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习惯改变中没有什么绝对可言。我们永远做不到百分百的耐心、慷慨、同情或谦虚，随你任选哪种美德都是如此。

这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能指望的最好结果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奋斗，让他人更容易宽恕我们的不足。

例如，你和一个朋友约好一起吃午饭，一向守时的她却迟到了，她最后来到时，诚挚道歉让你久等了。这时候，你会坚持不肯原谅她，把这当作你们友谊中的一大污点，还是会想起她极少迟到，选择原谅她呢？我想，你会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原谅她。

尽管她这次意外迟到，但是因为她的一贯表现，你还是会给她戴上守时的头衔。一次偶然的迟到，只能令她这种美德和长期努力更加鲜明。如果双方角色互换，你会希望对方也能同样原谅自己。你知道，这世上没有百分百实至名归的声誉，哪怕是我们当中最圣洁的人也没那么完美，谁都难免有把事情弄糟的时候。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我们停下了努力的脚步，迟到就会越来越频繁，我们就会仗着以前的好名声吃老本。当我们开始满足于“差不多”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差不多”不见得总是坏事。在生活中的很多领域，追求完美都是徒劳的，或者至少是对我们时间的低效利用。我们不需要花几个小时品尝美食家厨房里的每一种芥末酱，寻找其中绝对最佳的一种，一个差不多的品牌就够我们抹三明治吃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搁置自己吹毛求疵的想法，满足于差不多。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称为“满意度”（Satisficing），指我们倾向于把日常选择当作挑选商品，不值得花费时间或精力去追逐最后那一点点改善。那一点点改善并不能显著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或满意度。

在挑牙膏、洗衣粉、爱情小说或者外卖时，我们都是这样选择的。

在选择银行或者信用卡时，我们会做出看似严格的选择。在选择会计师、律师，甚至牙医、眼科医生、全科医生时，我们也会这样做。但实际上，我们这些选择也是随机做出的，而不是在一大堆选项中进行系统化搜索，然后寻找最佳选择。

我觉得，在选择居住地点时，我们也会满足于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抱怨天气，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在乎完美天气，就都会搬到圣地亚哥，那里有美国最宜人的气候，或者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那里一年有310天晴天。可见，在选择环境时，我们大多数人也会满足于差不多。

当我们的自尊心到了紧要关头时，比如决定申请哪所大学；或者生命攸关时，比如找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们会更挑剔一些。但是考虑到申请排名前100大学的人不到2%，二流的外科医生也从来不缺病人诊治，可见在这些重大抉择中，我们也会满足于差不多，而且效果也还不错。虽然耶鲁大学没有录取我们，或者给我们做手术的医生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但这也没有毁掉我们的生活。

当这种差不多的态度超出市场选择的范畴，进入我们的言行时，问题就来了。

三明治上抹哪种芥末酱可以“差不多”。但是人际交往领域，当我们谈起一个人如何对待他的妻子，或者如何对待年迈的双亲，或者如何对待对他寄予厚望的朋友时，“差不多”的标准就太低了。这时候，我们自己满意并不可取。它只会让别人失望，在本应和谐的地方制造苦恼，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彻底破坏人际关系。

让我们看一看四种诱发差不多行为的环境。

1.当我们积极性不足时

在许多方面，本书是写给那些积极性不足的人的。像我和我所指导的人都是常人。从理论上来说，积极性饱满的人不需要帮助就能找到做好一件事的自律和规划，变成更好的人。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差不多”。

我们知道积极性高的样子，每一个参加过婚礼的人都曾见识过。没有什么能超过一名新娘准备婚礼的动机，因为严重的强迫症和对细节的关注，她们拒绝接受差不多，有毅力坚持减肥，最终穿上比平时衣服小两号的结婚礼服。不妨想想迈克尔·菲尔普斯，为了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取八枚金牌努力训练时的积极性，但新娘们减肥的积极性是他的两倍。我们如果能够控制这种能量，就不需要这一章了。

我们能立即认识到非常努力的人的积极性，比如当我们回家时依然在加班的助理，或者离开电视机走进自己房间写作业的女儿。我们能看出他们的努力，佩服他们，因为看到有人能一脚踢开“差不多”的诱惑，总是鼓舞人心的。

我们也知道积极性不足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已经积极性不足了。当我们做一件事的热情下降或妥协时，当我们无力抵抗平庸时，就是积极性不足的时候。

技能是为我们提供积极性的原动力。为了做一件事，我们拥有的相关技能越多，就越容易把它做好；越容易做好，我们就越乐在其中；越是乐在其中，我们继续做它的积极性就越高涨，哪怕这任务很费神，比如解决一个棘手的技术问题，或者很费力，比如全速绕圈游泳。只要我们擅长做这件事，我们就会不顾代价和风险，一头扎进去。

我们有很高的积极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说得通的。做得好能带来好回报，这把我们置入了一个不断强化的反馈环中。如果在牌桌前大赢特赢，我们就会继续玩下去。我们面前不断累积的筹码会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应该继续坐在座位上。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视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技能不足实际上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积极性会不足。如果一直没人提醒我们，我们就会忽视技能低下与热情不高之间的直接联系。

我曾问一名CEO：“什么会让你快乐？”

他毫不犹豫地说：“高尔夫球打得更好。”

我不知道自己希望他说什么，或许是有关世界和平或者终结饥饿之类的大事业，但他绝非我第一个痴迷高尔夫球的客户。

“你现在打得好吗？”我问道。

“其实不算好。我的技术不至于让自己尴尬，但一直也没什么进步。”

“你多大年纪了？”我问道。

“58岁。”

“你上高中时体育怎么样？”我继续问。

“还算可以。我当时是游泳队的。”

“你喜欢锻炼身体吗？”

“我更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纯娱乐。”

“那么，你现在50多岁了，历史上没有哪个运动员到了这个年龄后表现会比50岁之前更好。你的眼手协调能力在下降，所以你缺乏打高尔夫球的先天技能。而且你不喜欢锻炼，我想这对提升球技很重要。可以这样总结你的情况吗？”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的建议是，享受这项运动，不要急着打得更好。你以后的目标不是把高尔夫球打得更好。”

我其实就是告诉他，差不多就行了。这听起来似乎有悖本章的主题，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重要因素：缺乏执行一项任务所需的技能，会急剧削弱我们执行这项任务的积极性，某种形式的差不多就会成为我们的精明选择。它并不理想，但总比拿自己开玩笑好，也胜过先误导别人充满期待，再做出蹩脚的表现，让他们在一些小事上失望。积极性不足会导致不满意的结果。

我们还低估了目标对我们积极性的影响。有时候我们没有实现新年目标，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边缘化的，所以我们也只会用边缘化积极性去努力。我们没有瞄准那些核心事务，比如搞定一个可恶的工作，而是瞄准了“报一个班”“多旅游”这样模糊不清、空洞无物的目标。边缘化的目标只能引发边缘化的努力。

最后，我们没有认识到，最开始的一点成果会非常迅速地把我们的积极性边缘化。我有时候会在一对一客户身上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开始对人际关系目标豪情万丈，稳步前进，六到八个月以后就开始减速。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解决了问题，所以不必再那么努力地关注人际关系了。

我的工作就要告诉他们，他们看到的终点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他们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变得更好了，只有他们周围的人才能确定这一点。了解了这个事实之后，他们的积极性就会重新振作，他们因此继续努力。

提示：你如果因为缺乏相关技能，或者没有认真对待，或者觉得自己做得已经差不多了，从而妥协了对一项任务或一个目标的积极性，请不要担心，找一些别的事，让世界看到你是多么在乎它。

2.当我们在做志愿工作时

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我对弗朗西斯·赫赛尔本的崇敬。她曾做出一项举动，堪称我们的行为典范。

几年前，弗朗西斯收到了一份去白宫的邀请。但是她之前承诺在丹佛市为一个小型公益团体作演讲，演讲时间与白宫这份邀请相冲突。是去面见美国总统，还是去丹佛作一场免费演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根本不需要考虑。我们会给丹佛的人打电话，解释一下情况，另外安排一个时间演讲，或者承诺明年再来。毕竟这是志愿工作，我们是在给他们帮忙，他们肯定能理解。

但是弗朗西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她告诉白宫，自己无法应邀。“我已经答应了他们，”她说，“他们在等着我。”真正打动我的，也是她的诚信中最为可贵的是：弗朗西斯从来都没有告诉丹佛她拒绝了白宫的邀请。

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和弗朗西斯·赫赛尔本一样非常诚信，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当我们发现自己有借口不尽全力做一些志愿工作时，有多少人会把这种借口当作难得的救生索紧抓不放呢？

我所说的志愿工作，不仅是指利用专业知识做公益，比如一个高级律师免费为公益组织做代理，而且还包括个人主动做出的所有无偿活动。不论是指导孩子们的橄榄球队，还是去救济所洗盘子，不论是监督本地高中里的高危青少年，还是答应去作演讲。我们有时会把无偿视作无法履行承诺的砝码。我们既然可以伸出手来帮忙，那么在不方便的时候也可以抽手退出。原本高尚的意图退化成了差不多的结果；就这样，我们丧失了诚信。

诚信这种美德，要么有，要么没有，就好像没有半怀孕的情况一样，也没有中等高尚这回事。我们需要信守自己做出的任何承诺，才能表现出诚信。

做那些尽我们最大努力就能获得明显报酬的事，并不需要诚信。真正的考验，在于那些愚蠢的承诺，那些我们起初不想做却勉强答应的事，只有在这些事中全力以赴，才算是诚信。我们知道应该做某件事，但是遇到环境的挑战之后，比如累了或者杂事太多，或者我们有了更好的选择，或者它的开销比我们预想中要大，或者白宫送来了一份更有魅力的邀请，我们就会更多地考虑自身情况，抛开那些寄希望于我们的人。

提示：志愿只是个形容词，不是借口。如果你认为帮别人忙就不必尽力，那你就没有帮到任何人一点忙，包括你自己在内。人们会忘记你以往的承诺，只记得你的实际表现。这就好像一家餐厅为无家可归者捐赠食品，但是送出的都是过期下架的食品和残羹剩饭，饥肠辘辘的人只能勉强下咽。餐厅老板或许还以为自己很慷慨，觉得随便捐点东西都聊胜于无。但是聊胜于无远不及差不多，而且在我们做出承诺之后，我们以为“差不多”的做法其实是差很多的。

3.当我们像“业余选手”一样时

在和客户丹尼斯合作一年以后，他的进步令我大吃一惊。他出现的问题是大部分高管的通病：太需要赢得别人注意。我第一次和丹尼斯见面的时候，他好斗的说话风格就彰显了这一点。他总是咄咄逼人，令同事和下属难以招架。不过，他在公司CEO和重要客户面前并不如此，这让他在争强好胜之外，又多了虚伪和拍马屁的坏名声。

丹尼斯很快就有了好转，他好胜的心理肯定有所帮助，因为他不愿在同事面前丢脸。但是他仍然有进步的空间，在我们的定期电话沟通中，他总是抱怨妻子。他缺乏骑士风度，他傍晚下班回家到第二天早上去上班期间，他们一直争吵不断。办公室成了他的避难所，本应温馨的家却成了他的战场。

我并不经常参与客户的家庭事务，但是丹尼斯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异令我难以忽视。他在工作中的行为得到了改善，彬彬有礼、宽容大度、谨慎发言，在家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目睹他在这一年里养成了高僧般的耐性，成了三思而后行的专家。他不必时时处处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也不介意偶尔被同事打扰。但是很明显，他在家截然相反。

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问起他这件事。为什么他能在工作中表现得这么好，回家就变回了老样子？

“在工作中我必须专业点，”他说，“你的反馈教给了我这一点。”

“那在家又该如何呢？”我问道，“和家人在一起，就可以当业余选手吗？”

丹尼斯一下子哑口无言，眼泪夺眶而出。我这句话击中了他的要害，但我没想到如此深刻。丹尼斯使用的“专业”一词，解释了我多年以来见到的很多不合常态的行为。我们在家里的某些行为，换到工作环境中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容忍，谁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呢？有些只是蠢事，没有什么危害，比如心不在焉、呆板无力；还有些更伤人的行为，比如独自发呆、沉默寡言、孤僻冷漠、不爱社交、生气发火等。我们如果把这些行为从家里带到工作中，就会毁掉我们的职业生涯，所以我们多半不会这么干。

其中原因也不难看出。在工作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现成的规划，帮助我们保持专业状态，正式的比如绩效评估和例会，非正式的比如网上的流言蜚语和同事们的闲聊。此外，还有一些强大的动机，比如金钱、地位、权力、保住工作等。

在家里，不论我们是独自居住还是和家人一起住，这些规划和动机都消失了。我们自由自在，想成为什么样子都可以，而且我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志存高远。

丹尼斯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在工作中殚精竭虑追求最高标准，在家却甘当业余选手，满足于差不多。他在工作中非常努力地成为更好的人，却从来都懒得把这种努力用在妻子和孩子身上，虽然他们似乎比同事更重要。丹尼斯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个业余丈夫、业余爸爸，这不是他理想的自己，他十分痛苦。

不只是在家庭和工作中，我们每天都会在各种场合面对这种“专业或业余”的选择。特别是在你不擅长的领域，你更容易选择当个业余选手。

我曾在一家医疗公司的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前面那名CEO讲了45分钟。他讲得并不怎么好，只是在念别人写的稿子，在大屏幕上播放了几张幻灯片，很少看下面有没有人在认真听，从头到尾都没有换过音调，也没有插入一些即兴发言来给听众们提神。他这种表现不难超越。我该怎样说才显得比较谦虚呢，我接下来的演讲震撼了整个会场，我走下讲台，和听众们站到一起，回答他们的问题，和他们一起击掌欢笑。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听众反应。这是我谋生的工作，我在乎它，我会努力，所以效果也很明显。

随后，那名CEO言不由衷地恭维了我几句。他说他很喜欢我的演讲，然后又加了一句：“不过你是专业演讲家，我知道你为什么比我擅长这个。”

他这是在告诉我，演讲不是他这个CEO的真正工作，他把这项任务和他的其他工作区分开了。作为一个CEO，他认为自己还是很专业的。作为一个演讲者，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业余选手，差不多就行了。坦率地说，他连这个水平也没达到。他在这方面给自己的规划就是平庸即可。

我们都会把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情区分开。我们总是习惯看到自己的优点，忽略自己的缺点。就好像，这些缺点属于某个陌生人，与我们毫无关联。慢慢地，我们满足于“差不多”，成了业余选手。

提示：在擅长的领域，我们表现的特别专业；在不擅长的事情上，我们则变成业余选手。我们要努力改变这一点——或者至少缩小专业和业余的之间的差距——成为理想的自己。你的优点不能成为你不去改变的借口。

4.当我们行动不力时

人们会因为两种原因行动不力：要么他们认为自己有更好的方法（典型的好胜综合征）；要么当他们需要遵守别人的规则时，不愿意全力以赴（典型的非原创综合征）。这样故意不合作，常常会恶化情况。

医患关系中，这种遵循不力最为明显。

例如，几年前，我的教练助理理查德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很成功。自从大学毕业以来，理查德在二十年间长了22公斤，这次手术后，他和医生一起计划减掉一些体重。他们共同商定的减肥目标是11公斤，这目标不算极端，也切合实际。他的减肥计划很合理，控制食量，少吃糖类和奶酪，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辅以每天散步40分钟。理查德很快就减掉了10公斤，然后就进入了瓶颈期，渐渐地竟然又变重了几公斤。之后他就把那个体重保持到了现在，他已经40多岁了，却依然只是满足于半途而废，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彻底实现目标。这不同于人们常说的“最后5公斤”，这种假设的“最后5公斤”很难减掉，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它，它们实际上并不多余。但是理查德的情况不同，他要减肥不是因为假设，而是严重心脏病所诱发的。他为了保持健康需要减肥，但他依然半途而废。他最后认为，减掉6公斤就足够了。[我常常想知道为什么医生会放任病人这种错误行为。医生知道遵循医嘱很重要。据报道，30%有生命威胁的病人不能按照医嘱服药。尽管医生在这方面作用并不大，但他们好像认为只要病人离开了诊室，自己的责任就结束了。你的医生最近一次给你打电话或者发邮件询问你是否遵循医疗建议是什么时候？这里绝对有一个改善可以跟进，医生们可以像每日问答的模式一样经常提醒病人，多关心自己的健康。医生已经在用电话或短信确认我们的预约（因为他们希望减少爽约情况）。他们拥有这样的技术，不需要增加任何人力成本，就能督促病人坚持遵循医嘱。民营企业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开发了至少十几款医疗助手应用软件，每天提醒病人服药。]

不论你承认与否，我们都有遵循不力的问题。我们都反感别人指手画脚教我们该怎样做，哪怕这对我们有好处，哪怕我们知道不听他们的会造成伤害。

以上只是从数以百计不肯遵循、令人失望的日常琐事中随机选取的三个例子。我们大多数人虽然能一眼看出别人遵循不力的情况，却不会留意到自己遵循不力的细节。破坏信任、乱扔垃圾、边开车边发短信的家伙总是别人，不是我们。我们永远都不会那么做。

提示：遵循不力时，我们不仅会粗心、懒惰，还会更加好斗、粗鲁。我们对世界嗤之以鼻，宣布：“规则不适用于我们，别指望我们会遵守，我们不在乎。”我们划了一道“差不多”的线，拒绝做出任何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