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的生日正赶上节日。母亲对我说：“早点到你教父家里去，因为有时候他要下乡的。”她给了我一个索尔的车钱。教父家住得远极了，在下桥附近。我到了他家，可是他不在。开门的是他女人，她一向不喜欢我。她对我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并且说：“我丈夫不在。大概晚上也不回来，你不用等他啦。”我回到贝亚必斯塔，心里很不痛快。我原来盼着教父会像每年那样给我五个索尔。我打算给特莱莎买一盒粉笔，但这一次是作为正式的礼物，再给她买一本一百页的方格本，因为她的代数本子已经用完了。要不然就请她去看电影，当然她姑妈也得去。我甚至还算过账，花五个索尔我可以买三张贝亚必斯塔电影院的池座票，最后还可以剩下几个银币。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你教父跟他女人一样，也是个没良心的人。他一定是故意躲开，让他女人把你打发走的。”我想她说得有道理。母亲这时告诉我：“啊，对了，特莱莎来找过你，她让你去一趟。”我说：“是真的吗？真奇怪呀！她有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找我。她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我猜测总有些事，但是过去没有发生过呀。我想：“她大概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来祝贺的。”我大步流星跑到她家，一敲门，开门的是她姑妈。我向她问好，老太太看见是我，转身就回厨房去了。她姑妈总是这样对待我，好像我是个什么怪物。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不敢贸然进去。正在这个时候，她出来了，满脸笑容地迎上来，对我说：“你好！快进来。”我只说了一句：“你好！”勉强笑了一下。她说：“进来。到我房间里去。”我好奇地跟在她后面，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了她房间里，她从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包裹，对我说：“拿着，给你过生日的。”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我从去年就记住了。”包裹很大，我拿着它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决定打开看看，因为没有纸绳捆着，所以只要把纸打开就行。纸是咖啡色的，和街头那家面包店用的纸一模一样。我想她大概是特地向人家要的。纸包里面是件毛背心，和纸的颜色一样。我立刻明白了，她早就把这一切做好打算，因为她很有审美力，所以让毛背心和包装纸的颜色协调一致。我把纸放在地下，一面望着背心，一面对她说：“啊，真漂亮！啊，真谢谢了！啊，真不错呀！”特莱莎在一旁不住地点头，好像比我还要高兴。她说：“我是在学校里上手工课的时候织的。我告诉别人，这是给我哥哥织的。”说完，她哈哈笑起来。这说明她很早就计划了送礼的事，还说明当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也还是在想着我。给我准备礼物这件事，证明她对待我超过了一般的朋友。我再三对她说：“多谢，多谢。”她大声笑着说道：“你喜欢吗？真的吗？你还是穿上试试吧。”她帮我穿上。背心稍微短了一些。我连忙抻了抻，免得她看出来。结果她没有发现，竟然高兴地自夸起来：“非常合身，非常合身，我可是不知道你的尺寸，我是估量着做的。”我脱下背心想再次包上，可是我不会包。她赶忙跑过来对我说：“放下，瞧你包得这个难看样子，让我来包。”她果然包得整整齐齐，一点皱纹也没有。她放到我手里，对我说：“为了祝贺你生日，让我拥抱你一下。”她拥抱了我，我也拥抱了她。我和她的身体在一起贴了几秒钟，她的头发轻轻拂着我的面颊。接着我又听见了她那快活的笑声：“你不高兴吗？干吗这个样子？”她问我，我只好勉强笑了一笑。

第一个进门的是甘博亚中尉。他在走廊里就已经脱下帽子，所以只要立正，两只鞋跟一碰就行。上校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甘博亚知道上校身后那扇宽大的窗户外面，是一片浓重的迷雾，迷雾笼罩着学校的铁栅、公路和大海。片刻之后，又传来了脚步声。甘博亚让开门口，仍然立正着站在旁边。进来的是加里多上尉和瓦里纳中尉，他们也把军帽拿在手里，夹在腰间。上校依然望着写字台，没有抬头。房间十分华丽、整洁，样样家具好像都新漆过一遍。加里多上尉转身看看甘博亚，牙床骨和谐地蠕动着。

“别的中尉呢？”

“报告上尉，我不知道。我已经通知他们这个时候到这里来。”

过了不久，卡萨达和皮塔卢加走进来了。上校这时站了起来。他比在场的人要矮得多，而且胖得出奇，头发几乎全已变白，鼻子上架着眼镜，镜片后面闪动着一对灰色、深陷而又多疑的眼睛。他依次望望手下的军官，他们一个个仍然立正站在那里。

“稍息！请坐下。”上校说。

中尉们等着加里多上尉先找好座位。有几张皮椅事先已摆成圆形。上尉在靠近落地灯的一张皮椅上坐下来。中尉们接着坐到他的旁边。上校走近前来，军官们微微向前倾斜着上身，全神贯注，严肃而又尊敬地看着上校。

“一切都就绪了吗？”上校问道。

“是的，上校。”上尉回答说，“遗体已经抬进教堂。来了一些家属。一班在守灵；十二点钟二班去换岗，然后按顺序轮到别的班。花圈已经送来了。”

“全部吗？”上校问道。

“是的，上校。我亲自把您的名片放在那个最大的花圈上了。军官们的花圈、家长联合会的花圈也送来了。每个年级送一个花圈。家属也送来花圈和花束。”

“您和家长联合会主席谈过送葬的事吗？”

“谈过了，上校。谈了两次。他说全体领导成员都要参加。”

“他向您提过问题吗？”上校皱着眉头问道，“这种爱管闲事的人总爱到处瞎打听。您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讲详细情况，只是告诉他有个士官生死了，没有说明细节。我还通知他，我们以家长联合会的名义送了花圈，他们应该用活动经费付款。”

“他一定会提出问题的，”上校挥动着拳头说道，“会有很多人跑来问东问西。这个时候总会有些捣鬼的人和好奇的人。可以肯定，这件事一定会传到国防部长耳朵里去。”

上尉和中尉们目不转睛地听着。上校的嗓门越来越高，到了最后那几句话，就成了叫喊。

“整个事件可能极其有害，”他补充说，“学校的敌人很多。对他们来说，这一次是个好机会，可能会利用这种糟糕的事，对学校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当然也会对准我本人，所以必须采取预防性措施，为此我请你们来开会。”

军官们的脸色越发严肃了，他们不住地点头，表示赞成。

“明天谁值班？”

“是我，上校。”皮塔卢加中尉说。

“好，明天早晨第一次集合的时候，你宣读一份注意事项。你记下来：全体军官和学员沉痛哀悼由于事故而死亡的士官生。你再详细说明一下死亡是由于他本人的错误而造成的。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疑问。希望人人以此为训，今后严格执行条令，等等。今天晚上你起草，把草稿拿来，我亲自修改。谁是这个士官生所在连队的中尉？”

“是我，上校，”甘博亚说，“一连。”

“送葬之前，你把各个班集合在一起，简单讲一讲，就说对发生的事件，我们感到万分痛心，但是军队里不允许出差错。任何优柔寡断都是犯罪。你留下，我再跟你谈谈这件事。咱们先把送葬的细节说清楚。加里多，你见过死者的家属了吗？”

“见过了，上校。他们同意安排在下午六点。我和死者的父亲谈过。他母亲非常难过。”

“只派五年级的去送葬，”上校打断了加里多的话，“你们要嘱咐士官生们，绝对要小心谨慎，家丑不可外扬。后天在礼堂开会，我给他们讲话。随便一句蠢话就可能招致一场乱子。国防部长如果听说了这件事，一定会恼火。总会有人跑去报告的。你们都知道，我周围敌人很多。好吧，我们分头进行。瓦里纳中尉，你负责向军事学院借卡车。由你押车。最后按时还车。明白吗？”

“是，上校。”

“皮塔卢加，你到教堂去。对家属要亲切和气。过一会儿我去慰问他们。守灵的士官生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绝不能允许在守灵或是送葬期间有任何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这件事请你负责。我希望五年级能给别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为这个士官生的死感到十分难过。这样做总是可以得到好评。”

“上校，您不必为此担心，”甘博亚说，“本连的士官生非常沉痛。”

“是吗？”上校吃惊地望望甘博亚，问道，“为什么？”

“他们很年轻，上校。大部分十六岁，只有少数几个是十七岁。他们和死者一起生活了将近三年。他们感到难过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难过？”上校追问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你怎么知道他们很难过？”

“上校，他们睡不着觉。我走遍了各班的宿舍。士官生们睁着眼躺在床上，都在谈论阿拉纳。”

“熄灯号以后，宿舍里不准说话！”上校怒吼道，“甘博亚，难道你不知道吗？”

“报告上校，我当时就制止了他们。他们没有喧哗，只是低声耳语。外面只听到一些嗡嗡声。我已经命令每个准尉要检查宿舍。”

“五年级发生这样的事是毫不奇怪的。”上校再次挥动着拳头说道。但是他的拳头又白又小，一点也不令人敬畏。“军官们自己就在那里鼓励破坏纪律。”

甘博亚没有吭声。

上校面对着卡萨达、皮塔卢加和瓦里纳说：“我再一次嘱咐你们：绝对要小心谨慎。你们可以走了。”

这几位军官起立敬礼之后，走出门去。他们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里。上校在刚才瓦里纳坐过的皮椅上坐下来，但是，马上又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方步。

“好了，现在我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停住脚步问道。

加里多上尉望望甘博亚，点点头，示意他讲。中尉转身看着上校。

“报告上校，实际上我了解的一切都写在报告里了。当时我在右翼一侧指挥冲锋。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什么，一直冲到山顶附近。上尉当时怀里抱着那个士官生。”

“那些准尉呢？你指挥冲锋，他们在干什么？难道他们又瞎又聋吗？”上校问道。

“根据条令，他们在后续部队，上校。可是他们也没有发现什么。”他停顿了一下，十分尊敬地补充说，“这在报告里也说明了。”

“不可能！”上校喊道。他把双手高高地举在空中，随后落在大肚皮上，抓着皮带，极力使自己平静。“你说谁也没有看见有人受伤躺下，这是胡说！他一定叫喊过，他的身边有十几个士官生呢。一定有人知道……”

“不，上校，”甘博亚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冲锋的时候是全速猛跑的。毫无疑问，那个士官生摔倒的时候，大家正在射击，假如他确实喊过，那么是枪声盖住了他的声音。那片地方长着很高的野草，一倒下去，身体就被遮住。后面上来的人没有发现他。这个情况我问过全连的人。”

上校转身看着上尉：

“你当时也是心不在焉的吗？”

“我当时在后面督阵，上校。”加里多上尉说道，一面眨动着睫毛，上下牙床像石磨似的咀嚼着什么，一面打着手势，“战斗组交叉前进。那个士官生一定是在他们组卧倒的时候，受伤摔下的。再次吹哨前进的时候，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所以就被半埋在草丛里。他大概比本组的人要落后一些，所以后续部队冲上来的时候，就把他丢下了。”

“所有这些都很好，”上校说，“现在把你们真实的想法告诉我。”

上尉和甘博亚互相望望，一时间沉默了，同时又不敢打破这沉默。最后还是上尉开了口，他低声说：“有可能是被他自己的步枪打中的。”他看着上校的脸色。“也就是说，在他卧倒的时候，扳机钩住了身体某个部位。”

“不对，”上校说，“我刚才和医生谈过。毫无疑问，子弹是从后面射来的，他是后脑勺上挨了一枪。你是个老兵，非常清楚地知道步枪不会自己打响。这种话说给家属听，免得引起麻烦，是可以的。但是真正有责任的却是你们两位。”上尉和中尉不由得挺直了身体。“火力是怎样组织的？”

“根据条令，上校，”甘博亚说，“互相掩护，轮流射击。各个冲锋组互相掩护，射击都在同一个时刻。下令开火以前，我都检查过一遍，看看前锋是否隐蔽好了，看看全体士官生是否都已经卧倒。因此我在右翼指挥冲锋，为的是能够有最大限度的视野，周围也没有任何天然障碍物。我随时可以看清连队演习的场地。我认为没有出什么差错，上校。”

“报告上校，这种演习我们今年进行了五六次，”上尉说，“五年级学生自从入校以来，举行过十五次这种演习。再说，他们还举行过比这个更为复杂、更为危险的演习。我是根据大尉起草的教学大纲指定演习的。大纲以外的演习，我从来没有下令搞过。”

“这无关紧要，”上校缓慢地说，“我感兴趣的是马上弄清楚是什么错误、什么差错，造成了那个士官生的死亡。先生们，这里不是兵营！”他扬起那白色的小拳头。“如果一个士兵挨了一枪，那么把他一埋，事情就算完了。可是这些士官生是学生，是家里的宝贝。为了这样一件事，会闹出一场大乱子。万一这个士官生是某个将军的孩子呢？”

“报告上校，我有个假设。”甘博亚说道。上尉转过身来，嫉妒地看着他。“今天下午我仔细检查过枪支。大部分是旧枪，不大保险。上校，这您一定知道。有些枪的标尺和准星已经歪了，另外，有些枪的枪膛已经磨损。当然，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过，可能某个士官生修正标尺的时候没有察觉，结果没有瞄准目标，子弹打偏了。由于不幸的巧合，士官生阿拉纳隐蔽得不好，刚好在弹道的位置上。总之，这只是个假设，上校。”

“子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上校说道，他已经比较平静，好像已经决定了什么，“你也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子弹是从后续部队某个士官生那里打出来的。但是这种事故不能在这个地方发生。明天你就把全部枪支送到军械库去。不能用的，要全部换掉。上尉，您负责其他连队，也要进行一次检查。但是眼下先别搞，过几天再说。你们要非常谨慎，关于这件事，一句话也不要传出去。学校的威信全取决于这件事，甚至军队的名誉也会有影响。幸亏医生们非常明白事理。你们写份技术报告，不要任何假设。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坚持是那个士官生自己出了差错的说法。要从根子上除掉任何流言蜚语。明白吗？”

上尉说：“报告上校，请允许我发表一点看法：我觉得最后这种说法比那个从后方射来子弹的说法更令人可信。”

“为什么？为什么更令人可信？”上校问道。

“是的，上校。我敢肯定子弹是从那个士官生自己的枪口中射出来的。因为瞄准距离地面几米高的靶子，弹道不可能向下偏离。那个士官生带枪卧倒的时候，很可能不知不觉就钩响了扳机。我亲眼看到士官生卧倒的姿势有毛病，他们一点也不讲技术。士官生阿拉纳在演习中的表现一向不突出。”

“总而言之，这是可能的。”上校说道，他已经十分平静，“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甘博亚，你笑什么？”

“我没有笑，上校。请您原谅，不过是您弄错了。”

“但愿如此。”上校拍拍肚皮，第一次露出笑容说，“我希望这件事对你们是个教训。先生们，五年级，特别是一连，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几天前，我们开除了一个偷试卷的士官生，他居然像电影里的强盗一样破窗而入。现在又是这件事。将来你们要更加小心。先生们，你们要明白，我不是威吓你们。但是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你们也是一样。我们应当像个军人、像个秘鲁人那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感情脆弱，一定要排除所有的障碍。先生们，你们可以走了。”

加里多上尉和甘博亚中尉走了。上校望着他们离去，脸上露出严肃的神情，直到房门关上以后，才抓抓肚皮。

有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路上瘦子依盖拉斯对我说：“咱们换另外一个地方，没关系吧？我不想进这家小酒店。”我告诉他没关系，他于是把我领到萨恩斯·培尼亚大街的一间酒吧，那里又黑又脏。从柜台旁的小窄门过去，是一间大厅。瘦子依盖拉斯同接待顾客的中国人谈了一会儿，他们好像很熟悉。瘦子要了两小杯白酒。我们喝完以后，他很严肃地看着我问道，我是不是像我哥哥一样，也是一个有种的男子汉。我说：“不知道。我想是的。干什么？”他回答说：“你欠了我将近二十个索尔，对吗？”我立刻觉得好像有条毒蛇在脊背上爬行，我已经忘记了这些钱是借的。我心想，如今他来要账，我可怎么办呢？可是这时瘦子却说：“我不是来要钱的。只不过你现在已经长大，需要钞票花了。你只要缺钱，我就可以借给你。但是要借给你，我就必须弄到钱。你愿意帮我弄点钱吗？”我问他我应该做些什么。他回答说：“事情很危险，你要是害怕，就算咱们什么也没说。有那么一所住宅，我很熟悉，里面没有人，是个阔佬的，不知道装着多少钞票，就像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约1502-1533），秘鲁印加帝国末代皇帝。]那么富有，现在你知道了吧。”“你是说去偷？”我问他。“对，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词，”瘦子说，“那些人花天酒地，钱多得没处花，你和我却死了都没有地方埋。难道你还害怕吗？你别以为我要强迫你干。你想想你哥哥是从什么地方弄到那么多钱的。要你去干的事情非常容易。”“不，我不愿意干，请你原谅。”我对他说。我并不害怕，但是感到意外。我心里一个劲地想，我怎么就没有发现我哥哥和瘦子依盖拉斯会是小偷呢。瘦子不再谈这件事了，他又要了两杯酒，给了我一支香烟。他像往常那样，给我讲笑话。他非常滑稽有趣，每天都能讲出一些新的色情故事。他讲得活灵活现，又做鬼脸又装出各种声音。他一笑起来，嘴巴张得那么大，竟然连臼齿和喉咙都看得见。我听他讲着，也张开口笑。但是他大概从我的脸上看出我在考虑别的事情，所以问我：“你怎么啦？是为我的建议在伤脑筋？忘掉这件事吧！”我问他：“假若有一天把你抓住呢？”他变得严肃起来，一面回答说：“告密分子都很笨，再说他们偷起来比别人更厉害。不过，真的要是把我抓住，那可就倒霉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我还想再谈谈这种事，于是问他：“万一抓住你，会关多久？”他说：“不知道。这要看你当时身边有多少钱。”他告诉我，有一次我哥哥正要钻进拉白尔拉区一座住宅，被人家捉住了。当时有个警察从那里路过，掏出手枪对准我哥哥说：“局里去走一趟！你在前边走，离开五米远，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当盗窃犯打烂。”可是我哥哥厚着脸皮放声大笑，对警察说：“你大概喝醉了吧？我到里面去是因为厨娘正在床上等着我呢。你如果想弄清楚，请把手伸到我的衣袋里来，你就明白了。”他说那警察犹豫了一下，可是好奇心占了上风，就走上前来。警察拿手枪对准他的眼睛，一面搜查他的口袋，一面说：“你要是动一动，我就敲掉你一只眼。就算你不死，也成了独眼龙。你还是老实点好。”警察从口袋里伸出手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沓钞票。我哥哥哈哈一笑，对警察说：“你是当差的，我是用人，咱们是兄弟。这些钱你收下，放我走吧。我改日再来看厨娘。”警察回答说：“我去小便，就在那堵墙后边。等我回来的时候，你要是还在这里，我就以你贿赂官员的罪名把你送警察局。”接着瘦子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在赫苏斯·玛丽亚街，他和我哥哥差一点被抓住。当时他们刚要从一所房子里出来，就被发现了。警察吹起哨子，他们沿着屋顶跑，最后跳进一座花园。我哥哥把一只脚扭伤了，他对瘦子说：“你快跑吧，我受伤了。”可是瘦子不愿意自己单独逃跑，就把他一直架到街口的下水道里，钻了进去，挤得紧紧的，几乎不能呼吸，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两人才出来找了一辆出租汽车，逃回卡亚俄港。

在这以后，我有几天没见到瘦子依盖拉斯，我心里想：“大概把他抓走了。”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在贝亚必斯塔广场看见他了。我们又去中国人那里喝酒、吸烟和聊天。那天没有提起上次的那件事，第二天也没有提起，以后的几天里也没有提起。我每天下午仍旧到特莱莎那里去念书，但是再也没到她学校门口去等她，因为我身上没钱。我不敢伸手向瘦子依盖拉斯借。我盘算着怎么才能弄到几个索尔。有一天，学校里让我们买一本书，我跟母亲说了，她马上火冒三丈地喊道：“咱们连饭还都吃不上呢！”她还说，明年不能上学了，因为我那时候就要十三岁了，应该去挣钱了。我记得我找了一个星期日，没有对母亲说，就到教父家里去了。我用了三个小时才到那里，因为我得步行穿过整个利马城。在敲门之前，我先从窗户上侦察了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我担心像上次那样又是他老婆出来，说他不在家。结果出来的不是他女人，而是他女儿，一个没牙的瘦猴。她告诉我，她父亲在山里，十天以后才能回来。这样一来，要用的书就买不成了。幸亏有同学借给我用，我才能做作业。糟糕的是我不能到学校里去找特莱莎，这使我非常难过。一天下午，我和她在一起念书的时候，她姑妈到别的房间里去了，她对我说：“有很长时间你没去等我了。”我立刻脸红了，我说：“我打算明天去。你还是十二点钟下课，对吗？”那天晚上我到贝亚必斯塔广场去找瘦子依盖拉斯，但是他不在那里。这时我想起他可能在萨恩斯·培尼亚大街那间酒吧里，便向那里走去。酒吧里挤满了人，烟雾腾腾，有几个醉鬼在叫喊。那个中国人一看见我进门，就喊：“小毛孩子，走开！”我告诉他：“我找瘦子依盖拉斯有急事。”那个中国人这才认出我来，他给我指了指旁边的一扇门。大厅里的人比门厅的还要多，由于烟太多，几乎看不见人。有些女人坐在桌子旁边，有些男人腿上坐着个女人，不住地在抚摸和亲吻。有个女人拧了一下我的脸，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小蝌蚪？”我说了一句：“闭上你的嘴，臭婊子。”她听了大声笑起来，可是搂着她的那个醉鬼却说：“你骂了这位太太，我要扇你一个耳光。”正在这时，瘦子来了，他拉住醉鬼的胳臂，安抚他说：“这是我表弟。谁想对他怎么样，跟我算账好啦。”那家伙说：“好吧，瘦子。不过，他别再说我的女人是婊子了。应当有教养，特别是要从小教育。”瘦子依盖拉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领我到一张桌子上，那里有三个男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两个是土生白人，一个是山里人。瘦子说我是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们，并且叫人给我送来一杯酒。我对他说，我要单独和他谈谈。我们起身去小便处，在那里我说：“瘦子，我要用钱。不管你想干什么吧，你先借给我两个索尔。”他笑了，把钱给了我。但是，接着他便对我说：“喂，你还记得上次咱们谈的那件事吗？好，我也想请你帮个忙。我需要你。咱们是朋友，应该互相帮助。就干这么一次。好吗？”我回答他说：“好吧，就干一次。我欠你的钱就算还清了。”他说：“我同意。如果咱们顺利，你不会后悔的。”我们回到桌上，他对那三个男人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伙伴。”那三个人笑了，纷纷来拥抱我，还不断地开玩笑。正在这时，有两个女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开始纠缠瘦子。她想吻他，那个山里人对她说：“你让他安静点。你干吗不去使劲吻吻那个毛孩子？”她立刻说：“非常乐意。”说着便用力亲我的嘴，别的人在一旁哈哈大笑。瘦子依盖拉斯把她推开，对我说：“现在你回去吧。不要再上这里来了。明天晚上八点钟你在贝亚必斯塔广场上的电影院旁边等我。”我走了，一路上极力只想明天去等候特莱莎的事，但是不行，瘦子依盖拉斯的事使我十分激动。我想到了那最坏的可能：警察抓住了我们，我由于年龄小，被关进了拉白尔拉区的教养所。假若特莱莎知道了这些事，一定会再也不理我了。

如果教堂里一片漆黑，那就更糟。若明若暗的微光照出一个个黑影，勾画出人们的动作。每个动作既照在墙壁上，也照在石板地面上，使每个在场的人都能够看见。微弱的烛光把人们的面孔罩上一层凄惨的黑影，令人感到阴森可怖，使大家越发严肃。再有就是那低声的呜咽，连续不断（总是咕哝着一句话，总是那个声调，最后一个音节与开始的第一个音节连成一串），从后面传到他们耳中，好像有极细的纤维在刺激着他们的耳膜。假若那女人大声叫喊，放声狂呼，祈求上帝和圣母，揪着头发，或者号啕痛哭，他们也许还好受一些。但是自从佩索阿准尉把他们带进教堂，指挥他们分别站在棺材两侧及教堂四边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了那女人低声的呜咽。哭声来自一门之隔的忏悔室，那里放着一些板凳。佩索阿下令举枪之后过了很久（他们毫无精神和声响但很整齐地执行了），他们才看出来，除了那个正在哀哭的女人之外，教堂里还有另外一些人在低语、在走动、在交谈。他们无法看到自己的手表：每个人都立正站着，间隔半米，没有说话。他们最多可以微微扭动，看看棺材，但是也只能望见那黑色的光滑表面和白色的花圈。在教堂前部站着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走到棺材跟前来。大概在他们来站岗之前，那些人已经到棺材前面去过了，现在只是忙于安慰那个女人罢了。学校里的那个神父，脸上露着异乎寻常的悲戚神情，三番五次地走到祭坛跟前，然后再回到门口，在那群人里混上几分钟，接着又穿过教堂中间，低垂着眼睛，年轻健康的面庞完全换上了与这种气氛协调一致的表情。但是，他虽然从棺材旁边经过这么多次，却一次也没有停步细看。他们已经在那里站了一阵子。由于步枪的重量，有的人胳臂已经酸痛。此外，天气炎热，房间狭窄，祭坛上下的蜡烛在燃烧，他们又身穿呢料军装，所以很多人汗流浃背；但是他们纹丝不动，脚跟并拢，左手贴在大腿上，右手握着枪托，身体站得笔直。不过，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不久前才有的。当乌里奥斯特双手推开宿舍的门，报告消息的时候（他只是嘶哑地喊了一声：“‘奴隶’死了！”），大家看到他由于奔跑而满脸涨红，口鼻在哆嗦打颤，面颊和前额挂着串串汗珠；在他肩头上方，后面，大家又看到了诗人那张红脸膛和睁得很大的双眼，那时竟然还有人开玩笑。几乎刚一关上门，鲁罗斯那特殊的嗓门就吵吵嚷嚷地喊起来：“哎呀，我的妈呀，大概他已经下了地狱。”有一些人哈哈笑起来。但那不是平时野人般的嘲笑（那种发自体内的嗥叫），而是非常短促的、毫无个性和特色的防御性的笑声。可是当阿尔贝托高喝一声：“谁要是再开一句玩笑，我就揍他婊子养的！”那时大家听得明明白白，死一般的肃静立刻代替了笑声。谁也没有再吭声。士官生们都待在床上，或者站在衣橱前面。有人望望被湿气腐蚀的墙壁，有人望望褐色的地砖，有人望望窗外那没有星星的天空，有人望望洗脸间那两扇轻轻晃动的木门。谁也没有说话，甚至互不相视。接着，有人继续整理衣橱，有人继续铺床，有人吸烟，有人翻阅笔记，有人缝补演习穿的军服。慢慢地谈话声又响起来，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话题。幽默、粗鲁乃至刻薄的影射和种种的坏话都销声匿迹了。奇怪的是人人都低声说话，好像吹过熄灯号那样，语句都很简洁而有分寸，除去“奴隶”之死的话题以外，别的事都谈：借黑线、要布头、借笔记、要香烟、借考卷、要信纸。随后，转弯抹角、小心谨慎、回避本质地问答起来：“那是几点钟的事？”接着便从旁边研究起来：“瓦里纳中尉说，准备给他再做一次手术，说不定是在手术期间。”“会不会让我们去送葬？”随后便开始种种谨慎的哀悼的表示：“真命苦呀！年纪这么轻就遭了难。”“还不如一口气就断在那演习场上呢。折腾了三天才死，真受罪呀！”“再有两个月就毕业了，这才叫倒霉透顶呢！”这是间接的哀悼，是原来话题的演变，穿插着长时间的沉默。有些士官生始终保持安静，仅仅点头赞同。后来，集合的哨子响了，大家不慌不忙、秩序井然地离开宿舍。他们穿过院子，向集合地点走去；大家安安静静地站好队伍，谁也不争抢位置，而是互相礼让；人人都仔细认真地左右看齐，自觉立正站好，不再等着班长的口令。晚饭也是如此，几乎没有人说话。他们感觉到，在宽大的饭厅里，几百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们；他们不时地听到来自狗崽子们的饭桌上的议论：“他们就是一连的，跟他在一个班。”此外，还有人朝着他们这里指指点点。他们不大起劲地嚼着食物，既不感到憎恶厌烦，也不感到津津有味。走出饭厅的时候，他们用简短的咒骂回答着别的班或别的年级提出的问题，他们对这种烦人的好奇心感到十分恼火。后来回到寝室，大家把阿罗斯毕德围了起来。黑人巴亚诺说出了众人心里的话：“你去跟中尉说一下，我们要为他守灵。”他接着转过身对大家说：“至少我觉得应该如此，他是咱们班上的，我想我们应该去守灵。”没有谁笑他，一些人点头表示同意，另一些人忙说：“当然啦，当然啦。”班长阿罗斯毕德去找中尉报告，不久便回来要大家穿上外出制服，戴上手套，擦亮皮鞋。他对众人说，半个小时后携带步枪和刺刀集合，但是不准有任何浅色绦带。大家再三要阿罗斯毕德再到中尉那里去说一下，人人都要求整夜为他守灵。结果中尉没有同意。现在他们已经在这里站了一个多小时了，在烛光昏暗的教堂里，他们倾听着那女人单调的呜咽，偷偷窥视着那摆在教堂中央的棺材，它显得孤苦伶仃，仿佛里面是空的。

但是他就在那里。皮塔卢加中尉走进教堂的时候，大家才确信他真的在那里。中尉一进来，他的皮鞋声就压倒了那女人的哭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们听到他正走近身旁。中尉每向前走几步，就有两个士官生看见他从自己眼前过去。士官生们看见他一直走向棺材，心情十分激动。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后背，大家看见他一直走到花圈旁边。他为了看得清楚些，微微弯腰俯视，身体成了弓形。看到他举手敬礼，脱帽默哀，众人感到一阵战栗。他们看见他画过十字，挺起胸膛，满面浮肿，双眼无神地按照来时的方向出去了。大家看着他走了，听着他那远去的脚步声。不久又传来那女人的呜咽声。

过了片刻，皮塔卢加中尉又回到士官生身边，他在每个人耳边说，可以放下武器，稍息站着。他们照办了。接着又传来一个小动作：他们慢慢地、不易察觉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后站得摩肩接踵。守卫线在令人起敬的沙沙声中逐渐缩短，那声音非但没有破坏肃穆的气氛，反而令气氛变得更加沉痛。接着他们听到了皮塔卢加中尉的声音，立刻明白他是在和那女人说话。毫无疑问，为了低声说话，他费了不小的力气。由于无法压低嗓门，他一定觉得很难受：一则他声音粗重，二则他不得不背弃往常的信念，即，男子汉必须配上洪亮的声音。他的话语好像湍急的水流，从中可以听清只言片语。比如，阿拉纳的名字，他们就听见了几次。起初，他们几乎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死者就是“奴隶”。那女人好像并没有注意他的话，仍旧在啜泣。那一定使皮塔卢加中尉感到慌乱，所以他时时沉默下来，停顿好长时间才重新讲下去。

“皮塔卢加在说什么？”阿罗斯毕德不动嘴唇，从牙缝中发出声音问道。他站在排头，挨着他肩膀的是巴亚诺。巴亚诺重复了这个问题，博阿又传给下一个人。问题就这样传到了排尾。距离皮塔卢加中尉和那女人谈话地点最近的士官生回答说：“在讲‘奴隶’的事。”他继续把听到的话传回去，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全部一字一句照传。中尉的独白可以很容易地串起来：“是个出色的士官生，军官和准尉都给予他很高评价。他是个模范学生，读书用功，深得老师赞许。人人都为他的逝世而哀悼。现在宿舍里显得冷清而沉重。他遵守纪律，集合时总是抢在前面。他有男子气概，仪表出众。不出事的话一定会成为优秀军官。他忠诚、勇敢，在演习中知难而上，总是去完成艰巨的任务，毫不迟疑，而且任劳任怨。生活里经常会发生不幸的事情，一定要克制痛苦。全体官兵和师生都希望为死者家属分忧。过一会儿，上校要亲自来吊唁。死者将被隆重安葬。他所在的年级将身穿礼服，持枪送葬。一连的学生要佩戴黑纱以示悼念，就像祖国失去了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要忍耐，只好听天由命。对他的怀念将载入校史，他将永远活在底下各个年级的心中。家属什么事情也不必操心，学校当局负担全部丧葬费用。这件不幸发生不久，学校就订做了花圈。上校校长的花圈是最大的。”通过这条临时传话线，士官生们注意着皮塔卢加中尉的每一句话，还不时听到那女人持续不断的呜咽，以及偶尔打断皮塔卢加的一位男子的说话声。

不久，上校来了，大家立即听到他那急促的企鹅式的脚步声。皮塔卢加和其他几个男子的声音沉寂了下来，那女人的呜咽声也变得较为柔和和遥远。未经下令，士官生们便自动立正。他们没有举枪，但是脚跟并拢，挺胸抬头，双手笔直地贴着裤线。这时全体肃立，隐约传来上校那尖细的嗓音。他的声音比皮塔卢加的还要微弱，人工传话线于是中断了。只有队尾的一两个人明白他在说什么。大家虽然看不见他，却很容易想象出他那副尊容，就像那天操练一样，挺着肚皮站在话筒面前，挥舞着双手，傲慢而又得意地扫视全场，仿佛在表示他并没有讲稿。他一定又在大谈某种精神的神圣意义，大讲军人生活能够使人健康和老练；一定又在强调纪律是社会秩序的支柱。士官生们看不见他，但是可以猜出那张礼貌周到的嘴脸，想象得出他怎样在那个眼睛红肿的女人面前挥动着那双海绵一样的小手。他一定会把两手时时叉在腰间的皮带上，按住那个绝妙的肚皮，而双腿则叉开站着，以便撑住全身的重量。士官生们还可以猜到他所举出的事例和格言。他一定会谈到那些不朽的先驱，谈到独立革命以及在与智利作战中牺牲的烈士，还有那些为保卫危难中的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朽英雄。上校讲罢的一瞬间，那女人停止了哀泣。那个时刻颇有些不寻常，教堂的气氛好像变了样。有些士官生不安地面面相觑。但是那阵寂静并没有持续长久。上校立即率领皮塔卢加中尉和一名身穿藏青色衣服的市民向灵柩走去。三人在遗体前静默了片刻。上校把交叉的双手放在肚皮上，下唇抿住上唇，眼皮半闭半睁：这是专门用于重大事件的表情。中尉和那个市民分别站在上校两侧，那市民手中攥着一块白手帕。上校转身看看皮塔卢加，靠近他耳边说了几句，两人又凑到那市民跟前嘀咕了一阵，后者点点头。接着三人向教堂后面走去。这时那女人的呜咽声又重新响起来。由于二班已前来换班，中尉下令他们撤到院子里去。这时他们耳边听到的，依然是那个女人的哭声。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在屋内走了一圈，然后快步向大门走去。经过那里时，他们偷偷向长凳望去，希望看见那个女人，但是一群男人挡住了视线。除去皮塔卢加和上校外，还有三个男人也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在教堂对面的检阅场上，二班的士官生正站在那里。他们也身穿制服，携带着枪支。一班的人在离开他们几米远的地方，正在草地的边缘集合整队。班长把脑袋伸到排头前两名中间，检查排面是否整齐。接着他移到左侧开始清点人数。士官生们立正等着，悄声谈论着那个女人、上校和送葬的事。过了片刻，大家纷纷询问是不是皮塔卢加中尉把他们给忘了。阿罗斯毕德还在队列前后跑动。

当中尉从教堂出来的时候，班长下达了“立正”的口令，并上前迎接。中尉告诉他把全班带回宿舍。阿罗斯毕德转身刚要下令出发，排尾传出一个声音：“缺一人。”中尉、班长和一些士官生连忙回头去看，又有几个声音同时重复道：“是的，缺一人。”中尉立刻走到队伍跟前。阿罗斯毕德这时飞快地从排头跑向排尾。为了保险无误，他用手指一一清点。最后，他说：“报告中尉，我们一共二十九人，现有二十八人。”这时有人喊了一声：“缺诗人。”阿罗斯毕德报告说：“士官生费尔南德斯缺席。”皮塔卢加问道：“他进教堂了吗？”“是的，中尉。他在我身后。”“只要他不寻死就好。”皮塔卢加嘟哝了一声，做个手势，要班长跟他走。

他们走到教堂门口，就发现了诗人。他站在大厅当中，身体遮住了灵柩，但是没有挡住花圈，肩上的步枪有些歪斜，脑袋低垂着。中尉和班长在门槛前停住脚步。“那个傻瓜在干什么？”军官说道，“立刻把他带走。”阿罗斯毕德连忙上前，走过那群人身边时，他的目光与上校的相遇。他敬了礼，但不晓得上校是否回了礼，因为他立刻就扭过头来。阿罗斯毕德拉住阿尔贝托一只胳膊的时候，后者依然纹丝不动。班长一时忘记了自己的任务，也朝灵柩里看去：灵柩面上盖着一块光滑的黑色木板，顶端是一块混浊不清的玻璃。透过这块玻璃，可以模模糊糊看到里面有张面孔，有顶军帽。“奴隶”的脸裹在白纱布里，好像有些浮肿，显出石榴红的颜色。阿罗斯毕德推了阿尔贝托一下：“大家都集合了。中尉在门口等着你呐。你想受处分吗？”阿尔贝托没有回答，他像个梦游病患者一样跟在班长后面出来了。走到检阅场上，皮塔卢加中尉从后面追了上来，他对阿尔贝托说：“调皮捣蛋的东西，难道你喜欢看死人的模样？”阿尔贝托依然没有吭声，继续向队伍里走去，他插进行列里，默不作声地迎接着同学们询问的目光。有人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没有理睬。几分钟后，当走在他身旁的巴亚诺为使全班都听见而高声说“诗人在哭”的时候，他仿佛依然处在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