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服用米氮平好几周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盼着能开始感受到它的积极效果。任何东西，哪怕有一点点作用，都能证明我变成这副臃肿嗜睡的模样算是有点意义。然而，我的头脑如此迟钝，很难判断药物是否起到了作用。每天都不见起色，这种失望就像一把镰刀一样，把我任何乐观的念头都割得粉碎。

回家大概六周后，天气转冷，我隐约意识到圣诞节快到了，但心里没有一丝兴奋或期待。如果有什么感觉的话，我只盼着这节日赶紧过去。这又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与所谓的“正常”状态已经很远。我不是一直害怕过节。就在几年前的平安夜，我还站在帝国大厦的观景台上，当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我得承认，那时我也感受到了节日的“魔力”。而如今，那种感觉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片段，就像透过一面破碎的镜子回望自己的经历，而且还被抑郁的阴霾所笼罩。

深陷重度抑郁，服用的药物又对病情没什么积极帮助，这种感觉就像生活在扭曲的时空里。回首那段日子，我都分不清这一天和另一天有什么不同。

每一天都很悲伤。

每一天都一模一样。

每一天都让人疲惫不堪。

我几乎不再开口说话。我不仅觉得无话可说，也不想听别人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都已经够难应付了，而且我觉得保持沉默能少招来些议论。妈妈和西蒙不断问我要不要再去看精神科医生。我能看出他们渴望回到某种状态，尝试也许是唯一对我有过积极影响，或者至少产生过作用的方法上。我不想回去，我不觉得和他们或其他人交谈能对我有什么帮助。我就像个旁观者，看着家里其他人进进出出，围坐在餐桌旁聊天。当他们直接跟我说话时，我常常会感到惊讶，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是隐形的，而这又提醒我自己其实是能被看见的。

除了看YouTube视频、看Twitch直播和在Audible（注：均为欧美流媒体平台）上听播客，我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可以理解，我的朋友们面对我的病情时也力不从心。我没有直接和他们说过，但因为本和我有共同的朋友圈，我知道他们肯定有所察觉。我一点也不怪他们，我自己都应对不来，更何况我也没什么选择。我状态糟糕透顶，根本没心思羡慕他们忙着过二十来岁该过的生活，享受大好青春年华。正常生活对我来说都遥不可及。每天醒来都要费好大的劲，大多数时候我连走去浴室冲个澡的力气都没有。做选择、做决定变成了让我焦虑的事情，以至于光是走出家门，更别说与人交往，都让我满心恐惧。

这就像生活在一团厚重的迷雾中，我的行动迟缓，思维变得混乱。回想起来，那可能是我最可怕的时光。我被困在家里，我的整个世界就只有十四英尺乘十六英尺（1英尺=0.3048米）的方寸空间。我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知道自己病了，但我不知道，也没人能告诉我，我敏锐的思维是否还会回来，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清晰思考的能力和奔涌的奇思妙想，曾经是我唯一的优点。我的身体或许常常让我失望，但我的大脑……我无法想象失去了清晰思维和奇思妙想的生活，而这些曾是我生活的常态。如果说我有任何感觉的话，那就是愤怒和不耐烦。现在我明白了，比起麻木，有这两种情绪是积极的一步。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家里的气氛可以说非常紧张。对我来说，睡觉不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逃避，那是一种无论睡多久都无法消除的疲惫。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是我知道的唯一生存方式。当你挣扎着保持清醒、睁开眼睛，甚至只是看另一个人一眼的时候，或者有人让你去“愉快”地散散步或者“和朋友聚聚”，就好比有人建议你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然后在山顶上再来个开合跳一样匪夷所思。

我希望人们不要再提建议了——他们显然完全不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几乎每个来家里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家人，都用各种方式提议：

“你为什么不去散散步呢？”

“我们去散个步怎么样？”

“想去散步吗，桥西？”

“出去溜达溜达，呼吸点新鲜空气如何？”

每次我不得不礼貌地拒绝，这让我感觉糟透了。不仅因为我没力气去散步，也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处境，这更让我感到被彻底孤立。

我坚持服用米氮平，心想身体会慢慢适应，急切盼望着出现我所期待的变化。我知道精神科医生说过，药物和剂量的变数和抑郁症患者的数量一样多，但我不理智地相信情况会稳定下来。现在回过头看，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被困在一个漩涡中：药物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我只能继续吃。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而且一旦开始吃，我就不愿相信它们不起作用，不愿相信我遭受的那些副作用都白费了，所以我就一直吃……

圣诞节来了又去了。那几天糟糕透了。家里满是人，吵闹的人，而我只想要安静。我向来不喜欢圣诞歌曲，但那时，听到铃儿响叮当和欢快的歌词就像拿锤子砸开我的脑袋。我记得我从床上爬起来下楼，看到家里这么多人，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尤其是很多人还拿着礼物向我涌来。

一切都太过分了，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走进客厅，里面挤满了人，每个人都端着酒，穿着圣诞毛衣或闪闪发光的衣服，气氛充满了欢乐和喜庆。我感觉他们都因为我的闯入抬起头来，气氛瞬间变得安静而沉重，就好像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头大象，而且真真切切地就在那里。

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吃圣诞午餐，但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声透过地板传进我的房间。我在房间里吃了个三明治，哭了一阵，继续睡觉。我记得我穿着睡衣悄悄溜回楼上，看到有一两个人皱着眉头，好像觉得我很没礼貌，但那又怎样，去他的。我忍不住想，如果一切按我的意愿，我甚至都不会在这里过圣诞节，不过这只是个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很认同普里奥里医院（The Priory Hospital）关于抑郁与圣诞节综合征的观点：“社会不断灌输给我们这样一种观念——圣诞节是欢乐、笑声、愉快和聚会的时刻。然而，对于那些与抑郁症作斗争的人来说，不断被提醒你应该快乐，反而会让你感觉更糟糕。”

新年到了，妈妈和西蒙去南安普敦清理并交接我的公寓，我知道我得告诉他们我藏在床垫下的那些东西。

我把西蒙叫进我的房间。我很紧张，但我知道如果让妈妈发现，她会承受不了。我说：“你们去我公寓的时候，需要从我的床垫下拿一样东西。”接着我努力想找到合适的措辞来解释我买了自杀药。这太难了。我的舌头都打结了。

西蒙摇了摇头：“你不用告诉我，桥西。”

“我必须说，”我坚持道，“我必须说，因为……”

“不，儿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天我去接你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了。我早把它们带回来了，冲进了马桶。”

“妈妈知道吗？”

西蒙点了点头。

知道他们一直都清楚整件事情，我感觉很怪异，但某种程度上也松了一口气。我也意识到他们本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可能会生气，可能会大发雷霆，可能会审问我，但他们什么都没做，还能保持冷静，我感到很欣慰。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意识到有他们这样的父母是多么幸运：他们可能不总是“理解”我，妈妈确实经常让我心烦意乱，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努力去理解我，并去做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