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玛尔巴贝阿达这条母狗感到难过，昨天夜里它整宿都在哀鸣。我先用毯子，后来又加上枕头，把它裹紧，可是那长长的嗥叫依然可以听见。它好像随时会因窒息而死，真是可怕极了，哀叫声把整个宿舍的人都吵醒了。假如是在过去，那也就算了。如今大家都很烦躁，于是就骂起来，很恼火，还说：“你再不把它弄出去，就揍死它。”我只好从床上向各位一一说好话，差不多弄到快半夜也没法解决。我自己也困得不行，可是玛尔巴贝阿达嚎叫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大，有几个人起床下地，手里拿着靴子跑到我的床边。既然现在大家这么懊丧，就不要肇事折磨全班。于是，我把它弄了出去，把它一直拉到院子里，把它扔在那里。可是我刚一转身，就发觉它跟着我，我很生气地冲着它说：“你老实在这儿待着，狗东西，你就在这里嚎吧！”玛尔巴贝阿达却坚持跟在我的身后，脚爪子胆怯地不敢向前迈。它极力地要跟我的那副样子，真叫人可怜。我只好把它抱起来，一直带到草地上。我把它放在草上，搔搔它的后脑勺，就回来了。这一次它没有跟着我。但是我睡得很不好，确切地说是没有睡着。本来还有些困，可眼睛唰地一下自己就睁开了，我想起了母狗。再说，我开始打喷嚏了，因为我把它带到院子里的时候，没有穿鞋，睡衣都是窟窿。我想那时大概有风，也许还在下雨。可怜的玛尔巴贝阿达，它在外面一定冻僵了，因为它非常怕冷。以前我夜里多次发现它发火，因为我一翻身就把被子踹掉了。它很懊恼，呜呜噜噜地爬起来，用牙齿咬住毯子重新盖在身上；要不然就钻到床脚，偎在我的脚下取暖。狗这种动物非常忠实，比亲戚朋友强多了，在这方面真是没话说。玛尔巴贝阿达的样子长得滑稽可笑，它是各种狗杂交的产物，但是心地很纯洁。我想不起它是什么时候到学校来的。肯定不是哪个人带进来的，而是路过这里的。它想进来看一看，结果爱上了这个地方，就留下来了。我记得我们入学的那年，它就已经在学校里了。也有可能它是在这里出生的，是莱昂西奥·普拉多的一员。那时候，它长得又矮又小，新生“洗礼”以后，它就总是往班里钻，于是我注意到了它。它觉得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每当有四年级的人进来，它就往人家脚上扑，冲着人家狂叫，想咬一口。它非常顽强，人家一脚把它踢得老远，它就再次扑过来，一面狂吠，一面龇着那小狗牙。如今它已经长大了，大概有三岁多。这个年龄对狗来说已经算是老年，动物活的时间都不长，特别是那些滑稽可笑、吃得又少的动物。我从来也没有看见玛尔巴贝阿达吃过很多东西。有时我扔给它一些果皮，这就是它最好的美餐。因为平时它嚼些草根，咽点汁水就吐出来。它常常嘴里叼着草根，长时间在那里嚼呀，嚼呀，就像印第安人嚼古柯叶一样。它总是待在班里，有人说它身上有虱子，就把它赶出去，可是玛尔巴贝阿达照样回来。它被扔出去过上千次，不大一会儿，房门吱扭一声响，就在下面，差不多贴着地皮，露出了它那张狗嘴。它那股执拗劲常常使我们发笑。有时我们就放它进来，跟它玩一会儿。我不知道是谁想起来给它起了一个玛尔巴贝阿达的名字。有些绰号不晓得怎么就造出来了。大家开始叫我博阿的时候，我付之一笑。后来我有点恼火，就问是谁给我起的外号。于是他们就互相乱说是某某人、某某人。如今这个诨名简直去不掉了，甚至连我们的街道上也这样称呼起来。我猜想大概是巴亚诺起的。他总是对我说：“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从皮带上面撒泡尿。”“把你那个长达膝盖的小白鸽给我看看。”不过，我不在乎。

阿尔贝托觉得有人在拉他的胳膊，回头一看是张扁平脸，他想不起这个人是谁。但是那个小伙子向他一笑，好像老相识一样。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神情严肃的士官生，个子矮一些。阿尔贝托看不清两人的脸，因为这时虽然刚刚下午六点，却提前漫起了大雾。他们三人站在检阅场附近五年级的院子里。三五成群的士官生正在那里来回散步。

“诗人，请你等一等，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我问你，卵巢只是女人才有，对吗？”小伙子问道。

“松开手！”阿尔贝托说，“我忙着呐。”

“伙计，别生气。只要一分钟，我们两个打了赌。”小伙子坚持道。

“是关于一首歌，”那个矮个子凑过来说，“一首玻利维亚的歌。他有一半玻利维亚血统，会唱那里的歌，是些稀奇古怪的歌。你唱一遍，让他听一听。”

“我跟你说，放开我！”阿尔贝托说，“我得走了。”

那个士官生非但没有松开他，反而更用力拉他，接着唱道：

那个矮个子士官生笑起来。

“你还不放开我吗？”

“不放。你先告诉我是不是这码事。”

“这样干不算数，”小个子说道，“你是在提示。”

“是这码子事。”阿尔贝托喊道，用力一甩，方才脱身。他向前走，那两个小伙子还在后面争论。他快步走到军官楼，从那里拐弯，再有十米便是医务室。他勉强认出它的轮廓，因为大雾已经盖住了那里的门窗。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小小的值班室也是空空荡荡。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二楼，楼道口上有个身穿白围裙的人坐着，手里虽然拿着一张报纸，却并不在读，而是表情阴郁地望着墙壁。他一听见阿尔贝托的脚步，便站起身来，说道：

“士官生，请走开，这里禁止入内。”

“我想看看士官生阿拉纳。”

“不行，”那个人生硬地说道，“走吧。谁也不能探视士官生阿拉纳。他在隔离室。”

“我有急事，”阿尔贝托坚持道，“劳驾，让我跟值班医生谈一谈。”

“我就是值班医生。”

“撒谎。您是护士，我要和大夫谈一谈。”

“我不喜欢这种玩笑。”那人说着早已把报纸扔在地上。

“既然您不肯叫大夫，我自己去找，”阿尔贝托说，“您不同意，我也要进去。”

“士官生，你发疯了还是怎么的？”

“快叫大夫，他妈的，”阿尔贝托吼道，“该死的东西，快叫大夫。”

“这个学校的人，个个都是野人。”说着，他站起来拐进走廊。周围的墙壁好像刚刚粉刷不久，可是湿气又在墙壁上印出一块块的灰斑。过了不久，那个护士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戴眼镜的高大男人。

“士官生，你有什么事？”

“大夫，我要见士官生阿拉纳。”

“不行，”大夫回答说，一面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那个站岗的士兵没告诉你禁止上楼吗？年轻人，上楼会处罚你的。”

“昨天我来过三次，”阿尔贝托说，“他不让我进来，可是他今天不在。大夫，劳驾，我想看看他，哪怕一分钟也行。”

“我感到非常抱歉。可是，这不由我决定，你知道这是有规章制度的。士官生阿拉纳已经被隔离了。谁也不能见他。你是他的亲戚吗？”

“不是，”阿尔贝托说，“不过我必须跟他谈一谈，事情很紧急。”

大夫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十分同情地望着他说：

“士官生阿拉纳不能说话，他失去了知觉。早晚会醒过来的。你离开这里吧，否则我不得不去叫军官了。”

“假如我有兵营大尉的手令，可以见他吗？”

“不行，”大夫说，“必须有上校的许可才成。”

我每星期有两三天的中午到她的学校门口去等她，不过，不是每次都上前打招呼。我母亲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吃午饭，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真的以为我是去朋友家里吃饭。无论如何，我不在家对她有好处，这样可以少花点吃饭的钱。有时她看见我中午回家，反而厌烦地问我：“今天你怎么不去秋古依多家了？”就我自己来说，我真想每天都去她们学校找她，可是在我们五月二日小学，下课前不准离校。星期一还算容易，因为那天有体育课，我可以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藏在石碑后面，等萨帕塔老师把全班带上大街的时候，就从大门里溜出去。萨帕塔老师当过拳击冠军，不过现在已经老了，不大好动。他从来不点名，常常把我们带到球场上说：“你们玩足球吧，这是对双腿最好的锻炼。可是别跑得太远。”他自己就坐在草地上看报。星期二根本不可能出去，因为算术老师熟悉全班的名字。星期三则相反，我们有图画和音乐，西古埃涅老师常常心不在焉。十一点课间休息之后，我就从汽车库的大门跑掉，在学校旁边登上电车。

瘦子依盖拉斯不断地给我钱花。他经常在贝亚必斯塔广场等我，为的是请我喝一杯酒，抽一支烟，再谈谈我的哥哥，聊聊女人，等等。他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大人啦，不折不扣的大人。”有时候，我并没有向他借，他就给我钱花。每次给的不多，五十生太伏或者一个索尔，但是足够我用来坐车。我走到五月二日广场，沿着阿方索·乌加特大街走到她们学校，我总是在街头拐角的地方停一停。有时我上前迎她，她就对我说：“你好，今天你放学又很早呀？”然后她就和我聊起别的事情来，我也一样。我心里想：“她真聪明，为了不让我感到难堪，就换了话题。”我们向她叔叔家里走去，大约要过八个街区。我尽量走得慢一些，有时迈着小碎步，有时停下来看看商店的橱窗，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我们谈的事情是一样的：她把她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讲给我听；我把我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讲给她听；我们还谈下午在一块念书的事；还谈什么时候会考试，能不能升班，等等。我知道她们全班同学的名字；她也知道我们班同学的诨名、老师的外号，以及有关五月二日学校里那些最出名的学生的流言蜚语。有一次我打算对她说：“昨天晚上我梦见咱俩长大结了婚。”我想她一定会问我很多问题，为了不张口结舌，我事先准备了好多话。第二天，当我们走在阿里卡大街上的时候，我突然对她说：“喂！我昨天晚上梦见……”“你梦见什么啦？”她问我。我只是对她说：“咱们都升班了。”她回答说：“但愿这个好梦能实现。”

在我送她的路上，我们经常遇到拉萨叶的学生，他们都穿着奶咖色的校服。这是我们的又一个话题。我告诉她：“他们都是些同性恋，没法和五月二日学校的人交手。这些小白脸长得很像卡亚俄港玛丽斯塔兄弟学校的学生，玩起足球来像女人，假如踢中他们一脚，就哭爹喊娘。你看看他们那个长相就行了。”她听着笑起来，我继续说下去，最后讲完的时候，我心里想：“就要到了。”一想到她总是听我讲这老一套，很可能厌烦，我就有点心情紧张。不过，我自我安慰地心想，她给我多次讲的那些，也同样是老一套，我可从来没有觉得厌烦过。她和她姑妈在星期一妇女专场看的那部电影，她给我讲了两三次。有一次她刚说到电影院，我就大着胆子说了几句。她于是问我是不是看过某某影片，我说没有看过。“你从来不看电影吗？”她问我。我告诉她说：“如今不大看了。去年常看。那时候，我跟五月二日学校的两个孩子，每个星期三去萨恩斯·培尼亚揩油看晚场电影，因为我有个朋友的表哥是市里的警察，他值班的时候，就放我们进电影院的楼座。刚一熄灯，我们就下到池座里，这中间隔着一块木板，只要一跳就可以过去。”她问道：“从来没有抓住过你们吗？”我告诉她说：“既然警察是我朋友的表哥，谁来抓我们呀？”她又问我：“今年你们为什么不那样干了？”我说：“如今他们每星期四去看，因为那个警察换到这一天值班了。”“你怎么不去？”她问我。我不知不觉地竟回答说：“我喜欢到你家去，和你在一块。”话都说出口了，我才察觉它的含义，于是连忙闭上嘴巴。谁知这样更糟，因为她很严肃地盯着我看，我心里想，她一定生气了，于是赶忙说：“不过，也许哪个星期我会跟他们一起去看。说心里话，我并不是非常喜欢看电影。”我跟她谈起别的事来，可是心里总想着她那张与平时不同的面孔，好像她一听我这样讲，就会想起另外一些我不敢对她讲的事情来。

有一次，瘦子依盖拉斯给我一个索尔五十生太伏。他说：“拿去买烟抽吧。如果因为爱情心里难过，就喝一杯解解愁吧。”第二天，我和她正走在阿里卡大街上，人行道旁就是波雷涅电影院。恰巧我们在一家面包房的橱窗前停了一下。那里面有些巧克力点心，她说了一句：“真香呀！”我立刻想起口袋里的钞票，我还很少感到心里是这样的幸福。我对她说：“你等一会儿，我有一个索尔。我去买一块来。”她连忙说：“别，别乱花钱。我刚才是说着玩的。”可是我已经跑进去了，我告诉中国人，我要买块点心。我当时是那样地昏头昏脑，不等找钱就跑了出来。可是那位中国人非常诚实，他追出来对我说：“找给你一个丕塞他，拿着。”我把点心递给她，她却说：“可不能都给我一个人，咱们分吧。”我不同意，再三告诉她我不想吃。但是她一再坚持，最后她说：“你至少也得吃一口呀。”说着伸过手来，把点心放在我嘴边。我只好咬了一小块，她开心地笑起来。“你弄得满脸都是，”她说，“我真笨，怪我不好。我给你擦一擦。”说完她就举起另外一只手，伸到我脸上。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她那只手一碰到我的脸，我赶忙收敛起笑容。当她的手指擦到我的唇边时，我急忙屏住呼吸，闭紧嘴唇，否则她会以为我想吻她的手。“好了。”擦完后，她说。我们继续向拉萨叶大街走去，谁都没有说话。我为刚才发生的事激动得要死。我敢肯定，她的手在给我擦嘴的时候，曾经停了一下，要不然就是连续擦了几下，我心中暗暗在说：“说不定她是故意的。”

还有，并不是玛尔巴贝阿达把虱子带进学校里来的。我认为恰恰是学校把虱子传给了这条母狗。这些虱子是山里人身上的。有一回，“美洲豹”和鲁罗斯把虱子往这只可怜的母狗身上扔。这两个人真不是东西！不晓得“美洲豹”以前到过什么下流的地方，我想大概是瓦底卡区第一条弄堂那种龌龊地方吧，弄了一身虱子回来。他让虱子在洗脸间里爬，它们在白瓷砖上显得有蚂蚁那么大。鲁罗斯对他说：“干吗不把它们扔到别人身上？”该是玛尔巴贝阿达倒霉，它正在旁边望着，于是就落到它头上了。鲁罗斯揪住它的脑袋，因为它又蹬又踹，“美洲豹”就用双手把虱子往它身上扔。完了之后，两个人乐不可支。“美洲豹”喊道：“我还有大批存货呢。咱们给谁‘洗礼’？”鲁罗斯嚷道：“给‘奴隶’。”我和他们一道去了。他正在睡觉，我记得当时我抱住他的脑袋，蒙住他的眼睛，鲁罗斯按住他的双腿，“美洲豹”把虱子撒到他头发里。我冲着“美洲豹”喊道：“小心点儿，哎呀，你把虱子弄进我的衣袖里了。”要是我那时候知道这个小伙子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我想当时决不会去抱他的脑袋，不会把他整得那么苦的。但是后来他并没有因为虱子出什么问题，而玛尔巴贝阿达却倒了大霉。它因为总在墙上摩擦，全身的毛几乎脱光了。由于满身烂疮，简直就像一条到处寻食的癞皮狗。它一定觉得身上很痒，总是在摩擦，特别是在寝室那凸凹不平的墙壁上。它的腰身好像是一面秘鲁国旗：红白相间，鲜血加石膏。“美洲豹”这时说：“我们要是给它身上撒点辣椒面，它一定会像人一样开口讲话。”于是他命令我：“你去厨房里偷点辣椒来。”我跑到厨房，厨师送给我几根辣椒。我们把辣椒放在瓷砖上，用石块碾成细末。山里人卡瓦在一旁说：“快点，快点。”“美洲豹”接着说：“你抓住它，按牢。我来给它治病。”真的，它差一点就要开口说话了；它又蹦又跳，跳起来足有衣橱那么高；它扭来扭去，好像一条大蛇；它嗥呀嚎呀，实在难听。准尉莫尔特闻声赶来，这里的喧闹简直把他吓坏了。一看见玛尔巴贝阿达这种跳法，他笑得前仰后合：“你们可真调皮呀！你们可真调皮呀！”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母狗居然痊愈了，它又重新长出毛来。我觉得它甚至比以前更肥了。它大概以为我撒辣椒面是为了给它治病。动物都不是那么聪明的，谁知道它脑袋里装进去的是什么东西。从那天起，它就像着了魔似的整天跟在我屁股后头转。站队的时候，它钻到我两脚中间，妨碍我开步走；在饭厅里，它蹲在我椅子旁边，摇晃着尾巴要我扔给它一块果皮；上课的时候，它趴在教室门口，一到课间休息，看见我从教室出来，它就摇头摆尾地逗我发笑；到了夜晚，它就跳到我床上，想用舌头舔我的脸。为了好玩，我有时揍它几下，它就走开了，但是仍然回来，不过总是用两眼揣摩着我的态度：“看这回你打不打我，我靠前一点，再走开一点，大概你不踢我了吧。”嘿，你看它多机灵。于是大家就纷纷嘲弄我说：“土匪，你干过了吧。”这可不是真的。我脑袋里一点也没有玩弄母狗的想法。起初，这狗东西这样黏黏糊糊地缠人，实在叫我恼火。不过，有时出于偶然，我给它搔搔头皮，于是便发现它很喜欢搔痒。夜晚，它爬到我身上，滚来滚去不让我睡觉，直到我伸出手去，在它头上抓一抓，它才安静下来。这条母狗在夜里非常有精神，大家一听到它在乱动，就纷纷起来骂我：“好啦，博阿，你让那畜生安静点吧。你把它勒死吧。”啊，对了，强盗，你喜欢挠痒痒，对吗？快过来！我给你抓抓狗头和肚皮。它立刻老老实实安静下来。我发现它舒服得直颤抖，可是只要我一停手，它就发火。黑暗中，我看见它张大嘴巴，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不明白为什么狗的牙齿竟然这样白，而且每条狗都是如此。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条狗长着黑牙，也没有听说过哪条狗掉了牙，或是因为牙痛必须拔掉。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同样，狗不睡觉，也是很奇怪的。我原来以为只有玛尔巴贝阿达不睡觉，但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所有的狗都一样，都是夜间不睡觉的。开始我有些惊恐不安，因为只要一睁开眼睛，就会发现它在那里瞅着我。有时，一想到这条母狗竟然整夜不闭上眼睛，总是趴在我身边，我真是无法入睡。因为这会使任何人都感到精神紧张，好像它总是在那里监视着你一样，虽然它不过是条不懂事理的母狗。但是，有时它好像很懂得一些事情。

阿尔贝托转身向楼下走去。当他正走到最下面几级楼梯时，迎面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这人面孔十分憔悴，眼睛里充满了悲伤。

“先生。”阿尔贝托招呼道。

那人已经踏上几级楼梯，听见有人招呼，便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对不起，您是士官生里卡多·阿拉纳的什么亲戚吗？”阿尔贝托问道。

那男人仔细望望他，好像要认一认他是谁，接着回答说：

“我是他父亲。您有什么事？”

阿尔贝托跨上两级，和那个人站在同一高度。阿拉纳的父亲定睛看着他：这小伙子的眼圈发青，瞳孔里流露出焦虑和警惕。

“您能告诉我阿拉纳的情况吗？”阿尔贝托问道。

“他进了隔离室。不让我们见他。连我们都不能见。他们不该这样做。”那男人声音嘶哑地回答说，“您是他的朋友吗？”

“我们两个同班，”阿尔贝托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

那男人点点头，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他的两鬓和下巴长着稀稀落落的胡须，衬衣的领子满是皱褶和汗渍，领带垮了，露出一个小得可笑的结。

“只让我看了一下，还是在门口。他们无权这样做。”那男人说。

“他怎么样？大夫跟您说了什么？”阿尔贝托问道。

那男人两手揉揉前额，又用手背擦擦嘴巴，说道：“不知道。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他母亲已经有点疯了。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又恰恰是在快要毕业的时候。最好还是先别想这件事吧，都是些愚蠢的想法。只要一心祷告就是。上帝会把他从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他母亲正在教堂里祈祷。大夫说也许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他。”

“他会脱离危险的，”阿尔贝托说，“先生，学校里的医生是最好的。”

“对，对，上尉先生给了我们很大希望。他是个很和气的人。我想他是叫加里多上尉吧，他还转达了上校对我们的慰问。您知道吗？”那男人说道。

接着他又摸摸脸，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递给阿尔贝托一支。后者谢绝了。那男人把手又伸进衣袋，结果没有火柴。

“您等一下，我去找个火。”阿尔贝托说。

“我跟您一起去，”那男人说，“待在这里，坐在走廊中间，又没有人说话，实在烦闷。我在这里已经过了两天。我的神经都错乱了。但愿上帝不要让那无可挽回的事发生在我们头上。”

他们走出医务室。在门口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有个值班的士兵。他吃惊地望望阿尔贝托，探出头来看了一下，但是一言未发。天已经黑下来。阿尔贝托走过草地，向“珍珠”小店走去。远处是宿舍区的灯光，教学楼则是一片漆黑。周围没有一点喧闹的声音。

“出事的时候，您在他身边吗？”那男人问道。

“在，不过不是距离很近。我当时在另外一边。上尉发现了他，那时我们已经上了山。”阿尔贝托说。

“这实在不公平，”那男人说，“这样的惩罚是不公道的。我们都是老实人，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他母亲经常积德行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降下这样的灾难？”

“我们全班同学都很难过。”阿尔贝托说。他停了片刻，最后补充说：“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是个好同学。”

“是的，他不是个坏孩子。您知道，这是我管教的结果。有时候，我对他不得不严厉一些，那是为了他好。我费了好大力气才使他成为一个男子汉。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为了他将来着想。您愿意跟我谈谈他的事吗？谈谈他在学校里的生活。里卡多的嘴很严，跟我们什么都不说。不过有时候好像不太高兴。”

“军人生活有点艰苦，不太容易习惯。一开始谁也不太愉快。”阿尔贝托说。

“不过，他还不错，”那男人热情地说，“他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您不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这里使他受到了锻炼，使他有了责任心。这正是我所期望的：要有点大丈夫气概，要有点个性。再说假如他愿意退学，也可以对我说。我让他入学，他就同意了。这不能怪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的前途着想。”

“先生，您平静一点，不必担心。我敢肯定危险已经过去。”阿尔贝托说。

那男人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说道：“他母亲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女人就是这个样子，不公道，不明白事理。但是我是问心无愧的。我把他送到这里来，为的是使他成才，是为了把他变成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又不是个算卦的，怎么能预先知道会出事？您说就因为这个，能把过错推到我身上吗？”

“不晓得，”阿尔贝托含糊不清地说，“我是说当然不能。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阿拉纳治好。”

“我心情很乱。请您谅解，有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那男人说。

他们来到“珍珠”小店。保林诺双手托着下巴靠在柜台上。他望望阿尔贝托，仿佛第一次看见他一样。

“一盒火柴。”阿尔贝托说。

保林诺不信任地看看阿拉纳的父亲，说道：

“没有。”

“不是我要，是给这位先生的。”

保林诺没说什么，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盒火柴。那男人划了三根，才点着香烟。就在火柴燃烧的一瞬间里，阿尔贝托发现那男人的双手在颤抖。

“请来杯咖啡，”阿拉纳的父亲说道，“您喝点什么？”

“没有咖啡，”保林诺不耐烦地说，“您要是愿意的话，就喝瓶可乐吧。”

“好吧，”那男人说，“一瓶可乐，再随便来点什么。”

他已经忘掉那个既没有下雨也没有阳光的中午。他搭乘从利马开往圣米盖尔的电车，在他家前一站的巴西电影院下了车。他一向提前一站下车，宁可多走十个街区，即使下雨也无所谓，以免撞见父亲。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奔波。前一个星期，考试已全部结束，成绩册已发到手中。学校关门了，三个星期以后才能复活。同学们由于暑假的到来而欢喜雀跃，他却相反，感到担心害怕。学校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整个夏天，他的命运将由父母主宰，终日陷于精神迟钝的状态中。

他本应该踏上萨拉贝利大街，却沿着巴西大街继续走下去，直至那座街头花园。他在长凳上坐下，双手插进衣袋，微微蜷曲着身体，一动不动地靠在那里。他觉得自己已经未老先衰，感到生活实在无聊，毫无诱惑力，是个沉重的包袱。在课堂里，同学们等老师一转身就挤眉弄眼，投掷纸团，互相取笑开心；他则板着面孔，惶惑地注视着他们。为什么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呢？为什么举目无亲，没有亲朋好友呢？他闭上眼睛，长时间地呆坐着，默默想着契克拉约，思念着阿德利娜姨妈，回忆起儿时盼望夏天的急切心情。最后，他只好起身，缓步向家中走去。

离家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他的心脏猛然缩紧：那辆蓝色的轿车在家门口停着。难道自己没有时间概念了？他向一个行人打听钟点：十一点整。父亲从来没有在一点钟以前回过家。他连忙加快脚步。一迈进外面的大门，便听到父母争吵的声音。“我就说电车脱轨，不得不从马格达莱纳大街徒步回家。”想着，他伸手去按门铃。

父亲给他开了门，满脸的笑容，眼神里毫无愠色。更令人惊讶的是，父亲竟然在他肩膀上亲切地拍了一下，几乎是欢快地对他说：“啊，你可回来啦。我和你母亲正在谈你的事。快进来，快进来。”

他感到比较放心。那种与世无争、毫无个性的憨笑，立刻浮现在唇边。这是他最好的盾牌。母亲在客厅里，一看见他进来，马上走过来，温柔地拥抱他。这使他感到不安，因为这种亲热的表示会改变父亲的好情绪。近几个月来，父亲经常强迫他以仲裁者或见证人的身份介入家里的争端。这既可怕，又令人感到屈辱：他不得不违心地应声说“是，是，是”，以回答父亲提出的那些必须加以肯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对母亲严重的指控：挥霍浪费、不善理家、无才无德。这一次，父亲又要让他为什么事情作证呢？

“你看那边桌子上，有些东西是给你的。”父亲和蔼地说。

他扭头一看，桌子上有本小册子，封面上有座高大的建筑物，下方有一行大写字母：“莱昂西奥·普拉多学校并非军人职业的入门”。他伸手拿起小册子，惊喜地翻阅起来。他看见里面有足球场、整洁的游泳池、明亮的餐厅、空无一人的井井有条的宿舍。在正中间，是一张彩色跨页照片，上面是一支步伐整齐的队伍，正在从检阅台前走过。那些士官生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戴着雪白的军帽，身穿带有金色肩章的军服，一个个显得威武雄壮。旗杆顶端，一面国旗在迎风飘扬。

“你不觉得这场面动人吗？”父亲问道，声音显得颇为和蔼，但是他实在了解这种口气在声调和用词上的真实含义：那是意味着某种警告。

“是的，很动人。”他立刻答道。

“那当然啰！”父亲说道。停顿一下后，他转身向妻子说：“你瞧，我不是说过吗，他首先就会感到兴趣。”

“我看不见得吧。”母亲反驳说，声音很微弱。她不看着丈夫说道：“既然你愿意让他入学，你就看着办吧。别再问我的意见。我是不同意他去军事学校里住校的。”

听到这里，他马上扬起头来。

“去军事学校里住校？”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火花，“妈妈，那可妙极啦！我非常乐意去。”

“啊，妇道人家都是这样，既愚昧无知，又多愁善感，”父亲用悲天悯人的口吻说道，“一点事理也不懂。孩子，你给她解释一下，进军事学校对你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连那是怎么回事都不懂。”母亲低声嘟哝道。

“我懂，我懂，”他十分热心地回答说，“这对我再合适不过了。以前，我总是对您说，我愿意住校。我爸爸说得有道理。”

“孩子，你母亲认为你是个不会思考的傻瓜。现在你明白她给你造成的这些恶果了吧？”

他还在重复刚才那个想法：“那一定妙极了，一定妙极了。”

“好吧，既然如此，不必再争，我也不说了。不过，你们记住：我是不赞成的。”母亲说。

“我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这件事由我做主。我只不过把这个决定告诉你就是了。”父亲口气专横地说道。

他女人听了立刻起身走出房间。那男人马上就心平气和了，他说：

“你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考试一定很严格，不过你平时并不粗心，要想考取，不会太难，对吗？”

“我一定好好用功，尽可能考上。”他立下了保证。

“好极了。我给你在补习学校里报个名，买一份复习提纲。哪怕花钱再多，也是值得的，都是为了你好。那里会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现在改正还不晚。”

“我一定考上，一定的。”他说。

“好啦，不必多说了。你很高兴，对吗？三年的军事生活一定会使你变个样。军人们很会办事。你的身心都会得到锻炼。假如有谁能这样关心我，就像我为你的前途这样地操心，那该有多好哇！”

“是啊，谢谢，谢谢您。”他说，停顿一下后又补充了一句，第一次叫了一声“爸爸”。

“今天吃过午饭，你可以去看电影。我给你十个索尔的零用钱。”父亲慷慨地说道。

周末使玛尔巴贝阿达十分难过。从前可不是这样。相反地，它和我们出去演习的时候，总是一路上欢蹦乱跳。听到打靶的轰鸣声，它就蹿得很高，到处乱跑，显得格外兴奋。但是，自从成了我的密友之后，它的行动就大大地变了样。每逢星期六，它就变得有些异常，好像一个多情的女人那样，总是缠着我，紧贴在我身旁，时而舔舔我，时而扬头望望我。不久前，我发现，每当我们演习归来，走进洗澡间，或者洗罢澡返回宿舍，穿上外出的军服时，它就躲到床下或是藏在衣橱后面，难过地哭起来，就因为我要上街了。我们集合的时候，它仍旧在呜咽。我们出发的时候，它垂头丧气地跟着我，仿佛一个幽灵。它在学校大门口停住，扬着脑袋，注视着我。我走到远些的地方，发现它还待在那里。甚至在我已经拐进棕榈树大街时，它还守在门口。我猜测，它一定会一直蹲在警卫室旁边的大门口，瞅着我离去的公路，一心一意地等着我。啊，对了，它从来也不跟我到校外去，虽然并没有人下令它必须留在校内，那大概是它自己规定的，好像是一种惩罚。这很奇怪。当我星期日回校时，总见它紧张地在门口进门的士官生中间钻来钻去。它的脑袋激动地东张西望，用鼻子嗅来嗅去。我知道，它老远就发现了我。我听见它一路狂叫着跑过来。一看见我，它马上跳起来，尾巴翘得高高的，身子扭来扭去，兴奋异常。狗是一种非常忠实的动物，我不忍心打它。这并不是说我待它很好。我常常折磨它，那是因为我心情不好。有时还拿它开心。玛尔巴贝阿达可是不会生气的，正相反，它好像还很高兴。它大概以为我是在跟它亲热吧。“往下跳！玛尔巴贝阿达，别害怕！”母狗站在衣橱上，时而咕噜噜地低叫，时而狂吠几声，害怕地望着地面，好像站在梯子顶端的狗。“跳呀，跳呀！玛尔巴贝阿达！”直到我走过去，从后面轻轻一推，它才毛骨悚然地落地打滚。我以前是闹着玩的，并不心疼它。玛尔巴贝阿达尽管摔痛，也绝不会恼怒。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我是故意拿它出气。这不能都怪我，应该考虑到出了这么一大堆倒霉的事。可怜的卡瓦，那样的事不管落在谁的头上，也要十分紧张。“奴隶”的脑袋里还有一颗子弹头没有取出来。大家的心情自然格外沉重了。再说，正赶上烈日炎炎的天气，不晓得为什么非强迫我们穿上蓝军装不可，弄得我们汗流浃背，肚皮上好像有青面獠牙的妖怪在爬。什么时候把他带出来？身体怎样了？关了这么长时间的监牢，模样一定变了不少吧？大概消瘦多了。说不定每天只给面包加白水，终日蹲在小黑屋里。只有军官会议传讯时，才能出去。他要紧张地对付军官们的询问。上校和上尉们高声审问着，那又喊又叫的模样是可以想象的，一定是凶神恶煞的。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呢？他虽然是个山里人，却表现得像条好汉：绝不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天大的祸事一人承担。“化学试题是我偷的，我自己去的，就我一个人，与别人无关。玻璃是我打碎的，手上被玻璃划破过，你们看，这里有划破的痕迹。”审讯完毕，又会把他关进牢房，等着士兵从窗口给他送饭。可以想象得出来会是什么样的饭食：普通士兵的饭。他一定会想到，当他回到山区，告诉家里“我被开除了”之后，父亲会如何处置他。他的父亲一定很暴躁，山里人个个是火暴脾气。从前，在学校里，我有个好朋友是普诺省的人，他上学的时候常常带着被父亲用皮带毒打的伤痕。这个山里人卡瓦大概度过了不少可怕的时光，我从心眼里同情他。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年，如今他要回到山区去了，再也不能念书了，只能一辈子同印第安人、同小羊驼打交道，只能当个无知的庄稼汉了。这座学校最坏的地方就是：对开除的学生来说，已经通过的考试成绩不再有效。这些混蛋绞尽脑汁要整人。这几天来，山里人卡瓦一定过得很苦。全班同学像我一样，都在考虑这件事。今天命令我们身穿蓝制服，站在院子当中让烈日暴晒，等待着把卡瓦带进来。没有人敢抬头，因为眼泪会流下来。等了一会儿，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接着，中尉们身穿检阅军服走进来，后面是兵营大尉。突然，上校到了。于是全体立正。中尉们一一上前报告。真是吓得我们出了一身冷汗。上校一开口讲话，全场马上肃静，鸦雀无声。我们不仅仅是害怕，而且还难过，特别是一班的同学。大家知道过一会儿那个人就要被带到我们面前来了。一想到他和我们朝夕相处，一起度过那样长的岁月，我们的心情就格外沉重。我们曾经和他起居与共，一道作业上课，如果毫无感觉，那恐怕真是铁石心肠。上校尖声细气地讲着。他火冒三丈，说了一些指责山里人、指责全班、指责全年级、指责大家的严厉话。就在这时，我发觉玛尔巴贝阿达在捣乱：它在咬我的皮鞋。“走开！玛尔巴贝阿达，”我心里暗骂着，“去，去，癞皮狗，去啃上校的鞋带。”“老实点儿！别趁火打劫！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我想轻轻踢它一下，赶它走开。但是不行。因为瓦里纳中尉和莫尔特准尉站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他们连我的呼吸声都听得到。“狗东西，你别趁机捣乱！”“停下来！狗东西。上帝的儿子比你生得还早呢。”[赶狗的咒语。]我从来没有见过它这样固执。它咬住鞋带拉呀拉，最后拉断了。忽然，我觉得靴子变得肥大了。我心里想，它大概玩够了，该走开了吧。“玛尔巴贝阿达，你怎么还不走开呀？你已经弄坏一只鞋啦。”它非但没有安静下来，反而向另外那只鞋进攻了。它好像知道我是连一毫米也不能移动，好像明白我不能看它，更不能对它说一句粗话。正在这时，山里人卡瓦被带进来了。他走在两个士兵中间，好像要被绑赴刑场的样子。望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我感到胃里在翻腾，感到有股苦水涌上喉头。消瘦的卡瓦被夹在两个士兵中间继续走着。那两个士兵也是山里人，他们三人相貌酷似，仿佛三胞胎一样。不同的是卡瓦消瘦发黄罢了。他们从检阅场上走过来，大家都注视着他们三个。他们转过弯之后，面向着全营，在离中尉和上校几米远的地方踏步走。我暗暗在想：“他们为什么还在原地踏步？”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没有人下令“立定”，所以无论卡瓦还是两名押送兵，面对着军官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直到甘博亚跨出队列，打了一个手势，三人方才立定。接着，两个士兵向后转，把卡瓦留在“刑场”上走了。卡瓦不敢四面张望。“好兄弟，别难过，‘圈子’和你心连心。总有一天我们要为你报仇。”我又想，他会不会哭起来？“好兄弟，千万别哭。你一哭，那些混蛋该高兴了。要坚决忍住，立正站好，不要发抖，让那些混蛋好好看看。只要你沉住气，马上就会结束。假如可能，你笑一下。你会看到他们一定要气疯。”我觉得全班像座火山，真希望来个大爆发。上校又开口讲起来，他对着山里人说了一番话，企图折磨卡瓦的意志。他们随心所欲地把这个小伙子整了一通，现在还要折磨他。这些人真是坏透了。上校发出警告，要卡瓦吸取教训，要我们大家好好听着。他给卡瓦讲述莱昂西奥·普拉多的生平。他说，普拉多面对着准备枪毙他的智利人，这样喊道：“我自己指挥行刑队。”真是他妈的混蛋！后来，军号响起来。皮兰涅那家伙像条恶鱼似的活动着下巴，一直向卡瓦走去。我想：“真气得想哭。”可恶的玛尔巴贝阿达，它还在咬我的靴子和裤腿。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要为此付出代价，你要为你干的这些事后悔。“卡瓦，好兄弟，再坚持一下，最坏的一幕就要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平静地走上街头，再也不是军人，再也不会受到惩罚，再也不用夜间站岗了。”山里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脸色依然苍白。他的面孔本来是黝黑的，如今变白了。从远处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在颤抖。但是，他坚持住了。当皮兰涅从他的头上扯下帽徽，又撕下领章和袖标的时候，他挺立不动，没有流泪。他的军服被扯坏之后，军号又响了。那两个押送兵重新回到他的两侧，开始踏步。那个山里人几乎不抬脚。接着，他们向检阅场走去。我不得不斜视，才能看见他逐渐远去的身影。那可怜的人走路蹒跚，步履错乱，不时低下头，大概是想看看军服被撕成什么样。押送兵则相反，他们极力把腿抬高，那是做给上校看的。最后，墙壁把他们遮住了。这时，我心里想：“玛尔巴贝阿达，你等着吧。你继续咬我的裤子吧。现在该轮到你付出代价了。”可是，队伍仍然没有解散，因为上校又谈起前辈英杰来。“卡瓦，你大概已经到了大街上，在等候公共汽车吧。也许你会最后再看一次警卫室。别忘了我们！即使你忘记了，‘圈子’的朋友还在这里，他们一定会替你报仇雪恨的。现在，你已经不是士官生了，而是普通老百姓，你可以走到军官身旁，不必让路，不必让座，不必敬礼。”“玛尔巴贝阿达，你怎么不跳起来咬我的领带或者鼻子？你就为所欲为吧，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天气热得可怕，上校还在讲话。

阿尔贝托走出家门的时候，天开始黑下来。但实际上只有六点钟。他至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穿衣，擦鞋，梳头和烫发；他甚至还用父亲的刮脸刀把上唇和两鬓的细绒毛刮了个干净。他来到奥乔兰和胡安·方宁两条街的路口，吹了一声口哨。几秒钟后，埃米略出现在阳台上，这个小伙子也打扮得整洁漂亮。

“六点钟了，”阿尔贝托说，“快走吧。”

“等我两分钟。”

阿尔贝托理理裤线，把手绢从上装口袋里拉出几厘米；他对着窗户上的玻璃偷偷地细看：发蜡十分有效，发型依然如故。这时，埃米略从旁门跑出来，对阿尔贝托说：“客厅里有人。吃了一顿午饭，哎呀，真恶心！什么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家里从上到下都是威士忌的气味。我父亲借着酒意给我出了个难题。他装腔作势，不肯给我零用钱。”

“我有钱。借给你一些，要吗？”阿尔贝托说。

“假如咱们要去别的地方，我就借一点。可是如果就待在萨拉萨尔公园，那就不必了。喂，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家里还给你零用钱？难道你父亲还没有看成绩册吗？”

“他还没有看。只有我母亲看了。老头子会气破肚皮的。竟然有三门功课不及格，我这还是第一次。整个暑假我都得念书。也许不能去海滩了。算了，还是先不想这些吧。再说，他也可能不生气，因为家里有场不小的纠纷。”

“为什么事？”

“昨天晚上我父亲没有回来睡觉。今天早晨才露面，浑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真是个没有廉耻的人。”

“嗯，实在没有教养，他总是弄上一大堆女人。”埃米略点头说，“你母亲说他什么？”

“她对着他扔过去一个烟灰缸，接着就放声哭起来。街坊四邻大概都听见了。”

他们沿着胡安·方宁大街向拉尔科大街走去。那个卖饮料的日本人看见他们走过店铺，向他们招手问候。前几年，他们赛完足球经常跑到这家小铺来。街上的路灯刚亮，但是人行道上依然黑洞洞的，因为树叶挡住了灯光。走过科隆街的时候，他们向劳拉家望去。因为在去萨拉萨尔公园之前，街上的姑娘们常常先在那里集合。客厅的窗户还是一片漆黑，看来她们还没有碰头。

“我想她们也许到玛蒂尔德那里去了，”埃米略说，“贝拜和普鲁托吃完午饭就到那边去了。”他说着哈哈笑起来。“贝拜有点发疯了，星期日白天，他跑到松林别墅去了。要不是被玛蒂尔德的父母看见，他一定会被那帮暴徒打得灵魂出窍。同样也会打坏普鲁托，其实他跟那件事毫不相干。”

阿尔贝托笑起来，他说：“他为那个姑娘发了狂，求爱达到一百次。”

松林别墅离本区很远，位于拉尔科大街另一端，要走过中央公园，差不多快到通往乔里约斯的电车轨道附近。几年前，那个别墅区还属于“敌”占区，但是如今时代变了，街道已不再难以通行。外面来的小伙子在科隆街、奥乔兰街和波尔塔巷漫步，他们访问姑娘，参加舞会，邀请这里的姑娘看电影，和她们谈恋爱；同样，这里的小伙子也只好向外转移。开始的时候，他们十个、八个一伙到米拉芙洛尔其他几个街区去转悠，比如七月二十八日区、法国大道区等较近的地方，后来又向较远的街道，如安卡摩斯街、克罗街进发。这后面一条街上住着海军少将的女儿苏苏奇。有些人在外区找到了情侣，便投身到外区的土地去了，虽则并未放弃祖居地：迭戈·费雷街。在另外一些街道则遇到了阻力，即男人们的嘲讽与女人们的冷淡。而在松林别墅区，当地小伙子的敌视竟然发展到使用暴力的地步。贝拜开始追求玛蒂尔德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受到袭击，被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但是贝拜继续向别墅区进攻，同他一起行动的还有同区的其他小伙子，因为那里不仅仅住着玛蒂尔德，还有葛拉谢拉和莫丽，这两位姑娘还都没有情人。

“那边不是她们吗？”埃米略问道。

“不是。你瞎眼啦？那是加西亚家的姑娘。”

他们走在拉尔科大街上，距离萨拉萨尔公园还有二十多米。一长串汽车像长龙似的沿着公路蜿蜒而上，在广场上打了一个盘旋，消失在公园旁边存放的车群中，接着在另一个方向重新出现，但数量已经减少：从那里驶向拉尔科大街的方向去了。有些汽车里开着收音机，阿尔贝托和埃米略听见里面传出舞曲和年轻人的欢笑。与每星期的其他几天不同，今天拉尔科大街与萨拉萨尔公园相接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每个星期日晚上吸引二十岁以下的米拉芙洛尔人的那块磁铁，很早以前就在他们身上发挥威力了。他们并非外人，而是这片人群中的一分子。他们个个衣冠楚楚，香气袭人；他们人人心安理得，仿佛置身在自己亲人中间。他们向四下打量了一下，立刻看到一张张面孔在向他们点头微笑，立刻听到一声声他们惯于使用的语言。这些面孔，他们曾经见过千百次，那是在特拉萨斯俱乐部的游泳池里，在米拉芙洛尔的海滩上，在埃拉杜拉，在雷卡塔俱乐部，在里卡多·帕尔马、莱乌罗或者蒙特卡罗电影院里。同样还是这些人在周末舞会上常常和他们相见。他们不仅熟悉这些前往萨拉萨尔公园集合地点的年轻人的面貌、肤色和表情，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问题和雄心壮志。他们知道托尼并不幸福，虽然他的父亲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一辆赛车，可他所爱的那个姑娘安妮塔·蒙地萨瓦尔，冷淡而刻薄，但妖艳迷人。整个米拉芙洛尔都非常欣赏她那双睫毛弯弯的碧玉般的眼睛。他们知道维基和玛诺洛，就是刚刚从他们前面手拉手走过的那一对，相爱不久，几乎还不到一个星期；而帕基托则生活在痛苦之中，因为他的疖疮和驼背使他成为米拉芙洛尔区的笑料。他们还知道，索尼娅明天要出国，也许要很长时间，因为她的父亲被任命为大使；而她却很难过，因为她不得不离开学校，丢下朋友，放弃骑马课。除此之外，阿尔贝托和埃米略更清楚地知道，由于互相之间的感情把他们同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别人也同样了解他们。他们不在场的时候，人们也常常回忆他们在爱情上的成败，剖析他们的浪漫史；起草舞会邀请者的名单时，他们也一向被考虑在内。说不定，此时此刻，维基和玛诺洛就正在谈论他们：“你看见阿尔贝托了吗？埃莱娜甩了他五次以后又和他说话了。上个星期她接受了他的求爱。现在，她又要把他甩了。他真是可怜！”

萨拉萨尔公园到处都是人。他们勉强穿过那围在四方形草坪的人群。这块正方形的漂亮草坪中央有个水池，池中是座纪念碑，水中游着红黄两色的金鱼。阿尔贝托和埃米略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微微张着嘴，颧骨隆起，瞳孔里闪烁着火花。他们有些心神不定，脸上堆着半真半假的笑容；来来往往的人也是挂着这种笑容。一群群的小伙子一动不动地靠在防波堤的墙上，望着绕过四方草坪的过往行人。一对对情侣互相打招呼，那点头致意的样子丝毫没有改变那种半真半假的笑脸，只不过动动眉毛、鼻子和嘴巴。那迅速而呆板的点头只是扬扬眉毛而已；与其说是致意，不如说是表示认识罢了，不过是一种信号罢了。阿尔贝托和埃米略在公园里转了两圈，和一些熟人、朋友打过招呼，也认出一些来自利马、马格达莱纳或乔里约斯的陌生人，他们是来欣赏那些可以与电影明星媲美的姑娘的。那些不速之客站在旁观席上向来往的人流不断喊上几句，仿佛甩在姑娘群里的鱼饵。

“她们还没有来，”埃米略说，“现在几点了？”

“七点整。也许她们已经来了，咱们没有看见。劳拉今天早晨告诉我，她们一定会来的。她去找埃莱娜。”

“她对你失信了。那也不奇怪。埃莱娜整天拿你耍着玩。”

“现在她已经不这样了，那是以前的事情。如今她跟我在一起，不是过去那样了。”阿尔贝托说道。

他们又转了几圈，焦急地向四面张望，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可是远远地看见了几对情侣：贝拜和玛蒂尔德，蒂戈和葛拉谢拉，普鲁托和莫丽。

“大概出了什么事情，”阿尔贝托说，“她们应该到这里了。”

“假如她们来了，你自己上前去吧。”埃米略不高兴地说，“我可不赞成这种事情，我是有自尊心的。”

“也许不是她们的错，说不定临时又不让她们出门。”

“瞎说。一个姑娘要出门，就算天塌下来，她也是要走的。”

他们继续兜圈子，一言不发，默默地吸烟。过了半个小时，普鲁托向他们打手势，说：“她们在那边。”说着指指大街拐角，“你们还瞎等什么？”阿尔贝托急忙推开众人，向那里跑去。埃米略跟在他后面，一路上嘟嘟囔囔。她们自然不是孤独的，一群生人围在她们身边。阿尔贝托说了一句“劳驾，让一让！”围着的人便毫无怨言地散开了。片刻之后，埃米略和劳拉、阿尔贝托和埃莱娜，双双挽着手在公园里漫步。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不能早出来。妈妈一个人在家，我得等姐姐回来，她看电影去了。我在这里不能耽搁太长时间。八点钟就得回去。”

“只能待到八点吗？可是现在差不多七点半了。”

“还不到。才七点一刻。”

“那还不是一样。”

“你怎么啦？心里不高兴吗？”

“没有。不过，埃莱娜，请你想想我的处境。实在太可怕了。”

“什么事情那么可怕？我不懂你说的意思。”

“我是说咱们的处境。咱们一直没有见面呀。”

“那你说怎么办？我早就告诉过你，会出这种事的。所以当时我不愿意答应你。”

“这可毫不相干。既然我们要好，自然就要见面。以前你不是我恋人的时候，你们家里随便放你出来玩，和其他姑娘一样，如今反而把你关在家里，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我想这都是伊内斯闹的。”

“你别说我姐姐的坏话，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们家里的事情。”

“我并不想干涉你们家里的事情，可是你姐姐实在令人讨厌，她非常恨我。”

“恨你？她连你的姓名怎么称呼都不知道。”

“那是你那么认为。我经常在特拉萨斯俱乐部看见她，我向她打招呼，她都不理睬我。可是好多次我发现她在偷偷瞧我。”

“说不定她喜欢你吧。”

“不要嘲笑我，好吗？你是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

阿尔贝托轻轻握握埃莱娜的手，定睛望着她的双眼。她的表情十分严肃。

“埃莱娜，你应该理解我。你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怎么啦？”她干巴巴地反问。

“不知道。有时候你好像很讨厌和我在一块。可我越来越爱你，所以见不着你的面，我就很着急。”

“我事先已经对你说过。你不要责怪我。”

“我追了你两年多。每次你不理我，我就想：‘总有一天你会理我的，那时候我就会忘掉现在的苦日子。’可是结果更坏。从前至少还可以经常见到你。”

“你知道吗？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说话。”

“我怎么跟你说话了？”

“我不喜欢你对我说这样的话。应该有点傲气。不要这样求我。”

“我并没有求你。我说的是真话。难道你不是我的恋人吗？为什么你非要我骄傲点呢？”

“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那样对你不好。”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好，随你的便。”

他再次捏捏她的手，想看看她的眼睛，但是她避开他的视线，而且比刚才更严肃、更冷漠。

“咱们别吵架，”阿尔贝托说，“咱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我必须和你谈一下。”她突然急促地说道。

“好吧。什么事情？”

“我正在考虑……”

“考虑什么，埃莱娜？”

“咱们最好是保持朋友关系。”

“朋友关系？你想吵架？就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别傻了。不要理会我那些话。”

“不，不，不是因为那些话。我很早以前就考虑过。我想最好咱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咱们的性格太不一样。”

“可是这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不管你怎么样，我喜欢你。”

“我可不。我已经想好了，我并不喜欢你。”

“啊，啊，好吧，好吧。”阿尔贝托说道。

他和她继续蹓跶，缓缓向前走着。他们忘记他们还手拉着手。又往前走了大约二十米，他们都默不作声，互不相望。走到水池旁边，她才松开手指，动作毫不激烈，仿佛在暗示什么。他明白那个意思，便松开了她的手。但是两个人的脚步都没有停住，他们仍然肩并着肩，继续保持沉默，沿着公园转了一大圈，望着迎面走来的一对对男女，还向其中的熟人点头微笑。等走出公园，到了拉尔科大街，他们才停住脚步，互相望了一望。

“你考虑好了吗？”阿尔贝托问道。

“是的，我想好了。”她回答说。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她点点头，笑了一下，但是马上又摆出一副庄重的神情。他向她伸出手去，埃莱娜握住了他的手，用十分亲切缓和的口气说：“咱们仍然是好朋友，对吗？”

“当然啦，”他回答说，“当然是朋友啦。”

阿尔贝托穿过那一排排迷宫似的汽车——这些车都一辆辆停放在公园外面的人行道旁，缓冲器紧紧顶住马路外沿——接着便走上了拉尔科大街。走到迭戈·费雷街街口时，他拐了进去。街上空荡荡的，他迈开大步，走在街心当中。快到科隆街街口的时候，他听到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唤他名字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贝拜。

“你好，”阿尔贝托说，“你怎么在这里？玛蒂尔德呢？”

“已经走了。她得早点回家。”

贝拜靠近他的身边，在阿尔贝托肩上轻轻一拍，脸上露出友好、同情的表示。

“我对埃莱娜的事感到遗憾，”他说，“不过我想这样更好一些。这姑娘对你不合适。”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刚刚吵过架。”

“我从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没有告诉你，怕你难受。”

“我不明白你的话，贝拜。请你明说吧。”

“你不会难过吗？”

“不会的，伙计，你干脆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埃莱娜对理查德钟情极了。”

“理查德？”

“对，就是圣伊西德罗大街的那个。”

“这是谁告诉你的？”

“没有人。但是大家都发现了，因为昨天晚上她和他到过纳蒂家里。”

“你是说纳蒂家的舞会？瞎说，埃莱娜没有去。”

“去过啦！这就是我们不愿意告诉你的事。”

“她对我说，她不会去的。”

“所以我对你说，这姑娘对你不合适。”

“你亲眼看见她了吗？”

“是的。她整个晚上都在和理查德跳舞。安娜跑去问她：‘你和阿尔贝托吵嘴啦？’她回答说：‘没有，可是明天一定要闹翻。’你不要为我刚才讲的事难过。”

“呸，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说真的，对埃莱娜我已经厌烦了。”

“好的，伙计，这样我就高兴了。”贝拜说，又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再追别的姑娘吧。这是最好的报仇方法，最有刺激性的方法，也是最甜蜜的方法。你干吗不追纳蒂？她长得很漂亮，现在又很孤独。”

“对，可以试试。这主意不坏。”阿尔贝托说。

他们走过迭戈·费雷街的第二条弄堂，到了阿尔贝托家的门口便分手了。贝拜一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阿尔贝托进门后，径直向通往自己房间的楼梯走去。房间里亮着灯，他一开门就看见父亲站在屋子中央，手中拿着成绩册，母亲坐在床上，好像正在沉思。

“晚安。”阿尔贝托说。

“回来啦，年轻人。”父亲说道。

父亲像往常那样穿了一身藏青色的衣服，好像刚刚刮过脸，头发油光锃亮，表面上他很严厉，但是眼睛里常常并没有那种严肃的神情，只是焦虑地注视着发亮的皮鞋、灰色圆点领带、衣袋上方的白手绢、无可指摘的双手、衬衣袖口和裤线。他那审视的目光是含混不清的，既有不安，又有自满，随后便恢复了表面的严厉神情。

“我的头有点痛，所以回来得比较早。”阿尔贝托说。

“大概是感冒吧。阿尔贝托，快上床睡觉吧。”母亲说道。

“年轻人，睡觉前，咱们先谈谈这个，”父亲晃着手中的成绩册说，“我刚刚看过。”

“有几门考得不好，”阿尔贝托说，“但是要紧的是升班了。”

“闭嘴！别说蠢话。”父亲说道，而母亲则恼怒地望望他，“这种情况在咱们家里从来也没有过。我的脸都丢尽了。你知道咱们家的人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学、大学——无论什么地方都是名列前茅的吗？都二百年了。假如你爷爷看见这样的成绩，他要难过死了。”

“我们家也是如此。你别忘了，我父亲曾经连任两届部长。”母亲抗议道。

“不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父亲说道，丝毫不理睬母亲的话，“这是个丑闻。我不允许你糟踏我的家门。明天你开始跟家庭教师上课，准备入学考试。”

“考什么学校？”阿尔贝托问道。

“考莱昂西奥·普拉多。住校对你有好处。”

“住校？”阿尔贝托吃惊地望着父亲说。

“这种学校很难令人相信，”母亲说，“说不定会得病的。拉白尔拉区的气候非常潮湿。”

“我到乡巴佬念书的学校去，你不在乎吗？”阿尔贝托问道。

“既然这是唯一能使你变好的办法，我就不在乎。”父亲说，“你可以跟神父耍着玩，但是和军人办不到。再说，咱们家里的人一向非常民主。总之，既然要做人，就哪里都得去。现在睡觉去吧。从明天起，开始念书。晚安。”

“你上哪儿去？”母亲喊道。

“我有件急事。你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

“我的命真苦呀！”母亲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解散以后，我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过来，玛尔巴贝阿达，小母狗，你可真调皮呀！过来，你可真有趣呀！”它跑过来了。这都是它过于信任我而造成的恶果。假如那时它躲开，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今我很可怜它。可是那天去饭厅的时候，我心里还非常恼火呢。玛尔巴贝阿达缩着爪子趴在草地上的那副样子，又有什么要紧。它一定要瘸了，我可以肯定。要是它受伤出血，还能痊愈，皮毛一长好，顶多留块伤疤。可是它没有出血，连嚎都没有嚎一声。因为实际上我是一只手捂住它的嘴巴，另一只手把它的一条腿拧了一下，就像那个可怜的卡瓦有一次扭断母鸡脖子一样。它痛得很，它的眼神说明它痛得很厉害。“狗东西，让你尝尝这个滋味，看你以后还捣乱不捣乱。我一站队，你就趁火打劫。我是你的同伴，可不是你的用人。以后在军官面前，不许再啃我的靴子。”母狗默默地颤抖着。我一放开它，才发觉我把它整苦了。它站立不住，总是摔倒。它的腿骨折了，一站起来就摔倒。它开始轻轻地嗥叫。我又一次想揍它一顿。但是下午我开始可怜起它来。我从教室出来的时候，看见它老老实实地趴在草地上，就在上午原来的那个地方。我对它说：“过来，你这个狗娘养的。来给我赔礼道歉。”它站起来，又跌倒了。它站起来两三次，都摔倒了。最后它勉强挪动几步，还是三条腿在蹦跳。听它那嗥叫的声音，一定是痛极了。我把它整苦了，大概要一辈子瘸腿。我很难过，把它抱起来，想给它的腿正骨。它尖叫起来，这是因为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里面有什么地方骨折，最好不要去碰它。玛尔巴贝阿达并不记仇，它舔舔我的手掌，脑袋偎在我的怀里，我开始给它的脑袋和肚皮搔痒。但是我刚刚把它放在地上，让它走一走，它就摔倒了，或者一蹦一跳的。因为三条腿很难保持平衡，所以它就嗥叫。可以看得出来，只要它一用力，我扭断的那条腿就使它疼痛万分。卡瓦那个山里人不喜欢玛尔巴贝阿达，他厌恶它。我多次发现他用石头打它，趁着我不注意踢它，山里人非常虚伪，卡瓦尤其如此。我哥哥总是说：“你如果想知道某人是不是山里人，你就看看他的眼睛，你会发现他忍受不住而避开视线。”我哥哥非常了解他们，因为他当过卡车司机。我从小就想当个像他那样的卡车司机。他常常进山到阿亚库乔去，每星期两次，第二天返回，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我记得几乎没有一次他回来时不讲山里人的恶习的。他喜欢喝几杯，一喝酒立刻就找山里人打架。他说他喝醉了，别人才能抓住他。这大概是真的，那一次要是没喝酒，不可能抓住他，更不可能把他打成那个样子。总有一天我要去万卡约，查一查是什么人干的。他们把我哥哥害成那副模样，要叫他们心里后悔一辈子。那天警察跑来问：“喂，巴尔底维索家是住在这儿吗？”我回答说：“对，里卡多·巴尔底维索家就是这里。”我记得当时我母亲揪住我的头发，把我一下子弄进屋里。她惊惶失措地迎上前，疑心重重地望着警察说：“世界上叫里卡多·巴尔底维索的人多啦。再说我们不能替别人的过错承担责任。我们虽然穷，但是老实正派。警察先生，您别理会刚才那个毛孩子的话。”可是当时我已经十岁多啦，根本不是什么毛孩子。警察大声笑着说：“里卡多·巴尔底维索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我是来通知您，他在急救站，被人捅了好几刀，浑身上下像个马蜂窝。他要求通知家属。”母亲对我说：“你去看看那个瓶子里还有多少钱，得给他买点橘子。”水果白买了，没用上，也不让我们交给他，因为他浑身都缠着绷带，只能看见两只眼睛。那个警察始终在旁边和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他可真野呀！太太，您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刺伤他的吗？在万卡约。您知道在什么地方救起他的吗？靠近乔西卡。他可真野呀！他自己爬上汽车，非常镇静地开到利马。发现他的时候，汽车在公路外面，他伏在方向盘上睡觉呢。我想那与其说是由于受伤，不如说是醉酒。您要是看看那辆卡车的样子，就会明白。到处都是血，太太，他是一路上流着血开车回来的。请您原谅，像他这样的野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您知道大夫是怎么说的吗？”“伙计，你还醉着呐，要是人家给你捅上三十多刀，你早在半路上就死掉啦。处在那种情况下，你从万卡约是回不来的。”我母亲对他说：“对，警察先生，他父亲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人家把他送回来，差不多已经半死不活，连话也快要说不出来。他还让我给他去买酒，因为他痛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我只好把烧酒瓶子送到他嘴边。您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吗？这个里卡多真是他父亲的儿子，生来给我带来不幸。早晚有一天也会像他父亲那样远走高飞，我们就再也没法知道他在哪里，干什么事情了。可是这孩子他爸爸（说着她拍了我一巴掌），人却很温和，是个养家守业的人，跟那个可完全两样。上班回家，周末交给我一个装钱的信封，我给他留出车钱和烟钱，剩下的都存起来。警察先生，他跟前一个可大不相同，差不多滴酒不沾。可是我的大儿子，就是这个缠着绷带的，非常厌恶这个人。他让这个人过了不少苦日子。里卡多还是个半大小子的时候，回家晚了，我那个可怜的丈夫就发抖，因为他知道这个野人又是喝醉了回来的，又会大声地喝问：‘那位先生在哪儿？据说他是我的后爹，我要跟他谈谈。’我那可怜的丈夫躲在厨房里，后来里卡多把他找到了，赶得他满屋子乱跑。结果弄得他非常苦恼，只好也走了，但是情有可原。”警察听了，乐得像头高兴的母猪。里卡多在床上扭来扭去，非常恼火，因为没法张嘴告诉母亲：不要再说了，不要让他再难受了。我母亲送给警察一个橘子，其余的都带回了家。里卡多伤好以后对我说：“你一定要经常提防山里人，他们是世界上最阴险的人。他们从来也不跟你正面交手，总是在背后捣鬼。他们那一回就是用烧酒把我灌醉，等我一迷糊，就扑了上来。如今，我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不能去万卡约跟他们算账了。”也许就因为这个，我对山里人一向很反感，但是在中学里只有很少几个山里人，两三个罢了，而且都已经同化。可是一到这里，看见那么多的山里人，真叫我不舒服。他们比海边上的人还多。好像整个高山地区的人都下来了一样：阿亚库乔人、普诺人、安卡什人、库斯科人、万卡约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跟那个可怜的卡瓦一样。班上有好几个山里人，但是他显得比任何人都突出。那是什么样的头发呀！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有那样坚硬的头发呢？我发现他为此感到害臊。他总想压平它，不晓得他买了些什么样的发油，把头发泡在里面，免得直立起来。他整天梳呀，抹呀，大概胳膊都举痛了吧。看看那些头发已经服帖了，突然，唰地一下，有一根头发直立起来，接着又一根，又是一根，很快达到五十多根、一百多根、一千多根；特别是两边鬓角上的头发，简直像钢针一样地直立着，还有后脑勺上也是如此。山里人卡瓦都有点半疯了，因为大家总是拿他的头发和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发油开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大家起哄的那个场面：他的脑袋油光发亮地一露出来，大家就把他包围住了，立刻尖声数起来：“一、二、三、四。”我们还没有数到“十”，他的头发已经竖起。他铁青着脸忍耐着，但是他的头发还一根接一根地在往上跳。我们数到五十之前，他的全部头发已经像只刺猬帽子那样戴在头上。头发脱落是又一件使他心烦的事。但是对卡瓦来说，比别人更讨厌的是他那个奇怪的发型：几乎没有前额，眉毛之上就长着头发。这片头发一定很不舒服，没有前额一定很讨厌，这是又一件使他心烦的事。有一次，有人发现他在刮脑门子。我想准是巴亚诺发现的。巴亚诺跑进宿舍说：“快去看呀，山里人卡瓦正在刮掉脑门上的头发，真是值得一看。”我们赶快向教室楼的厕所跑去，因为他在那里躲着，免得别人看见。卡瓦正在那里，前额上抹着肥皂，就像抹下巴一样，小心翼翼地刮着，以免受伤，那真是把他整得够呛。他气得快发疯了。就是那一次，他跟黑人巴亚诺打起架来，就在那间厕所里。他们打得可真厉害！但是黑人力气更大一些，他毫不留情地揍着卡瓦。“美洲豹”这时说：“喂，既然他那么愿意剃掉头发，咱们为什么不给他帮忙呢？”我认为“美洲豹”那样干是不对的，卡瓦也是“圈子”里的一分子，可是“美洲豹”从来也不放过整他的机会。黑人巴亚诺虽然刚刚打过架，却表示完全赞成，第一个向卡瓦猛扑过去，接着是我。我们把他牢牢抓住之后，“美洲豹”把刷子上剩下的肥皂沫全都胡乱涂在卡瓦的前额和前半个脑袋上，然后就动手刮起来。“老实点，山里人，你要乱动，刀子就划破你的脑袋。”我紧紧抱着卡瓦，他的肌肉在膨胀，但是不能动弹，只好愤怒地看着“美洲豹”。刮呀，刮呀，“美洲豹”把他的半个脑袋刮得精光。真没见过这样整人的方法！后来这个山里人安静下来，“美洲豹”拿了一把头发擦掉卡瓦头上的肥皂沫，突然把手捂到山里人脸上说：“吃吧，山里人，用不着恶心，吃吧，可口的泡沫。”他一站起来，跑去照镜子的时候，我们这个笑呀！我想我从来也没有像那次那样笑得厉害：大家看见卡瓦半个脑袋光光的，半个脑袋长着直毛。在检阅场，他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诗人又跳又叫，喊道：“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在这里，快报告警卫室！”这时大家一拥上前，把卡瓦围在当中。士官生们指手画脚地笑；院子里有两个准尉也开始笑起来，最后山里人自己也不得不笑了。后来站队的时候，瓦里纳中尉说：“怎么回事？混蛋，为什么像疯婆子那样地傻笑？各班班长，出列！”班长报告说：“报告中尉，没有什么事情。全体出勤。”准尉们于是说：“一班有个士官生，他的脑袋只剃了一半。”瓦里纳说：“那个士官生到前边来！”卡瓦在瓦里纳面前立正，中尉说了一声：“脱帽！”山里人立刻执行了命令，这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瓦里纳喊道：“肃静！怎么能在队列里笑？”可是他自己一看见山里人那颗脑袋，也咧开嘴巴笑了。“喂，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山里人回答说：“报告中尉，没有什么。”“怎么没有什么？你以为军事学校是马戏团吗？”“不是，中尉。”“那你的脑袋为什么要这样？”“报告中尉，天气热了，我把头发剃掉了。”瓦里纳这时大声笑着对卡瓦说：“你简直像个疯婆子，可是这里不是疯人学校。到理发室去，全部剃光，这样头上就不热了。按照条令规定，不长出头发来，你不能外出。”可怜的山里人，他不是坏人。后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从前我讨厌山里人，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哥哥里卡多打成了那个样子，所以我总是拿卡瓦出气。可是后来，“圈子”开会，要抽签让一个人去揍四年级一个小子的时候，卡瓦抽中了。于是我说，咱们最好另挑一个人，因为卡瓦要是让人抓住，咱们就要倒霉。卡瓦一声不吭，在琢磨我的话。后来，“圈子”解散的时候，“美洲豹”向我们建议说：“‘圈子’是完蛋了，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咱们可以另外成立一个，由咱们四个组成。”我说，不和山里人打交道，他们都是胆小鬼。“美洲豹”说：“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咱们中间不能有这种玩笑。”他把卡瓦叫来说：“博阿刚才告诉我们，说你是个胆小鬼，不能参加‘圈子’。你应该给他证明他是错的。”山里人说：“好吧。”当天夜里我们四个跑到操场上，为了不让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人认出我们是新兵，让他们拉去铺床，我们摘掉了肩章。我们顺利地来到操场上，“美洲豹”说：“你们两个打的时候，既不要骂，也不要喊。四、五年级的宿舍里到处是那些龟孙子。”鲁罗斯说：“最好把外衣脱下来，免得撕破，明天还要检查军容风纪呢。”于是我们脱了外衣。“美洲豹”说：“你们自己开始吧。”我早就知道山里人不是我的对手，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那样顽强。确实如此，山里人经受得住打击，尽管他们个子矮小，看起来不像样。卡瓦长得很矮，但是非常结实，身材四四方方，敦敦实实，这一点我早就注意到了。我一拳打去，他好像没事一样，很镇静地忍耐着，但是异常凶猛、粗野，紧紧抓住我的脖子和腰部，简直没有办法甩开他。我揍他的背脊和脑袋，迫使他离开，但是他立刻又像野牛一样扑过来，真是顽强呀！看着他那不太灵活的样子，真令人同情。这个以前我就知道，山里人打架不会用脚。卡亚俄港的人才会使用双脚，比双手还灵活；“双飞脚”大概就是他们发明的，但是很不容易，一般的人不会同时飞起双脚，踹到敌人脸上。山里人打架只会用双手，也不会像土生白人那样用脑袋，土生白人的脑袋确实很硬。我认为卡亚俄港人是世界上最会打架的人。“美洲豹”说他自己是贝亚必斯塔区的人，但是我相信他是卡亚俄港人。不管怎么说吧，贝亚必斯塔区离港口也很近。我没有见过有谁能像他那样既会用脑袋又会用双脚。打架的时候，他几乎不用手，自始至终就是头撞脚踢，我一辈子也不想和“美洲豹”打架。我说：“山里人，最好还是罢手吧。”他回答说：“随你的便。不过以后再也别说我是胆小鬼了。”鲁罗斯这时说：“穿上衣服，擦擦脸。那边有人来了，好像是准尉。”来的人不是准尉，而是五年级的士官生。他们一共五个，其中一个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戴帽子？”“你们是四年级的，还是狗崽子？不许撒谎。”另一个喊道：“立正！把钱和烟掏出来！”我当时很疲倦，那个家伙搜查我的衣袋时，我静静地忍耐着。可是搜查鲁罗斯的那个小子说道：“这个家伙装满了钞票和香烟，真是个宝库呀！”“美洲豹”嘿嘿冷笑说：“你们都很勇敢，就因为你们在五年级，对吗？”其中一个人问道：“这个狗崽子刚才说什么？”天很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另外一个家伙说：“狗东西，你敢再说一遍刚才的话吗？”“美洲豹”说：“士官生先生，假如您不是五年级的，您一定不敢掏我们的钞票和香烟。”那几个士官生大声笑起来。他们问“美洲豹”：“看来你非常可恶，对吗？”“美洲豹”回答说：“对，可恶极了。我还认为，如果咱们要是在街上相遇，你们一定不敢把手伸到我的衣袋里来。”“哎呀呀，哎呀呀，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听见没有？”一个声音叫道。另一个说：“如果你乐意，士官生，可以摘掉我的肩章，扔到地上去，我仍然会想，没有肩章，我也要把手伸到我想伸的地方去。”“美洲豹”说：“不，士官生，我认为你不敢这样做。”“那咱们来试一试。”那个士官生说罢，就扔下军服，摘掉肩章。“美洲豹”一脚就把他踢倒，按在地上便打，于是那个家伙放声喊：“你们还等什么？还不赶快来帮忙？”其他几个人闻声而上，朝“美洲豹”扑去。鲁罗斯这时说：“这我可不答应。”我也朝人堆冲去。这样的打架真少见！谁也看不见谁，偶尔就飞来一两脚，我想：“大概是‘美洲豹’踢过来的。”就这样大家打成一团，直到哨声响，方才跑散。这一架打得真痛快！到了宿舍脱下军服的时候，一看四个人身上，从头到脚都肿了，可是我们笑了—个痛快。全班同学都挤到洗脸间，要求我们讲讲。诗人为了让我们消肿，把牙膏抹在我们脸上。那天晚上，“美洲豹”说：“这—仗算是新‘圈子’的洗礼吧。”后来我走到可怜的卡瓦床前，对他说：“嘿，咱们做个朋友吧。”他立刻对我说：“那当然啦。”

他们默不作声地喝着可口可乐。保林诺用不怀好意的眼色无耻地盯着他们。阿拉纳的父亲对着瓶子小口地喝着，有时瓶子停在嘴上，两眼走神，脸上时而抽搐一下，他便又喝上一口。阿尔贝托毫无兴趣地喝着，苏打水在胃里使他发冷，他尽量不开口，免得那男人又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他向左右看看，没有见到小羊驼，它大概在操场。士官生下课以后，那畜生就躲到学校另外一头去；上课的时候则相反，它会迈着缓慢的体操步伐到草地来闲逛。阿拉纳的父亲付过钱后，又给了保林诺一点小费。教学楼那边还看不清楚，检阅场上的路灯也还没有亮，浓雾却已经下降到地面。

“他受了很多罪吗？”那男人问道，“星期六把他抬到这里的时候，他受了很多罪吗？”

“没有，先生。他当时昏迷不醒。在进步路把他送上一辆汽车，一直送进医务室去了。”

“星期六下午才通知我们，”那男人声音疲倦地说，“大约在五点左右。他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离校了，他母亲想来看他。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那个，他总是受处罚。我心里想，这可以迫使他多念点书。加里多上尉给我们打的电话。年轻人，当时对我们可实在是个打击。我们立刻就上路了，我在海岸街差一点撞车。竟然不让我们陪着他。这种事哪家医院也不会有。”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他送往别的医院。他们不敢拦阻。”

“医生说现在不能动，他的伤很重，这是真的，干吗要瞒着呢？他母亲一定要发疯了。为了星期五的事，她对我大发雷霆，您知道，那实在是不公道。女人就是这样，总是颠倒是非。我对孩子是比较严厉，那也是为了他好。可是星期五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种胡说罢了。她却总是责怪我。”

“阿拉纳回来没有讲什么。可是平时什么事情都对我说。”阿尔贝托说道。

“我跟您说，那天什么事情也没有。他回到家里待了几个钟头，不知为什么那天许可他外出。他有一个月没有回家了，刚一到家，他就要上街。那可是太不礼貌了，对吗？匆匆忙忙回家，又匆匆忙忙上街，这是怎么回事呀？我让他留在家里陪陪他母亲，因为他不回家，她已经急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您看她是不是胡扯。如今她却说，直到最后那天，我还在折磨他。您看是不是胡说八道？”

“您的太太大概神经太紧张了，这很自然，又是这样的一种事情……”阿尔贝托说。

“对，对，对，”那男人说，“简直没有办法劝她休息，她整天待在医务室等着医生。可是毫无用处。您看，医生几乎不讲话，总是那句：‘先生们，耐心点，放心吧，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我们会通知大家的。’那个上尉还算和气，他总想安慰我们，可是应该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想。三年之后——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一个士官生怎么会出这种事故？”

“这意思是说，还不清楚，恰当点说……”阿尔贝托说道。

“上尉给我们解释了，”那个男人说，“现在我都知道了。您明白，军人是主张坦率的，直截了当，说话不吞吞吐吐。”

“他把详细情况都给您讲了吗？”

“是的，吓得我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好像是他扣动扳机的时候，步枪撞到什么东西上了。您懂了吗？这有一部分要怪学校，他们是怎么教的？”阿拉纳的父亲说。

“上尉告诉您说是他自己打中了自己吗？”阿尔贝托打断了他的话。

“这一点他一句话就带过去了，”那男人说，“他不应该当着他母亲的面说这个。女人家都很脆弱。可是当兵的都是炮筒子。我本想我的儿子能够这样，像块岩石一样。您猜他跟我们说什么？在军队里要为错误付出很高的代价，他就是这么讲的。他向我们说明，专家们检查了那支枪，每个部件都很好。过错全在孩子身上。这我可是还有疑问。我认为是子弹走火造成的。总之，没法搞清楚。军人们总比老百姓清楚这种事情。再说，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些都是他对您讲的吗？”阿尔贝托又追问了一句。

阿拉纳的父亲望望他说：“是呀。怎么啦？”

“没有什么。”阿尔贝托回答说，“我们没有看见，当时我们在山上。”

“请原谅，我得关门了。”保林诺说。

“最好还是回医务室吧。说不定现在可以看看他了。”阿拉纳的父亲说。

他们两人起身走了，保林诺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向草地走去，阿拉纳的父亲背着双手走着，他已经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阿尔贝托心里想道：“‘奴隶’从来也不跟我谈起他，也不谈他的母亲。”

“我想请您帮个忙，可以吗？”他说，“我想见见阿拉纳。我不是说现在，而是明天或者后天，等他好一点的时候。您就说我是您家的亲戚或朋友，然后把我带进他的房间。”

“行，咱们看情况吧。我和加里多上尉谈一谈。他好像很受尊敬，像所有的军人那样，比较严格，总而言之，他们的职业就是这样。”

“对，军人就是这个样子。”阿尔贝托说。

那男人说：“您知道，那孩子非常恨我，这我察觉到了。我将来和他谈谈，假如他不糊涂，他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他会看到责任全在他母亲和那老疯婆子阿德利娜身上。”

“那是他的姨妈吗？”阿尔贝托问道。

“是的，”那男人恼怒地说，“那是个患歇斯底里症的老太婆。她把他当成女孩子来抚养，送给他小娃娃，给他烫头发。这些她们可瞒不住我。我见过他在契克拉约的照片，她们给他穿上裙子，烫了鬈发。您明白吗，给我的亲生儿子。她们趁我不在家，离得远，就这样干。可是她们那一套是不行的。”

“先生，您经常出去旅行吗？”

“不，”那男人粗鲁地回答说，“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利马，我也没有兴趣。我把他接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带坏了，成了一个没有用的废物。就因为我想把他造就成一个真正的人，谁就有权来责怪我吗？难道我还要为这样的事感到悔恨吗？”

“我想他一定很快就会痊愈的，”阿尔贝托说，“一定的。”

“不过我也许有些生硬。”那男人继续说道，“出于溺爱，他母亲和那个疯婆子阿德利娜不懂得什么叫明智的爱。您愿意听我的劝告吗？您将来有儿女的时候，要把他们放在离母亲远一点的地方。没有什么比女人娇惯孩子更坏的了。”

“好了，咱们到啦。”阿尔贝托说。

“那边出什么事了？人们为什么要跑？”那男人问道。

“那是吹哨集合。我得走了。”阿尔贝托说。

“再见，”那男人说，“谢谢您陪着我。”

阿尔贝托拔腿就跑，很快就追上前面一个士官生。原来是乌里奥斯特。

“还不到七点呢。”阿尔贝托说。

“‘奴隶’死了，”乌里奥斯特气喘吁吁地说，“我们去通知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