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二岁离开厂矿的我而言，距此不过二十分钟车程的小县城，就是全然陌生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大世界。

人生中有好几次，我会突然间感到，新世界的大门在眼前打开了。有的大门是精神世界的，比如第一次读到《再别康桥》，第一次读阿加莎、金庸、泰戈尔和福柯，都是令人恍恍惚惚、韵味无穷的新世界。所以，第一次走进大学的钱穆图书馆，我就有一种无数个新世界正等着我去打开的狂喜。这些年逛书店、图书馆，渐渐知道人生匆忙庸碌，真正能读的、能懂的有限，对世界已经有了许多成见，这种打开精神世界新大门的狂喜慢慢变得很难得了。还有一些大门是地理意义上的，将要出发去美国读法学院的时候，我明明拿到通知书，得偿所愿，有一阵子却突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失落，在那边几乎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好朋友突然很有仪式感地对我说：“可是一个新世界在等你啊。”

不过，后来这些看上去更大的新世界对我造成的冲击，都比不上最初离开厂矿转学去县城读书的那次。

那仿佛是我童年的结束，结束在我爸妈一个蛮有勇气的决定里。在厂里读书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升学的事，因为我们只有一所子弟小学、一所子弟初中、一所子弟高中，如果没能考上大学，还有一所子弟职业技术学校。我和同学们，我们这些工厂的子弟，从小到大，都沿着同一条路往前走。我妈是子弟高中的老师，我从小就忧心忡忡地知道，我妈在那里等我。我爸给厂里的技校讲过课，他说不定也在那里等我。

读到初一，我妈突然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小而温馨的子弟学校对抗不了这个竞争的时代，我在这个小世界里不出去，永远不会知道外面世界的竞争是怎样的，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有多厉害。他们决定让我转去附近县城里的中学。

择校，一件让天下父母费尽心机、各显神通的事，原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不过是去附近的小县城而已，也算不上什么大手笔，但为此做出更大的改变和努力、付出更大牺牲的父母，也不在少数。只是从我们那个工厂，那个人和人紧密联系的人情社会里出走，特别是学校老师让自己的孩子转学去外地，在我们的小小社交圈子里，却算得上是很大、很“叛逆”的事了。

爸妈当年那么做，想来承受了不少压力。原本我们在厂里的生活正渐渐走上正轨。我爸回厂复职，领导着自己的分厂和车间，那几年效益也好，我妈也不在我家客厅办周末英语班补贴家用了。我到初二的时候，学习已经开窍，成绩能稳定在年级前十名。因为从小学一年级放学就跟着我妈混迹在各个老师办公室，所以我的初中老师，有许多是看着我长大，上课还叫我的小名的。身边的同学还是那一拨人，不过打乱重新分了班，在小学六年里班和班之间形成的竞争和对立，有些消散了。谁和谁“好过”又分手，八卦更新得很快。那时候大家都用“玩”这个字描绘懵懂的情窦初开，既好奇，又要显出不在意。送过的情书又要回，翻脸的闺密又和好，少年的心情，原本是这样不定，风风火火，但底色是快乐的。

我对眼下的一切十分满意，再没有更高的追求了。小时候因为开窍晚、学习差，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那些同学，好像渐渐没有那么厉害了。小时候最好的那些玩伴，仍旧是玩伴，在我们极小的世界里，努力创造着新鲜的乐趣。报纸办过了，侦探社开过了，功夫不练了，忙着打球、看球、收集球星海报、上课递情书了。我一边收着情书，一边感叹男生们才华平平，做起代人写情书的生意了。

那些日子最大的烦恼，就是我妈离我更近了。我的班主任和我妈正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邻桌，有什么我的班主任知道的事，我妈也一定知道；有什么我的班主任不知道的事，我妈说不定也知道了。我和我妈“斗法”的叛逆期，大约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始终是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在厂里长大，人也实在是很单纯的，所谓叛逆期做的坏事，不过是上我不喜欢的课（比如生物、化学）的时候，练字、走神、看些课外书，逃掉无聊的补课，去打球、看球；又或是考试时早早做完了卷子，奉了我妈的严旨不能早交卷以免显得“狂妄”，只好在卷子底下悄悄看足球杂志。而真正比较严重的错误，比如我早恋之类，我妈只是略有怀疑，查无实据。我在辩论上的小小天赋，确曾用来掩饰承诺，而我代写情书，她好像不曾风闻。但是反映到她那里的诸般问题，已足够让我妈常常勃然大怒，让我常常瑟瑟发抖了。

这些错误，到我适应了新环境，见识了新同学们的“玩”法之后，便觉得实在算不上什么了。

我们的工厂隶属清镇县，改作过贵阳市的一个区，后来改为市。“清镇”两个字，细读便有历史的痕迹。一直到明朝永乐年间，贵州“改土归流”才正式成为省级建制，我们周边的地名，多有“镇宁”“镇远”“威宁”之类，便是中原王朝最初的驻军之所。我一直到带着香港的同学回贵州支教，顺便在贵州旅游，路经家乡，听导游介绍才知这段历史。原来我长大的地方，也是旅游大巴上，导游会专程介绍的，心里也立刻生出许多虚荣感。

县城有一处景点，城边有一个大湖，名字很美，叫“红枫”。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那里是望不到边也游不到边的奇妙世界，长大才知道是个人工湖。湖中星散许多小岛，开发了贵州民族风情游，白天可以到侗族的岛上爬鼓楼、逛“风雨桥”，晚上可以去苗族的岛上看“上刀山，下火海”。多少年的暑假里，家长们在湖边打麻将，我们在湖边钓鱼、烧烤、游泳、划船、打游击，在湖上第一次坐快艇和游船。我小时候，戏精上身，现实生活常常用来为脑中的幻想服务，所以并不喜欢那些刺激项目，每次都在侗寨买一把石剑，要我妈带我去坐竹篙撑的小木舟，悠悠荡荡之时，满足了一种自己是流落江湖、烟波浩渺中的“异客”的幻觉。我妈是个性格火暴的人，但还是配合了我这些奇怪的偏好，有一次她说漏嘴，原来坐小木舟的票价比快艇的便宜了三分之二！

县城跟红枫湖紧挨着，但气质、形象全然没有相似之处。小时候，从厂里去贵阳，只有每天一班的大巴车，需很早起才能赶上，路上总要一小时。去清镇呢，就可以站在厂门口的马路边，拦往来的中巴车，沿途还上人，晃荡十几分钟也就到了。所以前者给我留下了高冷的印象，后者则亲切随意许多。

读书那几年，县城的开发刚起步，新城区最初只是一条宽阔的大街，沿街渐渐开满了火锅店和粉面店，但总觉得冷清。老城区是混乱的街，铺子挨着挤着，巷子里有几家老店，名声在外，甚至没有门牌路标。街口有百货商场和书店，旁边一栋新的大楼是银行和保险公司，背街有小吃摊，往深了走，扯布的店，卖鞋的店，同一行业的仿佛故意凑在一起，虽然是竞争，但容易让人想起和找到，又让人路过的时候总产生看看的冲动。我的“路痴”症状非常严重，不大的县城，也从来没有走清楚过。我记得这些地方，大抵不过是我妈每次只会带我逛这些地方。

县城的好处，是做什么都有该去的那一个地方，买衣服有，买书有，吃冰粉和米豆腐也有，整个城里有什么、在哪里，大家心中是分明的。要扯布做窗帘，知道往哪里走；要给我买画笔、颜料，也知道往哪里走，一天的路线，我妈总是盘算好的。不像在城市里逛街，也不一定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所以我妈会更兴奋，我一下车就已经觉得累。

县城给人的感觉从来不是繁华。特别是老街，路是石板的，好多电线杆子歪斜着，店面也是老的，一溜的小平房、木板门，但永远特别喧闹，人都挤着，嘈杂着。不像我们工厂里，即便是过年那些天，也没有这样喧闹的感觉。生活在那里总是十分热闹，大家都匆匆地要往什么地方去。

无论地盘大小，县城的人流车流、物品种类、美食、娱乐门店，都介于工厂和后来读高中的省城之间，但热闹超过了两边。工厂和城市好像有各自的轨道（一边是我太熟悉了，一边是始终不太熟悉），县城却总是扰攘着。

县城的人，不知为什么，好像活得特别带情绪，所以是热闹的，易笑也易怒。我后来去了贵阳读书，大家玩的地方更多，更高档有趣，但好像都不如我们初中时玩得那么用力。我想到高中的时候出去玩，印象最深的是KTV和甜品店。初中时期在县城的娱乐，记忆就是一帮人在火锅店里拼啤酒。

我对转学情绪复杂。一来，转学可以保证我妈永远不会成为我的班主任；二来，我们分隔两地，她便不能时时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这实在是我十二年来未曾幻想过的好事。我对清镇县城有一些不错的印象，我小时候去那里，只有两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一是我妈去逛街，把我搁在书店打发时光；二是跟我妈去吃那里有名的炒洋芋和丝娃娃。我就是在清镇不大的新华书店里，一坐一整天，整个周末都这样，学会了对店员的冷言冷语充耳不闻，看完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集”。

但是，县城毕竟是“外面”，是陌生而让人害怕的世界。我和我最好的闺密，也完全把二十分钟的车程当作了生离死别。在我说要走以后，我们交换了无数含泪写下的信，里面记载着那个年纪的伤别和诺言。后来呢，她妈妈就被我妈说服，让她和我一起转学了。

县城中学里，多是像我这样外来的人。

大家因外来而相似，许多都是父母在外地上班，看中这里学校的名气，把我们送来，给我们租了房子，假期我们会回家，有空他们会来看看。有人来自其他工厂，有人来自其他县城和农村，许多人的家乡比我的更远。

唯其如此，我们这些半大小孩，在这样的喧闹之地，离开父母的身边，找到了一种叫自由的感觉。

爸妈在学校附近给我租了房子。他们只要不忙，就会过来陪我，有时候是外公、外婆来陪我。房子最初是县城中医院的家属楼，虽然在一个小院子里，但是独栋的，一边紧挨着KTV，一边挨着医院。从前在厂里住着家属楼，邻居们窗户对窗户，望出去都是熟人，半夜了看哪一盏灯亮着，就知道是哪家的哪个孩子还在学习。我自从知道这件事能给我带来刻苦的形象，让我妈心疼我，就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让我的台灯总在深夜亮着。现在，每天从学校回医院旁边的家，身旁是陌生人在穿梭，甚至是陌生人的生死。晚上KTV营业，陌生人声嘶力竭地欢唱，也有人声嘶力竭地号哭。我的日子本来平静得像秋天不起风浪的红枫湖，却突然处处是爆裂的情绪。我的生活变了。

离开家的那阵子做了些什么呢？也许就叫作叛逆吧。

新世界的门向我打开了。从前我只知道这个县城有商场、书店和小吃街，现在知道有酒吧和麻将馆，这是工厂里没有，或者我从来没敢进去的地方。早恋以前我只知道牵手、写情书和送礼物，现在才知道约会，知道感情这事理当热烈，可以因为失恋而逃课买醉，因为吃醋而打架斗殴。我的同学之中，有人抽烟、喝酒、打群架，和社会上所谓的“帮派”有神秘联系，大家结拜或早恋，都是分分合合，轰轰烈烈。

我无法拒绝这个新世界的诱惑，一边是喧闹和拥抱喧闹的同龄人，一边是突如其来的自由给予我们这样的同龄人的巨大空虚；一边是融入新环境的愿望，一边是对往日的“背叛”和告别带来的悲壮快感；一边是想要身边人知道我也是个“会玩的人”的愿望，一边是想要家乡旧友们知道“我已和你们不一样”的成熟感。

那个年纪的所作所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和戏剧感。一方面我们对抗那些我们讨厌的老师，说话、打闹、逃课、传字条、拒绝学习；另一方面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看电影、写作文，还写歌和诗。我一直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喜欢创作，也最有创意的年纪。但我今天已经完全无法读自己在那个年纪写下的东西（它们都被我妈小心地一页页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小柜子里），因为那个人带着那么充沛的激情、自信过头的口气，加戏到不行，我有点受不了她。但我们那时做这一切，全凭一种快感，而并不考虑更多。人和人之间，不只是关系好和闹矛盾，而是要讲恩怨情仇的，表白和分手，都恨不得用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台词。

就连我的班主任老师，看我在自由大梦的道路上忘了自己是谁地狂奔，在身后极力地拉扯和劝说时，都用上了不少戏剧化的台词。

那个年纪，真是精力旺盛，做任何事，都是全情投入的。发起狠来突然很想读书是全情投入的，发起狠来就是不读书，就是要浪、要浪费时间、要对抗权威，也是。大家传看安妮宝贝和《萌芽》杂志是全情投入的，后来我的语文老师引导我去看张爱玲，我也是。就连陷在她的文字那种无法排解的阴郁情绪里，也是全情投入的。

转学的第一个月，奶奶去世了。我的人生有一种断裂的感觉。

在新学校第一次写作文，我写了一封给天上的奶奶的信。语文老师从那以后都很喜欢我的作文，她也喜欢我的字、我的黑板报，喜欢跟我聊聊苏东坡的词。哪怕我后来不学习，跟物理老师对着干，物理成绩不能及格，她都没有放弃我。

我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是位很有活力的老太太。好多年以后我忽然和她微信联系上，她直说：“我在看电视剧，等下好好回你，免得你以为我水平下降了。”

读初三那年，我和她有好几段想来全是戏的对白。她知我那时候无心学习。特别是上课传字条，被物理老师手撕了一整个幽意笑语无数的字条本，我越发铁了心不学物理，自己调了座位跟玩得好的男生坐到一起，上课凑够人打牌。她也知道我那时有一段暧昧故事，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周记要同学间互相批改，有许多冲动无法抑制，管不了许多，大段的表白光明正大地用红墨水写了。那一阵子，她每天总要叫我去办公室聊聊天。但也就真的只是聊天，聊过《飘》和泰戈尔，没有恶语，也没有苦劝。

不过终于有一天，她说：“我在教室前排正中间帮你找了一个好位置，周围八个人，都是不肯上课跟你说话的，什么时候想搬过去，就搬过去。”最后，她又讲了一个撒切尔夫人的故事，只说：“优秀的人，总是想坐到前排的。”

此言不虚。我后来读书，但凡下决心要苦学的时候，总是想办法坐到前排去，若只想蒙混的，就缩在角落了。

那个前排的位置，她为我空了一段时间，我一直说不想搬过去，她也没有强求。后来我们又聊过一次杨过，她最后说：“人生可以适当游戏，但不可以游戏人生。”

到后来，这些很像是未来有一天可以写进自传的话听得多了，我自己也有了情绪。有一天一个人回了租住的房子，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正好看到电视剧1994版《三国演义》，又听了一遍“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桃花也含笑映祭台”。不知为什么突然很难过。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被一种莫名的雄心壮志鼓舞着，披着绿色的被单，提着塑料的青龙偃月刀扮演关公的日子，突然回来了。我想，我曾经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啊！如今这样虚度光阴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纪的我，好像随时行走在一个小剧场的舞台上，所有事都自带些戏剧意味，也偶尔点燃高潮到来时的使命感。那天，我突然决定不再重复叛逆、荒诞、沉沦的戏，要演一幕浪子回头了。自带配乐地，我去找语文老师，说我要换座位了。

她竟然没有配合一句提升戏剧张力的金句，而是说：“去找物理老师道个歉吧。”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时候有一种这是“投名状”的感觉，去找物理老师服软、道歉，就是跟那个帅气有性格、偏激不在乎的我道别了。倒是物理老师，配合了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后来，就有一些常见的浪子回头片段。我翻了整晚席慕蓉的诗集，挑中一首“余生将成陌路”之类的诗，作为“分手情书”递了出去。对方来问我为什么，我就说：“我还想考贵阳一中。”编剧的水平只到这里了。又幼稚，又苦涩，但竟然是真的。

初中毕业那天，我们都去了数学老师家里喝酒打闹。后来我一个人回了租来的房子，隔壁的KTV在唱《后来》，唱得并不好，但唱得很用力，也挺难过。我后来都分不清那是我喝醉了幻想的，还是画面真如此戏剧性。不过，回忆那段时光，完全不是“栀子花，白花瓣”，而是红玫瑰，被拍到墙上，也还是浓烈的一片绚烂。就当是我夸大、美化了回忆吧，毕竟，那几乎是我唯一和最后的叛逆了。

十五岁以前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一段很混乱的时光。我们聚集在喧闹的小县城里，没有父母的约束，也没有理想来自律。以为自己已经非常成熟，以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在别人眼里活得很酷，而自己已经了然什么是酷。那时我们组成一个文艺的圈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写作，既因为“青春就当如此”，为写而写，也是因为真有很多东西想说，想记下。可惜那段日子混乱着过去了，并没有什么留下来，到最后，我也没有想明白要的是什么。那些人也都消失在人海了，后来我们联系过，有种相见不如不见的感觉，也就再次断了联系。

后来，我确实考上了贵阳一中。和班主任、我妈斗过几次法，但是叛逆的年纪已经过去了。那时我喜欢上一个人，也只是暗恋，在本子里写过几首诗，高考过后离开家，也并没有带上。那个有话就会说出来的年纪，已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虽然，最后给了故事一个喜剧结尾的，是初三最后那几个月，日复一日，单调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