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我一个人飞到北京，看了奥运会万米长跑。一圈又一圈，看到后来完全不知道谁领先，晕头转向，恰如那时候要一个人去香港读书的心情。

几天以后，怀揣一本《广东话速成》小册子，一路练习着“轴省”“塞手杆海边多”，我一个人飞到香港。

那之前，十八年都在贵州长大和生活，除了语文课和英语课，其他课都是用贵州话教学。除了元旦晚会诗朗诵或者排演小品，连普通话也用不上（自然也就说得不是很标准）。突然间要去一个据说上课全用英语或广东话的地方，我十分忐忑。

后来在大学里学广东话拼音，老师为防止大家睡着，时不时放一首广东话的歌助学。放得最多的是黎明的歌，老师说，黎明是北京人，说话字正腔圆，所以广东话也说得（比一般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标准。想不到换了赛道，还是输在了起跑线上，我终于彻底放弃了我的广东话。

去香港读书是一时冲动下做出的选择，而一个暑假过后，我已经开始后悔。去之前，我对香港没有想象，唯一的回忆是香港回归那一年，我才七岁，一家人嗑瓜子看电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香港回归了”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此后，香港的画面只在我爸妈在家庭卡拉OK里合唱《东方之珠》，以及春晚的一些小片里出现。这个城市在我的认知里，只是一个什么都很贵、需要办证才能去、有迪士尼乐园的地方。当然，关于香港的印象，还来自张爱玲、李碧华、王家卫，亦真亦幻的故事，这里好像是，一个人无路可走了，就会去的地方，是大起大落都已经历过，人们卷一支纸烟，在迷离夜色里，看透是是非非的地方。所以，去了香港，我妈的同事总以为我每天会遇见黑帮，我的朋友总以为我上街就能要到明星签名，我总以为，街头的某位大爷，说不定就是段小楼。

刚到的那一天，香港中文大学的学长、学姐去机场接我们，我坐着大巴，第一次经过青马大桥，阳光热烈，两边碧色的海闪烁着粼粼金光，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多年以后，回香港实习，汗流如雨，挤过中环步履匆匆的白领们，在一条狭窄的过道上，排队等一碗八十港币的重庆小面，我突然感到，这座城市曾映在我眼中的金色外壳，已然剥落了（这段描写太过矫情，那感觉其实就是，去迪拜以前我以为那里富到空气中都飘满金粉，去了才发现，空气中只是飘满黄沙）。

刚去那阵子，我妈常试探着问，香港人（对内地人）友不友好。我很傻地照实说，越贵的地方，态度越好。比如铜锣湾的商店，逛了一下随便一个包要两万多块，我还以为是自己数错零，又数了几遍，那店员也没有反应，还说着“港普”，陪我试了半天。但我们食堂的大叔，脾气就不大好，一时点菜说不清楚，他就凶巴巴地催。

不过我后来发现，说广东话的香港同学去买饭，一时改了主意或者犹豫不决，那大叔也一样生气骂人。我最初印象中的香港人就是这样，麻利、着急，一刻不停，效率很高，但脾气不好（但在我记忆中，香港的警察、办事处的各种领导，脾气都不错。一个同学有次在地铁上丢了书包，死守在自己下车那站“刻舟求剑”，报警之后一名警员来陪她一趟趟地铁找过去，找了一下午，最后真的找到了，而且什么也没丢）。

工作以后，我有一次和日本同事去香港出差，有一天她自己出门去逛，回来以后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一问，原来她在地铁站问路，说不清楚，被人骂了。我忍不住哑然失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妈提起，两个人都有点好笑，“原来对日本人态度也这样”，我们似乎都还在解当年的心结。

不过一天天急下去，也就习惯了。离开香港以后，天气凉下来，空调热上去，扶手电梯慢吞吞，去买个快餐，美国的收银小哥非要聊他自己乳糖不耐，我反而有些不耐了，只觉得急火攻心。

不过刚去香港的时候，没有广东同学做伴，我一个人都不太敢上街。第一次在茶餐厅结账，低声问旁边的大叔：“我吃完了想给钱，该怎么说？”那大叔笑笑帮我叫“埋单”，我觉得好亏，原来是一个我会的词。随后我发现，只要熟练掌握“唔该”“埋单”这两个词，自信使用，日常出街已经够了。

不过那时候，我身边的香港同学，已经有一些上过教普通话的小学、中学，大家聊得起天了。且只要我显出兴趣，他们都非常热衷于教我广东话，每天像等大新闻一样，急急地问我又从老古董广东话教材里学了什么老古董词，就像我笑话他们学多了北京人编写的普通话教材，每句话非得加个“儿”，整天“我上堂儿”“我写论文儿”。

我在香港前后待了六年，到最后，语言仍是个障碍。读博的时候，在带本科生的讨论课上，一开始我坚持尝试用广东话，后来实在觉得无法准确表达自我，换普通话讲了一阵子，然后问大家我说得明白吗，他们说：“仲好过你讲广东话哦！”

可是日子久了，这种逐渐改善的障碍，并不妨碍人和人感情的亲近。学校的宿舍每层有一位工友阿姨，我们这层的阿姨叫陈姐，一来就叫我“阿文”，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小名叫文文，同学里并没有人知道。我心想，怪不得大家都说香港是信息中心，这阿姨连我的小名都知道了！后来在广东话课学习朗诵《再别康桥》，大家嘻嘻哈哈念“作别西天的云彩”，我才发现在广东话里“云”就是念“文”的，原来她是叫我“阿云”。

我和陈姐从此亲近起来。她除了每天帮大家打扫清洁，有空还会自费地煲糖水，一层楼人人有份。我就边喝边跟她抱怨，经济学教授整天不知所云，香港这地方四季蚊虫遍地，她总是能用“港普”很精准地反驳：“咁你又咁迟起床，又迟到？”“咁你又怕蚂蚁，你昨晚在你个房里边吃东西，碗又不洗？”我都唯唯诺诺，低头认错。

我觉得她身上，就有朴素的“狮子山精神”，做一份工，无论多平凡，都很认真地去做，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总是忙个不停。她对自己的工作是引以为傲的，既不端架子管人，也不自轻，和这些大学生以朋友相交。但她还是时不时地跟我说：“我要是可以读书，我都读书啦！”“还是读书好！”

开学以后，我很快有了些香港朋友，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女孩，叫Fanny（我心想，一个女孩子，偏偏叫范妮，很有意思）。为了融入香港同学之中，我也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那名字起得太好笑了，我不会说的，当年认识我的人，我都给过封口费）。后来去美国读书，发现已经不时兴起英文名了，美国人读不明白我的名字，就让他们多练习几次吧（何况这样一来，上课就很难被教授点名发言），我的美国同学都叫我“詹”。

我想象中的香港人，跟我们很不一样，结果却发现很多地方都很像。范妮的偶像是林丹，那年有航天员访问香港，她要到两张票，我们一起去了，结果有容祖儿来演唱，两个人都觉得赚到了。

去之前我以为香港人都是豪富，结果似乎不是。范妮很省钱，点菜只点能吃完的，买衣服只买真要穿的，有时候她看我冲动起来买一堆一看就知道没用的东西，会给我一个“感觉你背景很深我又不好问”的眼神。

范妮和她的家人属于被叫作“新移民”的上百万“新香港人”中的一员。她和父母拿着“有去无回”的单程证来香港定居。他们往往要从社会底层做起，经过艰难的打拼，才拥有一个小小的家安居。我那时听说她这么大了还要和妹妹住一间卧室，睡上下铺，不禁感激内地的独生子女政策。再后来，我读博的时候，每月有一万多块的工资，又可以住学校宿舍，觉得自己富得流油，消费自由，但我的香港同学还是挺省，我才知道她是家里老大，每月要拿钱补贴家用，就更庆幸我不用早当家。

范妮带我在旺角尝过很多小吃，我最初都觉得一般，很遗憾她的足迹从未超出广东省和香港地区，没试过贵阳的串串，对美食的理解太过局限。当然，离开香港以后，我常常在夏天怀念凉茶和冻糖水。

去香港以前我以为香港人是有国际视野的，后来发现他们中许多人的世界其实挺小。我们有位教授特别文艺，春天来了总带大家在学校里踏青，有一天安排了在湖边的竹林里感受大自然。十七八个人挤在七八棵竹子中间享受竹林，我一时有种睥睨众人的感觉，不知怎么向他们描述赤水河边一座座遍地是竹的大山，用形容词不行，用“这我看不上”的表情和诗词歌赋都不行，真是难受。

我发现，我们这些“内地生”去了香港，最初对这座城市都不怎么喜欢，三五个人聚到一起，敞开心扉能抱怨一年。我们和香港本地同学之间，最初有些距离。内地生有自己的小圈子，有自己的学生会、辩论队、篮球队、话剧社、杂志、校报和歌唱比赛。香港同学很喜欢的活动，两个不认识的男女组队拍写真、贴大海报选系里的Mr.（系草）和Mrs（系花）之类，我们觉得太好笑。

第一个学期读完回家，因为爸妈想去参观我的学校，假期没过完就一家人提前去了香港，我整个人是强颜欢笑的。也许，不只是因为那是香港，去任何地方，最初总是很难的吧。我后来去哈佛大学读书，第一个寒假过后又从香港飞回美国，心情的跌落有如身边的气温。

有好多人，始终很不喜欢香港，大学毕业，或者还没等到毕业，就已经匆匆离开了。第一个学期，听了两节很令人失望的中文和历史课，我认真地想了想，如果现在回去复读，还能不能考上北大。

也有很多人，时间久了，习惯了这座城市，留下来了，有的觉得留下，未来的选择多些，机会更好，有的是真喜欢这里。我读博以后某一天在学校邂逅篮球队队友，她说她加入了某个老电影协会，一周去香港电影资料馆看五六部老片、文艺片、小众纪录片。这是她喜欢上香港的方式，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它会给你资源去开拓和实现，而且“人情冷漠”，别人不大在意你做什么，也没有人叨叨叨。

我再没遇到一座像香港这样，因为挤，方寸之间应有尽有的城市。每个自成一体的生活区，都能找到各个档次的商场、各个价位的餐厅，方圆五百米内好像总有两三家便利店，再往外五百米就能有便宜的化妆品店、电影院、游戏厅。这里有夜景，有海港，有殖民时期的建筑，也有“黄大仙”，有喧闹的街道，也有幽静的禅院，有大佛，有缆车，有出名也的确好玩的游乐园，有每年上百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演出，有漂亮的登山径，也有不算太糟的海滩。

这座城市也有自己的方式跟节奏。生活在这里的人，或者从小到大，或者好不容易，适应了这节奏，难免很难离开它，难免会用它的方式和节奏去衡量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地方。我的好多香港朋友，觉得留在香港是理所当然的，外面的世界，偶尔去看看就好。所以他们看世界有一套很“香港”的方法——笑点低，易震惊，易难以置信，易三观被刷新。

读本科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支教社团，因为是贵州人，自然就负责起贵州中小学的联络。后来，我的一些香港朋友也来找我帮他们的青年狮子会或支教社联系贵州学校。我某天碰到一个叫雪莉的朋友，从贵州支教回来。我问她在贵州开心吗，她十分激动，着急她普普通通的普通话难以表达出小朋友是多么可爱，最后她说：“我没想到人和人之间是可以那样亲密的。”

这句话不知为何我一直记得，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很开心，有时候觉得很遗憾。雪莉和范妮很不同，是中产家庭的乖乖女。有一次我要她来我宿舍吃饭，我动手太迟、上菜太慢，只好让她帮忙，结果她开心得不行，说自己在家里从来没有尝试过动手做菜。后来每次在超市碰到她，她都激动地凑上来问：“买菜吗？做饭吗？”我赶紧说我是买泡面。

据说，很多香港精英阶层的子女，都出国留学了，不会就读本地的大学。跟香港同学聊这件事，他们觉得挺好，不嫉妒，不羡慕，最重要的是那些精英，不要来抢本地大学学位。不过后来，又有传言说班上某某是捐了某栋教学楼的某某的长孙，只是非常低调，又开始八卦和好奇“赛马会会员”那个圈子。

那个圈子的香港人的生活，我和我的大部分同学，当然都只是道听途说。多的是小报杂志报道，但六成还是九成是假的，大家也说不清楚。后来我一个朋友做了实习记者，亲自混进一栋遗嘱风波里的半山豪宅，回来以后俨然是“宇宙中心”。后来她在新闻素养和义气之间挣扎了一阵子，不知该不该如实报道，不知该不该出卖放她进门的巴基斯坦保安。再后来，大家都把这栋豪宅忘了，因为这时开始竞选香港特首了。

再后来，我自己找到一份在浅水湾做普通话家教的兼职，每周两天，跟着他家的菲律宾司机去国际学校接两个小女孩，“逼迫”她们跟我说普通话，再带着她们写写中文作业，一个月能挣六千块。我于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去挣有钱人的钱，自己也容易有钱。他们家在浅水湾的别墅，却叫我失望了。一来很小，远远比不上我们那里做煤矿生意的同学家的别墅；二来生活也不见十分奢华，只有一个做饭的菲佣，另一个菲佣操持家务且照顾两条哈士奇。她们的爸爸整天做生意出差不见人影，妈妈整天在楼上办公，她们俩有时寂寞了，会给我打电话。小的那个孩子七八岁，十分淘气，整日求我给她玩我的手机，或者陪她演戏，我有时候一想，寓教于乐，也就顺从了。大一点的姐姐会用谴责的眼神看着我们，自己默默学习，菲佣则会悄悄上楼告状。

我小时候有个庸俗的理想，就是让我的孩子，将来一出生，就是富二代，琴棋书画，星辰大海，随心地长大，没想到富二代的生活如此奢侈。我想我还是更喜欢我的爹，他会陪我打球、下棋、滚雪球，躲在山上丢石头吓唬我妈、我姑姑，带我没日没夜地看《天龙八部》。在大学的暑假一回家，我爸得意地说帮我买好了《新三国演义》的DVD（光盘），还调整好了可以躺在床上看一整夜的角度，我觉得自己幸福多了。

很多时候，大家用地址就判断了阶层。某次又有八卦说某知名男演员在浅水湾斥资八千万元，也不过买了八十平方米的公寓。那半山上的小别墅，我渐渐明白了这辈子可望而不可即。我另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香港同学，英语口音标准，去了一个中产家庭做英文家教，后来我一问，她教的孩子只有三岁，正在准备幼儿园的英文面试。又有一次，在星光大道，我看见一个爸爸带着小小的孩子一边学着上下台阶，一边要跟着学数“one，two，three……”（1，2，3……）。我心想，好吧，我再也不抱怨我英语基础不如人、学习辛苦了，人没有什么东西是白白得来的，上帝打开一扇门的时候，可能关上了许多的窗。

这座城市的繁华总是给人身在其间，身又不在其中的疏离感，这种感觉可以浓缩在每天晚上在维港（维多利亚港）上演的灯光会演“幻彩咏香江”里。随着音乐，维港对面那些各有独特设计感的高楼与民同乐，卖力展示身上变幻的光线，但广告牌一直明亮。各色灯光投进维港，水楼相接，一时幻彩迷离。音乐停止以后，人群便快速散去。每次有亲朋好友去香港，我就带他们去看“幻彩咏香江”，一来我路痴，维港算一个不用看地图，也能走过去的地方；二来这就是我最初对香港的感觉，说也说不清楚，只能手一挥，“都在水里了”。

明明身在那里，却要在香港的电影院看过《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岁月神偷》之后，我才觉得和这座城市亲近起来。那也是许多次在旺角的卡拉OK唱歌，见过凌晨四点送货的阿爷和小哥忙碌的样子，在许多正在“凋零”的二楼书店坐过，在吐露港看了几次日出，看着李嘉诚捐的观音像竖起来，也吃过许多藏在菜市场里或街道尽头的大排档之后了。

再多些理解，还是靠读书吧。那些风云际会年代的豪门世家兴起而变迁的历史，填满了图书馆里的好几排书架，我最初是当作八卦读，豪门与豪门的八卦恩怨难清、盘根错节，续集和番外一样一家家读了过去，也就仿佛看到了这座城市在时代里沉浮的朦胧影像。后来从《四代香港人》起，我开始读平凡人的故事，跟香港同学一起看老电影，世事沧桑，人潮滚滚，这座城市的传奇也属于那许多没有被记住名字的人。我很快厌倦了逛中环、铜锣湾，惊喜地发现上环坡道上的一条条小街，那里有卖奇怪的衣服、不知真假的古董的小店，小盒子一样的铁皮奶茶店，还有一次我逛到一对老爷爷和老奶奶开着的搞活字印刷的印刷铺子。那奶奶要我挑几个字带回去做纪念，我仿佛挑了“做个好人”。

但那繁华最初是很吸引人的。后来跟着攻略推荐，我看过许多排行榜上的城市夜景，都比不过第一次坐小火车上半山，回头看见的维港。有一天，我心情不好，独自在维港看海，一个印度大叔来和我搭讪，他问：“你在和海说什么话？”我看着对面的大楼和一个个巨大的logo（标识），说：“我在想，将来我会在哪栋房子里，拥有一张小办公桌。”他说：“不啊，你应该想，哪一栋楼将来会属于我。”

我冲他笑了，就是那种“谁也别逗谁了”的呵呵的笑。那时候，我的香港同学已经给我科普了一个概念，我们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把钱放进某个大家族的口袋。从早起开灯、开空调用的电，上网或打电话，去餐厅吃早餐，或是去超市买菜，坐巴士或地铁，都逃不过。后来有人传给我一张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的股权结构图，才知道我平时喜欢的那些餐厅，看上去个个不同，往上看几层股东，最终都是那几个财团。那一阵子出门吃饭，我一心一意要避开几大家族、几大财团，可是那些街边街市里的茶餐厅，街坊邻居彼此相熟，节奏又快又忙乱，每次进去，引得阿姐、阿叔大声询问，总觉得自己是尴尬的外来者。

可是不去试试那些街边转角的小店，总是看疏离的夜景吃浓浓游客风的连锁店，真会永远觉得自己是外来者了。我好像逐渐认识了两个香港：一个高而遥远，是明信片上的维港；另一个是旺角夜色里的人流，大围的菜市场，离岛上的小吃摊。这后一个香港，其实保留着很多传统，过年的时候抢的包山，中秋的花灯，元宵的灯谜，学校里还有舞龙舞狮队，虽然人不多，每周敲锣打鼓，却十分热闹。这一切，好像长大之后，在贵州也很少见到了，它们是在一座陌生城市遇到的童年记忆，所以学校每年的灯谜会，我都去，每年会赢许多糖果零食。

读大一那年，我们不用选专业，可以自由地上课。我选了中文、历史、政治、心理、经济、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社会科学院的专业里，我唯一没有考虑的，好像是法律。最后，妥协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学了经济。

那阵子，心情有些低落，我原本是立志学考古的人，却被香港改变了。那时我们才告别高考以及一切为高考服务的生活，内地同学间还一度暗暗比较高考分数。突然之间，大家已经开始讨论工作和实习。赛马会和新鸿基地产，已经来学校校招了，挑选一部分人做培训生，会承担他们的奖学金，将来优先录用。我的香港同学的学制跟内地学生不同，只有三年，绝大部分人完全不考虑读研，早已忙碌地找工作、谋生活了。

我被抛进现实，抛得太快了。我作为好学生“小公举”、应试教育里的佼佼者被照顾了太久，这时候还在学习开银行卡，用公共洗衣机，自己选课，大概十门全新的学科，还都是英语教学。而身边每个人的履历表上，每天都在添加新的事项，竞选、兼职、社团、交换项目、暑期计划，我懵懂地追随着这一切，在自己的履历表上逐一打钩，又时常对一切感到迷惘。

刚去的时候逛小店，看到贝壳、爱心和飞机穿在一起的手机链，被学姐提醒这是广东话课的考点，才想到这是贝、心、机，广东话是“俾心机”——比“你走点心吧”语气略强！我觉得这份礼物实在是很“香港”，买了好多份送给去了全国各地读大学的朋友。那时候大学食堂有一个香肠、一勺酱、一大盘饭的所谓“颓饭”，又便宜吃起来又省时，深受宅在宿舍里打游戏的青年男女的欢迎，和“俾心机”对立统一，是很“香港”的两种态度。我双子座骑墙，好几次就要点“颓饭”，心想，不能就这样认了，俾点心机，还是点个两餸饭吧。

那是一段不容易的日子，是一个人重新寻找自我的过程。我那时很怀念高三，怀念那种单纯的、人人同步、我已习惯而又颇为擅长的竞争。到后来，我找到了新的自己，天大地大，难以相信那时候常常做梦梦见考试，醒来觉得是个好梦。

我发现自己没有那个夏天，亲朋好友恭喜我爸妈的时候，说的那么优秀。应试教育给过我自信，可我身边突然有山东、北京的高考状元，我在高考分数的比赛里被远远甩在后面，羞于再提了。与他们相比，适应从教材到课堂、作业、考试突然全部换成英文的学习，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容易。而对于寻找一个新的自己这件事，我还一直在抗拒。

像小时候每次刚转学的时候那样，我总觉得对于身边的许多人来说，人生轻松得不可思议，可惜对我来说不是。我需要时间。我申请去美国做一年交换生，辅修政治，把大学拉长到五年，其实是种逃避。我讨论未来的时候总一口咬定想读研、读博，其实也是种逃避。它们都帮我推迟着决定，掩饰成长的慢节奏，以及对未来无所知的迷茫。

当然，这一切也有一份真实的动力，我越来越发现，我还是喜欢学习。到最后，我已分不清是因为擅长，因为好奇，还是因为逃避。但是喜欢写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一个月在图书馆席地而坐，读那些发黄的县志；喜欢在美国跟随他们的视角再学一次马克思，读很厚的英文原典；喜欢那种偶尔读懂了一点点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感觉；喜欢被抛向宏大的那些问题和猜想，比如经济学在利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间画出相互牵扯的曲线，政治学挖空心思地寻找因果，把论文写成通俗科普了，还赫然名为“国家为什么失败”。

交朋友、做兼职和进社团，最初都是我用力去做的尝试，不是我的安慰，但学习和读书是。不停被环境告知应该面对现实的时候，某些课还在让人超越现实。

大学里超越想象的课，是香港最初给我的多重震撼里，最正面的那一种，有那么多不开心、不习惯，最后还能总结一句“不虚此行”，主要是因为这些课。令我印象很深的有很多，其中一例是我大一为了挑战锻炼自己，选的一门广东话教的政治课——Thinking Politically（思想政治），课上的内地学生只有我和一个厦门男生。那门课的全部主旨，只在理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权力。没有固定教材，没有体系，没有大纲，只有一个个话题，比如“火从哪里来”“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筷子”。这些问题并无标准答案，我们自认后现代主义福柯一脉的教授，引导的方向，便是权力。可是，不接受也没关系。

某天的课，我们全班一起坐车到上环，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回来以后那节课，教授则让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孙中山纪念馆。同学纷纷开始批判，有的说孙中山其实跟香港联系不大，这是香港为了自证历史意义，硬说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是在香港受到启蒙的；也有的说纪念馆是先想好了一个故事要讲，再挑选展品，引导参观者对孙中山的判断。总之，这纪念馆几乎可说是“又傻又坏”，唯一做得好的，是门口那座青年孙中山的塑像，很帅气，很像古巨基。

等到大家批判得差不多，教授才笑吟吟道：“纪念馆馆长今天也来了。”就见一位不起眼的小个子爷爷从人群中站起来。我还以为同学们会见风使舵，给人点面子，收回一些话，谁知他们只有变本加厉，一上来就问那馆长老爷爷：“铜像是按照古巨基的样子做的吗？”

我见馆长老爷爷势单力薄，支持不住，忍不住有些气急。因为那时候广东话能听懂却还不大会说，所以我在那门课上一直很沉默。那时心头火起，我忍不住站起来，用普通话发表了一次演讲。讲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一定是在那个以批判为主调的课上，很不和谐的正能量，大约是，就算是先有故事，又怎样？这故事全无价值吗？

讲完以后，气平了，有些忐忑，想全班如果群起而攻之，我和爷爷两个挺瘦的人应该顶不住。结局是，我今天想来仍然很感动，全班人给了我很久的掌声。那节课过后，教授找我聊天，鼓励我多发言，“带来一些不同的声音”；有好些同学，开始整天带我和厦门男生看电影、看话剧，劝我们做头两个选政治专业的内地生。

后来，我还是向现实妥协，学经济了。“头两个”是很大的诱惑，也是很大的压力，我那时候，还没有那样的自信，能活得随心所欲。顺从自己内心所爱去读政治，不管别人怎么看，也不管能不能找到工作，是到我读博的时候，才终于决定的事。

可是那段时光，真是美好的青春。每天都在热烈地思考、辩论、批判、质疑，每天都觉得自己发现了天大的秘密，领悟了刷新三观的真理，每天都感到任重道远和自命不凡，然后分享、碰撞，被挑战，生气、困惑，再读书。当然，我那时候也已表现出文科生的毛病——学术功底不牢，就爱空谈、批判、上纲上线。我后来读博士，因为大部分博士同学是在内地读的本科，和他们相比，我尤其觉得在香港读书这个问题的严重。不少内地同学有读书人的呆气，不太善于表达自己，但多是扎扎实实做过学问的，而我们，有太多具有批判精神，还没有立，已经在破，已经破了，却不知道怎么立。

政治专业一直少有内地学生参与，一来是不大现实；二来是我打听到香港的公务员面试是说广东话，以我的水平想来是无望，从政做议员更是不知从何说起。后来我还去香港某本地党派实习了几天，整日里都在设计小区的垃圾站，中秋节向小区居民派月饼，和来访的阿公、阿婆也不知聊点什么。

这个专业太过“香港”，所以我们和它总有距离，因为我们和香港这个社会，也总有距离。

我和香港同学聊起过各自的中学课本，发现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学过和学到的东西全然不同。我在读博做助教的时候，无意间发现香港学生对中国历史所知甚为有限。某一天讲国际关系中的制衡，我偶然问他们知不知道楚汉相争和韩信，结果只有一个人举手，说有朦胧印象。那个学期，我像说评书一样，给大家讲了《前汉演义》。很巧，之前去贵州的中学支教，能让我们班上整天打打闹闹的男孩子听得起劲的，也是这段故事。

一百年不同的历史所带来的种种不同，是需要时间去彼此理解的。而在融合过程中，又难免出现新的现实难题。一次我表姐请我帮她从香港买两罐婴儿奶粉，我从学校旁边的超市一路逛到了旺角，所有超市的奶粉架上空空如也，我能体会买不到奶粉的爸妈们的怨气。其后两地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水货客”总是有对策，有一阵子，我们只要从香港买两罐奶粉，在罗湖口岸外转手卖给那些专等着收奶粉的人，就能轻松挣一百块钱。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两地的体制和体量如此不同，在融合的过程中，碰撞在所难免。只是渐渐积累的怨气，有时被发泄到无辜的普通人头上。我妈有一次看新闻，一位内地游客在沙田被一群人骂作“蝗虫”，决定再也不去香港旅游，虽然此前，她挺喜欢香港，地方又干净，人又守秩序，她和我宿舍的阿姨陈姐一见如故，能聊个没完。我感到难过，但也理解她。

今天回头看，在困境、问题、误解、争议最初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能更努力一点，也许一切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初去香港的时候，一个学长说我们这些来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是两地间的桥梁。我们也曾经以此自命而努力。我和朋友在当时还流行的人人网上办过一个广播小站，邀请内地学生和香港同学对话，聊分歧，聊共识，聊不同看法，也聊各自的经历。我们想，只要大家交流，总是有希望彼此理解的，哪怕只是聊聊童年趣事，我们至少会发现，原来彼此的童年和那时候认知的世界，在彼此的眼中是那么遥远和新鲜。可惜我们只是普通大学生，影响力有限，每期节目有上百人听，就挺满足了。是啊！甘于平凡，没能更努力一点。

如今回首已经十年了，那时同上思想政治课的同学，有的人做了公务员，有的人还像以前一样喜欢批评，大家默契地不再联系。很多年前，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同和分歧，但诚心沟通，便能在一个教室里为彼此鼓掌。二〇〇八年的夏天，第一次坐车经过青马大桥，天气晴好，一个忙碌的繁华都市展现在我眼前。那以后的许多年，我敢一个人在凌晨四点的旺角夜行，因为这城市平和、安全。那里的人虽然急脾气、快节奏、多挑剔，可给过我的，多是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