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

今天更热。伦敦明显比雅典要热，不过雅典至少还有海滩。

今天保罗从剑桥打来电话。听到他的声音，我有些惊讶。我们有几个月没联系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莉迪亚姑妈去世的消息——我感到一阵轻松，而且并不因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内疚。

但他给我打电话不是这个原因。其实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打这个电话。他这个人喜欢拐弯抹角。我一直等他进入正题，可他没有。他不断问我怎么样，加布里耶尔怎么样，还嘟嘟囔囔说了莉迪亚跟往常一样之类的话。

“我想过去看看，”我说，“我很长时间没回去了。我一直想回去。”

其实，在回家、回那幢房子、与莉迪亚和保罗在一起的问题上，我的情感很复杂。所以我尽量不回去——结果总觉得很愧疚，回与不回，我都没有胜算。

“我会补救一下的，”我说，“我很快就去看看你们。我正准备出门，所以……”

保罗说话声音很轻，我几乎听不见。

“对不起？”我说，“再说一遍好吗？”

“我说我遇到了麻烦，艾丽西亚。我需要你的帮助。”

“怎么回事啊？”

“电话上不能说。我要见你本人。”

“只是——恐怕我现在还去不了剑桥。”

“我到你那儿去。今天下午，行吗？”

保罗的声音很急切，我也就爽快地答应了。听语气，他有很大的难处。

“好吧，”我说，“绝对不能通过电话告诉我吗？”

“见面再说。”保罗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那天上午剩余的时间，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什么问题这么严重，让保罗不敢去找别人，只能来找我？是关于莉迪亚的事，还是关于房子的事？我不得其解。

午饭后我什么事也没做成。我怪天气太热，其实是我的思想无法集中。我就待在厨房，不时往窗外看一看，直到终于看见保罗出现在大街上，朝我挥了挥手。

“你好，艾丽西亚。”

我第一眼就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他似乎瘦了一圈，特别是脸、额头和下巴。他看起来形容枯槁，身体不好，疲惫不堪，样子挺吓人的。

我们在厨房里坐下来，打开那台小电风扇。我要给他来一杯啤酒，他说最好来一点烈的。我感到吃惊，因为我记得他不怎么喝酒。我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一小杯——他偷偷一饮而尽，以为我没有看见。

起初他什么也没说。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他又把电话里说的重复了一遍。

还是那句话：“我遇到了麻烦。”

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房子的事？

他一脸茫然。不，不是房子的事。

“那是什么？”

“是我的错，”他犹豫了一阵，终于坦白地说，“我赌博了。不瞒你说，输得很惨。”

原来这几年他一直在赌博。他说开始只是想用这种方式离开那个家——找个地方，找点事干，找点乐子——我无法责怪他，因为与莉迪亚生活在一起，肯定毫无乐趣可言。可是他输得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到了失控状态。他开始动用存款了。不过他也没多少存款。

“你需要多少钱？”我问。

“两万。”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输掉了两万？”

“不是一次输的。我跟其他人借了一些钱——现在他们催我还钱。”

“什么人？”

“要是不还，就会有麻烦。”

“告诉你妈没有？”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保罗也许是个浑蛋，但不是个笨蛋。

“当然没有。她会杀了我的。我需要你的帮助，艾丽西亚，所以我才到这儿来。”

“我没那么多钱，保罗。”

“我会还的。我不是一次就要这么多，只要有一点就行。”

尽管他不断地央求，我什么也没说。“他们”今天晚上就要一些。他不敢空着手回去。我给他多少都行，随便什么都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帮他，但我认为给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知道这笔债务最终是瞒不过莉迪亚姑妈的。我不知道如果换成是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莉迪亚，也许比面对高利贷者更可怕。

“我给你写一张支票。”最后我说。

保罗可怜巴巴地对我千恩万谢，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你。”

我给他开了张两千英镑的支票，见票即付。我知道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但是这整件事都属于我不熟悉的领域。而且该不该相信他说的，我也没底。有些事听起来很玄乎。

“等我跟加布里耶尔商量之后，也许还可以再给你一些，”我说，“但是我们最好能想个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你知道，加布里耶尔的哥哥是律师，也许他可以——”

保罗吓得一下跳起来，不住地摇头。

“不，”他说，“不行，不行，别告诉加布里耶尔。不要把他扯进来。我来想办法解决。我来想办法。”

“那莉迪亚呢？我觉得你应该——”

保罗拼命摇头，并接过那张支票。他看到这个数额有些失望，但什么也没说，很快就告辞了。

我觉得我让他失望了。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觉得我总是满足不了保罗的愿望——我总觉得应该多照顾他。他对我应当比较了解。可我不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

加布里耶尔回家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当然，他对我很恼火。他说我不该把钱给保罗，还说我并不欠他的，我对他没有这个责任。

我知道加布里耶尔说得对，可我无法不感到愧疚。我从那栋房子里、从莉迪亚身边跑出来了——保罗没有。他现在还被困在那里。他现在还是像个八岁的孩子。我想帮助他。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

8月6日

我一整天都在作画，试验那张耶稣像的背景。我根据我们在墨西哥拍的照片，画了许多草图——开裂的红色地面、色泽暗淡的多刺灌木，还考虑了如何表现酷热与干旱。直到我听见让·费利克斯在喊我的名字。

我想假装不在家，暂时先不理他。可是我随即就听见花园的门咔嚓响了一声。已经来不及了。我把头伸出窗外，看见他从花园里走过来，还向我挥了挥手。

“嘿，宝贝儿，”他说，“打扰你了吗？还在工作啊？”

“是的，没错。”

“好哇，好，”他说，“再坚持一下。你知道，离画展只剩六星期了。你快赶不上了。”他习惯性地哈哈一笑，笑得非常烦人。我的表情一定出卖了我，因为他很快补充了一句：“开个玩笑。我不是来检查工作的。”

我没有吭声，走回画室。他跟着我走进来，拖了把椅子放在电扇前，接着点燃一支烟，烟气瞬间在微风中打起转转。我走到画架前，重新拿起画笔。他抱怨天太热，说伦敦没有应对这种天气的能力，还把伦敦和巴黎及其他一些城市做了不恰当的比较。不一会儿我就不听了。他那喋喋不休的抱怨、自证、自怜，听得我都烦死了。他根本没有问我什么问题。他对我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即使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只不过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他表演时的观众而已。

也许这样说很不厚道。他毕竟是个老朋友——而且一直是有求必应的。他只是感觉自己很孤单，仅此而已。其实我也是如此。不过，我宁愿孤单，也不愿找一个错误的伴侣。这也是我在遇到加布里耶尔之前，没有跟任何人认真确立关系的原因。我在等待加布里耶尔，等待一个忠诚可靠、真心实意的男人，而不是那种虚情假意的男人。让·费利克斯一直嫉妒我与加布里耶尔的关系。他想掩饰——现在还想——但我明显感到他不喜欢加布里耶尔。他总是在说加布里耶尔的坏话，暗示我加布里耶尔没有我这样的天分，还说他爱慕虚荣，自私自利。我想让·费利克斯认为，有朝一日他会把我争取过去，拜倒在他的脚下。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每一句不实之词和每一次诽谤中伤，都使我进一步投向加布里耶尔的怀抱。

让·费利克斯每次都要提到我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友谊——这是他为了得到我的说辞——那些青涩的岁月中的紧密关系，那些只用思考“我们与世界抗争”的日子。但是我认为，他没有意识到，只有在我不高兴的时候，他才能得到我。我对让·费利克斯的情感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我们像一对不再相爱的已婚夫妇。今天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讨厌他。

“我正忙着呢，”我说，“我要赶时间，如果你不介意……”

让·费利克斯的脸拉下来：“你是在撵我走啊？从你第一次拿起画笔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在看着你画。如果这些年我一直使你分心，你不妨早说啊。”

“我现在不是正在说嘛。”

我觉得脸上发烫，肝火直往上涌。我无法控制自己，本想继续作画，可是手在发抖。我能感觉到让·费利克斯在看我——我清楚地知道他的脑子在干什么——在思考，在转动，在翻腾。

“我惹你生气了，”他终于说道，“这是怎么啦？”

“我跟你说过了，你不能像这样想来就来。你要事先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

“我没想到来见我最好的朋友还得获得书面邀请。”

一阵沉默。他听了很不高兴。我想他也不可能有其他反应。我并没有打算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本来想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跟他说的，可是我也不知怎么没能控制住自己。奇怪的是，我想故意伤他的心。我想表现出冷酷无情。

“让·费利克斯，听我说。”

“我听着呢。”

“恕我直言，这次画展后，有些事要改一改了。”

“改什么？”

“换个画廊，为了我。”

让·费利克斯看着我，张口结舌。我觉得他就像小孩子，眼看就要哭了；我发现自己除了兴奋，没有其他任何感觉。

“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说，“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明白。”他又点了一支烟，“我想这是加布里耶尔的想法？”

“加布里耶尔与此毫不相干。”

“他恨透我了。”

“别犯傻了。”

“他在你面前尽说我的坏话。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些年来他一直这么做。”

“胡说八道。”

“那还有什么其他解释？还能有什么原因让你在我背后捅刀？”

“别那么小题大做了。这只是画廊的事情，不是关于你我的事情。我们还是朋友，还可以再一起出去玩。”

“条件是我事先发短信或打电话？”

他说着笑起来，语速也加快了，好像要抢着把话说完，以免被我打断。“哇噢，”他说，“哇噢，你知道吧，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你我之间有某种默契——现在你却认为什么也没有。就像这样啊。谁也没有像我这样关心你，你知道吧？谁也没有。”

“让·费利克斯，求你了——”

“我无法相信你居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想告诉你的。”

这话明显失当。他一脸惊讶。

“什么意思，有一段时间了？多长？”

“我不知道。有一段时间了。”

“你是在为我逢场作戏，是不是？见鬼，艾丽西亚。不要这样结束，不要这样把我甩掉。”

“我没有要把你甩掉。不要小题大做。我们永远是朋友。”

“我们还是有话慢慢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过来吗？为了请你星期五去看戏。”他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两张票给我看——是欧里庇得斯的一出悲剧，在国家大剧院，“我想让你陪我去看。这是说再见的比较文明的方式，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念在往日的情分上，不要拒绝。”

我有些犹豫。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也不想再惹他生气。此时此刻，我想我什么都会同意——只要能让他出去。所以我说了一声“好吧”。

晚上10点30分

加布里耶尔回家后，我跟他说了让·费利克斯的事。他说反正他对我们的友谊很不理解。他说让·费利克斯让他心里发毛，还说他不喜欢让·费利克斯看着我的那个样子。

“什么样子？”

“就像你是属于他的。我想你现在就应该离开那个画廊——画展之前就离开。”

“我不能这样做——也太晚了。我不想让他恨我。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人的报复心理有多强。”

“你好像很怕他。”

“我并不怕他。这样做比较简单——逐步远离。”

“越快越好。他爱你。你知道，对不对？”

我没有辩解——尽管加布里耶尔想错了。让·费利克斯喜欢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画作。这也是我想离开他的另一个原因。他根本就不关心我。当然，加布里耶尔有一点说对了。

我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