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早的年代，人们会焚烧掉自己的全部所有物，而现在，化学物质代替火焰起到了净化的作用。消毒液的气味下，一定残留着宿舍一贯的气味：古龙水、爆米花、泼洒的啤酒，还有香烟。可梅只从自己的房间里闻出了消毒液的气味，如同荧光灯一般鲜明锐利，刺激神经。

梅住的这一层除了消毒液，还立了新规矩：不许离开。这是当务之急。他们说这是暂时的，为了安全。当然别人也不能进来。

没课可上，也没事可干。梅本来要为院长照顾孩子。电话那头的人听起来很恼火。那谁来照看她的女儿？梅解释不清，她还迷迷糊糊的。院长家的房子很大，屋里的书架上全是书。她的话让梅有些紧张，再说，她不太好意思提那个病。她再次解释了一遍。院长的声音软了下来：等等，你住在那一层？

梅看得出来学院对该怎么做没有把握。一种不安的感觉：发现成人还不如孩子有所准备。

没有人说其他楼层的学生要去哪里。透过窗户，梅能看到外头的实况。十楼下的地面上，没接触过病人的学生像蚂蚁一样陆续离开，背着硕大沉重的行李。一整天，手提箱在路面上滑动。一整天，遥远的声音飘入纱窗。一列巴士停在路边等待。这看起来就像一场疏散。

有些人离开时抬头看了看十层，但大多数人一直低着头，别开视线，仿佛他们与十层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没人使用“检疫隔离”这个词，但梅查了下。四十天。有段时期，船只在进入威尼斯港口前要等待四十天——他们希望这段时间足够一种传染病自取灭亡。

在禁闭期的第一天，两个男人从食堂推来一车三明治作晚饭。他们戴着白色的纸口罩，声音像外科医生一样含糊不清。梅看得出他们的想法。他们一人守着电梯，一人把餐盒放在地毯上，仿佛早就商议好了这番行动：要尽快离开这片受污染的空气，越快越好。

这层楼仿佛变小了，太小了。在梅看来，楼里住的学生像是翻了几倍。他们手握门把，手指拂过电灯开关，光脚站在地毯上，往水池里吐痰。碎发在空中到处乱飘。

要有胃口真是太难了。当其他女孩一边闲谈一边抱怨时，梅专心咀嚼，感受三明治的生菜叶触碰牙齿的凉意。

不能做的事，不能见的人。这话题一下子让女孩们变得神神道道。“如果我们习惯了分离，就不会那么难熬了。”一个女孩说。据她所言，她的男朋友住在另一栋宿舍楼。

而日子似乎也比以前长了，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仿佛时间需要在空间中移动才能前行，而现在，时间停滞在了一个小地方。

梅的母亲再次来电。

“你电话打得也太多了。”梅说。她在咀嚼时捂住嘴，仿佛边上有人在看似的。

“我只是担心你，”她母亲说，“我担心得不得了。”

母亲的嗓音，那样着急，那样尖细，却起了安慰的反效果，如同在牙龈肿痛时不断触碰那颗牙。

“我挺好的。”梅说。

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毛坯墙间回荡，像是放大了。她只获准从原来的房间带过来一个包。原来的房间，卡拉病了的那间，如今已被黄色胶带密封。她现在住的是一个空房间，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声音变得柔和，唯有孤寂的回响。

“他们知道那是什么了吗？”母亲再次问。

外头的走廊上，梅听到有个男孩在跑步，从楼层的一端慢跑向另一端，一次又一次往返在这条临时跑道上。“古怪马修”，这是别人给他的称呼，用来区别其他的马修。不过，跑步看起来倒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

“我和你说过了，我不知道。”梅说。

她听到了母亲的呼吸声。

“我爱你。”母亲说，但语气有些僵硬。他们家不是那种会大声把爱说出来的家庭。“爱”这个词让他们感觉有点过，它所流露出的，比起温情，更多的是危险。

“我也是。”

在那之后，她听了一会儿那个男生在走廊里跑步的声音。梅无意间听见他说过一次他在练习马拉松。他说他喜欢光着脚跑，就像肯尼亚人、古希腊人，人就该这么跑步。他的脚步落在地毯上。他每次跑过梅的房门，都会有一瞬的阴影，靠近，远去，回来，就像间歇的嘀嗒钟声。

在隔离期的第二天，透过自习室的窗子往下望，会看到停车场上有人用粉笔或面粉写了几个硕大的白色字母：AYANNA。艾安娜，一个女孩的名字。此外还有别的字符，也许是一串密码，或是什么东西的缩写，在柏油路面上万分醒目。附近有个男孩在阳光下眯着眼，等着自己写的东西被大家看到。

梅能感受到那些字母背后花费的工夫、计划和辛劳，以及那个男孩弯下的腰。没有谁的腰也像那个男孩一样为她弯下过。

“真是闲着没事干。”跑步的古怪马修说。他也站在窗边，光着脚，汗流浃背，正拿着保温杯大口喝水。“是吧？”

附近有扇窗“吱呀”一声打开了。来自巴巴多斯的女孩艾安娜，正穿着睡衣向那个男孩用力挥手。她穿着V领上衣、牛仔裤和人字拖，脚指甲涂成粉色，牙齿洁白，皮肤光滑，透着简单而自如的美。她的口音活泼悦耳。所有男孩都喜欢她，也许女孩们也喜欢她，因她漂亮可爱而原谅她——因为她的光芒四射不仅来自她的长相，还来自她的温暖，那种近乎从脸颊上闪耀出来的善良可亲。她是走廊里唯一对梅表露善意的女孩。

一看到艾安娜，停车场里的男孩站起身，举起双臂挥舞，像是个示意直升机下来救援的人。艾安娜向他大声呼喊，可他听不见。他在耳边张开手。很快他们拨通了电话，但依旧在挥手，仿佛两人间用绳子连了两个锡罐。

梅站在窗口看着他们，直到一阵悲伤涌上心头，快得像肾上腺素。她拉上窗帘。

她给老朋友卡特丽娜打电话。现在她明白了，她该和卡特丽娜去伯克利的，或者去加州艺术学院——她本想去的学校。她可以在那儿修习真正想学的东西：绘画、油画，或两者兼修。真邪门！卡特丽娜听了卡拉和其他人的遭遇后感叹。梅当即感受到她的老朋友正在与她渐行渐远。这听上去不像她，她怎么会用“邪门”这种词。其实，每个人都在渐行渐远。

同一天，两个新医生来到宿舍十楼。其中一位是来自美国东海岸的专家。她穿着绿色医护服，套着绿色分指手套，戴着厚厚的奶油色口罩。口罩清爽又干净，像是刚刚拆封。

她检查了他们的眼睛，看了他们的喉咙，还听了他们的心跳。尽管这一层的每个孩子都正常地醒了过来，她看起来依然惴惴不安。

她说：“潜伏期可能会很长。”仿佛他们的身体是个计时器，这点其实不无道理。“它潜伏得越久，就可能传播得越广。”

轮到梅接受检查时，医生递给她一个和自己脸上一样的口罩，松紧带松松地垂着。

“从现在起，你得每时每刻戴着它。”医生的态度像在做实验，仿佛她面对着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危险的化学制品。

梅看着她的脸，如同看着飞机颠簸时的乘务员：如果他们继续倒咖啡，并不会出什么事——有些骚动只会干扰到没经验或未经训练的人。可这个医生的脸绷得那么紧，像是专业素养，反倒起了反作用。“而且你不能和他人有任何肢体接触。不能接吻。”医生接着说，“也不能做爱。”

梅的脸一下子变得火辣辣的。有时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

第二个医生跟在第一个医生后面，她是个精神科或类似的专业医生。

这位医生向梅询问卡拉死前的精神状态：“你的室友最近有听到什么令她沮丧的消息吗？”

“我不太了解她。”

“她有表现出什么消极想法吗？”

“在我面前没有。”

“那在其他人面前呢？”医生追问。

梅摇了摇头。

“我也不了解他们。”

在那之后，因为紧紧贴在脸上的口罩，他们看起来都更像病人了。贴着脸颊的纸面让梅感觉很热。你能感受到自己在呼吸，你无法不去想它，不去想那飘忽不定的节奏，仿佛口罩反而提升而不是降低了得病的可能性。同时，另一种折磨在宿舍中蔓延开来——一种梅从未体会过的疲倦。

她花了很长时间从自习室的窗子向外看，望着远处闪闪发亮的湖泊在烈日下萎缩。水退下后，撒满上千件失物的沙滩显露出来：沉没数年的几十年前生产的帆船，锈得只余模糊轮廓的古老卡车……这片曾在她看来如此浪漫的风景，忽然让她心神不宁：位列湖畔斜坡边的树木生病干枯，树体在死后依然矗立，树枝被火烧得焦黑，树干被甲虫从中吃空，正如生物学教授曾讲解的那样。可它们依然屹立不倒，像墓碑一样。

她忽然想到卡拉，想到她的身体，她的骨头。真是荒谬，这种时候卡拉去世的糟心事竟也能跳出来打断她的思绪。

“你在看什么呢？”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问，仿佛梅发现了什么秘密的转移注意力的消遣，得分享给大伙而不是藏着掖着。

“没什么。”

一阵风刮起，梅看着风一点一点吹散了写着艾安娜名字的粉笔字。

这时，身后飘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想象一列失控的火车。”

“啥？”梅问。

是马修，古怪马修，穿着运动短裤，光着脚。他的口罩斜挂在脸上，一头高一头低。

“想象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

“天哪。”自习室的另一个女孩说，“别再是那列该死的火车了。”

以前远远看着马修时，梅觉得他的言行举止中透着一种奇异的敏捷，他的身子一定得每天坚持跑步才能那么稳健。

“火车径直冲向那些人。”

马修刚在走廊里痛快地跑了一场，依然满头大汗。梅看到他一绺绺乌黑的鬈发上挂着汗珠，衬衫也渗出了汗水。她还闻到了汗味。

“他们为什么被绑在铁轨上？”梅问。

“那不是重点。”马修盯着梅说。梅不太敢直视他的眼睛。她注意到他衬衫的腋窝下有几个洞。

“现在想象铁轨边有根操纵杆。你一拉操纵杆，就能让火车变道，救下那些人。

“不过搞怪的点来了：那条道上也绑着一个人。

“如果你拉动操纵杆，就会救下五个人，但也会杀了一个人。”

马修全身都在颤动，就像在释放一种他容纳不了的能量，能量还以这种方式释放：对一个从未交流过的女孩说出一大串话。

“你会拉动操纵杆吗？”

如此深入一个问题让梅感觉很好，这也许是她在这层楼上所经历的最长的一次对话。

“我认识那些人吗？”梅问。

这个问题应该挺重要，可马修摇摇头，像是在否认，像是在表示这一点都不重要。

“我猜我会拉动开关。”梅说。

“真的吗？”马修看上去从她的答案或共识中获得了某种释然之感。

走廊里忽然一阵骚动。护士们又来给他们量体温了。

马修接着往下讲。

“可要是没有变道操纵杆呢？如果让火车停下的唯一办法是把某个沉重的东西推到铁轨上呢？如果附近唯一的重物是个大胖子呢？”

梅预想到了问题的走向。

“你会把这个男人推下去吗？”

这个问题比上一个简单。

“不。不可能。”

“可这不是和拉动操纵杆一样吗？无论哪一种，你都要杀死一个人，救下五个人。”

“我觉得这不能相提并论。”

一个护士冲进自习室。“嘿！”她的声音透过口罩传出来，“你们俩靠得太近了，你们必须时刻保持一米五以上的距离。”她边说边晃动戴着绿色手套的手指。她的绿色护理服随着她的走动飒飒生风。

梅退后了一步，但马修站在原地，也许是没听到护士的话，也许是不在意。

别的孩子成天躺在走廊上，等着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改变，至少等着下一顿饭送来。没过几天，他们就变得昏昏欲睡，行动迟缓，可谁敢断言这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无所事事呢？

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天气。天空那么广阔，太阳那么雄伟，午后阳光下的叶子那么晶莹剔透。他们“啪”的一声推开纱窗，不顾蚊虫叮咬。他们将手臂伸出窗台，只为感受外界的气息拂过皮肤。

梅能想象这一幕在外头的人看来是什么样的：从窗里探出脑袋就像火灾的被困人员。不过，梅很快就没必要想象了。停车场上已安置好两辆新闻车，向全国转播实况。孩子们挤在屏幕前，指着自己说：那是我们！那是我们！我们上电视了！

可兴奋劲儿很快就消失了。无聊回来得一次比一次快。这种软禁没有尽头——这种感受迅速缠上了他们。

第三天，一个男孩终于打破了单调乏味的气氛。他是个吉他手，大家叫他“醉汉托德”。他向来爱睡懒觉，因此直到中午，才有人注意到他没有醒来。

他们能听到他躺在担架上时的呼吸，看到他粉嫩得像孩童的眼皮。急救人员像桨手一样，将担架如漂流般运出走廊。他是三天来，第一个离开这层楼的人。

这一次，其他孩子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仿佛他们生来就时常要面对这种水深火热。他们有的十七岁，有的十八岁。可一些技能会快速习得，就像语法，早已存在，只是在等待被用上的那一天。

那天下午的自习室，梅在读书，艾安娜趴在桌上睡觉。屋里只有她们两人，伴以同一空间的两位读者无声无息的同志情谊。前后发生的事很微妙：艾安娜把书放在手边，划清自己的界限，随后慢慢地把头搁在手臂上。没有昏厥。没有晕倒。口罩好好地戴在她的脸上，洁白干净。

“你还好吗？”梅隔了大半个屋子问。她的心脏开始怦怦直跳。

叫醒一个你不太熟的人像是一种冒犯。梅碰了碰艾安娜的肩膀，轻声叫了她的名字。一片阳光照在艾安娜的背上。

“你还好吗？”梅再次问。艾安娜咕哝了一声，令人宽慰。她轻轻点了点头。她点头了。梅会记得她的点头和那时舒了口气的心情。

梅走回窗边自己的椅子。

自习室的门忽然开了——是马修。一看到那个奇怪的男孩，梅忽然感到心花怒放。也许他又有问题要问她，也许他想知道她的想法。

他的确带了个问题来。问题是这样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口罩让他的话含糊不清，“艾安娜？”

“她没事。我想她只是累了。”梅回答。她的书正放在大腿上。

“艾安娜！艾安娜！”

这回，艾安娜没有出声。马修开始摇晃她，她的一条手臂耷拉下来，脸颊“啪嗒”一下碰到了桌面，头微微转动，手臂在下头晃荡。

马修转向梅。

“你就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做？”

屋里渐渐被闻声而来的孩子填满，他们的声音就像磁铁，吸引来了别的孩子。“艾安娜！”口罩下不断传出呼唤声。有些孩子害怕靠近她，便远远地呼喊：“艾安娜！艾安娜！”

另一栋宿舍里，喜欢艾安娜的男孩正在做爆米花或洗衣服。也许此时此刻他正在想着她。

“她说她没事。”梅告诉他们，可他们不听。梅口罩下的脸颊火辣辣的，双眼开始灼痛。“她几分钟前还说自己没事的。”

艾安娜的头沉重地搁在桌上。你得靠很近，才能看到她呼吸时背部微弱的一起一伏。这是个令人不安的转折点——一天两起病例。

“还有她。”马修指向梅，“她就坐在那儿看书，像个没事人。”

在急救人员来接艾安娜前，梅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在亮绿色的床单上蜷缩了很久。床单是八月份精心挑选的。她曾希望，床单的主人在大学里不要再像之前那么不苟言笑，要幽默开朗一些，勇敢大胆一些。

她感到喉咙一紧，眼泪落了下来。隔壁传来电视机轻微的震颤声，还有比这更寂寞的声响吗？

在那之后，她独自一人在屋里待了很久，以至于没听到次日的新消息：又有两个女孩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