云散。

下一种药叫米氮平。我现在已经轻车熟路，直接去了药房。我先吃半片，也就是15毫克，持续几天，然后把剂量增加到30毫克。米氮平的效果来得更快。

我明显感觉到头脑非常迷糊，还有一种新的醉酒感。我的言语变得含糊不清，最关键的是，我一天能睡上18个小时，之后才会不情愿地醒来，然后吃点东西。我的食欲大增，体重飙升，脸变得浮肿，眼睛凹陷。我无法忍受看到自己的样子，就在这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厌恶达到了顶点，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我的抑郁。我感觉自己不属于人类，像一个脱离社会的怪物，整天睡觉、吃饭、与噩梦搏斗，如此循环往复……

我就这样生活了六个月。

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我甚至都不愿去回想。

这根本不算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