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5

沉睡者  作者:卡伦·汤普森·沃克

第一周的第四夜,如果有个外来者来访圣洛拉,如果他在日落时刻或日落之前散散步,如果他从学校向东漫步十个街区,他也许会看到一栋黄色的大房子。那房子兴许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曾一度富丽堂皇,而今只剩下锈迹斑斑的排水沟和一个耷拉着的门廊秋千,门外长满了四季豆。如果他见到了那栋房子,就可能看到一个女孩。他会边走边想——外来者时常会这么做——他会思索女孩在那里做什么。窗边的那个女孩,那么严肃,那么平静,只是站在那儿,往外头看。

窗边的女孩十二岁。她穿着牛仔短裤,非常瘦。黑色的头发,眼镜,手镯,晒斑。她叫萨拉。

她早有预感,自己会记住这一夜很久很久。可她经常有这种预感——潜伏良久的危机感。这是她与父亲共同的思维风格:每个平凡的时刻都潜藏着灾难,你不知道它会何时发生。

今晚,预感的起因是父亲回家晚了。

透过窗户,她看到街上的车辆驶入各自的私家车道。她听到几户邻居家的门打开又关上。装杂货的袋子沙啦沙啦,钥匙丁零丁零,而他们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平静——别人在同孩子、丈夫和宠物狗说话时,总是那么平静。

“他也许只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耽搁了。”妹妹莉比说。妹妹比萨拉小十个月,她正在楼上和几只小猫在一起。小猫五周大,睡在盒子里。

“你总是杞人忧天,但一般都平安无事。”妹妹说。

“他从没这么晚还没到家过。”萨拉回身看着街道。

外头,鸟儿在树林里鸣叫,或许是燕子,或许是山雀。两个慢跑者轻快地跑在人行道上。共享了路口处那座大房子的学生们正在门廊处点燃烤架。可她父亲的蓝色皮卡却还没出现。

她闻到邻居家飘来烹饪晚饭的香味。那栋镶白边、配有纱窗门廊的棕色房屋,里头住着新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那些大学老师,这是父亲对邻居夫妻的称呼。那些大学老师砍掉了两栋楼间挺立多年的冷杉。父亲追忆往事,这树在他出生前就在了,也就是说在萨拉和莉比出生三十五年前就在了。那是我们的树,父亲常常这么说。他会时不时停下,细细观看残留的树桩。他们的树不该死。

最后一抹天光散尽,昆虫开始冲撞纱窗。

萨拉感到胸闷气短,很难说是因为哮喘还是因为心绪。她从背包里摸出吸药器,飞快地喷了两下。

她再次确认微波炉上头的时钟。父亲已经晚了一小时十分钟。

最后,终于传来了轮胎碾过沙砾的嘎吱声,还有破损排气管亲切的隆隆声。

萨拉打开前门。许多日子看似会转向灾难,实则转向了别的路。

“我们饿了。”她在父亲面前藏起喜悦,“所以我做了两个三明治,莉比一个,我一个。”父亲棕色的胡子日渐灰白,蓝色工作衫也穿得越来越破旧。

父亲关上皮卡的车门。

“我们还喂了猫。”萨拉走上门廊,光着脚站在开裂的木地板上。

“别过来。”父亲说。

她停下脚步,不然父亲会生气。这是真的。不过父亲通常有明确的理由。她等着他开口解释。他没有。他没进屋,而是小跑到后院。他的工作靴重重地踩在沙石上。暮色中,他脚步飞快。

很快,他解开了花园的浇水带,拧开了阀门。

萨拉打开后门。

“你在做什么?”她冲着暮色大喊。她听到浇水带往泥地里喷水的声音。

“给我一些肥皂。”父亲开始解衬衫纽扣,“还要一块毛巾。快点。”

肾上腺素飞速分泌,嗞嗞流入血液。浴缸里有一块细得几乎要折断的肥皂。拿起肥皂后,萨拉又从烘干机里找出一块毛巾。他们总是把干净的衣服留在烘干机里,而不是叠好放进柜子。

“他在外头做什么?”妹妹问。那只最幼小的猫咪蜷在她的掌心,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利齿。你得仔细听,才能听到它那奶声奶气的叫唤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萨拉说。

她又走下楼,透过窗看着父亲。

光线微弱,透过窗很难看清外头。父亲正站在院子最远的角落,土豆田和西葫芦地的那一头。她又定睛一看,肯定了这件事:父亲站在院子里,几乎全裸。

他只穿着平角裤,手持浇水管高举过头顶。

水流下,他的胸膛看上去瘦骨嶙峋,胡子糊在下巴上。泥地上的衣服散乱丢放,就像从晾衣绳上掉下来的衣物。

萨拉看到隔壁的新邻居坐在厨房里,桌上的红酒杯闪闪发亮,孩子躺在母亲的臂弯里。他们看得见你,她想对父亲说,那个女人看得见你。可她太害怕了,不敢开口。

“把肥皂给我。”父亲说。萨拉听到他在黑暗中瑟瑟发抖,伴着蛐蛐儿尖厉的叫声。几只萤火虫在菜地里闪耀。“别靠那么近,丢给我就好。”

白色肥皂掠过天空,被邻居家门廊的灯光照亮。女人看向他们的方向。

“现在回屋里去。快点。”父亲说。

他用肥皂抹脸,抹手臂、腿和手,抹手的次数最多。萨拉早已习惯父亲异于常人,老是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可一波全新的恐惧袭向她:也许父亲做错了什么事,所以才这么洗浴。

附近的地板咔咔作响,是妹妹穿着袜子走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她问。

这一刻,萨拉对妹妹感激不尽,为她棕色的眼睛、清脆的声音,还有她常常佩戴的瓢虫耳钉。瓢虫耳钉应该是她们母亲的,但她们不确定。连莉比唇上椒盐脆饼的味道也让她感激。这些都印证了妹妹在她身边。

她们并肩站了很久,一言不发,透过玻璃看着父亲,就同观看浣熊的晚间洗浴一样——那些小爪子动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

莉比不停地问萨拉父亲在外头做什么,萨拉一直摇头。人们说她俩简直就像双胞胎,两姐妹出生的时间这么接近,连一年都不到,而她们的母亲在她们不到四岁时就离开了人世。

最后,父亲关掉浇水带的阀门,从泥地上拿起毛巾。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换下的衣服扔进垃圾箱。她们的父亲,从不丢东西的父亲,将自己完好的棕色腰带扔进了垃圾箱,那腰带仍穿在牛仔裤的裤袢上。

他不会谈论那件事。一开始不会。

他边说边抬起手掌,像是在示意众人向后退。他弓着背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浴巾绕在腰上,胡子上的水滴滴答答落到油地毡上,同家中的每一个水龙头如出一辙。每样设施都微微松动,整栋房子在逐渐解体。“让我想一会儿。”他说。

他赶走了厨房里的莉比和萨拉。莉比上楼去陪猫咪,萨拉仍待在父亲附近,就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待父亲的解释。

电视里有些东西能抚慰到她。并非节目本身,而是不同的人,不同人的声音,以及了解到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人在观看《幸运之轮》[《幸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1975年美国首播的一档娱乐节目。]。还有数千人也在观看,幅员辽阔的人网。观看节目时,她能感受到他们与她同在,仿佛这一联结在遭遇危机时会起到作用,仿佛他们能看到她并送来帮助。咔嗒咔嗒,幸运之轮转得越来越慢。啪嗒啪嗒,父亲的手指在敲击餐桌。父亲开了一听啤酒。坐在客厅里,萨拉听着餐厅传来的声音,探寻藏在其中的意义和一颗大脑运作的迹象:椅子的刮擦声,叹息和啜饮,将啤酒一饮而尽时罐子的轻响。

电话响起时,父亲没有动,萨拉也任由电话一直响。但她妹妹接了电话,跑下楼,凑到她耳边低语:“有个男孩打电话找你。”

听着窸窸窣窣的耳语,萨拉的身子骤然一紧。很少有人给她打电话——男孩更是一个都没有。

她知道自己的声音在接起电话时颤抖不止:“你好……”

“萨拉?我是阿其尔。”男孩说。

阿其尔。一阵惊喜涌上她的心头。阿其尔,学校里新来的男孩,在戏剧《我们的城镇》中扮演萨拉的丈夫。

“嗨。”萨拉说。可她喘得很急,她不知道这样的对话该如何继续下去。

“这是你的手机吗?”阿其尔说得字正腔圆,口音几乎没有,像个英国本地人。可他的父母来自埃及。她听他说过,他的父亲是个教授。“我是说,我本想打你的手机的。”

“哦,我没有自己的手机。”萨拉说。

她立刻反悔了——她干吗说出来,在别的孩子眼里,她一定很奇怪吧。

“哦。”阿其尔说。

莉比在看她,张着耳朵,想听清电话那头在说什么。

“好吧。”阿其尔清了清嗓子。停顿间,渴切之情烁然绽放。“你知道明天的排练是什么时间吗?”

她羞红了脸。这只是个正经的电话。

“我忘记写下来了。”阿其尔解释道。

电话不到两分钟就挂了。屋里的世界涌了回来:父亲围着浴巾坐在桌边。他的眼神透露出,他拒绝解释出了什么事。

《幸运之轮》转啊转。一个谜题解决了,下一个谜题又来了。萨拉感到下颌后方有点疼,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咬牙咬得多么用力。

最后,父亲开口了。

“萨拉。”他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一丝希望飘来。解释要来了,零碎的线索能化零为整了。

“我想让你下楼去,数数我们有几加仑[加仑(gallon):一种容(体)积单位,在美国1加仑约等于3.8升。]水。”

萨拉在这一刻明白,出事了。

地下室。她讨厌地下室。地下室预示着一切都会失常。这儿储存着许多食品罐头,用以应对核冬天。这儿储存着水源断了后他们能喝的水,储存着用来以物换物的子弹,以免有一天金钱失去价值。这儿还有许多杆枪,当小偷潜入时,父亲会用枪来守卫食物、水和子弹。

难以想象睡在地下室中的日子:光溜溜的灯泡,狰狞的蜘蛛,浮尘的气味,唯一的小窗封得严严实实。不过他们在角落里备了毯子和枕头,以防万一。三张叠好的折叠床正在一旁等候。

下楼途中,萨拉的手抖个不停。她走到地下室深处的水罐边上。她数得很慢。她数了两遍。

父亲总是说气候在变化,海平面在上升,油和水在枯竭,还有小行星。小行星最让萨拉担忧。夜晚躺在床上时,她能看见许多星星,有时她会感到一颗星星越飞越近,虽然那可能并不是一颗真正的星星。

“不过,也许这些事一件都不会发生,对吧?”她经常对父亲这么说。没人能看到未来,父亲亦无法断言。“反正近来一切都好,对吧?”

“也许吧。”他总这么回答,一边摇头,像是在否认,“但或迟或早,要出大事了,一切将不复以往。”

这就是为何,他们在院子里种了蔬菜。这就是为何,当西葫芦成熟,他们要将之塞进大缸;等土豆长成,他们要将之冷冻干燥。这就是为何,他们要储备够她用上两年的哮喘用药。放药的盒子置于地下室最高的架子上。

没人知道他们在地下室囤了东西,连父亲的兄弟乔也不知道。乔和父亲都出生在这栋屋子里。乔在离家数年后于去年夏天来访。父亲说他在亚利桑那州吸毒。他到访的整整两周内,他们锁上了地下室。因为对地下室来说,最重要的是让里头的东西不为人知。

细微的声音从身后的台阶上传来。萨拉抬起头,是黛西在门口直直地俯视着她。白皙的爪子伸展开,巨大的影子映在台阶上。

萨拉想起父亲曾说到过猫。他说,当灾难发生时,他们得放弃这些猫,不然食物和水不够分。他说他会人道地解决这件事,可他可能会开枪杀了它们,那或许是疼痛最轻的方式。萨拉想起小猫咪出生时的样子——还未长出牙的小嘴,小巧的眼珠,裹着胎膜,黛西叼着它们走来走去。黛西明白该怎么做,明白该怎么叼起小猫——轻轻咬住它们后颈处的毛皮。

萨拉喉咙一紧,它们还是小宝宝啊,她和妹妹得劝说父亲不要那么做。

厨房里,父亲正望着窗外,目无焦点。他的眼眸透着一种罕见的绿色,比萨拉记忆中他露出的胸毛还要暗沉。

“有多少?”他问。

“五十加仑。我们有五十加仑水。”

“好。”他站在桌边,依然捏着腰间的浴巾,“好。”

事情一点点露出眉目。父亲没有按顺序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相慢慢浮现。如同那年夏天,妹妹在院子里学会了用柠檬汁写隐形纸条——你得把纸条放在阳光下加热,才能看清上头写了什么。那天晚上,父亲讲述的事情也是这么展开的,需要耐心,需要破译,需要琢磨他遗漏的关键信息。

父亲在工作时遇到了什么事。

“他们什么都没公开。”父亲是一所大学的看门人,“他们连一件操蛋的事都没告诉我们。”

两个女孩站在厨房里,安静地听他讲。

“他们应当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给那些房间喷消毒液。”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几近咆哮。他说得越多,两个女孩就说得越少,仿佛言语的总量如同氧气,是个消耗品。

父亲说:“我本该戴上面罩,戴上手套的。”

萨拉和莉比花了好久来厘清事情的脉络。

沉睡病,父亲称之为沉睡病。一种古怪的沉睡病在学校里暴发了。

“可他们不承认,他们想压下这件事。”

此外,沉睡病在蔓延。

“有人死了吗?”莉比问。她一向冷静,让人安心,淡定地相信一切都好。她不会很快惊慌失措,可现在,她怕了。

“听我说。”父亲使劲抓住两人的肩膀,用尽全力紧紧扣住。她们退了一步。“我不希望你们出门,至少近几天不行,好吗?我们要好好地待在这栋房子里。”

他猛地站起身,像是想起了什么,沿着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飞奔而下。她们听到他在下头火急火燎地翻找东西。

“那上学的事怎么办?”莉比轻声问。萨拉忽然感受到自己是姐姐,即使只比莉比大不到一岁也意义非凡。她从莉比的这个问题中听出了自己与她的不同。学校是她们最不必担心的。她认为,无论需要做什么,都该由自己上阵,而不是妹妹。

父亲回到厨房,掌心里躺着三片白色药片。

“接着。”他往萨拉掌心倒了一粒,接着走到料理台边,把莉比的药切成了两半,她吞不下大药片。

“这是什么?”萨拉问。

“抗生素。”父亲说,“吃完就去睡觉。”

就寝时间,她们听到老鼠在阁楼上闹腾,弄得猫咪很难受。小猫咪都在地上走来走去,头朝着天花板张嘴哭叫,露出白色的喉咙。

这声音也让两个女孩很难受。

“爸爸!”她们从卧室向楼下喊。

没有回应。她们听到父亲在敲击键盘,联网的旧电脑时而震颤,时而发出“哔哔”的声音。

若拿长柄扫帚的柄狠砸天花板,老鼠就会消停一阵子。这是父亲惯用的伎俩。天花板上印满了证据——扫帚的痕迹,月形,半月形,全都是在过去的夜晚弄到墙上的,宛如一张短途迁移的地图,从屋子的这一侧搬到那一侧。

“爸爸!”莉比又喊了一声,“爸爸,快上来!”

萨拉不看都知道,父亲的眼睛正盯着古旧的蓝光显示屏,等啊等,等待网页通过电话宽带加载出来。

“怎么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像从远方传来。

“老鼠!”两个女孩齐声大喊。

后继的一阵沉默中,萨拉能想象出他的脸,渐渐紧绷,努力耐下性子。

“你们只要熬过今晚就行了。”父亲说。耳边的声音很刺耳,就像指甲抠入墙面的刮擦声,宛如有个小小的囚犯正被困在这栋屋子的某个地方,仿佛刮墙刮上数千日就能逃出生天。“我们别关灯了。”莉比说。她蜷缩在黄色的被窝里。被子是手工缝制的,也许做被子的人是她们的母亲,也许不是。她们一直在留心寻找可能是母亲留下来的东西。

她们所知的一切大多来自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报纸是她们在父亲桌子的抽屉里发现的,叠放得很整齐:六月的一天早上,有个人在晨跑时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一栋屋子的前院里哭,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孩站在门口,尿布都漏了。萨拉记得每一处细节:晨跑的人如何发现厨房里没有吃掉的午餐——三个碗里的通心粉和奶酪,和一个昏倒在地的女人。她的哮喘遗传自母亲,这点萨拉心知肚明。

这一晚,听着老鼠一家子闹个不停,她们久久不能入眠。有时巨大的恐惧能放大再微小不过的异常。

天很快就要亮了,但她们不会换上上学穿的制服,不会走去公交车站。当老师点名时,没人会应答。萨拉不会在《我们的城镇》的彩排或练习中念自己的台词,也不会在最后一幕挽着阿其尔的胳膊与他一同走下舞台。

萨拉习惯了彻夜失眠。她总是做噩梦,噩梦会像余晖一般,让她的大脑活跃数个小时。但妹妹也醒着就有些奇怪了。太晚了。莉比正盯着天花板,眼睛睁得大大的。

在这间卧室里,有些话得说出来,但没人说。最后,萨拉开口了。

“别担心。”她安慰妹妹,话语中带着撒谎前的战栗,都不像她自己的声音了,“没事的,我想一切马上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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