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的第四夜，如果有个外来者来访圣洛拉，如果他在日落时刻或日落之前散散步，如果他从学校向东漫步十个街区，他也许会看到一栋黄色的大房子。那房子兴许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曾一度富丽堂皇，而今只剩下锈迹斑斑的排水沟和一个耷拉着的门廊秋千，门外长满了四季豆。如果他见到了那栋房子，就可能看到一个女孩。他会边走边想——外来者时常会这么做——他会思索女孩在那里做什么。窗边的那个女孩，那么严肃，那么平静，只是站在那儿，往外头看。

窗边的女孩十二岁。她穿着牛仔短裤，非常瘦。黑色的头发，眼镜，手镯，晒斑。她叫萨拉。

她早有预感，自己会记住这一夜很久很久。可她经常有这种预感——潜伏良久的危机感。这是她与父亲共同的思维风格：每个平凡的时刻都潜藏着灾难，你不知道它会何时发生。

今晚，预感的起因是父亲回家晚了。

透过窗户，她看到街上的车辆驶入各自的私家车道。她听到几户邻居家的门打开又关上。装杂货的袋子沙啦沙啦，钥匙丁零丁零，而他们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平静——别人在同孩子、丈夫和宠物狗说话时，总是那么平静。

“他也许只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耽搁了。”妹妹莉比说。妹妹比萨拉小十个月，她正在楼上和几只小猫在一起。小猫五周大，睡在盒子里。

“你总是杞人忧天，但一般都平安无事。”妹妹说。

“他从没这么晚还没到家过。”萨拉回身看着街道。

外头，鸟儿在树林里鸣叫，或许是燕子，或许是山雀。两个慢跑者轻快地跑在人行道上。共享了路口处那座大房子的学生们正在门廊处点燃烤架。可她父亲的蓝色皮卡却还没出现。

她闻到邻居家飘来烹饪晚饭的香味。那栋镶白边、配有纱窗门廊的棕色房屋，里头住着新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那些大学老师，这是父亲对邻居夫妻的称呼。那些大学老师砍掉了两栋楼间挺立多年的冷杉。父亲追忆往事，这树在他出生前就在了，也就是说在萨拉和莉比出生三十五年前就在了。那是我们的树，父亲常常这么说。他会时不时停下，细细观看残留的树桩。他们的树不该死。

最后一抹天光散尽，昆虫开始冲撞纱窗。

萨拉感到胸闷气短，很难说是因为哮喘还是因为心绪。她从背包里摸出吸药器，飞快地喷了两下。

她再次确认微波炉上头的时钟。父亲已经晚了一小时十分钟。

最后，终于传来了轮胎碾过沙砾的嘎吱声，还有破损排气管亲切的隆隆声。

萨拉打开前门。许多日子看似会转向灾难，实则转向了别的路。

“我们饿了。”她在父亲面前藏起喜悦，“所以我做了两个三明治，莉比一个，我一个。”父亲棕色的胡子日渐灰白，蓝色工作衫也穿得越来越破旧。

父亲关上皮卡的车门。

“我们还喂了猫。”萨拉走上门廊，光着脚站在开裂的木地板上。

“别过来。”父亲说。

她停下脚步，不然父亲会生气。这是真的。不过父亲通常有明确的理由。她等着他开口解释。他没有。他没进屋，而是小跑到后院。他的工作靴重重地踩在沙石上。暮色中，他脚步飞快。

很快，他解开了花园的浇水带，拧开了阀门。

萨拉打开后门。

“你在做什么？”她冲着暮色大喊。她听到浇水带往泥地里喷水的声音。

“给我一些肥皂。”父亲开始解衬衫纽扣，“还要一块毛巾。快点。”

肾上腺素飞速分泌，嗞嗞流入血液。浴缸里有一块细得几乎要折断的肥皂。拿起肥皂后，萨拉又从烘干机里找出一块毛巾。他们总是把干净的衣服留在烘干机里，而不是叠好放进柜子。

“他在外头做什么？”妹妹问。那只最幼小的猫咪蜷在她的掌心，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利齿。你得仔细听，才能听到它那奶声奶气的叫唤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萨拉说。

她又走下楼，透过窗看着父亲。

光线微弱，透过窗很难看清外头。父亲正站在院子最远的角落，土豆田和西葫芦地的那一头。她又定睛一看，肯定了这件事：父亲站在院子里，几乎全裸。

他只穿着平角裤，手持浇水管高举过头顶。

水流下，他的胸膛看上去瘦骨嶙峋，胡子糊在下巴上。泥地上的衣服散乱丢放，就像从晾衣绳上掉下来的衣物。

萨拉看到隔壁的新邻居坐在厨房里，桌上的红酒杯闪闪发亮，孩子躺在母亲的臂弯里。他们看得见你，她想对父亲说，那个女人看得见你。可她太害怕了，不敢开口。

“把肥皂给我。”父亲说。萨拉听到他在黑暗中瑟瑟发抖，伴着蛐蛐儿尖厉的叫声。几只萤火虫在菜地里闪耀。“别靠那么近，丢给我就好。”

白色肥皂掠过天空，被邻居家门廊的灯光照亮。女人看向他们的方向。

“现在回屋里去。快点。”父亲说。

他用肥皂抹脸，抹手臂、腿和手，抹手的次数最多。萨拉早已习惯父亲异于常人，老是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可一波全新的恐惧袭向她：也许父亲做错了什么事，所以才这么洗浴。

附近的地板咔咔作响，是妹妹穿着袜子走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她问。

这一刻，萨拉对妹妹感激不尽，为她棕色的眼睛、清脆的声音，还有她常常佩戴的瓢虫耳钉。瓢虫耳钉应该是她们母亲的，但她们不确定。连莉比唇上椒盐脆饼的味道也让她感激。这些都印证了妹妹在她身边。

她们并肩站了很久，一言不发，透过玻璃看着父亲，就同观看浣熊的晚间洗浴一样——那些小爪子动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

莉比不停地问萨拉父亲在外头做什么，萨拉一直摇头。人们说她俩简直就像双胞胎，两姐妹出生的时间这么接近，连一年都不到，而她们的母亲在她们不到四岁时就离开了人世。

最后，父亲关掉浇水带的阀门，从泥地上拿起毛巾。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换下的衣服扔进垃圾箱。她们的父亲，从不丢东西的父亲，将自己完好的棕色腰带扔进了垃圾箱，那腰带仍穿在牛仔裤的裤袢上。

他不会谈论那件事。一开始不会。

他边说边抬起手掌，像是在示意众人向后退。他弓着背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浴巾绕在腰上，胡子上的水滴滴答答落到油地毡上，同家中的每一个水龙头如出一辙。每样设施都微微松动，整栋房子在逐渐解体。“让我想一会儿。”他说。

他赶走了厨房里的莉比和萨拉。莉比上楼去陪猫咪，萨拉仍待在父亲附近，就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待父亲的解释。

电视里有些东西能抚慰到她。并非节目本身，而是不同的人，不同人的声音，以及了解到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人在观看《幸运之轮》[《幸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1975年美国首播的一档娱乐节目。]。还有数千人也在观看，幅员辽阔的人网。观看节目时，她能感受到他们与她同在，仿佛这一联结在遭遇危机时会起到作用，仿佛他们能看到她并送来帮助。咔嗒咔嗒，幸运之轮转得越来越慢。啪嗒啪嗒，父亲的手指在敲击餐桌。父亲开了一听啤酒。坐在客厅里，萨拉听着餐厅传来的声音，探寻藏在其中的意义和一颗大脑运作的迹象：椅子的刮擦声，叹息和啜饮，将啤酒一饮而尽时罐子的轻响。

电话响起时，父亲没有动，萨拉也任由电话一直响。但她妹妹接了电话，跑下楼，凑到她耳边低语：“有个男孩打电话找你。”

听着窸窸窣窣的耳语，萨拉的身子骤然一紧。很少有人给她打电话——男孩更是一个都没有。

她知道自己的声音在接起电话时颤抖不止：“你好……”

“萨拉？我是阿其尔。”男孩说。

阿其尔。一阵惊喜涌上她的心头。阿其尔，学校里新来的男孩，在戏剧《我们的城镇》中扮演萨拉的丈夫。

“嗨。”萨拉说。可她喘得很急，她不知道这样的对话该如何继续下去。

“这是你的手机吗？”阿其尔说得字正腔圆，口音几乎没有，像个英国本地人。可他的父母来自埃及。她听他说过，他的父亲是个教授。“我是说，我本想打你的手机的。”

“哦，我没有自己的手机。”萨拉说。

她立刻反悔了——她干吗说出来，在别的孩子眼里，她一定很奇怪吧。

“哦。”阿其尔说。

莉比在看她，张着耳朵，想听清电话那头在说什么。

“好吧。”阿其尔清了清嗓子。停顿间，渴切之情烁然绽放。“你知道明天的排练是什么时间吗？”

她羞红了脸。这只是个正经的电话。

“我忘记写下来了。”阿其尔解释道。

电话不到两分钟就挂了。屋里的世界涌了回来：父亲围着浴巾坐在桌边。他的眼神透露出，他拒绝解释出了什么事。

《幸运之轮》转啊转。一个谜题解决了，下一个谜题又来了。萨拉感到下颌后方有点疼，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咬牙咬得多么用力。

最后，父亲开口了。

“萨拉。”他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一丝希望飘来。解释要来了，零碎的线索能化零为整了。

“我想让你下楼去，数数我们有几加仑[加仑（gallon）：一种容（体）积单位，在美国1加仑约等于3.8升。]水。”

萨拉在这一刻明白，出事了。

地下室。她讨厌地下室。地下室预示着一切都会失常。这儿储存着许多食品罐头，用以应对核冬天。这儿储存着水源断了后他们能喝的水，储存着用来以物换物的子弹，以免有一天金钱失去价值。这儿还有许多杆枪，当小偷潜入时，父亲会用枪来守卫食物、水和子弹。

难以想象睡在地下室中的日子：光溜溜的灯泡，狰狞的蜘蛛，浮尘的气味，唯一的小窗封得严严实实。不过他们在角落里备了毯子和枕头，以防万一。三张叠好的折叠床正在一旁等候。

下楼途中，萨拉的手抖个不停。她走到地下室深处的水罐边上。她数得很慢。她数了两遍。

父亲总是说气候在变化，海平面在上升，油和水在枯竭，还有小行星。小行星最让萨拉担忧。夜晚躺在床上时，她能看见许多星星，有时她会感到一颗星星越飞越近，虽然那可能并不是一颗真正的星星。

“不过，也许这些事一件都不会发生，对吧？”她经常对父亲这么说。没人能看到未来，父亲亦无法断言。“反正近来一切都好，对吧？”

“也许吧。”他总这么回答，一边摇头，像是在否认，“但或迟或早，要出大事了，一切将不复以往。”

这就是为何，他们在院子里种了蔬菜。这就是为何，当西葫芦成熟，他们要将之塞进大缸；等土豆长成，他们要将之冷冻干燥。这就是为何，他们要储备够她用上两年的哮喘用药。放药的盒子置于地下室最高的架子上。

没人知道他们在地下室囤了东西，连父亲的兄弟乔也不知道。乔和父亲都出生在这栋屋子里。乔在离家数年后于去年夏天来访。父亲说他在亚利桑那州吸毒。他到访的整整两周内，他们锁上了地下室。因为对地下室来说，最重要的是让里头的东西不为人知。

细微的声音从身后的台阶上传来。萨拉抬起头，是黛西在门口直直地俯视着她。白皙的爪子伸展开，巨大的影子映在台阶上。

萨拉想起父亲曾说到过猫。他说，当灾难发生时，他们得放弃这些猫，不然食物和水不够分。他说他会人道地解决这件事，可他可能会开枪杀了它们，那或许是疼痛最轻的方式。萨拉想起小猫咪出生时的样子——还未长出牙的小嘴，小巧的眼珠，裹着胎膜，黛西叼着它们走来走去。黛西明白该怎么做，明白该怎么叼起小猫——轻轻咬住它们后颈处的毛皮。

萨拉喉咙一紧，它们还是小宝宝啊，她和妹妹得劝说父亲不要那么做。

厨房里，父亲正望着窗外，目无焦点。他的眼眸透着一种罕见的绿色，比萨拉记忆中他露出的胸毛还要暗沉。

“有多少？”他问。

“五十加仑。我们有五十加仑水。”

“好。”他站在桌边，依然捏着腰间的浴巾，“好。”

事情一点点露出眉目。父亲没有按顺序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相慢慢浮现。如同那年夏天，妹妹在院子里学会了用柠檬汁写隐形纸条——你得把纸条放在阳光下加热，才能看清上头写了什么。那天晚上，父亲讲述的事情也是这么展开的，需要耐心，需要破译，需要琢磨他遗漏的关键信息。

父亲在工作时遇到了什么事。

“他们什么都没公开。”父亲是一所大学的看门人，“他们连一件操蛋的事都没告诉我们。”

两个女孩站在厨房里，安静地听他讲。

“他们应当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给那些房间喷消毒液。”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几近咆哮。他说得越多，两个女孩就说得越少，仿佛言语的总量如同氧气，是个消耗品。

父亲说：“我本该戴上面罩，戴上手套的。”

萨拉和莉比花了好久来厘清事情的脉络。

沉睡病，父亲称之为沉睡病。一种古怪的沉睡病在学校里暴发了。

“可他们不承认，他们想压下这件事。”

此外，沉睡病在蔓延。

“有人死了吗？”莉比问。她一向冷静，让人安心，淡定地相信一切都好。她不会很快惊慌失措，可现在，她怕了。

“听我说。”父亲使劲抓住两人的肩膀，用尽全力紧紧扣住。她们退了一步。“我不希望你们出门，至少近几天不行，好吗？我们要好好地待在这栋房子里。”

他猛地站起身，像是想起了什么，沿着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飞奔而下。她们听到他在下头火急火燎地翻找东西。

“那上学的事怎么办？”莉比轻声问。萨拉忽然感受到自己是姐姐，即使只比莉比大不到一岁也意义非凡。她从莉比的这个问题中听出了自己与她的不同。学校是她们最不必担心的。她认为，无论需要做什么，都该由自己上阵，而不是妹妹。

父亲回到厨房，掌心里躺着三片白色药片。

“接着。”他往萨拉掌心倒了一粒，接着走到料理台边，把莉比的药切成了两半，她吞不下大药片。

“这是什么？”萨拉问。

“抗生素。”父亲说，“吃完就去睡觉。”

就寝时间，她们听到老鼠在阁楼上闹腾，弄得猫咪很难受。小猫咪都在地上走来走去，头朝着天花板张嘴哭叫，露出白色的喉咙。

这声音也让两个女孩很难受。

“爸爸！”她们从卧室向楼下喊。

没有回应。她们听到父亲在敲击键盘，联网的旧电脑时而震颤，时而发出“哔哔”的声音。

若拿长柄扫帚的柄狠砸天花板，老鼠就会消停一阵子。这是父亲惯用的伎俩。天花板上印满了证据——扫帚的痕迹，月形，半月形，全都是在过去的夜晚弄到墙上的，宛如一张短途迁移的地图，从屋子的这一侧搬到那一侧。

“爸爸！”莉比又喊了一声，“爸爸，快上来！”

萨拉不看都知道，父亲的眼睛正盯着古旧的蓝光显示屏，等啊等，等待网页通过电话宽带加载出来。

“怎么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像从远方传来。

“老鼠！”两个女孩齐声大喊。

后继的一阵沉默中，萨拉能想象出他的脸，渐渐紧绷，努力耐下性子。

“你们只要熬过今晚就行了。”父亲说。耳边的声音很刺耳，就像指甲抠入墙面的刮擦声，宛如有个小小的囚犯正被困在这栋屋子的某个地方，仿佛刮墙刮上数千日就能逃出生天。“我们别关灯了。”莉比说。她蜷缩在黄色的被窝里。被子是手工缝制的，也许做被子的人是她们的母亲，也许不是。她们一直在留心寻找可能是母亲留下来的东西。

她们所知的一切大多来自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报纸是她们在父亲桌子的抽屉里发现的，叠放得很整齐：六月的一天早上，有个人在晨跑时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一栋屋子的前院里哭，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孩站在门口，尿布都漏了。萨拉记得每一处细节：晨跑的人如何发现厨房里没有吃掉的午餐——三个碗里的通心粉和奶酪，和一个昏倒在地的女人。她的哮喘遗传自母亲，这点萨拉心知肚明。

这一晚，听着老鼠一家子闹个不停，她们久久不能入眠。有时巨大的恐惧能放大再微小不过的异常。

天很快就要亮了，但她们不会换上上学穿的制服，不会走去公交车站。当老师点名时，没人会应答。萨拉不会在《我们的城镇》的彩排或练习中念自己的台词，也不会在最后一幕挽着阿其尔的胳膊与他一同走下舞台。

萨拉习惯了彻夜失眠。她总是做噩梦，噩梦会像余晖一般，让她的大脑活跃数个小时。但妹妹也醒着就有些奇怪了。太晚了。莉比正盯着天花板，眼睛睁得大大的。

在这间卧室里，有些话得说出来，但没人说。最后，萨拉开口了。

“别担心。”她安慰妹妹，话语中带着撒谎前的战栗，都不像她自己的声音了，“没事的，我想一切马上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