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是突然冒出来的：我不想再服药了，什么药都不想吃。我不想再这样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了。我的存在毫无意义，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清醒的时候少之又少。而当我短暂清醒时，脑袋也是昏昏沉沉，魂不守舍。这根本不叫生活。我连最基本的事情都记不住，别人问我或跟我说的事情我统统记不住。我的脑子就像一团糨糊，毫无用处。我就像个行尸走肉，彻头彻尾被世界抛弃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在呼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会彻底堕落，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了，这个想法比任何事都让我恐惧。

现在回想起来，这点觉醒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巨大一步。不管停止服药这条路对我来说是对是错，这都是我开始重启生活的第一步。我看着手里的药片，以及另一只手中装着下个月药量的泡罩包装，几乎要强迫自己才能把药片放进嘴里咽下去。我内心有个小小的声音，那是消失已久的理性的声音，它在质问我：桥西，你为什么要吃这些药？你觉得它们有帮助吗？答案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在吃，而且，它们一点用也没有。

我怀疑这些药对我来说弊大于利，如果它们真能产生效果，可能早就显现了。我原本希望药物能让我暂时缓解一下，减轻最糟糕的症状。我希望它们能像对其他人那样也对我发挥作用：减轻我极度的悲伤，抑制我自杀的念头。但问题是，它也把其他所有感觉都抑制了，以至于我成了一个活死人。

如果说西酞普兰对我而言是块创可贴，那么米氮平就是缝合线，而问题在于，伤口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愈合的迹象，这就是我的困扰。药物并不是我在寻找的治疗方法。它们只是一个面具，我也明白，对那些找到合适药物和剂量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与抑郁症共存的一种方式，但对我来说不是。

最近几个月，我研究了抗抑郁药物的使用情况，了解到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这些药物将他们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减轻了他们的抑郁症状，让他们能够正常生活。我和很多患者聊过，他们靠药物的帮助维持工作、运动，享受家庭生活，可以说是“正常生活的抑郁症患者”，他们坚信这一切都归功于药物帮助改变了他们的大脑化学物质。

当你饱受抑郁症折磨时，找到合适的药物和剂量组合就得碰运气了，而此时你最需要的是改变，快速地改变，但从抑郁症中康复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像调转一艘大型油轮的航向，需要缓慢而平稳，而且往往是已经行进了很久之后，你才意识到它在转向。

必须要说的是，每个人的抑郁经历都不同，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治疗方法或解决方案。只有对你有效的方法才行，如果药物治疗能让生活成为可能，那我只能羡慕你。

我意识到自己对过去几个月几乎没有记忆。当我站在水槽边，药片含在嘴里，此刻一恍的清醒就像黑暗中一道光芒升起，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我回想起曾经有段时间，我的孤独是自找的，但在过去几个月，自从开始服药，越来越强烈的疲劳感和衰弱感缠着我，从早到晚都摆脱不了。我知道，带着这些混乱的思绪，我不可能在精神上找到立足之地，从而让自己恢复正常，或者即便不能恢复正常，至少也能有所改善。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我仅存的理智告诉我，在这种状态下，我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

前一天晚上我就跟妈妈提过，但这次我告诉她：“我不想再吃这些药了。它们快把我毁了。”她很支持我，但也有点担心，并指出我不能突然停药，突然停药对我不好。

我当时都笑出声了。

“对我不好？什么，比想跳桥或者吞把药自杀还不好？比感觉自己不在这个星球上还不好？比一辈子都在睡觉还不好？”

看在老天的分上，那时我的生活中有太多“对我不好”的事了，都不知道哪里还有好的地方。

在精神科医生的建议下，我把服药剂量减半，并照此服用了一周。妈妈和西蒙非常担心，妈妈坚持让我跟她在一起，所以当她按原计划去伦敦我舅舅舅妈家时，我极不情愿地也跟着去了。我用尽了所有勇气才去洗了个澡，然后迈出家门。外面的空气冷飕飕的，天空亮得刺眼。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很嘈杂、很陌生。我戴上耳机，闭上眼睛，试图屏蔽噪声，压住恶心感，整个火车旅程我都保持着这个状态。到达帕丁顿车站时，我难受得快要吐了。一下火车，我就往外冲，立马去找垃圾桶。我的皮肤湿腻，冷汗一个劲儿往外冒，恶心到了极点，都快把胆汁吐出来了。我几乎站不住，头晕目眩，真希望马上能回到家里的床上。妈妈快要哭了，我们跳上一辆出租车，把所有窗户都摇下来，她机械地重复着：“快到了，桥西，快到了……”而出租车司机反复问：“他不会吐吧？”妈妈向他保证：“不会的，我准备好了袋子。”真奇怪，尽管我头昏脑涨，四肢颤抖，但我还记得他的不耐烦，他的啧啧斥问。

我一头倒在保罗舅舅和斯蒂薇舅妈家的床上，睡了一天一夜。我知道他们很高兴见到我，想和我交流、叙旧、聊天，但我实在做不到。我全身心都在对付药物戒断反应。这感觉特别不舒服。我不知道自己期待什么，但就像刚开始服药时药物对我的身心逐渐产生影响一样，我猜停药可能也类似。但事情并不顺利。我的身体反应非常强烈，几乎难以忍受。我竟然渴望米氮平，甚至怀念它的味道，现在写下来都觉得怪怪的。我躺在汗水浸湿的床单上，感觉房间在旋转。我觉得自己脏兮兮的，真希望能躺在自己的床上，挨着自己的淋浴间。这感觉跟晕车差不多。我甚至吃了点晕车药，觉得可能会有用。但并没什么用。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老大不情愿地去上班了。我感觉糟透了：就像得了流感，还伴有颤抖、恶心和剧烈的头痛。房间不断旋转，我头昏脑涨，给她打电话让她回来。妈妈几乎要哭了，解释说她没有交通工具，只能听同行人的安排，而他们不了解情况。她告诉我，有人安慰她说：“哦，他会没事的，他是个大男孩了！”

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大孩子。我觉得自己是个陷入危机、正在失控的成年人。我很害怕。

我等了几个小时她才回来。我躺在床上，身处一个陌生房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又出了一身冷汗，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

显然，我目前的低剂量服药不是个好主意，谁能想到呢？那天晚上回家后，我吃了四分之三片药，接下来一周左右都维持这个剂量，然后减到半片，再减到四分之一片，以此类推。一直这样，直到药吃完了，我也没再去拿药。

就这样。

我停药了。

又过了几周，药物的副作用才逐渐消失，头晕、极度疲劳和食欲大增的症状才稳定下来，而当这些症状消失后……嗯，毫不意外，我感觉和开始服药前一模一样。我在期待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又回到了原点，充满沮丧和挫败感，让我很失望。问题是，我现在该怎么办？

家里每个人都不停地跟我说，我能停药有多棒。我想他们将此视为我掌控自己生活的第一步，找回以前的桥西的第一步，这确实没错。不好的一面是，仅仅基于时间的自然流逝，他们就期待我“好起来”，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连串新的问题：

“那么，现在怎么办，桥西？”

“你想回大学吗？”

“你会去找份工作吗？”

简直是没完没了，家人和朋友好心的建议和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他们似乎觉得我的无所事事很烦人，他们也很失望，期待我能变得阳光一些。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反正说不出什么客气话。他们觉得我痊愈了吗？他们对这种病症的不理解让我很恼火，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往好的方面看，我成功停了药，这感觉像是一场小小的胜利，我希望这可能是迈向更好心理健康状态的跳板。显然，在南安普敦的经历对我来说并不顺利，我开始想，也许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远离那些给我痛苦回忆的地狱，才是我重回正轨所需要的。

我曾认为，或许是南安普敦的环境，以及在那里孤立无援的感觉，导致了我的抑郁。如果待在离家近的地方，或许终究还是能拿到学位。我无法想象一个与科学世界无关的未来，也知道学位是进入这个领域的唯一途径。

大约一个月后，在一个状态不错的日子，我能起床、洗澡、吃早餐，还能和妈妈及西蒙聊天。就在那天，我申请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生物科学专业。考虑到我的过往经历，学校给了我一个入学名额，条件是我必须住在学生宿舍，这样就有一位学长在身边照应。这感觉像是对我的信任，我又一次想象着完成学业，拿着那张通往光明未来的文凭毕业。我开始觉得一切或许都会步入正轨。我希望如此。

我必须填写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的标准申请表，记得当时我害怕得动弹不得，无法打字或填写个人信息，焦虑得难受。我知道如果不填好这张表，我就无法入学。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个信号，表明我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远远“不够健康”，但我选择忽略这个警告。最终，我还是填好了表格。

妈妈和西蒙一直跟我说，这是我重新开始的机会，新环境、新课程，离家又近，如果我再次跌倒，家这个安全网一直在。我以前也听过类似的话。听起来很完美，不是吗？如果不是那该死的抑郁症依然潜伏在我脑海的每个角落，或许真的会很完美。跟他们提起这个似乎很消极，好像我在放弃，或者不是个乐观的人。我能看出他们多么希望我好起来，当我和祖父母交谈时，他们面露喜色；我和他们一起坐在餐桌旁时，他们会相视而笑；要是我说要去见朋友，他们高兴得几乎要晕过去。他们的高兴溢于言表。

所以我保持沉默，一如既往地选择逃避，一边努力想着如何向前走。

我还是很难受，我表现出的任何情绪好转，任何流露出来的希望，实际上都只是暂时的。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病情再次恶化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事实上我只是在假装“好起来了”。在深夜，在我最喜欢的凌晨3点的世界里，我依然被结束生命的念头驱使着。我试图让这些念头安静下来，但很难。这就像一场颠簸不堪的过山车之旅，而且座位下还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父母决定，为了庆祝这个新篇章以及每个人情绪的好转，我们应该在新学期开始前全家去度假。于是在2017年8月，他们预订了去佛罗里达的旅行，让我们都去坐真正的过山车——说我对这次旅行有保留意见都是轻描淡写了。

整个旅行简直就是一场活脱脱的噩梦。事实上，如果你能想象我最大的噩梦场景，那一定是难以忍受的酷热、拥挤的人群、持续不断的尖叫，还有被迫和家人及他们的朋友挤在同一屋檐下，而我们都还要努力玩得尽兴！我一直很紧张，也知道这种情绪会影响到其他人，这又加剧了我的焦虑和内疚感，导致我情绪低落，进而更加紧张，简直是置身于世界上最糟糕的“情绪过山车”上。

每天，房子里都会响起兴奋的尖叫声，大家兴奋地讨论着当天要做什么、去哪里以及有什么计划，而每天我都得鼓足勇气起床，加入这场“聚会”。也有一些开心的时刻，看到小表弟见到“真正的”变形金刚时脸上绽放的笑容，在环球影城也有几次欢笑，但我知道，在佛罗里达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大型主题公园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棒、最快乐的地方，我都要费这么大劲才能感到“开心”，那么，当我回到没那么阳光的高等学府时，未来会怎样，我不禁感到担忧。

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我们从佛罗里达回来大概一个月后，当我走进另一间学生宿舍时，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感涌上心头。妈妈挂起小彩灯，在架子上摆放植物，这让我的烦躁感又开始骚动了。不过，几天后我告诉她我和新朋友出去了，甚至还去听了一堂课，看到她眼中的喜悦，我心里也明白，用不了多久，她脸上的笑容就会再次消失，我们又会回到原点。但我没有说破，当然没有。我太希望一切都能顺利，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父母、祖父母，为了所有看到我陷入低谷的人。我们并没有真正直接谈论在南安普敦发生的事——那似乎是最难启齿的话题，而且我敢肯定，提及它就像揭开旧伤疤，但那道伤疤对我而言尚未愈合，依然很疼。

布里斯托尔大学有个制度，会安排一位学长和新生住在一起，这样如果出现危机，学生就有个可以求助的人。我们这栋楼的学长也是个学生，只比我大一岁左右，说实话，尽管他人真的很好，但在我看来，他并没有接受足够的训练来应对任何真正的紧急情况。他有点内向，甚至有些害羞，要么埋头学习，要么不在宿舍。我觉得这个制度并不像学校认为的那样是个心理健康安全网。学校还有一位宿管员，总是纠结于一些我觉得无关紧要的事情，而真正严重的问题他根本毫无察觉。

写这本书时，我不能不提到布里斯托尔大学的高自杀率。我不能也不想试图解释其背后的原因，这些原因很多且复杂，但我知道学校和负责学生关怀的人正在关注这一问题。学生们自己也在积极行动，我衷心希望，这种更高的关注度，加上《大学心理健康宪章》的执行，能为未来的学生带来不同的结果。学生们意识到自杀率居高不下，开始要求更多的支持。布里斯托尔大学学生活动的组织者表示，该校存在“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新闻报道，“在布里斯托尔，寻求帮助的学生人数在过去五年里增长了106%——从2012—2013年的1375人增加到2016—2017年的2827人”。

我很高兴有家人在身边支持我。我还遇到了一群很棒的人，我喜欢和他们一起外出，他们是那种可以做一辈子朋友的人，现在我遇到事情还是会找他们。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在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我感到很尴尬，但还是在一个晚上喝了两杯啤酒后鼓起勇气告诉了他们。谢天谢地，他们淡定接受了我的坦白，我很高兴自己告诉了他们。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我有时需要消失一下，独自整理思绪，或者更喜欢独处，他们也会像我照顾他们那样照顾我。

尽管有了这种新的支持，但焦虑和自卑的幽灵又开始在我身边徘徊，没过多久，我又开始用酒精麻痹自己。喝醉是一种解脱。住在学生宿舍时，当我想从紧张的状态中抽离一下时，喝酒依然是我的首选。现在我意识到，这几乎是我在南安普敦行为的重演，但我太害怕去想这些了。

事实很简单，或许我每天都能起床，也确实重新包装了自己，留长了头发，换了大学，但我的大脑并不在乎这些。我依然在慢慢崩溃，小心翼翼地不想搞砸这第二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学习机会，却无法集中注意力。我的生活毫无规律，那是我内心状态的写照。我不是在喝酒就是在睡觉。

妈妈和西蒙，甚至全家人都为我能在布里斯托尔上学而高兴，如果告诉他们我觉得自己正在沉沦，这根本不可能。我和他们一样希望这是我改变的机会。我最希望的是把过去几年抛诸脑后，回归“正常”生活，不管“正常”意味着什么。倒不是他们在给我施压，而是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微妙暗示，比如“为桥西感到骄傲”“看到你重新站起来有多棒”“我就知道你能行，桥西”这些话让我毫无疑问地明白，如果他们再听到我想退学，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沉重的打击。

随着第一学期过去，我又开始酗酒。喝得非常非常凶。出门前喝一小瓶伏特加，然后再喝十品脱苹果酒或啤酒，直到烂醉如泥，这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追求醉酒带来的那种忘却一切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喜欢。酒精提供的逃避方式非常有诱惑力。我知道自己正在堕落，但我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