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为了保护桥西的心理健康，离开大学是最好的选择。我和西蒙讨论了这件事，他告诉我，当他向桥西提出这个建议时，就好像送了他一份惊喜的礼物。桥西立刻就答应了，毫不犹豫。他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与每况愈下的心理健康作斗争相比，这个问题根本不算什么。一切都发生得非常迅速。决定很快就做出了，退学信也匆匆写完——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我相信，实际上从他开始准备A级考试复习的那天起，某种程度上他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千真万确的是，桥西做出决定的那个下午，我注意到他肩膀上的紧张感减轻了一些，走路也更轻快、更坚定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拖沓，不再试图拖延“到达”那个他不想去的地方。

那是美好的一天！非常美好的一天！

我听过有人给初入大学生活、感到不知所措的年轻学生提建议，说情况会好转，也会变得轻松，他们会找到自己的节奏，对很多人来说，这无疑是真的，但对桥西来说并非如此。对他而言，这一切太过沉重，实在难以承受。

这些只是我听到别人用来形容他这个决定的部分词汇，我觉得这些词对那些想选择不同道路却又别无选择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我对此十分警醒。在讨论那些中途离开学业的学生时，我极其厌恶“辍学”这个词。“大学辍学生”带有如此负面的含义，暗示着失败，这只会增加压力和负面情绪，尤其是当一个人完全有权利改变方向或认为这条路不适合自己而选择离开时。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包括桥西的情况在内，这恰恰是最勇敢的举动之一：逆流而上，违背所有的期望或假设，尤其是当那个位置来之不易的时候；挑战他们一直为之努力的未来。我更愿意听到他们说“改变了主意”“调整了人生计划”“选择离开了学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些说法都更充满希望！

当学生们知道自己会被评判时，要做出可能最适合自己身心健康的决定已经够难了，更不用说还要去解释原因。而这还没考虑到一些学生背负的债务，尤其是在英国——即使你改变主意，债务依然沉重。被贴上“辍学生”的标签也让人觉得无端充满敌意，甚至有点残忍。天哪，你能想象吗？要是每次你换工作、搬家或者做了一个自认为是对自己有益的决定时，就被贴上“失败者”或者“半途而废者”的标签，那会怎样？难怪这会对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甚至有人对我说：“太可惜了……这么聪明的一个男孩。”还有人说：“真的很遗憾。”

我不得不忍住反驳和讽刺他们的冲动：如果我儿子继续待在那个让他感觉到糟糕，甚至会自杀成功的环境里，那才是“太可惜了……”以及“真的很遗憾”。

所以，没错，那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天。尤其因为那天晚上桥西面带微笑地走进了客厅！那是一个真正的“露出牙齿”的微笑，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这样笑了。他把手放在经常因焦虑而难受的肚子上说：“我有点兴奋。”

兴奋！我的天哪，这个词，还有其他很多词，都已经从他的词汇里消失了太久太久。它们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他没有使用它们的必要。像“喜悦”“自信”“乐观”“希望”“积极”“有动力”“精力充沛”和“开心”这些词的情感，与抑郁完全相反。这感觉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当然，这仅仅只是第一步，但却是我们多年来一直盼着他迈出的第一步。我们没指望他很快就能跑起来，但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我们为此干杯庆祝。

我意识到，多年来桥西一直试图把自己的“方形脑袋”硬塞进一个圆形的洞里，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且令人不快、痛苦的任务，尽管我们这些爱他的人都用安慰、鼓励和支持的话语为这个任务提供了缓冲。现在回头看，我明白了，我们试图以自认为最好的方式，也就是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支持和帮助他，实际上可能在他做决定的时候扰乱了他的思维，以我自己“积极”的视角去解读他的感受。

实际上这些话反而阻止了他早点说出“这不适合我”，然后转身去追寻另一条路的可能，一条更有可能让他保持心理健康、更可能获得未知幸福的路。

对我出于好意每天施加给桥西的那些细微压力，我也有同样的看法，而他也证实这些压力并不容易承受。比如像“你怎么样？”“你感觉好点了吗？”“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好起来？”这样的问题。我以前觉得这些问题可能会帮助他集中注意力，同时我自己也想知道答案。但现在我明白，这些问题恰恰是那种会加重抑郁负担的问题。当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时，会进一步带来心理压力。

于是桥西回家了，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虽然不是欢天喜地地四处跑，但情绪确实有所回升。他开始合理饮食，特别注意避免摄入高糖或高脂肪的食物，转而选择优质蛋白质和大量蔬菜。他还把含糖的碳酸饮料换成了水——瓶装气泡水成了他的主打饮品。他开始更多地与人交流，问一些问题，好像真的关心我们的生活，回应我们时也不再只是点头、摇头、茫然地盯着或者简短地哼一声。他开始参与一些以前对他来说遥不可及的日常活动，那些我们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洗澡、泡茶和洗衣服。感觉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进步。

桥西回家几个月后，我和父母去马略卡岛度了个长周末。我们离开的第一个晚上，正在吃晚餐时，西蒙打来电话。

“曼迪，是我，桥西在急诊室……”

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感觉地面向我压过来，要把我吞噬了。我的脚用力地踩住温暖的地面，以免自己从椅子上摔下去。西蒙接着说：“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玩美式足球，不小心撞到了头，可能有点轻微脑震荡。”

我大声笑了出来，引得其他用餐者和我父母都盯着我看。西蒙也笑了，我们又一次身处不同的国家，紧握着电话，但这次分享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现在我明白，对大多数人来说，听到儿子可能受伤并不是值得庆祝的事，但对我来说，却是幸福的时刻。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去急诊室不是因为更糟糕的事情，而是他和朋友们在一起，还出门了……

“告诉他，他是个笨蛋！”我笑着说。

“我会的。爱你。”我能听出西蒙在微笑。

“我也爱你。”

就这样，从桥西开始出问题乃至我们整个家庭生活开始瓦解，已经快四年了。我们经历了很多，但最后依然挺了过来。虽然只是勉强挺立着。

桥西并没有完全康复。

桥西也没有完全治愈。

但他还活着，这就胜过一切。

担心他可能会输掉这场战斗的恐惧已经减轻了一些，我睡得更好了，也没那么焦虑了。但这种恐惧依然存在。我过去害怕，现在也害怕说错话或做错事，担心“错事”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担心某个举动或某句话会让他冲动行事，让他吞下药片，拿起刀片……

而且我打算这么做。

照顾桥西并解释他病情的这段经历，重塑了我看待抑郁症患者及其照顾者的方式，我知道，哪怕是最微小的理解，都会带来天壤之别的改变。我很清楚，许多人负面和怀疑的反应，对那些大脑已经在混乱和自我怀疑海洋中沉溺的人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我想说的是，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它可能发生在你爱的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我们都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每当读到另一个年轻人过早离世这种熟悉又令人痛心的故事时，我就会感到一阵心痛。我会想到，如果自杀似乎是唯一或最好的选择，那个人当时一定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我也会想到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以及身边亲近的人，我会想他们去世的时候，这些人在做什么。我会想到那些像我一样曾把襁褓中的婴儿抱在怀里的父母，他们无疑也低声许下了同样的祝愿、希望和梦想，希望他们的孩子将来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的心跨越千山万水，与他们同在。

我之所以会思考，患者离世时身边的人在做什么，是因为我知道，对我来说，也有好几次差点就到了“那一天”和“那一刻”。

自从公开谈论这本书的创作以及我儿子的抑郁症以来，我收到了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只是想找个人倾诉，我为他们每一个人心碎。他们谈到了压力、焦虑、孤独和疲惫，还提到他们的父母要么不理解他们的压力，常常以为大学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派对！要么他们不想让父母失望，意识到父母在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殷切期望。他们谈到了这个快节奏、瞬息万变的世界，有个学生这样描述他的处境：“就好像你会和遇到的每个人比较，社交、学业、各个方面。你看着他们取得的成就，然后想如果你们都去竞争一份工作，你和他们比，会表现得如何……”

无比悲哀。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对我的同龄人来说，拿到学位几乎就意味着工作的保证。也许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工作，但总归是份工作。而现在呢？每份简历上都写满优异的成绩和各种课外活动，比如会演奏一种乐器、会说四门语言，甚至还能在独轮车上耍电锯……与此同时，还得在社交媒体上展现出完美的形象。天哪！难怪他们压力这么大！

还有个学生告诉我：“我感觉人在这里，又好像不在这里。我只是在机械地做事，但感觉不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告诉了爸爸，但他说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姐姐是护士，工作时间长、收入还低。他根本不理解我。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真想马上开车到这个国家的另一端，把她揽入怀中。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得努力揭开抑郁症那复杂的面纱，理清这团乱麻，让大家明白走到自杀这一步是什么感觉。作为父母、照顾者和教育者，我们需要退一步，问问自己真正希望孩子得到什么，因为在这个竞争激烈、残酷无情、充满评判的世界里，逼他们成功可能会让他们失去幸福，甚至更糟……

我希望我们开诚布公地给那些饱受疾病折磨、可能正在考虑自杀的年轻人传递一个信息。也希望能给爱他们的人一些指引。我犯过很多错：我曾经盲目自信，但我已经明白，不一定要急着去寻找解决办法。有时候根本没有解决办法，所以“做点什么”并不总是更好的选择。有时候我只需要倾听，保持冷静。我还明白，我们需要让那些最艰难的对话得以进行。我们需要消除围绕这个话题的尴尬和难堪，我们要敢于问：“你有自杀的念头吗？你觉得今天想自杀吗？”这些问题很直接，可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样就能让帮助或干预及时跟上。这也不是一个关于进展或选择的问题，对思绪混乱的大脑来说，需要太多思考的问题反而会带来压力。“你感觉怎么样？”这个问题，患者很难回答，他们甚至都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

“你有自杀的念头吗？”这个问题，写起来容易，读起来也容易，但当你知道你爱的人很脆弱时，要向他们大声问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我特别理解这一点。我以前也害怕问。但和某个人，随便什么人，谈论这个问题，是预防自杀的关键。这是为了帮助患者度过自杀念头最强烈的黑暗时刻，就像桥西说的：“事情会好起来的，而且通常都会好起来。”

西蒙和我都痛苦地意识到，要是当时少了那么一两个小时，或者在一瞬间做了不同的决定，桥西就不会在我们身边了，我们绝不能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机会。没错，桥西一天天好起来，也越来越强壮，但目前我们还是会让他待在我们身边，至少现在是这样。农场里他的房间永远是他的安全空间，当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退回到那里；当世界让他觉得不堪重负时，他可以和他心爱的两只狗一起在那里找到平静。这样的日子偶尔还是会出现。桥西现在非常了解自己的抑郁症，他会留意自己的症状和诱因，我们也会留意。我也知道，给自己一些时间很重要，而且要提醒自己，如果我度过了美好的一天，甚至非常美好的一天，也不要有负罪感。桥西的抑郁症不应该一直笼罩着我。

如果我试着在这段糟糕的经历中寻找一线希望，我想还是能找到一些的。我和桥西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感觉自己对他了如指掌。我非常珍惜他。我们见过他最糟糕的样子，他也见过我们的，这让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我相信这只会让我们更加亲密。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对什么是重要的有了更深刻的共识，我们知道幸福并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一些平凡小事，比如睡个好觉、泡个热水澡、喝杯好茶。

在过去几年里，我和西蒙像搭档一样，齐心协力全心全意支持桥西，我们的感情也更加稳固。虽然这并不容易，确实有那么一些时刻，照顾桥西带来的无尽疲惫让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坚持下去。人们说，那些打不倒你的，会让你变得更强大，我想我们就是这样。我很珍惜西蒙，他是我在黑暗时刻支持我的伴侣，也是桥西的父亲——他为桥西付出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投入的关爱远超任何人的想象。

我知道这种支持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桥西也在努力。随着他抑郁症的阴霾逐渐散去，这不再像是一种负担，一点都不。我们为他感到无比骄傲，为我们的两个儿子感到无比骄傲。

人们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桥西的病，经常会问：

“他为什么不找份正经工作？”

“他又在睡觉吗？”

“振作点，伙计，这世上还有更糟的事呢！！！”

这种语气很普遍，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心理疾病者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我希望人们能在桥西的脑袋里待上一天，哪怕一个小时，这样他们就能感同身受，如果不能，至少也能理解。

人与人之间，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唯一能要求的——就是理解——不是吗？

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人越老，时间似乎过得越快。有时候我坐在那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意识到过去的岁月已经比未来的岁月多了，感觉就像一两年前我才生下桥西。我仿佛还期待着他小拳头里握着一只恐龙玩具，摇摇摆摆走进房间，尿布松松垮垮地挂在屁股上，对着我露出没有牙齿的笑。我听到门开了，看着镜子里儿子的身影，他现在已经是个男子汉了。我知道，从外貌上看，如果我能看到小时候的他长大后的样子，我肯定能认出他。但当我回想起过去几年桥西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那空洞的眼神——仿佛灵魂被抽干，所有快乐都被剥夺后的空洞眼神……不，那个人我不会认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比我能想象到的任何事情都更可怕。

在他还小的时候，在那些自我怀疑的黑暗时刻，我有时会想，如果桥西受伤、生病或出了什么事，我该如何应对。那时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儿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电线和管子，可能在睡觉，而我坐在椅子上，尽我所能鼓舞他的士气。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短短几十年后，桥西失去的、被砍掉的、被夺走的是他的光芒、动力、活力和生存的意志，那我会目瞪口呆。而这些问题，我相信，正是他的病初次发作时在我脑海中盘旋的那些问题。

我承认，我常常希望时光倒流，重新来过，总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从而为桥西带来不同的结果。然后我就会想：我要改变什么？我又陷入了困境。我当然会做完全相同的事情，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改变的，相信我正在尽最大努力做一个好妈妈。

桥西很善良，他一直都很善良。小时候，他无法忍受看到任何形式的不公正，而且不介意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他认为不公正的人是权威人士，比如老师，或者是一个更强壮、更年长的男孩。

我现在还能看到他坐在餐桌对面，我问他：

“桥西，你为什么要卷进去？”

“因为这不公平，妈妈！这不公平。”

桥西很早就给我上了一课，这几年对我大有启迪：有时候，有必要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

我现在怀疑，这是否是因为他自己经常成为不公正的受害者，因为一些他无法控制的事情而被挑出来：比如有阅读障碍，或者在接球或跑得快这些在当时很重要的事情上无能为力。似乎他经常无法表达自己生活中感觉不公平的地方，但能迅速准备好为他人表达。这让我坚信，关于心理健康和识别弱势儿童的对话应该从小学教育阶段就开始。能够提供支持并阻止抑郁症的恶化，对个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来说都是好事。

我和桥西是截然不同的人，我通常都很快乐，任何胆敢落到我肩头的尘埃或抑郁愁绪，都会被我轻易拂去。我的快乐、积极向上的个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要是你问我的同龄人或家人，早上遇到满脸笑容、元气满满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我时是什么感受，他们会觉得这简直假得令人作呕，没错，显然在那些时候，我对生活的热情着实有些烦人。平心而论，我这种乐观的性格，不仅让我更难理解桥西的心境，我猜对他而言，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比较，放大了他难以捉摸的情绪。我是真心努力保持积极的心态，有意无意维持一种平衡——如果桥西情绪低落，我可以通过保持活力和积极，让家里达到某种平衡。但这并不总是可能的，很多时候他的情绪常常像一把大锤子，击碎了最阳光的想法和时刻。这对他来说也不容易，尽管我确定很多时候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就像我们去佛罗里达那次。假期很美好，但对桥西来说不是。我知道他尝试了，尝试融入，尝试表现出热情，但他眼窝下挂着疲惫肿胀的黑眼圈，在热闹的餐桌旁沉默寡言，我知道他宁愿待在任何别的地方而不是这里，这让人很心碎。我本以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带他去享受一番，结果却好像给了他两周的刑期。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沮丧。

有一天我们去了迪士尼乐园。我跟在他身后，盯着他耷拉的肩膀，不情愿的步子，每一步似乎都比上一步更沉重，我知道他只想睡觉。在迪士尼乐园，每个人都面带永恒的笑容，尽情享受欢乐时光，而他却如此消沉孤僻，这种反差让人毛骨悚然又痛心不已。那是快乐的人群海洋中唯一悲伤的脸，这对我儿子来说是个完美的隐喻，我的心在为他哭泣。

对桥西来说，状态不好的日子里，似乎是极度疲惫与抑郁的枷锁交织在一起，从空气中抽走了快乐，让我们都在压抑的氛围中挣扎。这样的日子很难熬。但谢天谢地，这样的日子越来越少了，我只要瞥一眼他左手腕上那道狰狞的伤疤，就会想起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大约一年前，我和桥西乘车穿越布里斯托尔，回想起将近二十年前，他小时候我们去托儿所的时光。主要的不同在于，那天是桥西开车，我坐在副驾上，而且他现在留起了胡子。

“桥西，我记得你小时候说过，你想修剪唐斯草地的草坪。”我笑着说。

“我记得我说过！”

“你还记得你为什么这么想吗？”我问。

我想起当时他对我关于他未来成长的种种提议不屑一顾，我满心失望。

此刻，我已长大成人的儿子望向窗外，看着那些驾驶着拖拉机式割草机、皮肤黝黑、面带笑容的人们。

“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那现在呢？”

他耸了耸肩。“我还是觉得我想做类似的事。”

“嗯，你可以的。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我一直在想……”

“在想什么，桥西？”

“我挺想跟人们讲讲我的抑郁症。试着解释一下和它一起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这需要勇气，我担心的是，这会永远给你贴上‘抑郁症男孩’的标签。”

“妈妈，不管我告不告诉别人，我都是那个有抑郁症的男孩。”

“我想也是。你是怎么想的？”

“我可以写本书。”

“嗯，这对有阅读障碍的你来说是个挑战。要不我们一起写本书吧，毕竟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

“没门！首先，这是我的故事；其次，我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和你一起做任何事，永远不会。你会把我逼疯的！”

“桥西，这里也有我的故事，毕竟我生了你。”

“没门，妈妈！绝对不可能。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