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人口署的格里高利警监把我的名片放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调整一下位置，名片的边缘与桌子的边缘刚好平行。他侧着头打量名片，嘟囔一声什么，在转椅上转过身，从窗口眺望半个街区外司法大楼装着铁栏杆的顶层。他身材魁梧，眼神疲惫，缓慢而谨慎的动作活像夜班保安。他声音单调，欠缺语气，毫无兴趣。

“私家侦探？”他说，眼睛根本不看我，而是望着窗外。他用犬齿咬着熏黑的烟斗，青烟袅袅升起。“有何见教？”

“我为盖伊·斯特恩伍德将军工作，他住在西好莱坞，阿尔塔布雷新月路3765号。”

格里高利警监从嘴角喷出一丁点烟气，烟斗一动不动：“什么工作？”

“未必就是你手上的工作，但我很感兴趣。我认为你能帮助我。”

“帮你干什么？”

“斯特恩伍德将军很有钱，”我说，“他是地检官的父亲的老朋友。假如他想雇个全职小弟替他跑腿，那也绝对不是因为对警察有意见。仅仅是他花得起钱享受这份奢侈罢了。”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为他做任何事情？”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他在转椅上迟缓而沉重地转回来，两只大脚平放在遮盖地板的无花纹油毡地毯上。这间办公室有一股多年照章办事的霉味。他阴森森地盯着我。

“警监，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我说，把椅子向后推了大约四英寸。

他没有动弹，继续用倦怠而疲惫的眼睛看着我：“你认识地检官？”

“我见过他。我为他做过事。我和伯尼·奥尔斯很熟，他的首席调查员。”

格里高利警监拿起听筒嘟囔道：“给我接地检官办公室的奥尔斯。”

他坐在那儿，抓着搁在底座上的电话听筒。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烟气从他的烟斗里慢慢升起来。他的眼神和手一样沉重和呆滞。铃声响了，他用左手拈起我的名片。“奥尔斯？……我是总局的艾尔·格里高利。有个叫菲利普·马洛的在我办公室里。名片说他是私家侦探。他想从我这儿打听消息……是吗？他什么长相？……好，谢了。”

他放下电话，取出嘴里的烟斗，用特大号铅笔的铜头压实烟草。他的动作仔细而庄重，就好像这件事和他今天必须完成的公务一样重要。他向后一靠，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想知道什么？”

“你目前的进展——如果有进展的话。”

他琢磨着这句话。“雷根？”他最后问。

“没错。”

“认识他？”

“从没见过他。听说他是个挺好看的爱尔兰人，三十几岁，快四十，曾经混过私酒行当，娶了斯特恩伍德将军的大女儿，两个人合不来。据说他大约一个月前失踪了。”

“斯特恩伍德应该觉得庆幸才对，而不是雇个私家天才钻进草丛四处打探。”

“将军非常喜欢他。这种事很正常。老先生瘫痪了，很孤独。雷根经常坐下来陪他聊天。”

“你觉得有什么是你能做而我们没法做的？”

“在寻找雷根这件事上，完全没有。但还有一条颇为神秘的敲诈线索。我想确定雷根没有牵涉进去。知道他在哪儿或者不在哪儿也许能帮我。”

“老弟，我很愿意帮你，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大幕一拉就不见了。”

“想瞒过你们的组织应该很难，对吧，警监。”

“对，但也有可能做到——至少一段时间没问题。”他按了一下办公桌侧面的电铃按钮。一个中年女人从边门探头进来。“艾芭，把泰伦斯·雷根的案卷拿给我。”

门关上了。格里高利警监和我在更加沉闷的寂静中大眼瞪小眼。门再次打开，女人把一个带检索标签的绿色档案夹放在他桌上。格里高利警监点点头，示意她可以走了，然后把沉重的角质框眼镜架在毛细血管明显的鼻子上，慢吞吞地一页一页翻看文件。一根香烟在我的手指之间转来转去。

“他是9月16日消失的，”他说，“那天重要的细节只有一点，司机当天休假，没人看见雷根开车出去。但肯定是下午晚些时候。四天后我们在日落大厦一个高档花园平房的车库里找到了那辆车。车库管理员向失窃车辆组报告了这件事，说那辆车不属于业主。那地方叫‘黄金屋’。这里头有个问题，我等下告诉你。我们查不到是谁把车停在那儿的。我们在车上采指纹，但采到的指纹在任何一个警局的档案里都没有记录。尽管有理由怀疑发生过凶案，但车库里那辆车的样子不像。它更像发生过我等下会告诉你的那件事。”

我说：“像是和艾迪·玛斯的妻子上了失踪者名单有关。”

他显得有点恼怒：“对。我们调查了房客，发现她住在那儿。她离开的日子和雷根的失踪时间差不多，前后不过两天。有人见到一个听描述有点像雷根的男人和她在一起，但无法得到明确的指认。干警察这一行真他妈好玩，一个老太太从窗口向外看，见到一个男人跑过，六个月后能在一排嫌疑人里把他挑出来，但我们向旅馆员工出示一张清晰的照片，他们却没法确定是不是。”

“这是优秀旅馆员工的必备品质之一。”我说。

“是啊。艾迪·玛斯和妻子不住在一起，但关系还挺好，这是艾迪说的。可能性有几种。首先，雷根永远带着一万五千块，就揣在身上。据说全是真钱。不是最顶上一张真的，底下都是破纸那种。那是一大笔钱，但这位雷根也许就需要随身备着，专找别人看他的时候掏出来欣赏。另一方面，他也许根本不在乎钱。他妻子说斯特恩伍德老先生除了吃住没给过他一毛钱，他妻子也只送过他一辆帕卡德120。他曾经是个发足了横财的私酒贩子，前后两点放在一起看看。”

“我想不通。”我说。

“嗯，我们说的这个男人他离家出走，裤子口袋里揣着一万五，而且人人都知道。很好，钱是个好理由。要是我有一万五，我也会离家出走，而我还有两个孩子念高中呢。因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人抢劫他，结果下手太重，不得不带他去沙漠，把他种在仙人掌底下。但我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雷根身上有喷子，他用枪的经验很丰富，不仅是在油头粉面的贩酒黑帮里的经验。我知道1922年还是什么时候，爱尔兰闹事那会儿他指挥过一整个旅的士兵。这么一条汉子对劫匪来说可不是块好啃的骨头。另一方面，他的车出现在那间车库里，说明抢劫他的人知道他和艾迪·玛斯的妻子有一腿，我猜事实上的确如此，但这不是台球房里随便一个小流氓都有可能知道的。”

“有照片吗？”我问。

“有雷根的，没那女人的。这一点也很有意思。这个案子有很多地方很有意思。给你。”他把一张光面照片从桌上推给我，我看见的是一张爱尔兰人的典型面容，忧伤多过快乐，拘谨多过莽撞。不是一条硬汉子的脸，但也不是能被任何人随便揉捏的一张脸。挺拔的黑眉毛，底下是突出的眉骨。额头比较宽，不怎么高，乌黑浓密的头发长成一簇一簇的，鼻梁窄而短，大嘴巴。下颚线条刚健，但对那张嘴来说太小了。面颊有点紧绷，正是动作敏捷、行事果决的那种脸。我把照片还给他。以后见到这张脸，我肯定认得出来。

格里高利警监磕干净烟斗里的灰烬，重新填满，用大拇指压实烟草。他点上火，喷了几口烟，重新开口。

“嗯，可能有人知道他和艾迪·玛斯的老婆有一腿——除了艾迪本人。说来奇怪，他居然知道。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我们相当仔细地调查过他那段时间的行踪。艾迪肯定不会出于嫉妒做掉他。要是想陷害他，那就做得太明显了。”

“那得取决于他有多精明，”我说，“他说不定想负负得正呢。”

格里高利警司摇摇头：“假如他精明得能把赌场开得顺风顺水，那就精明得不会做这种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存心犯蠢，因为他认为我们不会怀疑他犯蠢。从警察的角度说，此路不通。因为那样一来，我们会紧盯着他，干扰他做生意。你可以认为犯蠢反而精明。我也可以这么认为。但底下的人不会这么认为。他们会让他过得很痛苦。我已经排除这种可能性了。假如我错了，你能证明我不对，我就把椅垫吃下去。然而在此之前，我会认为艾迪是清白的。嫉妒对他们这种人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动机。黑道大佬有生意人的头脑。他们做事讲求良好的策略，让个人感情滚到一边自己玩去。因此我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你不排除什么可能性？”

“女人和雷根，就他们两个，不牵涉其他人。她当时是金发，现在未必还是。我们找不到她的车，因此他们很可能开着那辆车走了。他们领先我们很多——足足十四天。要不是雷根那辆车，我猜根本就不会有这个案子。不用说，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尤其是在上流人士的家里。同样不用说，我办过的所有案子我都严格保守秘密。”

他向后一靠，用粗壮大手的掌根猛拍转椅扶手。

“眼下除了等待好像也没什么可做的，”他说，“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但想看到结果估计还早着呢。雷根有一万五，这还只是我们知道的。那女人有点钱，也许珠宝还能兑出一大笔。但他们的现钱迟早会用完。雷根会去兑支票、签期票、写信。他们住在一个陌生的城镇，改名换姓，但旧习惯是改不掉的。他们会在财政体系里重新冒头。”

“那女人嫁给艾迪·玛斯之前是干什么的？”

“唱伤感情歌的。”

“找不到她以前从业时的照片？”

“找不到。艾迪肯定有，但他不会拿出来的。他不希望她受到打扰。我没法强迫他。他在市里有朋友，否则他也没法做他那一行了。”他哼了一声，“这些消息对你有用吗？”

我说：“这两个人你永远也找不到了。太平洋离这儿太近。”

“吃椅垫的话依然有效。我们会找到他们的。只是需要时间。有可能一年两年。”

“斯特恩伍德将军恐怕活不了那么久。”我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老弟。要是他愿意花点钱悬赏找人，我们也许能见到些结果。市政府拨下来的钱不够我们用。”他的大眼睛凝视我，他稀稀落落的眉毛动了动，“你真的认为艾迪做掉了他们两个？”

我哈哈一笑：“不，我开玩笑而已。我的想法和你的一样，警监。雷根带着这个女人私奔了，他更喜欢她，而不是他那个合不来的有钱老婆。另外，他老婆目前还不是有钱人呢。”

“我猜你见过她？”

“见过。她可以让你的周末过得奔放愉快，但成天待在一起就会倒胃口了。”

他哼哧了一声，我感谢他给我的时间和消息。一辆灰色普利茅斯轿车尾随我离开市政厅。我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给它机会追上我。它拒绝了我的好意，于是我甩掉它，去忙自己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