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总是那么干净漂亮，所以我常常想：怎么别的姑娘从来不是这样呢？她并不经常换装，正相反，她的衣服并不多呀。我和她在一起念书的时候，她只要手上沾了墨水，便把书本扔下，去洗手。假如墨水落到作业本上，哪怕是一小滴，她也要扯下那一页，重新做过。我对她说：“你这样做就太浪费时间了。最好还是擦掉吧。你去借一片刮脸刀片，回来一刮，一点也看不出来。”她不接受我的劝告。这是唯一使她恼火的事。她的太阳穴猛跳，鬓角在黑发的保护下好像心脏那样颤动，嘴巴也噘了起来。但是从水龙头那里一回来，她又是满面笑容了。她穿的学生制服是一条蓝裙子搭配一件雪白的罩衫。看见她从学校回来，我常常想：“她的衣裳一处皱褶、一点脏痕也没有。”她还有一件花边领的齐肩无袖方格连衣裙，穿的时候，在外面罩上一件肉桂色的毛坎肩，而且只扣最下面的一个纽扣，走起路来，两片对襟轻轻舞动，看上去实在妙不可言。这是件星期日穿着走亲戚的衣服。星期日是最苦的日子：我很早便起床，来到贝亚必斯塔广场，要么坐在长凳上，要么去看电影剧照，同时还得丝毫不放松对她家的监视。她们只要出来，就不可能躲过我的视线。别的时候，特莱莎常去面包房买东西，那是中国人笛楼开的，就在电影院隔壁。我一看见她，就说：“你看多巧呀！咱俩经常在这儿碰上。”如果人多，特莱莎就留在外面，我挤进去。笛楼这个中国人是位好朋友，总是先来接待我。有一次，笛楼看见我们两个走进店铺，就高声说：“啊，未婚夫妇来啦。还照以前那样吗？每人两片热面包干？”正在买东西的顾客听了便笑。她脸色变得绯红。我赶忙说：“好啦，笛楼，别开玩笑了，快去忙生意吧。”可是星期日面包房不开门。我就在贝亚必斯塔电影院的前厅里，或者是公园的长凳上，注意着她和她的姑妈。她们经常等候通往海岸的公共汽车。有时我装作无意的样子，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脚下踢着石子或瓶盖，从她们身旁经过。我并不停住脚步，就向她们打招呼：“早上好，太太。特莱莎，你好。”我继续望着前方，走进家门，或者一直走到萨恩斯·培尼亚，因为只好如此。

星期一晚上，她也穿那件方格连衣裙和毛坎肩，因为她姑妈带她去贝亚必斯塔电影院看妇女专场。我跟我妈说了一声“我去借个作业本”，就来到广场上等着散场。我常常看见她和她姑妈一路上评论着影片，走了过去。

有些时候，她还穿一条咖啡色的裙子。这是条旧裙子，颜色已经褪掉五成。我经常看见她姑妈在缝补这条裙子。她缝得实在好，补的地方几乎看不出来，因为她是个裁缝呀。有时，是她自己补这条裙子，那是放学回来，她还穿着校服。为了不弄脏这身制服，她在椅子上先铺一张报纸。穿这条咖啡色的裙子时，她就配一件只有三颗纽扣的白衬衫，只扣着下面两个纽扣，她那丰满而微红的脖子就露在外边。冬天，在那件白衬衫外边，她也套上那件肉桂色的毛坎肩，一个纽扣也不扣。我常想：“她收拾打扮的本事可真不小！”

她只有两双皮鞋，她的本事也就有些无用武之处了，不过，当然总可以有所发挥。上学的时候，她穿一双有带子的黑皮鞋，看上去像是男鞋。她虽然脚小，却装作合适的样子。这双鞋她总是保持锃亮，一点灰尘和污斑都没有。大概她一回家就马上脱下来擦拭。因为我看见她走进家门的时候，脚上穿的是黑皮鞋，可是过了不久，我到她家念书的时候，她已经穿上了白色的皮鞋，那双黑的正放在厨房门口，但是像镜子一样闪光发亮。我想她并不是每天都上鞋油，但是一定会拿布擦拭一番。

她那双白皮鞋是旧的。她心不在焉的时候，就双腿交叉，一条腿跷在空中，我看到鞋底有好几处地方已经磨损。有一次她一脚踢在桌子上，痛得尖叫起来。她姑妈连忙跑来，给她脱下鞋子，轻轻揉搓那只脚。我注意了一下，发现皮鞋里面有一块双层的硬纸，我这才明白：“鞋底原来是透的。”有一次，我看见她擦这双白皮鞋。她小心翼翼地用一支粉笔一块块地涂抹这双鞋，就像做作业一样，因此，她能使这双鞋显得崭新，但是为时很短，因为只要跟什么东西一碰，白粉脱落，鞋上便满是黑斑了。所以我想：“假如我有很多很多的粉笔，她的皮鞋就可以保持洁白了。她可以口袋里带着一支粉笔，什么地方一掉颜色，掏出粉笔一涂就行了。”我们学校对面有家文具店，一天下午，我去问了一下一盒粉笔的价钱：大盒的六个索尔，小盒的四个索尔五十生太伏。我没有想到会这么贵。我不好意思再向瘦子依盖拉斯借钱，因为上次那个索尔我还没有还给他。我们的关系比过去更亲密了，虽然只是偶尔在从前那家小酒馆里见一面。他给我讲笑话，问我学校里的事，请我抽烟，教我吐烟圈，教我把烟憋住，再从鼻子里喷出去。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说，我要借四索尔五十生太伏。他说：“当然可以，伙计，你借多少都行。”他把钱给了我，根本不问我干什么用。我跑到文具店，买了一盒粉笔。我原来打算对她说：“特莱莎，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走进她家大门，我仍然想这样说；可是一看见她，我就推翻了那个想法，只是说：“学校里送给我这么一盒，可是我用不着粉笔。你需要吗？”她说：“当然需要啦。你给我吧。”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魔鬼，可是“美洲豹”常常使我产生怀疑。他说，他不相信有鬼。不过那是撒谎，纯粹是装腔作势。那一回阿罗斯毕德由于说了不敬圣罗莎的话，就挨了他一顿打，于是暴露了他的本相。他说：“我母亲是圣罗莎的虔诚信徒，说她的坏话，就像说我母亲的坏话一样。”这纯粹是故作姿态。魔鬼一定也长着“美洲豹”那样的一张脸，也是像他那样地笑。不同的是他没有犄角。他说：“事情已经被发现，他们要来抓卡瓦。”我和鲁罗斯非常紧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却在那里哈哈大笑。他是怎么猜出来的呢？我常常做这样的梦：我从他背后慢慢靠近，一拳把他打倒，踢翻在地，砰，啪，啪嚓。我想看看他醒来以后会怎么样。鲁罗斯一定也这样想过。那天下午他对我说：“‘美洲豹’是只野兽，博阿是个野人，真是少有的两个宝贝。你看他是怎么猜出那个山里人的事的？他是怎样地笑呀？”如果倒霉的是我，他一定会笑破肚皮。可是他后来急得像发了疯，那并不是为那个山里人，而是为他自己。“他们这是冲我来的，可是他们不晓得是在跟谁交手。”但是关禁闭的是卡瓦，这真让我毛骨悚然，假如当时的骰子挑中了我呢？我真希望有人能把“美洲豹”整一整，看看他是怎样的一副嘴脸。可是从来没有人能治他，这实在令人生气。他什么都可以猜得出来。据说动物能凭嗅觉了解事物，它们一闻，好啦，要发生的事情就从鼻子里吸进去了。我母亲说：“一九四〇年发生地震的那一天，我就知道要出事，因为街上的狗突然发了疯，到处乱跑、乱叫，它们好像看见了头上有角、满脑袋钢丝头发的魔鬼一样。过了不大工夫，地震就发生了。”“美洲豹”也是那样，也摆出那样的一副嘴脸。他说：“有人告密了。我对着圣母起誓，一定是有人告密了。”瓦里纳和莫尔特根本就没有露面，根本就没有听见他们有任何动静，一点也没有。直到卡瓦被关进禁闭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军官或准尉发觉这桩事。真是丢脸！三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可以外出上街。肯定是哪个士官生干的。真恶心！也许是哪个狗崽子，也许是四年级的人。他们也是狗崽子，不过大一些，懂事一些罢了。其实，仍然是狗崽子。我们之所以没有落到狗崽子那个地步，要归功于“圈子”。我们赢得了尊敬，那是花了很大代价的。我们在四年级的时候，五年级哪一个敢让我们给他们铺床？我敢一脚踢翻他，啐他一口。“美洲豹”、鲁罗斯、山里人卡瓦，你们愿意帮助我吗？我要对付那个家伙，我的手已经痒得难受了。那时候的五年级连我们四年级十班的小个子都不敢碰。这一切要归功于“美洲豹”。他是唯一没有被“洗礼”的人，他做出了榜样，是个敢做敢当的好汉。他为什么能做到呢？我们有过一段好光景，比后来的一切都好。但是，我并不希望时间倒退，恰恰相反，我希望已经毕业了不要因为山里人这件事出麻烦。假使他害怕了，把大家牵连进去，我就宰了他。鲁罗斯说：“我替他担保，就是一块热铁塞进他嘴里，他也不会吐露真情。”眼看就要毕业考试了，就因为那块倒霉的玻璃，结果被出卖了，呸，真是命苦！我可不想再当一回狗崽子，在这里重新待三年实在令人讨厌。现在有了体会，我可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有的狗崽子常常这样说：我要当陆军，我要当空军，我要当海军。所有的小白脸都愿意当海军。你再等几个月吧，然后咱们再说。

客厅面向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窗户敞开着，一股鲜草的气味吹进房间。贝拜第四次放上那张唱片，命令道：“起来，别泄气，这是为了你好。”由于筋疲力尽，阿尔贝托早就斜躺在大沙发上。普鲁托和埃米略以观众身份参加舞蹈课，他们总是开玩笑，说些暗示的话，不断谈到埃莱娜。马上他会再度出现在客厅里的大玻璃镜中，在贝拜的怀抱里非常严肃地摇晃，令人敬畏的神情会重新占据他的心头，普鲁托会说：“又来啦，你一跳舞简直像个机器人。”

他站起来。埃米略点燃一支香烟，和普鲁托轮换着吸。阿尔贝托看到他们坐在沙发上争论是美国烟草好，还是英国的好，他们并没有注意他。贝拜说：“预备，这一回你带我跳。”他开始跳起来，起初跳得很慢，严格按照华尔兹舞的动作：向右，向左，转弯，再转弯。“现在好多了，”贝拜说，“再跳得快一点，随着音乐的节奏。听着：嘣嚓嚓，嘣嚓嚓，嘣嚓嚓。”阿尔贝托果然感到比较放松、比较自由，也不再一味考虑舞蹈本身了，而且双脚也不再和贝拜的脚打架。

“跳得还不错，”贝拜说，“就是别那么紧绷绷的，这不仅是个挪动双脚的问题。转弯的时候，必须微微弯腰，注意，就是这个样子。”贝拜微微一弯身，乳白色的脸上露出一丝礼节性的微笑，身体随着脚后跟转了半圈；一恢复到原来的姿势，脸上的微笑便消失了。“换步子、摆姿势等等都是些小技巧，以后你慢慢就学会了。现在你必须学会按照规定的那样带领你的舞伴。别害怕，姑娘到时候就知道你的意思。你把手放在她身上，要用力，有点气派。让我带你跳一下，你来体会体会。明白了吗？用左手握住她的手，跳的时候，如果你发现有机会，就和她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要一点一点地靠近，要从她的背上慢慢地、轻轻地把她往怀里搂。要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要把手的位置放好，不仅仅是手指尖儿，整个手掌，一个大巴掌贴住她的后肩。随后，一面跳，手掌一面向下移动，好像纯粹出于偶然，好像每转一圈，那只手不由自主地下降一点。如果姑娘有些生气，或者向后挣脱，你就赶快开口，说什么都行，说呀，说呀，笑呀，笑呀，但是一点也别松手，继续搂紧，继续靠近。因此要多转圈，总要按同一个方向转弯。向右转弯的人不头晕，可以连续转五十个圈；可是她因为要向左转弯，所以很快就会头晕。那时你会发现，只要她一头晕，就会轻轻贴住你，为的是觉得有个依靠。那你就可以把手放在她的腰上，不必担心，就可以和她手指交叉，甚至可以轻轻贴上脸。你明白了吗？”

华尔兹舞曲结束了，电唱机发出最后一声哀鸣，贝拜把它关掉了。

“这个家伙，偷鸡摸狗的事他都知道，”埃米略指着贝拜说，“真滑头啊！”

“好啦，”普鲁托说，“阿尔贝托已经会跳了。咱们打牌，好不好？玩‘快乐区’。”

“快乐区”这个老名字，由于和瓦底卡妓女区谐音而被放弃了，但是自从蒂戈办起桥牌馆用上这个名字之后，它又复活了。这个桥牌馆是几个月前在特拉萨斯俱乐部的一个客厅办起来的。玩法是：把牌在四个人手中分光，庄家指定王牌。玩的时候，对门是朋友。这种玩法一出现，这片街区就只玩这一种纸牌了。

“可是他只学会了华尔兹和博莱罗，”贝拜说，“他还差曼波没有学。”

“不学了，”阿尔贝托说，“改天再接着学。”下午两点，他们走进埃米略家的大门时，阿尔贝托是兴致勃勃的，不断回击着别人的玩笑。四个小时的舞蹈课，弄得他很疲劳。只有贝拜还依然热情如故，别的人都已经厌倦了。

“随你的便，舞会可就在明天。”贝拜说。

阿尔贝托颤抖了一下，他想：“的确，拍板定情就要在安娜家里进行。可能整宿都会放曼波舞曲。”安娜和贝拜一样，是舞会上的明星，她姿势优美，善于变换步伐。假如在她身边人们等着轮流和她跳舞，她的眼睛就会放出幸福的光芒。“难道我整个舞会都坐在墙角，看着别人和埃莱娜跳舞吗？假如仅仅是本街区的人，倒还好说。”

确实，自从前不久以来，本街区便不再是座孤岛，不再是与世隔绝的空间了。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来自七月二十八日大街、多面堡街、法国大道、峡谷街等属于米拉芙洛尔区的小伙子，还有圣伊西德罗甚至巴兰科的青年——突然之间出现在本街区的各条胡同里。他们追逐姑娘，在她们的家门口谈话。他们不顾男子汉的敌视，甚至公然挑战。他们比本区的男孩子高大，所以敢于挑衅。那些女的也有过错，她们把这些人招引进来；对他们的入侵，她们好像十分满意。普鲁托的表妹就接纳了圣伊西德罗的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时常有一两个朋友陪同，安娜和劳拉常常去和他们聊天。特别是在有舞会的日子里，这些入侵者更是蜂拥而至。这些人好像着了魔似的往这里跑。从下午起，他们就在举行舞会的住宅附近游荡，和女主人开玩笑，极力恭维奉承。如果没有被邀请，夜晚仍然可以见到他们那一张张贴在玻璃窗上的面孔，从外面焦急地望着里面的一对对舞伴；他们打手势、做鬼脸、开玩笑，搬出全套的花招，以引起姑娘们的注意，唤起她们的同情。有时某个姑娘（较少跳舞的一位）到女主人面前去替他们求情。这下子就行了：客厅里很快就充满了陌生人，到最后，干脆排挤了本街区的人，占据了电唱机，拉走了姑娘。安娜恰恰对本区的人热情不高，集体精神极为淡薄，几乎微不足道。比起本区的小伙子，她对外区的人更感兴趣；虽然她并不去邀请他们，但是很可能会放他们进门。

阿尔贝托说：“对，你说得有道理。教我跳曼波舞吧。”

“好吧，不过先让我抽支烟，你先跟普鲁托跳。”贝拜说道。

埃米略打了一个呵欠，用胳膊肘碰一碰普鲁托说：“去露一手吧，曼波舞专家。”普鲁托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开朗而洪亮，全身随着哈哈的笑声而颤动。

“跳不跳？”阿尔贝托不高兴地问道。

“别生气，我跳。”普鲁托说。

他起身挑了一张唱片。贝拜点着烟，脚下按照音乐的节奏在打拍子。

埃米略说：“喂，有点事我不明白：你是第一个起来跳舞的，我是说，在区里最早的那些舞会上，那时候咱们刚刚开始和女孩子在一起玩。你忘了吗？”

“那不是跳舞，只是乱蹦。”阿尔贝托说。

“我们都是从乱蹦开始的，”埃米略声称，“不过后来我们都学会了。”

“这是因为不晓得多长时间他不参加舞会了。你们难道不记得了？”

“对，正是因为这个才把我给耽误了。”阿尔贝托说。

“你好像要去当修士，”普鲁托说道，他刚选好一张唱片，正拿在手里转着玩，“你差不多连门都不出了。”

“嗨，那不是我的过错，我妈妈不放我出来。”

“那么现在呢？”

“现在可以了。她和我爸爸之间的事也好多了。”

“我不明白那跟你有什么关系？”贝拜说。

“你不知道他父亲是个唐璜式的人物吗？”普鲁托说，“你没见过夜里他父亲回家时，进门之前怎么样用手绢擦嘴的吗？”

“对，有一次咱们在马掌街看见他了，他用轿车带着一个怪模怪样的女人，简直是头猛兽。”

“那女人浓妆艳抹，穿得非常华丽。”普鲁托说道。

阿尔贝托点点头，心里暗暗高兴。

“不让你参加舞会为什么和他的事有关系呢？”

阿尔贝托说：“我爸爸一有越轨行动，我妈妈就把我看起来。她怕我长大后会像他一样；她担心我也会成一个色鬼、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棒极了，她的心地真好。”贝拜说。

“我父亲也是个不讲廉耻的人，”埃米略说，“有时不回家睡觉，手绢上经常擦得花花绿绿。可是我母亲不在乎，她笑着叫他：老风流。只有安娜跟他吵架。”

“喂，咱们什么时候跳舞？”普鲁托问。

“等一下，伙计，咱们先聊一会儿。到舞会上咱们跳个够。”埃米略回答说。

“咱们一说起舞会，阿尔贝托就脸色发白，”贝拜说，“伙计，你不要傻了。这一回埃莱娜准会答应你。随便你打什么赌都可以。”

“你认为行？”阿尔贝托说。

“他已经爱得五体投地了，”埃米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像他这样恋爱的。他那些做法我可办不到。”

“我的什么做法？”阿尔贝托问道。

“求爱二十次。”

“只有三次，你干吗要夸张？”阿尔贝托说。

“我认为他做得对，”贝拜声称，“如果他喜欢她，就要一直追到她答应为止。以后再让她吃些苦头。”

“但是这太没有志气了，”埃米略说，“假如一个姑娘把我甩了，我当时就去追另一个。”

“这一次她一定会认真听你讲，”贝拜对阿尔贝托说，“那天我们在劳拉家聊天，埃莱娜在打听你，蒂戈一说‘你想他啦’，她的脸就变得红极了。”

“真的吗？”阿尔贝托问。

埃米略说：“你们看他的眼睛在闪闪发光，他像条公狗一样多情。”

“问题大概是你求爱的方式不对。你要给她留下强烈的印象。准备跟她说些什么，你心里有数吗？”贝拜问道。

“差不多吧。有个思路。”阿尔贝托说。

“这是最主要的，”贝拜肯定地说，“把要说的话全都准备好。”

“这也要看情况，”普鲁托说，“我倒是喜欢当场现编。开始追某个姑娘的时候，我很紧张，可是只要一开口，好多事情就到了嘴边。真是产生了灵感。”

“不，还是贝拜说得有道理，”埃米略说，“我也是事前一切都准备好。到时候，你就一心想着说话的方式，考虑用什么样的目光注视着她，什么时候去握住她的手。”

“这些你要记在脑子里。如果可能，先在镜子前面预演一下。”贝拜说。

“好的。”阿尔贝托应道。迟疑了一下后，他又问道：“你都说些什么呢？”

“那就多种多样了，要根据姑娘的情况决定。”贝拜回答说。埃米略在一旁满意地赞同道：“对埃莱娜，你可不能直截了当地问她愿意不愿意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你得首先在她身上下一番功夫。”

“也许就因为这个她才把我推开了，”阿尔贝托坦白地说，“上一回，我突然问她愿意不愿意做我的爱人。”

“你真是个笨蛋，”埃米略说，“再说，怎么能一大早就向她求爱呢，而且还是在大街上。简直是发疯了！”

“我有一次是在做弥撒的时候求爱的，结果很好。”普鲁托说。

“不，不，”埃米略打断他的话，转身对阿尔贝托说，“听着，你明天请她跳舞，要等到播送博莱罗舞曲时再讲，千万别在跳曼波时求爱，必须是在浪漫的乐曲声中再开口。”

“这个你不必担心，”贝拜说，“他下定了决心之后，给我打个手势，由我来放雷奥·马里尼的《我喜欢你》。”

“这正是我的那首博莱罗舞曲！”普鲁托叫起来，“只要跳着《我喜欢你》，我张嘴求爱，人家就答应，从来没有落空过。”

“好吧，我给你打个手势。”阿尔贝托说。

“你请她跳舞，要搂紧她，”埃米略说，“你要不知不觉地转到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别让其他的舞伴听到你的话。你就在她耳边说：‘亲爱的埃莱娜，我要为你死去了。’”

“胡闹！”普鲁托喊道，“你想让她再把他推开吗？”

“为什么？”埃米略问道，“我一向就是这样求爱的。”

“不行。这种求爱方式毫无艺术，实在粗鲁，”贝拜说，“你首先脸上要十分严肃，你对她说：‘埃莱娜，我要跟你说件非常要紧的事。我喜欢你。我爱上你了。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假如她默不作声，”普鲁托补充说，“你就对她说：‘埃莱娜，你对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吗？’”

“这时，你就握住她的手，要慢慢地、非常温柔地握着。”贝拜说。

“伙计，别脸色发白。不用担心，这一次她会答应你的。”埃米略拍了阿尔贝托一巴掌说道。

“对，一定会答应的。”贝拜说。

“你表白过之后，我们就把你俩围起来，”普鲁托说，“我们就对着你俩唱《这里有一对情人》。这由我来负责，一言为定。”

阿尔贝托微微一笑。

“可是现在你必须学会曼波舞，”贝拜说，“去吧，你的舞伴在那儿等着你呢。”

普鲁托已经戏剧性地张开了双臂。

卡瓦曾经说过，他要当陆军，但是不当骑兵，只当炮兵。近来他不再说这个了，不过一定在考虑。山里人都很固执，脑袋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几乎所有的陆军成员都是山里人。我想海边的人是不会当陆军的。卡瓦有一张山里人同时也是陆军的脸，样样事情都不顺利：学校、才干，还有这件最使他恼火的事情。山里人运气不好，他们经常出事。就因为这么一个烂了舌头的告密者，要当着大家的面摘掉卡瓦的肩章了。而那个告密者也许还暴露不了。但是看着那个场面，我会吓得够呛，假如那天轮到我去偷，现在大概也被关进去了。不过，我是不会打破玻璃的，莽撞的人才会打坏玻璃。山里人都有些莽撞。大概那天卡瓦很害怕，虽然平时这个山里人并不是胆小鬼，但是这回他是害怕了，事情只有这样解释，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原因。山里人运气不好，坏事都出在他们身上。生来不是山里人真是运气。糟糕的是这种坏运气是谁也预料不到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他一直很高兴，在法语课上，给那个同性恋封丹纳捣乱呀，捣乱呀，真是开心极了。封丹纳这个人真是个怪物。卡瓦说，封丹纳样样都是一半：一半男人，一半女人；一半黄发，一半黑发；一半高个子，一半矮个子。他那两只眼睛的颜色比“美洲豹”的还要湛蓝，但是看人的神色则不同：半严肃，半嘲笑。据说他并不是法国人，而是秘鲁人，他不过是在冒充法国人罢了，这就叫作狗娘养的东西。“背叛祖国”，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卑劣的了。不过这也许是假的。从哪里放出这么多有关封丹纳的传闻呢？每天总得有点新闻。忽然又说他并不是什么同性恋，那么他那怪里怪气的细嗓门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有那令人想拧上一把的脸蛋又是怎么回事呢？假如他真的是冒充法国人，那么从前跟他捣乱，我倒是很高兴；现在捣乱，我也高兴；一直捣乱到最后一节课。有时，他也令人可怜。他不是坏人，只不过有点怪罢了。有一次他哭起来，我记得那是为了刮脸刀片的事。“嗡，嗡，嗡。”“美洲豹”说：“每人带片刀片，把它插进活页纸夹的边缝里，拿指头尖轻轻地拨，弹出声音来。”封丹纳直动嘴巴，可是只能听到一片嗡嗡声。为了节拍一致，谁也不笑。那个同性恋继续张嘴说话，嗡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整齐，看谁先疲倦吧。我们就这样干了四十五分钟，也许更长。谁赢，谁输？封丹纳就像是一个只会张嘴的哑巴，而交响乐反而越来越美，越来越整齐。于是他只好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眼泪就出来了。他是个同性恋，但是他仍然翕动着嘴巴，真是个顽固的家伙。嗡，嗡，嗡。他出去了，大家都说：“他去叫中尉了，这回咱们该倒霉了。”但是他只是命令我们安静，这是最好的。我们天天跟他捣乱，可是他从来也不去叫军官。他大概怕挨揍，好在他并不像胆小鬼。有时他好像喜欢别人跟他捣乱，同性恋都是怪里怪气的。这个家伙心肠不坏，从来不用考试整人。别人之所以捣乱，他自己也有过错；在一个男子汉的学校里，他干吗要那样说话、那样走路呢？卡瓦总是跟他捣乱，他是真正恨他。只要一看见他走进教室，卡瓦就开始了：“老师，‘同性恋’法语怎么说？”“老师，您喜欢擒拿术吗？”“您既然很懂文艺，那为什么不用您那副甜嗓子唱些法国歌呢？”“封丹纳老师，您的眼睛长得像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1918-1987），美国好莱坞电影女演员。]。”那位同性恋并不沉默，总是做出回答，但是用法语。“喂，老师，您别那么激动。别骂‘他妈的’。我跟您决斗，用拳击。”“‘美洲豹’，别那么没教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把封丹纳给制服了。一次，他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后面啐他。结果他呕吐了。卡瓦说：“真脏呀！上课之前，您应当洗澡。”啊，那一回他可去叫中尉了。那是唯一的一次，真是个木偶。从此再也没有叫过。甘博亚实在厉害，那一次我们可知道甘博亚的厉害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封丹纳。真是心惊肉跳！人人都屏住了呼吸。“老师，您叫我做什么？”“在教室里，您是指挥官。”“要赢得尊重是很容易的事。您瞧着吧。”他盯着我们望了一阵，说道：“立正！”好家伙，不到一秒钟，全体都站好了。“跪下！”好家伙，不到一秒钟，我们全体都跪在地上了。“原地鸭步走！”我们两腿分开，就在原地摇摆起来。我想总有十多分钟。我觉得好像有个石匠的铁锤在敲打我的膝盖。一、二、一，一、二、一，个个非常严肃，仿佛鸭子一样。到最后，甘博亚才说：“停！”他问大家：“有人打算较量一下吗？一个对一个。”没有人动一动。连苍蝇也不敢飞。封丹纳望着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老师，您应该叫他们尊重您。这些人不喜欢那套善良的方法。对他们就得打骂。您要我处罚全体吗？”封丹纳回答说：“您不必麻烦了，中尉。”嘿，回答得多么妙。“不必麻烦了，中尉。”我们心里说：“你真是个同性恋。”卡瓦那天下午干的是这样一件事：他能从胸腔里发出声音。他那副山里人的嘴脸丝毫不露声色，两眼直视，接着从身体里发出一种很清晰的声音。不是亲眼看见，简直难以相信。正在这时，“美洲豹”说：“他们要来抓卡瓦了。事情被发现了。”说完冷笑起来。卡瓦急忙望望周围。我和鲁罗斯都说：“兄弟，这是怎么回事？”瓦里纳这时出现在教室门口，他说：“封丹纳老师，很抱歉，有件重要的事。卡瓦，跟我们走。”山里人卡瓦真是好样的，他站起来，不看我们大家就出去了。“美洲豹”说：“他们不晓得是在跟谁交手。”接着，便破口大骂卡瓦：什么山里人真混蛋，粗心大意自找倒霉，等等。好像卡瓦被开除也完全是他自己的过错。

他忘记了那些类似的生活琐事，忘记了自从发现母亲也不可信任之后的那些时光。但是，他没有忘记那占据心头的沮丧、痛苦、愤怒和恐惧。那时，每个夜晚他都是在这种心绪下度过的。更糟糕的是必须装假。以前，他总是等父亲出门后才起床。但是，一天清晨，当他还在梦乡的时候，他的被子一下子给拉掉了。他觉得冷，初升的阳光迫使他睁开了眼睛。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父亲站在床头，眼睛里冒出怒火，同那个夜晚一模一样。他听到这样一个声音：

“你几岁了？”

“十岁。”他说。

“你是男的吗？回答！”

“是的。”他低声说。

“那么下床！”那个声音说，“只有女的才整天躺在床上呢。因为她们懒惰。她们是女的，有权利这样做。你从小娇生惯养，一副女声女气的样子。可我要把你改造成男子汉。”

他站到床下穿衣裳，匆忙的动作造成很多失误：穿错了鞋子，穿反了衬衫，扣错了纽扣，找不到皮带，两手发抖系不上鞋带。

“今后，每天我下楼吃早饭的时候，你必须在饭桌旁边等着我。事先要梳洗得干净整齐，听见没有？”

和父亲一起吃早饭，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假如父亲面带笑容，气色平和，他就连忙提些父亲喜欢听的问题，全神贯注地听着父亲说话，不时地点头，极力睁大眼睛。最后他还要问问父亲是否要擦车。反之，如果看见父亲脸色阴沉，不理睬他的问候，他就保持缄默，俯首帖耳地听着训斥，仿佛十分悔恨的样子。吃午饭的时候，空气没有那么紧张，因为母亲起了牵制作用。父母两人在交谈，他就可以不引起注意地度过这段时光。直到夜幕降临，苦刑才告结束。他晚饭吃得早，父亲回来得晚。一过七点钟，他就开始在母亲身边蘑菇，说他又累又困，头又痛。急急忙忙吃罢饭，他就跑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有时，他正在脱衣服，忽地听得汽车的刹车声，便连忙熄灯上床。待过一小时后，再悄悄起床，脱掉衣服，换上睡衣。

有时，上午他出去遛一圈。十点钟的时候，萨拉贝利大街是安静的，间或有辆乘客不多的电车隆隆地驶过。他一直走到巴西大街，在拐角的地方停下来。他并不穿过那条乌黑发亮的大马路，因为母亲禁止他那样做。望着那些驶往市中心的汽车渐渐消失在远方，他记起了这条大街尽头的波罗内西广场。那天父母带他去散步，他见到了这样一幅情景：广场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喧闹的汽车和电车、便道上嘈杂的人群，好像镜子一样明亮的轿车顶篷，把四周五光十色的广告和霓虹灯映照了出来。利马使他感到害怕，这个城市实在太大了。独自出门会迷失方向，永远也找不到家门。街上的行人全是陌生的。而在契克拉约，他时常独自外出，路上的人抚摸着他的脑袋，呼唤着他的名字。他向他们报以微笑。这些人，他在自己家里，在阿尔玛广场的露天音乐会上，在星期日的弥撒中，在埃登海滩上，早已见过多次。

随后，他走到巴西大街的尽头，在那座半圆形的街头小花园里找条长凳坐下。这条长凳靠近悬崖边缘，面对着马格达莱纳海面。契克拉约的花园——只有寥寥几座，他都能背得出——也像这座一样的古老，但是长凳上没有铁锈，没有青苔，没有这副令人忧伤的外貌。这里的一切使他感到孤独。周围的气氛使他感到忧郁，大海的涛声使他感到十分惆怅。接着，他转身背向大海坐着，眺望着巴西大街。看上去它像来利马那天迎面而来的北方公路一样。望着这些，他真想痛哭一场。他回想起阿德利娜姨妈从外面买东西归来的情景：她走近他，笑容可掬地问他：“猜猜看，我买了什么？”说着从提包里掏出一包糖果、一包巧克力。他便一把从她手上抢走了。他回想起那里的太阳，回想起终年照耀着全城的阳光，它使大街小巷温暖宜人。他回想起那星期日的兴奋心情，回想起前往埃登海滩的郊游，回想起那炽热的黄沙以及湛蓝的天空。他抬头望天：远远近近都是深灰色的迷云，一丝亮光也没有。最后，他起身回家，缓缓踏上归途，像个老人般地拖着沉重的双腿。他心里想：“等我一长大，就回契克拉约，再也不到利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