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大学，几个朋友发现彼此志同道合，开始筹划组建一个支教社团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会是我们“做社会有用之人”梦想的开始，是简历上一个同时证明品德和能力的标签，是一些单纯美好的缘分的起点，是一段可以给一生带来美好回忆的故事。我知道，“政治正确”的记录应该如此，可惜，现实并不是这样。

一起组建社团的这些人，到今天还是会漂洋过海一起聚会的好友，可我们很少聊那段往事。支教是一段沉重的回忆。大二那年我们从贵州乡下回到香港，开总结大会，和出发之前动员大会热烈的气氛相反，大家一直沉默着，有很多不满却不知道该抱怨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哪里错了。我们用了整个学期拉赞助，给远方素不相识的孩子买书、买礼物，用了整个暑假坐着绿皮火车去陌生的地方送知识上门，我们错了吗？

我们的社团从一开始就以贵州为目标，我作为贵州人，也是因此才很早成为组织者中的一员，我们单纯的想法，是“到最穷、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那时候都刚刚经历高考，是一群在应试教育下长大，也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有自信的人，习惯了每年假期去给母校的学弟、学妹传授学习方法，不觉得支教与此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的确是满怀热情和真诚设计了课堂，只是都没能超越自己的一厢情愿。“他们一定缺英语老师和口语训练吧”“他们一定没发现数学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吧”“他们一定会喜欢体验戏剧表演吧”，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一定会欢迎我们的吧”。

也是一厢情愿，我们对乡村生活的想象是浪漫化的。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假思索，一心要到最苦的地方去，而不满足于最初几次由我妈介绍的县城中小学。因为那些经历大体愉快，但太过平凡，不觉浪漫。

我们后来终于联系到贵州省新店镇，小镇上有一所学校，一条小河依偎在小镇旁边，这是一个名字里带着一点乡土气息的地方。让我们颇感自豪的，是这所学校是我们自己走街串巷联系的，不是通过任何关系找的。然而事实证明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虽然我们这些所谓香港来的大学生，大部分是在内地长大的普通学生，但团队里也有香港本地学生和外国友人，学校其实颇有一些疑忌。他们没有拒绝我们，但也没有全力支持，而是采取旁观的态度，把初一、初二每个班学习最差与最淘气的那些学生组成了四个班，在远离教学楼的地方，给了我们一块领地。除了一位我们可以联系的团委体育老师，我们基本完全被放任自流了。临走那天晚上，学校领导倒是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还喝了茅台。酒过三巡，略有醉意的主任跟说相似方言的我渐渐聊起来，忍不住说：“你们还是年轻，当时为什么不联系政府？如果是走了正规渠道过来，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啊！”我一时愣住，这些问题我们甚至从没想过，可见真是年轻。

学校虽然慎重，但还是帮助我们租了学校对面那唯一的一家招待所。第一天推门进去，大家都闻到一阵腐臭，可是谁也没敢说出口。说好了来吃苦、来支教，大家都一边自己做心理建设，一边强忍着，不敢显出挑剔的样子。我们二十个人，住了那栋小房子的二、三楼，过了好几天，才好奇地循着那味道推开了一楼的门，发现里面养着猪。床不够，都得三四个人挤，被子也不够，且被子是回潮的，盖在身上一阵湿冷。贵州的夏天是很凉爽的，可在我们那栋阴冷的小楼里，只有凉，没有爽。自来水是没有的，只有老板娘在一楼的一口大缸，里面的水想是积得时间久了，已经发黄。发黄的水似乎也有味道，大家还是忍着都没说，每天按配给小心地用着。嘴上不说，身体是诚实的，没几天，好些人就病倒了，有人着凉发烧，有人浑身起疹子。很多人到了这时候，才明白贫穷的真相，不是柴火炊烟，而是黑冷腐臭的房间。

我们想到了条件艰苦，但没有想到自己来到这里，只是一群多余的人，学校对我们心怀顾忌，我们热切幻想过的学生们，则对学习完全没有兴趣。

除了没有体验过真正的贫穷，我这些来自大城市、重点中学，习惯做好学生的朋友，可能也从不知道真淘气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我一个好朋友刚在大学戏剧社做了主演，又做了导演，正是满腔热情的时候，去贵州之前，他们戏剧社刚应邀去了成都一所实验学校带学生体验戏剧。她带着相似的期待来了，排了一出三国历史戏配合我的历史课。结局是，没有人在意场景和台词，分配角色后，演员们就十分入戏地真打上了。教室迅速陷入了“老师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乱状态，打出了尘土飞扬的舞台效果。剧本本来是“桃园三结义”，约略演得像“三英战吕布”。我们那时候喊哑了嗓子，只恨自己不会武功，不能一统天下恢复秩序，吹一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我朋友事后相当痛苦，觉得是自己的设计引起了一场混乱，众人只好纷纷安慰她，打架是每节课都在发生的，无论黑板上正画着三角形还是写着古诗词。

事实上，我作为“班主任”第一天去教室，便大开眼界。从走廊过去，我就看见我们班一个小男生在隔壁窗前一蹦一跳的，和里面好几个声音对骂，过了一会儿，那窗户里飞出一条桌子腿，他转身跑了。我正好奇这桌子腿从何而来，进了我们班就很清楚了，教室里没有人坐着，最后一排的桌椅已经被拆了个干净，桌面是盾，桌子腿是矛，全班人打得不亦乐乎。

孩子们很快发现我们是没有什么惩罚能力的。女老师只会苦苦劝诫，男老师通常会自己生闷气，有一个脾气比较直的男老师真发了火，就被这些孩子以群殴相威胁，以至于他要在女老师们的保护下回招待所，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孩子能给我们面子。

到这个时候，我们始终不明白这种敌意到底从何而来。从一开始，孩子们就不明白我们的行为，不理解我们的动机，再加上我们来了，他们就从自己的班里被挑选出来，送到这栋楼，真有一种为了配合我们而被发配的感觉。可是我们又何曾期待过这种安排、这种感觉？我们又是否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到群殴事件，大家的苦闷值到达峰值，最初的失望、困惑、疲惫，乃至愤怒，都不比此时，我们在陌生的地方，感受到的是恐惧。

最初大家不愿意放弃原则，默默对抗。脾气温和的物理老师C，哪怕没有一个人听他说话，也只平和地在黑板上写着，教他的力学，回来以后告诉我们，他的物理课上，孩子们一刻不停地做着不规则的“布朗运动”。性格直率冷酷的美术老师L，冷冷地盯着躁动的人群，看了五分钟，说我们来画自画像，然后在黑板上画了一大个一看就怒火中烧的她自己，由于那愤怒被画得十分生动，大家倒安静了一阵子。我的好朋友，本来想教戏剧课的Z，“三国群架”之后只想到了一个办法——行为艺术。某天她搬着一个长凳进了教室，开始打坐。十分钟过后，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大家凑上来围观，然后，又渐渐地散回去打了。

我们陷入了无边的绝望。只要没有大事，学校就不怎么管我们，团委体育老师偶尔来帮忙申斥，也只会适得其反。这些孩子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其间我们班一个男孩子一拳打断了另一个学生的鼻梁，被公安拘留，还是我们去签字担保，把他带回来的。我们距离承认失败、草草结束只差那么一点了。有的改变，是在无奈中被逼做出的。

因为那些孩子实在精力旺盛，不听讲，打骂不休，大部分女老师连进教室的勇气都快没有了，我们只好每天安排三四节体育课，期望大家都跑累了，回到教室就是睡觉，偶尔有感兴趣的两三个人，就能安安静静地听课了。

还好我小时候接受过我爸的一些素质教育，我是很喜欢打球的，打球的人比较真我，发狠劲、骂脏话，加上并肩作战，大家突然开始有了些友情。我又发现他们喜欢在学校门口打桌球，只是那桌球三块钱一局，他们舍不得打，到最后几个球，要硬撑着不打入袋，把这一局无限地撑下去。谁不小心把球打进了，旁边的人是要擂他几拳的。我挥手表示请客，可以尽情打。由于我常年练习的是怎么打进袋，他们练习的是怎么在袋口徘徊，我起初可谓大杀四方，从那时起，他们才对我这“老师”，有了一点佩服。

我最初准备好的历史课不教了，从家里把我四处旅行收集的那些“宝贝”，仿的三国的酒杯、汉朝的漆碗、唐朝的铜镜、浓缩的乐山大佛和兵马俑带来给大家玩，看着大家有兴趣了，我就讲点历史故事。我发现他们是喜欢项羽和樊哙的，喜欢那种“霸气侧漏”的风格，我们班便改作了“日月神教”，上课也不喊“老师好”了，说一声“见过教主”，我说声“兄弟们坐吧”。打架最厉害的两个人做了“左、右使者”，每个组有了“四大法王”以后，纪律竟然一天天好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不愿意守规矩，但很愿意讲义气。做了朋友以后，谁在我课上捣乱，是要被其他人揍的，虽然结局和从前差不多，还是打作一团，我却能感受到被在意了。

其他老师，也各出绝招，一个气质文静的男生，给大家讲了他“混上海滩”的故事，把孩子们唬住了；一个香港同学意外发现，大家很喜欢跟他学唱粤语歌；还有一位朋友边教语文边变魔术，我们此前都不知道彼此还有这些江湖特长。还有的朋友，只是持之以恒地认真加温和，大约是相信孟子说的“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我也天天打电话向当老师的妈妈求经验，她给我们买来了好多巧克力和模型车。从那天起，回答问题，无论对错，都是有奖品的了。我没有想到那些小东西对他们有那样的吸引力。我妈买的巧克力，有金币形和元宝形的，一开始为了传递积累的理念，我们的规则是每回答一次获得一枚金币，攒够三枚金币可以换一个元宝。直到最后，从来没有人找我换过元宝。我后来和我爸聊天，还讲起这个困惑，我爸哑然失笑，他说：“什么叫不懂实际的理想主义呢？就是你们把金币、元宝当作游戏，对于那些很少吃到巧克力的孩子，那就是有大有小的巧克力而已，元宝那么小个，他们为什么要三换一啊？”

彻底改变我们和孩子间关系的，是我们班一名学生，有一天捡到了一只刚刚生下来，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狗。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班那些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男孩子，对这只小狗有那样温柔的喜爱；小孩子们也想不到这些不快乐的哥哥、姐姐一瞬间在这只小狗身上找到了情感寄托，迸发出无限的父爱、母爱。我们把它装进一个酒盒子，一百多个人突然心同此心，都在等着它睁开眼。我的同学J整晚守着它，用台灯的光给它取暖，到县城里买了注射器和奶粉给它喂奶。我那位热爱戏剧的打坐朋友，满心要给狗狗做个骨头玩具，悄悄拆开老板娘的棉被，偷了一些棉花出来，缝了一整晚，缝成了一个球。

这只小狗后来辗转跟了我外公，特别温和，特别听话，被外公养得胖成了球，我每次看到它，总想起它刚出生，手掌那么大的样子，以及那段因为它有了些温暖的时光。我们走的那一天，已经有很多孩子相信，我们是一群单纯地想要帮助他们的人，我已经收到了好些男孩让人啼笑皆非的“情书”，我们班威望最高、最能打的“光明左使”，陪我们一起打扫和清空了教室，帮我背着包，把我们送到了车站。那一刻，真是不知眼泪到底为何而流。

情感上的靠近当然是巨大的安慰，可无益于缓解我们深深的挫败感。我们是来支教的，是想带来一些知识，而不是陪他们玩耍一阵子的。我觉得说出这句话很残酷，但这就是我真实的体验，他们不是缺老师，他们就是不学习。他们缺的不是我们，我们对于他们面对的现实，毫无用处，我们什么也不能改变，只是在空谈理想，给彼此增添烦恼。我们所能实现的，可能是让一些孩子相信，有一群人关心他们的命运，单纯地想要帮忙。可是随时间过去，我们渐渐失去联系，就连这件事，他们也会渐渐地不再相信吧？

我后来和几个孩子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直到我彻底忘记我的QQ密码。我们负责的将近一百个孩子，只有两个人上了高中。一来他们的父母不觉得有上高中的必要；二来上初中不花钱，上高中却很贵；三来他们自己也急着要外出打工挣钱看世界。我们觉得遗憾，却不知道我们能改变什么，也没法劝他们把书读下去。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生活压力，我们能付出和愿意付出的，其实太少、太有限了，所以只能默默地退到一边。

事实上，我们面对的人生挑战是如此不同，我们理解不了彼此，也改变不了彼此。我在《奇葩说》辩知识芯片那道题的时候，不停地想起那些当年支教的画面，他们对知识没有兴趣，是因为看不到知识的意义，在那样的现实里，没有星辰，没有大海。

我们的理想主义在于，不理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从未明白我们想要实现什么。所以大家都说，短期支教，被教的人其实是支教老师自己。没有经历过，就不明白贫穷、封闭和起跑线的不同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其实应该早些想到的。我们厂矿的子弟小学，也接收周边农村的孩子，他们要走一两小时的山路来上学，中午就不回家。我有一天邀请一个不回家的同学去我家吃饭。那几天我爸刚从无锡出差回来，带了我最喜欢的无锡酱排骨。这个菜我自己都是省着吃的，那天一半是出于善意，一半是想要炫耀，夹了好多给我这个同学，最后却发现她一点也没吃，她碗里那些酱排骨肉，都被倒掉了。我是很不开心的，直到好久以后才知道，在那天以前，她从没有吃过肉，留着碗里的肉是因为不敢吃。

是啊！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贫穷，就不会真正懂得贫穷是什么样子。我外公是地道的苗族人，我们好大一个家族，一些人走出了大山，一些人还聚居在山里的寨子中。我外公是参加抗美援朝，因参军改变了一生命运的。我们每年都会去山里走亲戚，我这一辈的孩子共有二三十个，都在山里一所香港人捐建的学校里读书。全家最聪明、唯一被寄予读书希望的，是三外公家的一个小表弟。作为城里的姐姐，我被安排教他写作文，表弟说他完全不会写，我一看作文题目是“公园”，正准备说这样模糊不清的题目还不是信手拈来吗？他突然问：“什么是公园？”他长到十来岁，还从未出过大山，从没有见过公园。这样的差距，有好多看得到，也有好多看不到也想不到，支教老师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初中的时候，我一时兴起开始写一本言情小说，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乏味。可我同桌，也是一个来自周边农村的孩子，却觉得很好看，整天催我写下去。完全是为了我这唯一的读者的热情，我上课下课不停地写。我有次问她还看不看别人的书，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小说，因为她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本课外书。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妈，我妈决定送她本书，自作主张地，选了励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有这本书起，我同桌上课下课地看这本我实在觉得不怎么好看的小说，而再也没问过我的“大作”。小的时候我家也不甚宽裕，我妈也不太舍得给我买书，可是直到明白这世上竟然有人从没拥有过一本自己的课外书，我想我够幸运了。

支教的人收获最多的，是对自己的反思，原来世上有那么多事，并非理所当然。我后来学了政治，读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还会想起那个夏天。

那个夏天却很快成为回忆。我们从筹备社团、招募志愿者，到去支教，一共忙活了三年，到大三了，也该把成型的社团交出去了。我们自觉做得并不成功，但又不愿意说从此都走托人介绍的“捷径”，除了劝继任的学弟、学妹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迷茫的。新店镇之行，是我们这群人最后一次支教。快十年过去了，整晚养着小狗的朋友J已经决定去读博做兽医，一直默默做后勤的N，学了汉语言教学教美国人说中文，成了我们当中唯一做老师的人。

某天大家在群里一问，我们最初的那支小团队，竟然全都读了博士，学了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却还是不知道能为支教做点什么。我不知道在那个夏天遇到的那群孩子，是否还记得我们，他们生活得怎样，会怎么回忆我们共度的那段时光。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却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