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高考的是年复一年的漫漫应试之路，只是没想到高考过后，这条路我又走了十年。

我很享受我的高三。有句话说，一辈子有好几次，人会以为自己已经到达巅峰了，只不过后来又走了很久，才发现离那山峰还隔得很远。对我来说，高三是第一次，感到现在很好，以后应该都是下坡路的时刻。

高三是这样一个时刻：将要高考而未高考，人人都说很美好的新生活已经可以想象，却还不必面对（也就还没经历过“原来也并不那么美好”的幻灭）；所有人有规律地做着同一件事，而这件事碰巧是我所擅长的；日子已经过得非常规律，每一天都很充实，但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也不算疲惫；许多人对我满怀期待，但也同情着我的压力；我因为考试成绩好这样庸俗的特色，和学校里的街舞明星一样身带“光环”。我觉得，人生大概不会再给我安排这样的好日子了。

而且，那才是高三啊。十八岁未满，一切都还有可能，人生，还根本望不到边际。

十二年磕磕绊绊，到高三，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会”考试这件事了。学海无涯，知识没有尽头，但在考试中，能明白出题人的意图和圈套，把自己所知的都按照规定呈现出来，以至于并不尽知的都借由已知线索做尽可能的推测，最大限度地方便阅卷老师“酌情给分”，那考试这门学问本身，就算入门了吧？

考试独立于众学科之外，单是一门学问。我后来发现，面试和工作，一如考试，并不是为了表达自我。设身处地，让给你“阅卷”的那个人工作起来容易一些，给你高分的理由多一些，各种“分数”自然就高了。

到了高三，这门功夫我已熟习再三，招式皆可灵活化用，至于圆融，临敌并不觉得紧张，偶然遇到无从下手的题，还颇有点兴奋了。这功夫无非是几件事，一是很庸俗的妥协，即临到重要考试，不再写能把自己感动哭的作文，而是写阅卷老师能明显感受到你的阳光态度、文字水平和阅读积累的作文；二是细致学习参考答案以总结套路；三是把每次考试都当作对考试技能的考试，不为分数和排名所苦恼，而只求尽我所能，再从中学习。

在高三的考场之上，这门功夫最讲究心态平和，全情专注，沉静如水，深沉如渊，就是近于冷漠无情的“做题拿分机器”。

当然这很难。我在高考前有过几次情绪起伏。一是因为平时成绩好，被学校列为争夺状元的重点培养对象，收到了来自校长的亲切关怀，可以在全年级老师中任选一对一的辅导老师。结果简单的生活平添许多压力和人情思虑，学习的快乐几乎消失不见，我连着考砸几次，不被人看好了，才解脱出来。

二是突然间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和二级运动员好像很多，像我一样什么加分都没有的人好像很少。说起来，我外公是地道的苗族人，是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走出大山的。我妈参加工作的时候，民族被误登记为“汉”，二十岁的她觉得这样也挺好，全然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这意味着我高考不能加二十分。按理说，我们这时候去改民族，不能说是作假。但一来改民族这件事十分敏感，我们也没有什么门路；二来我爸、我妈对我自信极了，似乎比别人少一点加分也不要紧。我对他们的心大感到了一些震惊。

紧接着，我因为化学会考差了一分没拿A，被“褫夺”了保送北大的名额。那天我爸开车送我去学校，路上接到了校长的电话，通知我不能被保送的消息。校长还有些担心我们的情绪，结果我爸非常淡定地说：“没关系，她靠自己努力考北大吧！”他对我如此信心满满，我也惊呆了。后来想想，他们应该是不想让我对不确定的事投入太大的希望和关切，故意淡化这些“场外因素”的重要性，让我不至于被失望打乱吧。

对这一切，我不可能没有压力、委屈和遗憾，深呼吸平复情绪直到考试，结果高考第一天，对着语文的第一题拼音，我觉得每个音都是错的，都在针对贵州人的普通话，心里一凉，说：“完了，肯定要复读。”两个半小时，“复读”两个字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结果语文果然考得很差。但又因为自此完全看开了，后面几科都发挥很好。可见人间事，总是因祸得福。

其中也不知道是否有命运在起作用。练习了那么多次的考试这门功夫，“保持平常心”这五字秘诀，会背又有什么用呢？我对自己的考场心态如此自负，一向不乱不浮，到头来也是靠“复读”这个念头找回的平常心，实在是太不靠谱了。不过，这一切也许证明，没关系的，就算没有平常心，就算脑子有些凌乱，就算上手不顺，告诉自己没关系的，内力还在那里，不会一场空的。

应试是招式，内力却还需来自日复一日、层层题海、漫漫长卷的积累。积蓄内力，另有一套和练习考试招式不同的方法。

我在整个高中时代的高光时刻，竟然是在一次原本至为无聊的学习方法大会上。那是我第一次突然考了年级第一，因此碰巧要在全年级直播的班会课上做学习方法报告。而我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

我身上没有很多老师期待的那种刻苦。在生活的优先级里，睡觉是第一。我宁可写不完作业，晚上十二点也一定会上床，早上一定会拖到非起床不可那一刻，理想状态是踩着早读的铃声进教室。说重庆话的生活老师每天喊“詹青云儿，起床咯”的一嗓子，声震全楼。我穿着夹脚拖鞋在走廊上奔跑的样子，被隔壁班班主任反复嘲讽。

但这其实是我“努力”的方式。在中学时代，甚至直到现在，我最大的焦虑是时间被浪费，在这个问题上有轻微的强迫症，在高三尤其明显。在早读之前提早到教室，多半无所事事、聊天发呆，我决定不为此早起来表现勤奋。一边上早自习一边吃早餐才是节约时间的实惠选择，被教导主任发现在课上吃东西，则属于风险可控的小概率事件。

但是我又常主动“浪费”学习时间，每周三次打篮球，几乎每个课间都打乒乓球或踢毽子，每天都读些课外书，还在向《散文诗》和《足球俱乐部》投稿（虽然并无回音），偶尔整个晚自习溜出教室看流星雨，和好朋友聊天。

时间不可以“被”浪费，但可以拿来浪费。因为这些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使用时间的方式，它们使我在被题目淹没、被分数绑架的生活中，每节课、每天、每周、每月地满血复活。找到一种平衡的、充实而不过于疲惫的、每一天都有进步也有享受的高三“活法”，就是我打算做报告的学习方法。

可这不是教导主任喜欢的学习方法。她喜欢规矩和原则，比如预习和复习、听课和刷题，她喜欢强调比别人多一分的努力。我的报告稿很快被退回了，带着她冷冷的讽刺。正因为是很真诚和认真地写下那些建议的，所以我觉得很委屈，但在朋友的怂恿下决定不放弃，去“报复”。我交给教导主任一篇抄来的正统学习方法稿，每一段的开头都是“夯实基础”这样毫无意义的废话，但我拿到全校直播的讲台上去讲的，是“变本加厉”的自己的稿子，我上来就说：“我实在没有资格来教我每天问问题的偶像如何学习，而这，正是应试教育的悲哀。”

那场报告（应该主要是因为我的勇气，加上些被冤枉以后刻意的挑衅）许多次被掌声和笑声打断，是我人生中未经历过的事，我后来参加辩论队或是节目，都和它给我的初始信心有关。

我一时成为学校里的“英雄”人物，有快感，也有忐忑。不过后来校长开明地接受了，表扬我讲了些“大实话”。

从那以后，我一直对学习方法充满抗拒，觉得它全是“假大空”。考试有技巧，但学习并没有捷径，所谓对的方法大都是废话，道理人人都懂，但只有一些人真的在认真听课、每天刷题、不懂就问。高考成绩不是从某种魔法里来的，而是从坐在课桌前那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全情投入里来的。

那些年，常有爸妈的朋友带着小朋友来问我学习方法。如果我判断关系是真的不错，能听进去大实话，我会告诉他们，学语文就是多读书，学数学就是多问题，学英语靠多读多背出语感，学文综靠总结套路，但记地图和时间轴是兴趣也是硬功夫，日积月累，总会进步的。这种方法是如此地平平无奇，但如果你最终没能成功，应该只是因为没有坚持下去。对于一定要求一个方法，不肯听大实话的，我会找出曾交给教导主任的那篇稿子，把“夯实基础”云云，再念一遍。

再次认真地讨论学习方法这件事，要到我读博的时候，跟我的导师聊方法了。也许是因为那时过了二十五岁，不再能每一天都精力充沛、脑力充足了，才觉得还是得讲方法，或者也才意识到，当年，是讲过方法的。

我们讨论的重点，只有两件事，一是计划，二是时间。

读博的时候，唯一重要的事是写论文。我导师的观点是，不能以“每天写几小时”做目标，而要以“每天写多少字”定目标。这样才不会对着电脑拖延，才不会最终被关于进度的焦虑压垮。

我觉得有趣，恰恰是因为我不认同他的方法。从小在我妈的预言式鼓励下缓慢进步，我养成了一种态度（或者说能力）——可以从努力本身之中，而不是努力之后得到的结果中，获得满足感。唯有如此，一时看不到结果和进度，才不会使我感到焦虑和丧气。

在应试的长路上追赶和进步，本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后来者居上、突飞猛进的故事也许是有的，也许只是幻想的安慰，或拖延的借口。而且越往后，需要积累的东西越多，越要在漫长时光里，才能逐渐显出成果。因此不丧失动力和自信的方法，是从努力本身之中得到满足，同时让自己相信总有回报的那一天。

所以在高三，自主的时间里，每天学足两小时的数学、一小时的英语、各半小时的语文和文综，我就满足了，踏实地上床睡觉，心情愉快，哪怕要等一个月、两个月，才看到微小的进步。如果有哪一天这套目标无法实现，就用“这几小时用来做了很值得的事”说服自己，把这一天的任务标记为“完成”，而不落入后悔的情绪里。

这些进步微小到每两个月进步三分、五分，但我知道这些进步是稳定的。因为我的考试心态极平和，技巧已成熟，只要是会的题都能拿分，所以不会抱怨“没考好”，也不会偶然超常发挥，考出来的就是真实水平，爬上去的台阶，一般都能站稳不跌落下来。而与此同时，每一天都在认真度过，对它“仁至义尽”了。这种满足感本身，是如此重要，让我能每天积极学习，而并不焦虑。我不会让自己突然发奋，“无节制”地努力，但也从来没有过突然崩溃、失去动力的时刻。

我和我的导师不谋而合的，是对时间的看法。理论是他总结给我的：时间是有质量的。这质量包括，头脑有多清晰，注意力有多集中，记忆力有多强，以及你对这段时间有多自主，不会被他人左右或打扰。质量最高的时间应当用来做最难的事，否则就是未尽全力的浪费；质量一般的时间应该用来做难度平平的事，否则就是徒劳无功的勉强。

对于我的高中生活来说，不同质量的自主时间分为早自习、下午第四节课自习、晚自习和临睡前自习。事情的难度差异，就是自习语文、数学、英语和文综的难度差异。以我自己为例，质量最高的晚自习时间全部投入对脑力要求最高的数学，质量一般的临睡前自习，用来翻看文综帮自己催眠。如果临睡前做数学题，只怕很难想得清楚，打击自信且无所得，又怕越做越兴奋，也睡不踏实。

这是粗略的分法，同一质量的时间段，分前、中、后，同一学科，分看书、看笔记、背书、做题、自我测试等不同难度的项目。什么时间段质量高，什么项目难度大，当然因人而异，也在不断变化。可是对时间按需分配这个方法，一直让我受益无穷。一是真的更有希望把事做好，二是不会因为时间逝去而有焦虑感或负罪感。有一种很奇怪的，即我对得起这些时间的快乐。

每一天做分配时间的游戏，本身就让我快乐。这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在外地建厂，我妈是高中班主任，我常常一个人在家，我妈监督我的方式，是为每一天设定需要完成的任务，奖励是任务完成之后分配时间的绝对自由。所以我在二三年级家里有了电脑之后，最初学会的，就是画五彩斑斓的任务表格，打印出来，每一天打钩。这张表格里有学习，比如背诗和读英语；有锻炼，比如练武术；也有放松和娱乐项目，比如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听评书。每天的钩打完之后，那一天就可以随便玩了。

很奇怪，如此形式主义的东西，对我的束缚好像是心理上的。我非常诚实，虽然我妈没有装监控摄像头，忙起来也懒于抽查，但我从不会给没有做的事打钩。这也许是因为，我发现只要不拖延，每天用于完成任务的时间其实不多，做完之后毫无压力、坦然地玩，比惶惶然、偷偷地玩，或者一直拖延、一直被催促、烦躁地玩，开心多了。而这些最初只是为打钩而打的钩，有一些随着长大慢慢变成了真正的乐趣，比如练字和读诗；有一些在开始自发地意识到“需要努力学习”的时候，变成有内在动力的目标，比如背单词和做数学题。只不过小的时候是做“教你成为大侦探”“趣味逻辑”之类带着游戏色彩的题，后来是做立体几何这类比较枯燥，但会实实在在变成分数的题。

就这样，我靠着表格养成了家长们非常喜欢的品质——自觉，而我和我妈之间，除了持续打电脑游戏的时长（美其名曰保护眼睛），也很少因为时间分配有任何不愉快，从而实现了家庭和谐。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诚实和我妈的承诺，只要我确实完成了每天的任务，她绝不因为看我一直在玩而有任何怨言，或是安排额外任务。因为一旦有额外任务，表格的魅力就会荡然无存。

每天的学习和玩，都变成了应该的事和应得的奖励，我对前者不会拖延和抱怨，对后者也没有掩藏和不安。

而且我妈只参与讨论了每天应该完成的事，我自己则几乎计划了每个时间段应该用来做什么。在画下这张表格的时候，其实我下意识地评估了每个时间段的质量和每件事的趣味程度，所以才把背英语放在一早，把听评书放在午后。

我从三年级开始画这样的表格，早已被它“驯化”。听上去似乎是苛刻的事，但画表格和打钩，的确让我比较快乐。很多年以后，在心里为自己画张表格和打钩，依然是我安排生活的方式，它真的让生活高效，甚至多元。我很少沉迷于任何事，但能一天天、一点点坚持做许多事，还每天读诗、练字，读先秦诸子，读大部头的学术书，都是拜心里那张表格所赐。

因为有心里的表格，所以我不容易在任何事情上消耗太长的时间，也不容易拖延。每一天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多元平衡的排列组合。这个组合规划下的生活，确实比“自由”更让我快乐。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生活表格”。也许有人觉得可悲，也许有人觉得受启发，可它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和最重要的方法。我不必再向教导主任妥协和假装了，我所知道的学习方法就是这样。

从小到大，我的好朋友们都很喜欢去我家做客。我妈做饭手艺不精，但花样百出，一时是拔丝苹果没有丝，一时是冰粉只有调料没有粉，大家觉得有趣。我们家有过几只小狗，偏偏、冬瓜（又名咕噜咕噜）、墨兜都很可爱。而我和真正的好朋友们在家里的相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他们兴致勃勃地加入我的每日项目，读英语、写毛笔字、听评书、画画、读小说过一天；另一种是我们各自自由自在，一时两个人一起下棋、打游戏，一时我自去打钩，他们自去找我妈聊天、和墨兜玩耍。

我有时也会想，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太古怪？每一次开始恋爱的时候，我都诚实地问对方，对我的生活表格做何感想。我可以为恋爱放假，但已经没有办法一直活在假期里了。

当然，学习不是只有表格，人也不是打钩的机器。读书这一路上，总是要与人同行的，只是如何与人同行，有时是运气，有时是方法。

在上学的头几年，我遇到过很凶的老师，面对老师主要是恐惧。其实“凶”，即严格、易发火、会骂人，并不是问题。某些老师的可怕之处，是以严厉对学生好为名，粗暴践踏孩子的尊严和自信，所以孩子非但没有跟着老师往前走，反而因为害怕或者怨恨，远远地就停下了，说不定还会瑟缩着后退。后来我在县城初中有一阵叛逆，坚决不肯跟着老师往前走，而且要旗帜鲜明地让他知道，我从他的课里什么也没有学到。前者近于运气不好，后者实是自己作妖。

运气会起起伏伏，人也有时幼稚有时成熟，而老师的一句话，可以伤害人，也可以改变人。一路走来，除了我妈始终用她的谜之自信带动我谜之乐观，也幸而遇到许多风格各异，但都予人真诚的尊重，也赢回学生真诚的敬与爱的老师。所谓方法云云，如果没有他们用尊重和善意经营出那一片温柔时空，也就永远是停在表格上的计划而已。老师们不知是否知道，他们教给我们的磁和电、有机和无机的化学、有丝和无丝的分裂，实在很难记住，但他们偶然的只言片语，却很难让人忘记。

初中我抄席慕蓉的诗代写情书，被语文老师发现了，她建议我抄一下泰戈尔的诗，更有深度。语文课上我在课桌里看安妮宝贝的书，也被她发现了，她说：“如果你觉得看书比听课更有收获，可以的，但我觉得我的课值得《飘》这样的小说。”后来，我一直认真上语文课，也读了泰戈尔的诗和《飘》。

初中有一次统考，是全市统一改卷，我的作文因为写环境污染太负能量被判了零分。我的另一位语文老师说我写得很好，她也看出来我心里怀着美好的愿望，但是参加统考，就要遵守它的游戏规则。我后来的作文都能遵守规则，且分数不错。

高中新换了历史老师，我觉得她的讲课节奏很慢，便拿了十二色荧光笔画笔记，五彩斑斓，闪闪发光，任何人看了头都会晕。过了两周，历史老师开始仔细地看每个同学的笔记，我挺紧张，但她看过之后说，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笔记。我后来上历史课和抄笔记都非常认真。

高中政治老师有阵子要求我们抄书，我觉得非常无聊，就一顿狂草写了交上去，字迹基本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政治老师仔细辨认了我的鬼画符，把抄错的地方都用红笔规整地重抄了一遍。后来，无论政治老师布置的作业多么无聊，我都认真写了。

高中语文老师也要我们抄所有背诵篇目，我用毛笔换了五种新发明的字体，最后困了，也只好一顿狂草。第二天早读，语文老师竟然要大家拿出抄写版来朗读，然后把我的“书法”作品收走了。我以为我成了反面典型，结果，她在年级大会上表扬了我，说一直能从学习里找到乐趣，比勤奋更珍贵。我后来学语文，一直又勤奋又快乐。

这些其实都还是非理性叛逆的一部分。初中的时候我和物理老师作对，即使物理成绩不及格，也绝不听他的课，是叛逆。对后来这些用真诚和浪漫让我服气的老师无条件地服从，其实也是意气用事。但，人在许多时候，的确是被意气，而不是被理性，推着往前走，做到了许多原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遇到这样的老师是人生幸事，当然记住他们，而不是另一些老师，这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和不同的老师如何相处，也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到高三的时候，我已经和大多数老师关系非常好。一来我成了好学生，寄托着老师们的期望，作为数学课代表，数学老师每讲完一道题，总要和我用眼神确认一下；二来我长大了，也自信了，一个人不太容易被别人伤害的时候，也就比较能学会跟人从容地相处。带着善意，更能发现和感受对方的善意，而不再轻易踏入敌意和伤害的恶性循环。虽然我还是和年级组长作对，扮鬼吓唬宿管阿姨，半夜去敲隔壁寝室的门，和我的班主任玩带牛奶和藏牛奶的游戏，但我都认真写了检查，跟老师们和解了。

我的高中数学老师，是个极温和的人，大家背地里叫她“该死的温柔”。那时候我们的数学课是用贵阳话讲，整天说“诶科诶死竹”（X轴）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好笑。温柔的数学老师不会骂人，有时候想批评哪个同学，她就叫我：“课代表说几句吧！”我只好站起来说：“某某某，你觉得你错了吗？”某某某就说：“我没错啊！”我转头望着数学老师，两人面面相觑，像两个无奈守望相助的老实人漂在海上。我就想，我的意气风发哪里去了呢？我怎么成了这样无用的好人呢？

因为遇到的好人多了，总觉得自己也该好一点，才配得上这样的运气吧。师长以君子待我，我以君子报之；师长以顽童待我，我也有顽童的倔强；师长以蠢学生、笨孩子待我，我可能真就被吓唬成了蠢学生、笨孩子。不过人长大了，就不至于总是等待运气迈出它的第一步。我先以诚恳、好学、尊重之心待老师，少有被亏待的时候。

高中有一次，好朋友突然想坐在学校里的山顶上，看全校熄灯的样子。我陪她冒着不能回宿舍的风险去了，带着一点点刺激，不是初中的时候想跟世界较劲的、叛逆的刺激，是挺从容的，接受了平凡的生活，但愿意偶尔为它增添一点颜色。

到最后，每天坚持的表格被丢弃、飘散，苦苦追求的成绩被渐渐淡忘，回头看见的是那些人为那些日子添过的颜色。

高中毕业以后每年回去母校做分享，不管老师是不是不开心，我都坚持说，不要把高考当作两个世界的分界线，高考过后你会有新的烦恼，高考之前也不要放弃享受生活。生活不服务于任何考试，生活本身就是目的。甚至学习方法也不服务于任何一场考试，因为应试这条路实在太长了，长得像生活本身。学习方法服务于学习，因为学习本身可以是一种生活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