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这件事，我曾一直以为只是我许多课余爱好中的一个，却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因为辩论，我不会对政治学产生兴趣，以至于去读博；我不会被队友激励，说我一定擅长挑别人逻辑漏洞的法学院考试，以至于做了律师；我不会认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不会参加《奇葩说》，以至于有机会写了这本书。

这是不是说明，有些“无用”的爱好，坚持下去，也许就会改变人生呢？

我妈是个“文艺女中年”，做班主任，参加合唱比赛、校运动会、班会活动，甚至办黑板报，样样都认真做，样样都争第一。学校教职工歌唱比赛，我妈勇夺第一。我想，我妈一定很希望我承其风采，是个文艺细胞发达的孩子，可惜我截然相反。就连小学六一文艺会演集体舞蹈，这种以“大家都能参与”为导向的活动，在四十个孩子里选三十六个，我都能因为“动作实在不协调”而落选。长大以后，我妈跟我聊：“那么简单的舞蹈动作，怎么就学不会呢？”我说：“那时候连跳绳都学不会，何况跳舞？”

不过我妈并不放弃，正视我的优缺点，开发了其他冷门些的文艺项目，比如说相声、诗朗诵，组织智力竞赛、话剧表演一类的班会活动。只要我表示有兴趣，我妈一定鼎力支持，把我家客厅借给大伙排练，买好多纯音乐光碟帮我们挑选诗朗诵的配乐，我们家甚至有一本关于出黑板报的书。我妈是这样的人，积极参与生活，参与了就要认认真真、有模有样，无论大事小事，理论先行，热情实践。大概我确实有些语言天赋，也因为其他有文艺细胞的同学都不怎么在这个领域竞争，我竟然另辟蹊径，一直稳定地做着班上的文娱委员。

我妈也很喜欢辩论，应该是因为那两年沉迷于风靡一时的国际大专辩论赛，觉得唇舌之间挥斥方遒，风流潇洒，有为青年正该如此。她带的高中班，进了学校辩论赛的决赛，她很是开心。我那时候才上三四年级，作为教师子女，被悄悄带到礼堂去看。台上一名辩手是我表姐，另一个是她的绯闻男友，我似懂非懂，笑吟吟地盯着他们看，也不大明白其他人说了些什么。那题目是关于学习方法的，突然，对方一位辩手问我表姐：“你说什么什么方法有用，那请问你是你们班学习最好的人吗？”

我大吃一惊，只见我表姐站起来冷冷地说：“这个问题与本场辩论无关，我有权不回答你。”一时掌声如雷。这句话我记忆至今，当时心中一定满是艳羡，心想，如果有一天我参加了辩论赛，也在场上抓住机会，大气磅礴地说出这句话来，一定帅气极了！想不到，过去十年打了那么多场辩论赛，我还没能找到机会说出这句话。

这大概是我对辩论的第一印象，最重要的是姿态，要凛然又冷硬。在我当时的认知里，最好的辩手是蔺相如和诸葛亮，最好的辩词是唐雎对威胁要杀了他的秦王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好像我的确永远也走不出那种对英雄气概无限向往，有时候会被批评为用力过猛的辩论风格。

小时候我妈买了不少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光碟，她自己比我看得起劲。后来我进了大学辩论队，好多队友都因为家里人反对他们浪费时间在辩论上、耽误学习而和爸妈冷战。我就不同了，我穿上黑西装站到辩论场上的那一刻，想必我妈会想起她那些年看过的光碟，老泪纵横，没想到别人家的孩子就在身边。我妈（以及我爸）倾力支持我参加辩论。每次外出比赛，他们跨山跨海到现场来给我们加油。有一年回贵阳比赛，电视台采访他们，我妈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倒是我爸侃侃而谈。

我外公有一次看新闻，正好看到我们在香港夺冠的报道，全家人高兴了好一阵子。我外公更是得意非凡，说幸亏他坚持看新闻频道，比我外婆整天看电视剧高明太多。每次赢了奖杯、奖牌，我都直接送给前去观战的爸妈，很像小时候我爸参加工厂的游泳比赛，我组织同学去给他加油，他拿到八十块钱奖金，立刻送给我们去吃火锅了，皆大欢喜。后来回家，发现我一个“最佳辩手”的奖杯，被我妈用来代替她的小锤子，敲核桃吃。虽然感觉怪怪的，但我妈连说“这奖杯不错，重量正好”，就觉得也算终于送了我妈一样实在礼物，挺开心的。

辩论给我这样平凡的少年带来恍惚英雄梦的瞬间，何况还是衣锦还乡、举家欢庆，独乐乐后众乐乐，实在是夫复何求。虽然我妈倾力支持我搞过的活动还有许多，但大多草草收场，只有这条路我一直走了下来，是因为我在这个爱好里感受过实在的快乐，也满足过小小的虚荣心。

可是当众辩论，属于“正面硬刚”，是需要些勇气的。我第一次辩论是在初中历史课上，学到了安史之乱，老师让辩论“杨贵妃是不是该为唐朝走向衰落负责”。我到现在还有些无法相信这题目真是这样问的，而在我之前发言的大部分同学都觉得“该”。我那时候头脑中没有什么理论武装，想法朴素而简单，只觉得一股怒火在脑海中爆裂开来，一句话如鲠在喉，竟然是“小女子何德何能”。一个为君王宠幸的女子，在那样的时代，讲兵制变革不会有她，讲以胡制胡不会有她，讲民族关系不会有她，讲兼并、讲贸易、讲科举、讲王侯将相和百代功业，讲那个时代重要的一切，样样都没有她，一讲到盛世衰颓、大厦将倾了，历史突然就化作“红颜祸水”这么简单的四个字了。她被当作背锅的棋子赐死，千百年了，对方辩友还要她背这锅，气死我了。那是打辩论时最真诚的一种状态，一种原始的不服和不甘，一种想要呐喊的朴素欲望。后来的辩论被这样的愤怒点燃的次数并不多，它们也都不是我发挥得最好的比赛。被持续加班磨平了的时候，我怀念那种感觉，那是在表达朴实的快乐。

到高中，语文课上又有一个辩题，出自课本上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也许大家还记得，一个叫玛蒂尔德的女子，为了参加晚会向好友借了一条名贵项链，结果遗失了，只好借钱买了还回去，和丈夫用了十年辛苦劳作才把借的钱还上。十年以后，她从年轻美丽、有一点爱慕虚荣的女孩，在艰辛生活中逐渐变得沧桑老去，和好友再见的时候，才知道她当年借走的不过是价格低廉的人造钻石项链，十年青春所偿还的虚荣，原来从一开始便是假的。

那时我们在课上分成两拨，辩论这一切对她“是好是坏”。我又一次不明白这为什么可以辩论，这样读完让人无限唏嘘、无从说起的悲剧有什么“好”？但既然要辩论，我想，也许是我的认识不够深刻。但听到“好事”一方的论点，又是一股火气上头，我没法拦住那个同学发言，只能听她说完后大声说：“什么叫生活的难题把她变成了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朴素勤劳的人，凭双手生活的劳动妇女？这些称号比那条项链更加虚假，那十年是一个人多好的时光啊！她过得虚荣而自恋，那又怎样？为什么要被生活的捉弄改造成所谓脚踏实地的人？别把这些大词加在她头上了，十年青春变作无数疲劳又徒劳的日夜，她要你这句‘朴素勤劳’干吗啊？”

我自己也很奇怪，我作为双子座，大部分时候是十分温和的，居中而立，觉得公和婆都有些道理。但就是有一些忍不了的时刻，我心中的愤怒值高达十级，觉得倾吐而出的不是语言，简直是一团团火。爆发过后很怕自己过了火，连忙找朋友们问：“我刚才是不是很凶很暴躁？”还好大概我气虚，爆发力终究十分有限，在旁观者眼中，只是动情，算不得凶蛮。我略尴尬又略放心。

这些时刻不是因为胜负心，甚至也不是因为热情，而是一种莫名的使命感。仿佛有些想法来到我的脑子里，在稍纵即逝的表达机会面前，它们撺掇我，赋予我起身发言的勇气。当我坐下的时候，仿佛看到这些说出来的话，在眼前给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很奇怪，对于略有社交恐惧的人来说，终于表达出来本身就是安慰和成就，就会有满足感；如果因为羞涩忍住了，藏在心里，久而久之，就会变成纠结、后悔、抱怨，最后灵感会枯竭。真的，想说的时候，说出来吧。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向世界倾诉的方式，有人是通过文字，有人是通过艺术，有人是通过肢体语言，通过表演，通过创作，这些天赋都极美好，可惜我没有。我跟世界倾诉的方式，这么直白，竟然就是当面辩论。但不管怎么说，还好这种方式给我找到了，否则人生该失去多少那种释放过后反而充盈的快乐啊！

可等我真正进了辩论队，正反方历练多了，冲动和勇气便渐渐被消磨。就好像学下棋，知道了要推演几个来回，一眼看上去的杀招未必是妙招，觉得理所当然的未必就是对的，后来有种越练武越不敢跟人动手的感觉。

何况当众表达的经历，不都是美好的，反而常常是难以形容的强烈窘迫和挫败。我加入大学辩论队时第一次参加跨校比赛，辩题是关于留学生的，大概那时观点也幼稚，普通话又不标准，我在场上说“女博士”如何如何，赛后评委点评说，四辩提到“姓吕的博士”，有点莫名其妙，不知说的是谁。我在场上发言的时候，就有对方学校的观众，在场下哧哧轻笑。

那种感觉是非常痛苦的，旁观者尽可以说“你又何必在乎”，可站在场上的人，想不在乎真的很难，五六个人的目光，在自己看来就是“众目睽睽”“芒刺在背”了。我带着第一次为团队而战的责任感，努力对自己进行一番心理建设，才勉强把话说下去。

这样的事还发生过几次，一次是讲性交易合法化的话题，对方一脸笑地说“做一种运动”，我竟然真的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可是全场的评委、观众仿佛都明白了，在场上看观众、评委席，是朦胧的一片笑脸，看着我不知是故作还是真蠢的迷茫。

那一次，还是靠比赛过后跟我爸煲电话粥恢复过来的。大概，我从小得到的爱和宽容很多，没有被生活真正磨炼过。甚至我已经毕业，回来打“老友赛”了，还有一次觉得怎么解释都没法让评委和对方理解我们的逻辑，所有人像看着待宰的羔羊一样看着我们。我根本听不见对方说话，双子座场上上演“分裂”，心里的小恶魔一直对自己说，走吧，不理他们了，不管了；小天使在努力做建设，坚持，詹青云，不能放弃。

经历过这些，竟然还是坚持下来了，有时候觉得自己勇敢，有时候觉得是不肯割舍的懦弱。其实大学的时候去电台比赛，每次走进那间空调温度开得很低的大厅，我的手脚就会一阵冰凉，每次都在想，何苦对自己这样相逼？可是，那种我应该说出来的快乐，还一直在。凡是那些贴合内心真正想法去表达的比赛，每次从那间大厅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说出来的话，在远处对我露出鼓励的微笑了。

但那种为杨贵妃和玛蒂尔德而辩论，靠直觉就能找到的是非感，却渐渐越来越少。我常常感到犹疑，怀疑自己的认知水平，一个看山都不是山的阶段，表达的感觉就是干涩，内心的感觉就是虚弱。辩论仿佛应该培养人能说，好似手里抓住了一根线头，就能绵绵不绝地说下去。可这种技能，我竟然也没怎么学会。一心虚就想沉默，一不投机就想走掉。甚至年纪不小到了《奇葩说》，还有不知道跟对方说点什么，要靠“敬业精神”逼自己说下去的时候。后来才知道这也是成长，不再激情澎湃，不再觉得自己天经地义，辩论才不是靠一腔热情，而是三思，谋定而后言了。

如果我最初参与课堂辩论，是愤怒的力量驱使人去表达，那么渐渐却会明白，愤怒并不常常给人带去力量。相反，愤怒会让表达无力。学做辩手，也是学会控制情绪的过程。

这不是一个被嘲笑后上山习武、下山复仇的励志故事。对辩论本身的忐忑，我始终没能战胜，在新的比赛里，还是准备面对紧张、面对嘲笑，面对“吕博士”般的意外，只是不断练习了与它们相处。后来习得的自信与勇气，美其名曰“勇敢”，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但那已经不是靠勇气，而是靠底气了。

底气是由好几样东西组成的。辩论最初推着我进步，就是被胜负心和羞耻心激发了求知欲。

刚去香港读书时，是为了打辩论赛，我才会去研究香港的垃圾是怎么回收，立法会是怎么选举的；冲出香港，进入了地区、全国辩论的比赛，一时聊屈原，一时聊代孕；到国外比赛，有时候得聊新加坡的华语教育，有时候聊马来西亚的青年该如何参与社会。这些多样又复杂的领域，不是为了比赛，谁会有心或者有勇气从头学起？就算还想凭着热情说话，但热情在这些题目上也已经无话可说了。

为了比赛而突击学习，好多时候是从零开始的，最后得到的仍不过是皮毛，可那又何妨？从未迈出第一步，便不可能走出更远。辩论不会把我们变成专家，它只是让我们对和专业、考试、平常日子毫不相关的事永远保持好奇。当一支队、一群人，一起为了一场我们喜欢的、分输赢的游戏积极学习，灵感迸发，时常碰撞，那种体验是非常美好的，效果胜过上许多专业课。我对“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忆昔午桥桥上饮”一类场景的想象，就是我们一支辩论队临近比赛一起半夜吃大排档的样子。

而当真的为了说到底没那么重要的比赛，为了每个人不超过十分钟的发言，认认真真学习过后，有了些底气，有话可说的感觉，也是极美好的。孟子有句著名的、精彩的话，说勇气——“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勇气真的不是靠厚脸皮，是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认真思考过了，仍然相信道义在我这里。

我最喜欢的是本科快毕业以及开始读博的那两年，生活很闲适，比赛也不多，每一次都很从容地去打辩论赛。有一年暑假，我们抽到的辩题是“是否应该武装打击‘伊斯兰国’”。那两年正值“伊斯兰国”迅速扩张，他们时不时在网络上发布斩首视频，大家真切地感受着恐怖主义之恐怖的时候。如果说大部分议题，多有不同看法和辩论空间，但应该严厉打击恐怖主义这件事，共识大约是明确的。可我们抽到的立场，却是“不应该”。

抽到反方立场的时候，我们心里大概已经觉得赢得比赛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去新加坡再旅游一次，看看上次错过的夜间动物园，好像也不错。距离比赛还有好几个月，但首轮败局已定，后面的比赛也不用准备了，我们几个决定慢慢来，把伊斯兰的历史从头读起，看能有什么灵感，去面对这个几乎无法捍卫的立场。一名队友立刻咬牙买了起初觉得太贵的《耶路撒冷三千年》，我收集了无数关于“伊斯兰国”的时评文章，忍困读了萨义德的《遮蔽的伊斯兰》和一本很有趣的假想型历史书，假想“如果没有伊斯兰，过往的一千四百年会变成什么样”。还有人分到最好的工作，即看了好多伊斯兰电影。

那整个暑假，我们读书、看电影、聊天、辩论，靠近了这个一直很陌生的宗教文明，它的历史，它的裂痕，它和地缘政治间的互相作用。

或许到最后，我们都还是得承认“不应该武装打击”是个过于理想化的立场，但我们也都有底气觉得，即便在这个立场之下，仍然有有意义的观点可以说。

这观点说穿了也很简单，即如果一切其他条件不改变，武力不会解决这片土地上的问题，它只会是这片土地无数裂痕之上的又一道新伤口。也许拿到反方立场的那一天，凭辩论的经验我们就可以说出这句话，可是，读了一个暑假的书以后再说，那气势是不同的。

我们还是输掉了比赛，用辩论的术语来说，我们这样理想主义的软弱立场，又没有什么奇葩的角度，扛不住辩论场上的攻防、快节奏的来回。在那些骇人的暴力和威胁的例子面前，假想一千四百年，讲政府军同样劣迹斑斑，讲部落矛盾，讲帝国主义割裂的中东，说不出力量，一着急更显得慌乱。可是这些读过、思考过又说出口的话，在我们心里是有力量的。输是辩论场上的无力，但那并不是输掉一切的感觉。

多年以后，很少人还会记得那场比赛（不用多年，几周以后吧），可是我们几个人，还记得那年看过的伊斯兰电影，因为是带着追问去看的，又把它的启发变成了自己的话，不管有多少人认同。辩论的最初，我们是为了输赢熬更守夜，读书上进的，可是后来一想，原来它只是手段，我们借由它，读书上进，熬更守夜，想过了一些遥远的问题，感觉自己靠近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底气也来自真诚。这是孟子说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如果人为了辩论而辩论，说出口的其实是内心并不认同的东西，也许能骗过别人，却骗不过自己，在出口的瞬间就能感到心情一阵黯淡，气馁了，这口气下去了，是绝不能靠虚张声势再提起来的。

我进辩论队的第一场比赛，题目是关于狗肉节的，我们一方的立场是支持。其实我小时候吃过狗肉。我爸在离家有些远的工厂上班，所在地正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狗肉乡”，我五六岁的时候每年暑假会去吃，诚实地说，觉得很好吃。后来我们家开始养狗，有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永远难忘的温柔往事，其中一只险些被狗贩子下毒偷走，此事现在想来我还会心有余悸，自此我当然是绝不再吃狗肉的。

传统这件事，本来是各个地方各有些他人难以理解的偏执，我并不敢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我吃狗肉的朋友，但是站到辩论场上，去为狗肉节辩护是另一回事了，超了底线太远，说了太多违心的话。那场队内赛过后，我不痛快了好一阵子，也没有什么病因，大约就是自己突然看轻了自己，觉得自己竟然是这样的人，说得出那样的话来，气馁了。

后来再想，这是从前高估了自己，我不是那种游刃有余的辩手，没有办法驾驭所有立场。想不到，辩论路上的阻碍，竟然是骗不过自己。

被指责走“歪门邪道”打辩论赛的是那场小有名气的“搓麻绳”。我们当时抽到支持“当今中国大麻应该合法化”，一时觉得无从辩起。为认知中的一种毒品做合法化辩护，本来在道义上就很难立足，如果辩题讨论的是美国这样，有吸食大麻的文化和庞大吸食人群的地方，还可说与其让黑市盛行，不如在阳光下监管，但在中国则找不到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任何法理基础。我们并不是被看好的队伍，过去几年，已然习惯了在各个国际比赛里首轮出局，这番晋级原本靠了些运气。我们的对手在旁人和我们自己眼中，都说得上是十分强大。我们整天一边开心地吃赛场边上的东北菜，一边丧气地想着大麻，突然有人说：“大麻合法化，并没说抽大麻合法化，也可能是医用大麻合法化、工业大麻合法化！”

像这样钻题目的空子，实在不大气，败是我队兵家常事，大可以坦坦荡荡地去输，不必避开题目中的锋芒，交由评委去裁量我们的投机。不过我们约定用一天研读法律，如果真有有意义的论点，才走这条路。结果我们真的在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中有所发现：大麻因其成分不同，有成瘾性的吸食用大麻，也有无毒的工业用大麻，运输贩卖大麻当然触犯《刑法》，可是只读法律条文，此罪的量刑，是只看重量，不看毒性的。《刑法》第357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我们读到“不以纯度折算”这几个字，一时呆住，除了辩论赛终于有路可走，甚至觉得我们现在有义务把这个法律“漏洞”给说出来。

当年如果多些后来学法律的直觉，就应该想到法律条文中的每个字词都要深究，都要明晰定义。我们如果能追问那什么是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然后一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2013年版）》，就会发现这里的大麻是“cannabis”，而不是搓麻绳用的“hemp”，其实是很明白的。可是我们确实想不到，怎么读法条，都觉得理论上真有可能，运输贩卖用来搓麻绳的工业用不成瘾大麻，是入罪的。

我们整场比赛的底气，也就是这个法律“漏洞”而已，我们的论点也就是工业大麻无毒无害，理应合法，应该在《刑法》里写明白。对方辩友没想到我们真能一本正经地大谈搓麻绳是无辜的，自然也没有细查过目录，不过大江南北多少汉麻，没有谁因为贩卖搓麻绳的大麻而被捕，想必又好气又好笑，在场上花样百出地嘲讽了我们，回头再看时，甚至觉得“骂”得十分精彩。可是当时，我也生气了，一番据队友们说近乎哽咽的陈词，是被委屈驱动的。我们有没有畏惧强敌，想占出其不意的便宜？恐怕是有的，但被嘲讽多了，多少有“我们并没有这么不堪”的委屈。我们是真的自以为发现了法律问题，觉得应该说出来，呼吁用合法化去修正的。

当时以为有的底气，后来发现是无知给的勇气，当然格外让人难堪。有的难堪来自违心的选择，反而可以反省，迁善补过，下不为例；有的则来自知识经验的局限，是真的水平有限，只能把它当作过往接受，提醒自己永远不要自居正确。

也有的难堪，不是因为知识经验的局限，只是要经过一些事、一些岁月，回过头才能发现。一个个辩题，也就像一本本读过的书那样，再想起的时候，会从中看到曾经的自己，也会看到自己的改变。

有一年我们去澳门比赛，题目是“清明节可不可以雇人代理扫墓”。我们的立场是可以。我就说，其实人死而无知，扫墓不过是活着的人给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千山万水回不去，隔着屏幕看一看，尽了心也就是了。当时的一个评委是位老爷爷，我这番话显然是点燃了他的愤怒，点评的时候，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大大的“孝”字，说我们把扫墓说得这样云淡风轻，是因为没有理解这个字，足讲了一小时。

我们坐在台下，被他骂得久了，又未免觉得“至于吗”，甚至暗暗低笑，嫌他太过较真。过了几年，我的外公去世了。我那时人在国外，没能回来见他最后一面。那年清明，我们去给他扫墓。对我来说，仿佛是突然之间，我外公高而清瘦的身影，连同他那双很大且总是温暖的手掌，消失不见，变成了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妈跟我说，外公直到最后一刻还很清醒，围在身边的家人他都还认得，跟每个人说了几句话，唯独我不在。我小时候是家里唯一的孙辈，是在外公、外婆的万千宠爱中长大的，自从我外公在凤凰卫视看到我们在香港的辩论赛夺冠的报道，他天天盯着凤凰卫视看，可惜我再没出现过。

我一生都盼着长大成为他们的骄傲。从知道他走以后的那些天，我总盼着他托梦给我，我想他一定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直到站在他的墓前，我好像才突然理解这是死亡，灵魂梦境终属渺茫，我这一生都不能和他再见，他不会再对我说话了。我又想起小时候他给我做的木头弓箭和长枪，想起每年过年打麻将他执迷于清一色，把一年攒的钱输得精光，想起我们爷孙俩清早起床，到家旁边的茶山上，我背单词，他打太极。

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起那场辩论赛，那位评委老爷爷，举着一个“孝”字，说这个字是子孙站在坟墓前，理解了死亡。他苦口婆心地说着，我们却没有好好地听。我想起了他，想起了那道辩题。许多话，说出口，是太轻易了，可生活如此沉重，而那时我们不懂。

辩论原本是快节奏的，以竞技的吸引力，驱动人临阵学习，又有苦思，又有激情。有的领悟是在时光里积累的，积累过后，终于有一天，智识上瞬间灵光一闪，那是辩论的勇气与底气以外，神奇而美妙的灵气。

大二进辩论队以后，我作为新人“小朋友”，只待了一年，满世界地输比赛、旅游，嘻嘻哈哈地就过去了。大三去了美国做交换生，大四已经到了毕业年，在辩论上却是久疏战阵的“新人”，我当时以为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

那年正好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国都掀起了“民国热”，我这文艺青年当然未能免俗，也是整天地读民国的书。正好武昌市团委办了个辛亥革命纪念赛，邀请全国四所学校讨论与辛亥革命相关的种种问题，比如辛亥革命有没有实际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之类。因为是民国主题，我决定再去一次，作为对辩论这个小爱好的告别之旅。

我们仍然一如往常，首战告负，接下来就是爬黄鹤楼、吃武昌鱼之旅了。作为辛亥革命之旅的一部分，我另辟蹊径去参观了汉阳铁厂。不过我们一起去看了那届比赛的决赛，题目是“武昌起义第一枪在武昌打响，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这场比赛既然是辛亥革命纪念赛，目标之一自然是让我们重读辛亥革命的历史。决赛的正反方显然做了大量功课，“必然”的一方用史实讲武昌的特别，在二十世纪初的商业发展，还有驻扎新军、兴办报纸等；“偶然”那一方自然要讲武昌没有那么特别，在任何一个维度上，武昌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商业有广州，驻军有四川等。直到“偶然”一方的四辩站起来说：“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一定有其必然因素，也有其偶然因素，我们都只是普通的大学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场辩论里为这道难题提供答案。辩论这个题目的意义，是问我们自己，把这件事当作偶然或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我们把一个历史事件当作必然，我们就不会为之而奋斗。”

他接下来读了烈士林觉民的一段著名的《与妻诀别书》，然后说：“如果当初林觉民们把革命当作是必然的，他们不必付出这样的牺牲，因为他们会想，我不去做，总会有别人去做，这必然的历史进程总会发生。可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件事当作偶然，历史也许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所以他们不计代价，终于成就了历史的变革。”

这场比赛我是在整整十年前看的，比赛并没有录像，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具体的字句当然不能记得准确，可是这段话，我确乎言犹在耳，记忆至今。

那时充塞于胸中的，不只是感动，或者不只是对林觉民与那一代革命者的感动，还有一种“辩论正当如此”的感动。辩论，是可以超出历史知识的陈述，找到这样一个点亮自己的瞬间的。

我想我不能就此和辩论告别，因为我还从未体验过属于自己的这样的瞬间。如果最初参与辩论是有什么话憋在心里，不说出来就不快乐，后来是因为喜欢教练和队友，总想要完成队长布置的任务。从此以后，我想要告别那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寻找那会被我自己记得的瞬间。

其实在辩论不长的历史上，超越那场比赛的名局，应该有很多。可是一来我很懒，从来没想在这个爱好里精进业务、出人头地，队长布置去看的视频，我从没看过；二来，震撼，大概都是在不经意间到来的吧。那是你最感兴趣、最有底气的话题，却没想到，原来可以这样辩论。那种灵光一闪，突然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的感觉，在读书的时候，听讲座的时候，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偶尔也会遇到，归根结底，它们都只是形式，我们只是借由这一切的形式，去伸手够那团自我启蒙的光。

这是一种不同的求知欲，它不是被胜负心激发的，是被“找到那些精彩的想法”这个愿望本身激发的。

那次过后，还有一次，被淘汰之后，我跟队里的学姐一起看比赛，题目是“富人不仁更可怕，还是穷人不仁更可怕”。“富人”一方说，不仁都很可怕，同等可怕，但我们常常因为同情心而理解他们的不仁，或者像对方一样辩论说穷人的不仁没有那么可怕，这才是最可怕的。我在台下听着，一身冷汗，心想我要是遇到这样的连环套，真不知怎么对付，越是论证自己这一方的立场，就越是容易跌入他那一套语言的陷阱里——我越说穷人不仁不可怕，他正好说，看，多可怕，我们这个社会这样宽待穷人的不仁。

不过学姐并没有被吓到，她说跳出陷阱，冷静想想，我们这个社会并不是真的对穷人的不仁更加宽容。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普通男人，为了情妇抛家弃子，放下工作和家业与情人私奔，这个社会会怎么评价他？可当这个男人是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呢？“不爱江山爱美人”，就算不是一边倒的浪漫赞赏，至少也是颇有争议吧？

那又是一个灵光一闪的瞬间。很久以后我开始学法律了，看到法律如何变成一套极复杂的体系，有话语权和资源的人避开了多少麻烦和惩罚，我又想起这段话来。我后来想，就像那年辛亥革命纪念赛上那些困难的题目，我们其实从未指望自己真能在一场辩论赛里找到答案，只是那些你认真思索过的辩题，会作为问题永远留在脑子里，而后不断和它们重新相遇，重新思考。

离开香港以后，辩论的机会其实很少，越到后来，越觉得很多事不是正反分明，底气不那么容易找，也不容易那么有热情地想要呐喊了。辩论只是偶尔为之。这样也有好处，从前在学校里，或是录节目的时候，参加许多比赛是仓促间上场的，急切间或许能逼出一些灵感，但也常常觉得抓不住内心的声音。也不知是不是有点老了，或者加班太多脑力耗竭，那些灵光一闪的瞬间都是在漫长的闲暇里突然出现的。

我喜欢那种几个月以后有一两场比赛，先把问题存在心里，也并不常常刻意去想它们，只是等着一个了悟的瞬间。有一种禅的意味，其实主要是懒。有一年要参加一场表演赛，辩题是“博物馆失了火，是救画还是救猫”。那一场题目中的名画限定为凡·高的一幅画。我从小像许多朋友一样，喜欢《夜晚露天咖啡座》，把水彩颜料挤光画过《星夜》，去过他荷兰的故乡，亲眼看了他许多画，确认了那一条条好像挤上去的厚重油彩，不过如此而已。而我们这一方的立场，是要“救猫”。那段时间我在伦敦实习，住在遥远的城郊，伦敦的地铁又慢又没有信号，我在地铁上就开始听《凡·高传》，也没有想一定要从那本书里找到什么答案，只是碰巧感到和他有了联系而已。

有一天我正听到关于凡·高自杀的争议，据书里说，当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凡·高并非自杀，除了关于事实细节的梳理论证，也因为不相信凡·高这样一个用夸张的艺术赞颂生命力的人，会不惜结束生命。我突然若有所悟，保护名画，究竟是在保护什么呢？伟大的艺术创作又因为什么打动人心呢？我想起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有一次我去看她的画展，就问她画作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我知道一定不是“技巧”，我小心地问，是不是“创意”。而她给我的回答是“精神密度”。我一时彷徨无语，不敢说我懂了，又不甘心说完全没懂，仿佛悟到这个概念可以用来理解很多东西。

又想起看凡·高的画时那种说不清的冲击，现在有了些轮廓，站在那个精巧的古典主义时代的尾巴上，他不画静止的舞台，而是画乞丐和妓女，画吃土豆的农民，画那些卑微但鲜活的生命，画作只是他不忍割舍的鲜活生命的载体。他为了保护孩子而宣称自杀，他曾在火场里救猫。

后来去打这场比赛，我也是用了这番领悟以后的论点。那是我最喜欢的比赛之一，身在其中十分享受，也因为不枉多年过去，辩论的快乐终于不只在表达之中，而甚至在辩论之外了。

回头一看，辩论赛本身的局限之处，是不能认输，虽然这胜负心，原本是热情和求知欲的起点。有时候在场上我心里已经想要投子认负，默默为对手鼓掌；有的问题局中人心知已经分出输赢，不如认了，也好继续往下讨论更有意义的话题，可是不能认输。我常常被问起做辩手和做律师如何把一个复杂的世界解释得黑白分明。其实律师并不完全是这样。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为客户倾尽全力，可是法律的回答常常不能用输赢概括，而是寻求事实澄清，以及在规则之下找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法，每一方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辩论没有这样的中间地带。辩论赛的结果，就是谁输谁赢。这胜负心，对自己的立场有一种加强效应，越为它辩护，越觉得它是对的。输后，反思很难，容易的是怪罪对手不讲武德、评委有失水准。

超越于胜负之外，能公正面对场上得失，非有强大的自信不能做到。不为他人的评价所动，内心是倨傲的，所以外在反而能云淡风轻。不过这种内心的倨傲大约有不同的层次，有的是热血盲目的，有的是冷静坦荡的。孟子说他四十岁“不动于心”，是在养足浩然之气之后了（这一章里频繁地引用《孟子》，可以看出来我最近是在地铁上猛读《孟子》了，他的辩论水平，在我读过的诸子中可称第一）。

我最初作为一个常常抽离于比赛之外的四辩，对自己能表达什么的关注，远胜于对辩论能讨论出什么的关注，自然对胜负也并不在意，可以说是自娱自乐、盲目倨傲。在胜负心里沉迷过又解脱，辩论的意义还是回到了表达上。从我偏不认输，到输赢不能左右我，又是另一种倨傲了。只不过距离“不动于心”还有很远。

写了这么久，写的是自己，而辩论最重要的魅力，是它不只是自己。按理说，这是一种竞技，输赢一定是最重要的KPI。只是在输赢这件事上，我们指望不上KPI。一开始是怎么也赢不了的梦魇，燃起过希望，又失望而归于平和，也曾不经意间，想或没想过的都意外赢得了。真正支撑人走过这一切起起伏伏的，是友谊，以及后来逐渐学会的责任感。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性格会被爱好塑形。孔子、孟子均推崇“射”，称为仁者的运动，“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箭必须自己正才能射得正，射得不好，也只能反求诸己，与对手无关。不记得是不是拉菲尔·纳达尔说过，打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当你站在场上，只有孤身一人，不能向任何人求助。初看时，因为仿佛能对那种孤独感同身受，几乎感到恐惧。我小时候参与的都是团体运动，喜欢踢足球和打篮球，整个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就是篮球队的朋友。那种友谊是从并肩作战、互相依赖中来的。大抵可以想象，从小练射箭，练仁者的不抱怨、求诸己；练网球，还练一个人靠自己去赢的强大内心。而团体运动，练的是协同和依赖，能把别人的成功当作自己的成功。总的来说，我感恩自己参与的是团体运动，因为结成一个个亲密的团体，在童年和学生时代要有底气得多，不过班级之间的友谊赛而已，生活却充满大事记和大动力。

辩论，仿佛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支队是一个集体，靠互相分享观点协作，比打篮球的协作更需要克服人性的自私。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有需要发言的那几分钟，当你独自站起身的那一刻，是不能坐下去请队友来发言的，那一刻人是孤独的。

因此辩论会同时教会人这两件事。我和辩论队的许多队友，眼见成了相伴一生的朋友，这并不是辩论的结果，而是辩论的条件。先有了无私的分享和信赖，才可能有好的辩论。

我一直觉得人有两种孤独，我们一直为之困扰的，是情感上的孤独——我们需要爱和被爱。可是人还有一种智识上的孤独，我们需要跟人真正地聊天，聊埋在内心的真诚思考，而不只是消耗情绪的客套。辩论本身是一个分享的过程，可是总有一些话，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只有在和队友讨论的时候，才不必害怕自己的想法幼稚，不必害怕被人误解或是看低，敢想到哪里便说到哪里。而这群人，在智识上是互相极其熟悉的，因为我们整天一起讨论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离生活很远，我们查相似的资料，读相近的书，分享吸收的一切。我们喜欢这样真正地聊天，不是为了灵感的碰撞，常常就是作为对抗孤独的一种需求。

我有两种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情绪状态，一种是对身边的世界强烈的好奇和参与感，对一切新知兴致盎然；另一种却是偶尔突如其来的抽离感，只觉得疲惫和冷漠。刚开始打辩论的时候，听对方说话久了又句句都不认同，只觉得烦闷，我立时就会抽离。辩论本来是最讲究协作的团体竞技，但我最初开始辩论只是为了实现自我表达的愿望。自从教练发现我有做四辩总结陈词的天分，我就一直留在这个位置上，时不时地抽离出训练甚至比赛。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想讲的是什么。每一次训练都是应付过去，随意找些话来说，等到比赛，有时候觉得对方说得不精彩，没什么道理，我也就不认真地听下去。我最后说出来的就是第一次训练那晚，已经在我心里的话，我是为了那些话才要辩论的。所以我辩论，总是异乎寻常地严肃又激愤，仿佛控制不了自己。第一次在辩论场上见到阿庞（庞颖）那样的辩手，跟人聊天一样，说什么“三天三夜的流水席”，我整个人目瞪口呆，真想学也学不来。

也是奇怪，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参与辩论呢？

虽然我妈殷切期盼了多年，我刚进大学参与了十来个感觉有趣的社团，却完全没想过加入辩论队。一来我不觉得自己真的能行，“杨贵妃”和“钻石项链”的辩论赛，都是偶然出现的经年往事，那种表达的冲动，生活里的我几乎没有；二来听说辩论队的人非常辛苦，我刚刚告别高三，离家千万里来了大学，头一件绝不肯做的事情，就是辛苦。

不过后来到了大二，听说辩论队有学校赞助，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去比赛，我就很是心动了。那动了一下的，也许还是我妈当年埋在我心底的种子吧。后来飞来飞去的这个愿望真没落空，而且超出预期。大二那年，我们在世界各地输比赛。一个系列赛，从三十二强打到决赛，总要打个十天八天的，我们第一天、第二天就出局了，也只好就地开始旅游。

那一年我们一整支辩论队，坐通宵大巴去马来西亚的海岛，因为穿着拖鞋被拦在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办公室门外，在澳大利亚合租的大房子里辩论谁该刷澡盆，然后轮流去泡澡，再去码头上蹦迪。正是高中毕业没有太久，考到全国各大城市的朋友，我都拜访了一遍。

那时候在辩论队里我是“小朋友”，我早上不起床，半夜看球赛，都被队里通报批评过；我一路丢东西，坐火车睡过站，大家更没少笑我。最可气的是有一年发照片给主办方印手册，我的照片因为是用滑盖手机自拍的，像素极低，印出来变成了马赛克，费了我好大力气才洗刷掉这个外号。

输的比赛多了，我也会难受，毕竟每一场也是认认真真准备的，但胜负心也就如此而已了，只要表现得勉强合格，不至于被教练、队长批评，能找出些和我们自己无关的理由，浑浑噩噩地便过去了。

一直到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一年又一年地留下来，队友们毕业，新的队友进来。我终于成了资格最老、要带着“小朋友”们四处打比赛的人。我从小是在宠爱中长大的，习惯做家里最小的孩子，承担责任这件事，大概是从支教和辩论才开始学的。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沉迷于自我表达的快乐的那个人了，我已经喜欢上辩论本身，喜欢碰撞出来的火花，那灵光闪耀的瞬间。一个人的快乐是不够的，不够赢，也不够快乐。我的使命感已经是让每个人参与其中，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灵感。

后来读博，跟好朋友阿庞一起打比赛，我才发现当领导这事绝对是靠天赋的。我人挺和气，也挺淡定，但她就给人可靠的印象，大家有事都找阿庞，找我就是问“庞教练在哪里”。我自然而然也回到了刚进辩论队，有什么困惑、委屈都可以跟教练说的美好时代，放松而茫然。但在遇到阿庞之前，我真诚地努力过，能力虽不至，心向往之，心态上选择承担的那一刻，就超越了小我，也超越了我自己的那四分钟，成了一个队员，而不只是一个辩手。

如果辩论本来只是这个小圈子里的人自娱的游戏，那参加节目走到台前，就是要向成千上万的陌生人表达自己。一个人的表达里有着许多的过去，可是大多数人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也不知道你一向是个怎样的人，甚至不知道你的整段发言，只看到了一个剪切后的片段。这种表达让原本遇不到的人，跨越时空，产生联系，与此同时，也遇到本来不必遇到的误解，以及许多莫名其妙的揣测。

而从小圈子走到大舞台，当然也意味着你说出口的每句话，都会被更多人评价和审视，于是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为自己寻找底气。记得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在一段时间里有个室友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博士，他的好多物理学博士朋友有一次在我们宿舍聚会。大家吃完饭就有人提议一起看一场我的辩论赛，那是一场关于AI（人工智能）的比赛，我一向自以为发挥得很不错。谁知看完之后，其中一个研究AI的博士便说：“阿詹，你没有聊AI呀。”我气个半死，心想你说我聊AI聊得不对也就罢了，怎么说我没有聊AI？但是在专业人士面前，我也没什么勇气辩驳。

这件事在我心中是警钟长鸣，一场小圈子里的比赛，即便聊跑题，坏影响也有限，要是在节目上胡说就糟糕至极了。可辩论原本常常是要聊许多你不明白的领域的，所以后来在节目里聊“在全人类大脑安装一个芯片，一秒共享全世界知识，你是否支持”的时候，我忐忑不已，连夜联系那位物理学博士，以及专门研究知识论的博士朋友，搜遍了我的朋友圈，和大家开了好几天“圆桌会议”，至少要大家帮我确认，我说出口的话不是全然不着边际、贻笑大方的。

然而我还是被骂得挺惨。在舞台上，讲自己的故事是最安全的。虽然一定还有人以己度人，臆想出许多无聊心事，但能骂的角度毕竟有限，且暴露他自己的许多无知之处，我看到了不过在心里感觉好笑。可是聊任何别的领域，我的底气当然都是有限的。就像写这本书，因为是我自己的故事，毕竟有些底气，可在这个无限细分的世界，任何其他领域，自有真正的专家，从各人的专业角度，各给评断。

何况有许多问题原本是没有，或者说还没有标准答案的。别说“知识芯片该不该支持”没有答案，就连“知识”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有人批评我弄错了知识的定义，并给出解释，我觉得挺好，我自己也从中受益。辩论的意义不是给出答案，当时你确定无疑的答案，很多年后自己再看也可能啼笑皆非，一道道辩题都只是一个个问题的开始。如果一场辩论，能让大家讨论起“知识是什么”这样无穷无尽的有趣话题，那就是它的意义。

不过总有些人，不讨论问题本身，偏从一个论点、一个眼神解读你整个人，仿佛一个人身边的朋友都不了解的性格隐秘，都因为几十秒的对辩全暴露在他们眼前了。有人说，我没有说出“物理学大厦背后的两朵乌云”是知识分子的傲慢，也有人说这是小人心机，挑大家不知道的说。我只有苦笑，心想好不容易挑这个例子，正是因为想到更多人知道这个例子，说起来容易产生共鸣，想不到换来这样的误解。早知如此，我真要挑点你不知道的例子说，恐怕还是能做到的。

起初我很在意这些言论，就像初站在赛场上，几声遥远的轻笑也能刺痛人一样敏感，仿佛又回到那种辩论场上“这等事，我真不屑为之”的愤懑，想写一篇告别宣言，说，这件事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份爱好，可以为它付出很多，但绝不会为它出卖什么。感觉还挺悲壮的。

当然最后没有这样做。我是老大不小才体验“红”了一把的感觉的，不会为了姿态冷酷而在所不惜了。我也不是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初登舞台，最初的想法都因为不适合舞台被否定了，那时我是全无底气的状态，完全依赖别人的建议，硬撑起来的气场，黑长裙加博士人设，都是外强中干。不过后来，渐渐找回自己。我那时还想，如果播出了我打得不错的几集，大家还是这样骂我，可见我和观众无缘，从此便断了这个念头也好。后来，开始收到不少鼓励，我就想，大家是公正的，你表达的到底是不是自己，到底有没有底气，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还是要表达。回过头来看，当初为什么在语文课上举起了手？一腔话好像不由自主地冲出口，是不服气，是打抱不平，是想要被听见的愿望。如今得到了这个机会，让那么多人听我说话，命运如此厚待，当竭力报之。

而且，我又总想起“武昌起义第一枪在武昌打响，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那场比赛。可不是吗？我们这几个刚上大学，学经济、学数学、学IT（互联网技术）的小孩，哪里来的勇气，读了几页书，就敢回答这样的历史问题。后来看费尔南·布罗代尔说，偶然性与必然性，是历史的短时段与中时段，争来争去不过是看历史的不同视角而已，何况根本还没提到他最著名的长时段历史视角。回答辩题不是辩论的目的，我们自己从辩论中得到什么，才是辩论的目的。

我越长大，越觉得辩论改变了我，不只是因为我在那里认识了最好的朋友，改变了专业的选择，得到了半只脚踏进娱乐圈的机会，找到了生命中的月亮和六便士，更是因为辩论重塑了我的思维方式。渐渐地，读论文，如在看笔头的辩论；写论文，是用笔头和前辈与同辈辩论。当律师，不只是在法庭上跟人辩论，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辩论，看合同条款，商议合同细节，寻找和解方案，说服对方接受我的建议、我的方法、我的构想，无一不是评价损益、比较得失利弊的过程，无一不需要明确定义、厘清争议、设定标准，再做计较。先用辩证的思路自己想清楚，再用辩证的方法说服别人接受。

可是这一切辩论带来的改变，不是求仁得仁，是计划外的，是事后总结的。要算利弊，这个过程本身一定不怎么划算。这个过程是我们为自己不上场的比赛、队友熬更守夜，为一些后来忘了为什么重要的比赛，还有一些好似和自己全不相关的话题，满怀热血。

有一年我们去马来西亚比赛，被淘汰以后几个人一起去一座海岛，学着当地习俗，每个人读给自己当时的心上人带回去一个小瓶子，里面是那个岛的细沙、海水和空气。后来想想，每一个留在记忆中的辩题，都是这样一个小瓶子，它们是匆匆流逝的生活里，记录一段日子的刻痕和标记。

也许多年以后，再给我同一道辩题，我的立场、角度、论点都会改变，可我还是庆幸我曾勇敢地把当下真实的我表达出来。它们都成为回望中人生闪闪发亮的注脚，“却顾所来径”时，知道自己从哪里走来。

也许只要表达，就会被批评，就会被嘲笑，就会被指责，可是没有表达，就不会为了不被嘲笑而那么努力地表达，就不会有批评和批评带来的反省，就不会有沟通和沟通带来的启发。

这件事，仍然并不容易。我想，学习了许多年的辩论，用功于底气，收获过灵气，回到最初，那使人那么想要站起来，把自己可能很幼稚的想法说出口的，还是勇气。是说出口之后，你看到那些话从天空飘走，对你鼓励地微笑一下说：“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你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