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生命（或者类似的意思）之后还有生命。坏消息是让-克洛德·维尔纳夫是个恋尸癖。

死神突然降临在我头上，时间是凌晨四点钟，地点在巴黎一家歌厅。此前，我的私人医生提醒过此事，但有些事情是压倒理智的。我曾经错误地以为，跳舞和喝酒不会是我人生中最危险的激情（现在我有些后悔了）。此外，我在弗拉萨合金公司一成不变的中层工作也促使我每天夜里得去巴黎时尚场所寻找工作以及人们所说的内心生活里，找不到的东西——从某种过量中获得的强烈愉悦。

但是，现在宁肯不说或者尽量少说此事吧。不久前我离婚了。我去世的时候三十四岁。死前我毫无察觉。突然之间，心脏针刺般地剧痛，脑海里闪过塞西尔·朗巴勒的面容，她是我的梦中情人，如往常一样不动声色，舞池在一个旋涡中剧烈旋转，吞没跳舞的人群和暗影，接着是短暂的黑暗。

后来，一切依然像有些影片里演的那样，对此，我愿意说上几句。

我生前既不聪明也不出众。如今还是老样子（虽然我学了很多）。我说的聪明是指惯于思考。现在我有些劲头，有些爱好。这就是说，我不是个愚昧无知的人。说得客观些，从来都不是。不错，我学过企业管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时不时地阅读好小说，时不时地上剧场，我去电影院的次数比一般人多得多。有些电影是我前妻逼着我不得不看的，更多的影片是出于影迷的志趣而去看的。

如同许多人一样，我也看过《人鬼情未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这部片子，非常卖座，片子里有黛米·摩尔[黛米·摩尔（Demi Moore，1962—　），美国电影演员，因出演《人鬼情未了》的女主角而走红]和乌比·戈德堡[乌比·戈德堡（Whoopy Goldberg，1955—　），美国电影演员、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凭借《人鬼情未了》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就是那部杀害了帕特里克·斯威兹[帕特里克·斯威兹（Patrick Swayze，1952—2009），美国演员、歌手、舞蹈家，曾出演《人鬼情未了》的男主角]的片子，他的尸体被扔在曼哈顿一条街上，也许是一条小巷里吧，一句话，是个肮脏的地方，与此同时，帕特里克的亡灵离开了肉体，这是在炫耀电影特技（尤其是在那个时期），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自己的尸体。好了，可是对我来说，（除了特技）我觉得这很愚蠢。这种处理方式很简单，很肤浅，让人觉得不可信，是典型的美国电影惯用的伎俩。

但是，当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情况恰好一模一样。当时我就惊呆了，原因首先是我竟然死了，这可是意外，我猜想，除非这是自杀；其次，是因为我不情愿地演了《人鬼情未了》中最糟糕的一场戏。在我经历过的成千上万件事里，这个经验让我想到，美国人的幼稚背后，往往隐藏着我们欧洲人无法或者不愿理解的东西。但是，我死后没有想到这一点。假如我是乐意死的，也许会放声大笑。

人可以习惯一切。那天黎明时分，我感到眩晕，或者说是感到喝醉了，并非因为我死去的当天夜里喝了烈酒，我没喝烈酒，只喝了一晚上菠萝汁和无酒精啤酒，眩晕是因为死亡留下的印象，因为害怕死亡，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如何。人一死，现实世界稍稍“动”一下，就会让人眩晕。这就好像你忽然间拿起了度数不同的眼镜戴上，尽管和你原来的差别不大，但是毕竟不一样。而更糟糕的是你知道你拿起来的眼镜就是你自己的，并没有弄错。现实世界稍稍向右“动”一下，向下“动”一下，你和固定物体之间的距离就悄然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会让人觉得是个深渊，深渊会让你感到眩晕，不过也没大关系。

真让人想哭，或者说，真让人想祈祷。当亡灵的最初几分钟如同在拳击赛中被快速击倒。你像昏头昏脑的拳击手那样在拳击场渐渐从你眼前消失的漫长时刻里晃悠着身体。但是，接着，你镇静下来了，通常你做的事情就是跟着你身边的人走，跟着你的未婚妻、你的朋友们走，或者反之，跟着自己的尸体走。

我跟着塞西尔·朗巴勒走，我的梦中情人，我死之前和她在一起，见过她。可是，我的亡灵离开了肉体之后就再也没见到她，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她。这让我大吃一惊，感到极为沮丧，尤其现在我一想到此事就特别失望，尽管当时我来不及抱怨。当时，我的亡灵在那里望着自己的尸体姿势奇怪地躺在地上，好像在跳舞时由于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我浑身虚弱乏力，或者说，好像我不是死于心脏停止跳动，而是从摩天大楼的阳台上纵身而下，我望着地面，打转，落地，因为我完全是头晕目眩的。与此同时，一个好心人（到处都有好心人）给我做了人工呼吸（或者说是给我的尸体做了人工呼吸）。后来，又有一个好心人拍打我的心脏，再后来有人想起来应该关掉音乐，一阵不满意的嘟囔声传遍了整个舞厅，虽然已经夜深，但舞厅里仍然拥挤。一个服务员，也可能是保安，用严肃的声音下着命令，任何人不准碰我的身体，应该等警察和法官来验尸。我虽然处于半昏迷状态，可是很想告诉他们：请大家再试试叫醒我，让我恢复知觉。但是，人们累了，等到有人说警察来了，大家纷纷后退，只剩下我的尸体躺在舞池一侧，双眼紧闭，直到有个好心人给我盖上一块桌布，盖上那已经彻底死去的肉体。

后来，警察来了，有几个人为众人已经知道的事情做了证明。再后来法官来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塞西尔·朗巴勒已经从舞厅里消失不见了。因此，当人们把我抬起来塞进一辆救护车的时候，我是跟着护工的，我被塞进救护车的后边，跟着护工们一起消失在巴黎空空荡荡、凄凄惨惨的拂晓里。

那时我觉得我的肉体或者说前肉体（我不知这话该怎么说），实在太渺小了，它要面对一团死神官僚作风的乱麻。他们先是把我的尸体运进了医院的地下室，我无法确切地知道那里是不是医院，里面有个戴眼镜的姑娘命令手下脱光我的衣裳，后来，房间里剩下她一个人了，她用了好长时间检查我、触摸我。后来有人给我蒙上一床被单，在另外一个房间，有人取了我的全部指纹。再后来，有人把我送回第一个房间里，这一回那里没人，我待了好长时间，我觉得很长，没法估计时间。可能只是几分钟，可我觉得越来越无聊了。

片刻后，一个黑人担架工来找我，把我推进了另一层地下室，交给两个同样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小伙子，可是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这两个人就让我产生了怀疑。可能是他俩刻意雕琢的说话方式，泄露出二人是末流的艺术家，也可能是他俩戴的耳环，六边形耳环，模模糊糊地像从鬼怪兽笼里跑出来的动物，是那个时期经常泡舞厅的摩登青年戴的那种耳环。那个时期，我也很不负责任地经常光顾舞厅。

那两个穿白大褂的护工在一个本子上登记了什么，跟那个黑人聊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后来，那黑人走了，就剩下我们三个人。就是说，房间里那两个小伙子坐在桌子后面，一面填写表格一面聊天，还有就是我的尸体躺在担架上，从头到脚蒙着床单。我的亡灵在我遗体一侧，左手扶着担架的金属凸缘，努力想一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弄清楚未来几天的形势，前提是如果还有未来的话，这在那时是一点也不清楚的。

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来到担架旁，掀开我身上的床单（或者说是掀开我尸体上的床单），他看了我几秒钟，表情沉思的样子，不是什么好兆头。片刻后，他又蒙上了尸体，二人推着担架车到了隔壁房间，像是冷冻的蜂窝，很快我就发现那里是停尸房。我从来没想过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夜晚，巴黎有这么多人死去。他俩把我的尸体塞进一个冷藏壁柜里，然后就离开了。我的亡灵没有跟着他俩走。

我在停尸房整整待了一天。有时，我到门口看看，那门上有一扇小玻璃窗，看看隔壁房间墙壁上的挂钟是几点。慢慢地，我的眩晕感越来越轻，但某个时刻还有恐惧感，那时我想到了地狱、天堂，想到了上帝的赏罚，但是这种没道理的担忧没有持续很久。说实话，我开始感觉好多了。

在这一天的时间里，又运进来一些新死尸。但是，没有亡灵陪伴。大约下午四点左右，进来一个近视的青年，他给我做解剖，然后写下了我猝死的原因。我必须承认自己不忍心看人家是如何对我开刀的。但是，解剖室我是去了，亲耳听到了法医和他的助手——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是如何快速、有效地工作的，如果各级政府官员都能像他和她那样工作就好了。他们干活时，我背对着尸体，面向象牙白色的墙壁。后来，他们把我清洗干净，缝合刀口，一个担架工又把我推回了停尸房。

直到夜里十一点，我一直坐在冷藏壁柜前面的地上，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睡着了，可是并没有睡，也不需要睡。于是，我就继续思考往事和未来（总得有个叫法吧）神秘莫测的前景。白天人来人往，像是不被注意到的涓涓细流，到了夜里十点以后就停止了，或者大大减少了。十一点过五分，那两个戴六边形耳环的年轻人又出现了。他俩开门时吓了我一跳。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亡灵的身份，因此认出他俩之后，就继续坐在地上，继续想现在我和塞西尔·朗巴勒之间的距离，这距离可比我活着的时候大多了。我们总是在事情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有所觉察。我活着的时候担心自己是塞西尔·朗巴勒手中的玩具（或者不如玩具的什么东西），如今既然我已经死了，那种曾使我夜夜失眠、极度不安的命运反倒突然让我觉得甜蜜了起来，甚至有了股高雅劲儿，还徒增了不少分量：现实毕竟是牢固的。

上面我正说到两位时髦的担架工。我看见他俩进了停尸房，注意到他们的动作中有一种谨慎，这与他俩像猫咪或歌厅驻唱歌手一样迷人的外表极不相称，起初我没有注意他俩的动作和低声细语，直到最后其中一人打开了我尸体栖身的壁柜，我才警觉起来。

于是，我从地上站了起来，注视着他俩。他俩的动作像有经验的职业老手，把我的尸体放到一辆担架车上。接着，推着担架车离开了停尸房，步入一条长长的走廊，那里有些许坡度，直通大楼停车场。有一瞬间，我以为他俩是在盗窃我的尸体。我荒唐地联想到塞西尔·朗巴勒，想到她那张白净的面庞从停车场的黑暗里冉冉升起，想象着她付酬金给这两个冒牌艺术家，为捞出我的尸体而支付的酬金。但是，停车场上空无一人——显然，我距离恢复判断力，或者说恢复镇定，还有段距离。

说心里话，我一直盼望着能安安静静过一夜。

有一阵儿，我再次产生了刚成为亡灵时的那种眩晕感，我继续胆怯和不放心地跟着他俩穿行在一排排不安全的汽车之间。后来，他俩把我的尸体装进了一辆灰色雷诺牌轿车的后备厢里，车身上到处是小小的凹痕。我们离开了大楼的心脏——我已经把那里当成我的家了——向着巴黎最自由的暗夜驶去。

我已经不记得驶过了哪些大街小巷。根据我仔细观察后的判断，这两个担架工是吸了毒的，他俩谈到的人物远远高于他俩的社会阶层。很快我就证实了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两个穷光蛋。但是，从他俩说话的语气看，似乎暂时还心怀希望，似乎暂时还是头脑简单的，这让我对他俩有了亲近感。就本质而言，我们三个很像，不是说现在，也不是说我生前的时候，而是我脑海里二十二或者二十五岁时的样子，那时候我还在念书，以为世界有一天会拜倒在我脚下。

雷诺牌轿车在巴黎某个私人社区的豪宅旁边停了下来。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两个冒牌艺术家中的一人下了车，按按门铃。片刻后有个声音从黑暗里传来命令，不对，是“建议”：请您把车子停在右边一点，然后请抬头。那担架工遵照指示抬起了头。另外那个担架工从车窗里露出脸来，挥手对着栅栏上方的监视器镜头打招呼。那声音清清嗓子（那时我猜到一会儿要见一个非常孤僻的人了）说道：你们可以进来了。

铁栅栏门立刻发出轻微的嘎吱声，慢慢地开了。雷诺开上了一条在一座花园里绕来绕去的路。花园里种满了树木，那疏于照看的样子更像是主人的率性而为，而不是懒惰。我们在豪宅的一侧停车。就在担架工把我的尸体从后备厢里抬出来的同时，我气馁又惊讶地望着豪宅。我一辈子也没到过这样的地方。它看上去年代久远，肯定价值连城。建筑方面我还懂得一点。

我们从侧门进去，经过厨房——它像倒闭多年的餐厅的厨房，干净、冷冰冰——然后走过一条黑暗的通道，最后来到一个电梯间，电梯把我们送到地下室。电梯的门一打开，我们就看见了让-克洛德·维尔纳夫。我立刻认出来那就是他，花白的长发、厚玻璃眼镜、灰色的眼神，像是没人看护的孩子，而样子坚定的薄嘴唇则暴露出他是一个非常明白自己要求的男人。他身穿牛仔裤和短袖白衬衫。这身服装让我觉得刺眼，因为以前从照片上看到的维尔纳夫总是衣冠楚楚。是的，他衣着适度，却很高雅。但我眼前这个维尔纳夫则像个不睡觉的老摇滚乐迷，不过他走路的样子很特别，我是不会弄错的，还是那种我从电视上看过很多次的样子——不自信的样子，就是展示完他秋冬或者春夏的服装作品之后，要跳到T形台上的样子，有人会说，那是迫不得已，是被他心爱的女模特们拉到舞台上接受观众一致喝彩的。

两个担架工把我放到一个深绿色的长沙发上，接着后退几步，等候维尔纳夫的指示。维尔纳夫走过来，掀开了我脸上的床单，随后什么也没说，向一个两用（我猜是两用的）写字台走去，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来。两个担架工接过信封，里面很可能是一大笔钱，但那二人都没有打开数一数。后来，其中一个担架工说，明天上午七点钟会来接我回去。然后，二人就走了。维尔纳夫忘记了说“再见”。那二人消失在我们来的方向，我听见了电梯关门的响动，后来就安静了。维尔纳夫没有理会我的尸体，而是打开了监控显示器。我从他肩膀上方看着显示器。那两个冒牌艺术家站在铁栅栏门前，等着维尔纳夫放他俩出去。后来，雷诺车沿着这条高档私人社区的街道跑远了，铁门关上了，发出一阵干涩的嘎吱声。

从那一刻起，我超自然生活的一切开始发生变化了，尽管新生活的各个阶段完全不同，但是一个阶段接替下一个阶段的速度开始加快了。维尔纳夫走到一个很像任何一家旅馆都有的微型吧台前，取出一瓶苹果汁，打开瓶盖，对着瓶嘴就喝，接着关闭了监控显示器，一面喝饮料一面放音乐。这是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音乐，或者也许听过，但是这一次我听得很认真，觉得像是第一次听，是几把电吉他和钢琴、萨克斯管的合奏曲，有些忧伤惆怅但是铿锵有力，仿佛作曲家的精神宁死不屈。我走近音响设备，想看看密纹唱片上作曲者的名字，但是没看见，只看见维尔纳夫的脸，昏暗中的他让我觉得陌生，好像因为他一人独处喝着果汁，突然脸红起来了。我看到面颊一侧的中央有颗汗珠，一颗小小的汗珠正在缓缓地向下巴流去。我还发觉他的面部微微颤动了一下。

后来，维尔纳夫把瓶子放在音响设备边上，向我的尸体走来。他看了我一会儿，好像不知如何是好，实际上他是知道的，或者又像是打算猜一猜这个裹在塑料套里的家伙——现在要听他摆布了——是不是还有什么欲望和希望呢。就这样他站了片刻。我这个人一向天真，那时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企图，要是那时候就明白了，我肯定会紧张起来的。但是，那时我不知道他的企图，因此就在房间里一张舒适的沙发上坐下来等候。

于是，维尔纳夫非常小心地打开了裹我的塑料套，把塑料套褪到大腿以下，然后（经过了漫长的两三分钟以后），把塑料套全都褪了下去，让我的尸体裸露在深绿色皮沙发上。随后，他站起来，此前他一直跪着，脱下衬衫，停顿一下，但仍然望着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也起身，稍稍往前凑一凑，发现我的尸体比我希望的要胖了一点，但胖得不多，眼睛紧闭，表情不专注。我看到了维尔纳夫的脊背，很少人见过他的脊背，因为在我们这位服装设计师的诸多优点中，谨慎是最为闻名的（比如，从没有人拍到过他在沙滩上的照片）。后来，我又尝试去弄懂维尔纳夫的表情，打算猜一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唯一看见的是他那腼腆的面孔，比照片上的样子还要腼腆，实际上，要比时尚或者名人杂志上出现的样子更加腼腆。

维尔纳夫脱下了长裤，脱下了内裤，在我尸体旁边躺下来。到此，我才明白了一切，我吃惊得哑口无言。随后发生的事情，任何人都能想象出来，但并非所谓的享乐。维尔纳夫抱住我，抚摸我，非常纯洁地亲吻我的嘴唇。他轻柔地按摩我的阴茎和睾丸，手法很像我的梦中情人塞西尔·朗巴勒。经过一刻钟的温存后，我在昏暗中发现他勃起了。那时我想，上帝啊，这是在鸡奸我啊。但并非如此，我们的时装设计大师维尔纳夫又让我吃了一惊，他的鸡巴摩擦着我的大腿就来了性高潮。那一刻我真想闭上眼睛，可是不行。我有好几种感觉：因眼前的事情而感到不快，因没有发生肛交而感激，因此人是维尔纳夫而吃惊，因我的身体被担架工出卖或者出租而愤怒，甚至又因自己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成为法国一位大名人的追求者而产生了虚荣感。

高潮过后，维尔纳夫闭上了眼睛，发出一声叹息。我觉得这叹息中有一丝轻轻的厌烦。随后，他坐起来了，在沙发上呆坐了片刻，背对着我的尸体，用手擦干净了阴茎上的精液。这时，我说了一句：您一定感到羞愧吧！

这是我死后第一次说话。维尔纳夫抬起头，样子有些吃惊，但无论如何，假如我是他，肯定比他更吃惊，与此同时，他用手在地毯上摸索着眼镜。

我马上就明白了，他听见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太神奇了。忽然我觉得很高兴，甚至原谅了他刚才的堕落行为。但是，我却像个白痴一样再次说道：您一定感到羞愧吧。维尔纳夫问：谁在那里？我回答说：是我，是您刚刚强奸的尸体的亡灵。维尔纳夫的脸色变得惨白，很快，几乎是在同一时刻，面颊又变得通红。我担心他会心脏病发作，或者被吓死，而实际上，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害怕。

我用和解的口气说道：没事，您已经被原谅了。

维尔纳夫打开了灯，把房间的所有角落找了一遍。我想他是疯了，因为显然房间里只有他自己，如果藏着外人，那一定是矮人，或者比矮人还小的小精灵。后来，我明白了，这位服装设计大师，与我的想法恰好相反，并没有发疯，而是显示出了他钢铁般的理智：他不是找人，而是在寻找扬声器。就在我镇静下来的同时，觉得他特别特别值得同情。他在房间里有条不紊地走动着，样子令人赞叹，如果我是他，肯定会像丢了魂一样地逃走。

我说：我可不是什么扬声器，也不是什么摄像头，劳您驾，镇静镇静吧，请坐下，咱们谈谈，尤其是您用不着怕我，我不会对您怎么样的。我说完这番话就沉默了。我看见维尔纳夫难以察觉地稍稍犹豫一下，就继续寻找下去了。我让他去找。就在他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时，我依然坐在一把舒适的扶手椅上。接着，我有了一个主意。我建议道：咱俩一起关进一个小房间里去（小得像棺材，这是我使用的确切词汇）。那里别想装什么扬声器或者摄像头，在那里我会继续跟他说话，直到他能相信我的属性或者说新的属性是什么为止。后来，就在他思考我的建议的同时，我在想刚才表达得不好，因为从任何层面来讲，我现在这种亡灵状态都不能被称为“属性”。显而易见的是，我的属性依然是一个活人的属性，可显然我并没有活着。刹那间，我想到这一切可能都是梦。我以亡灵的勇气对自己说，如果是梦，我能做的最大的好事（也是唯一的事情）就是继续做梦。凭经验我知道，你想立刻从噩梦里醒过来，那是没用的，再说，那会是痛上加痛，或者说怕上加怕。

于是，我再次重申我的建议。这一回，维尔纳夫不再寻找，他静止不动了（我仔细地看着他那张我常常在时尚杂志上看到的脸，表情还是那个表情，就是说，孤独而高雅的表情，尽管现在他面颊上流淌着几滴意味深长的汗珠）。他走出了房间。我跟在他身后。走到走廊中央，他停下来，问道：您还跟着我吗？他的声音有种奇怪的吸引力，丰富的声调汇合成一种真实的热情，尽管这也许只是幻觉。

我说：我在这里呢。

维尔纳夫的头动了动，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继续在豪宅里转悠，在每个卧室、客厅或者楼梯平台都稍停片刻，问问我是不是还跟在他后面。每次我都必须回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松弛，或者至少让我的声音有些不同（生前，我的声音没特色，很普通），因为我的声音太细所致（有时几乎可以说是尖），但与我们的时装设计大师相比，又极为不同。另外，为了达到最大的可信性，回答时我又对所处位置做了详细的补充，例如，如果室内有烟草色灯罩的金属底座台灯，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在这儿，就在您身边呢，现在这个房间唯一的光线来自一盏淡草烟色灯罩的金属底座台灯。维尔纳夫点点头，或者纠正我的说法：底座是锻铁的，或者是铸铁的。对了，他眼睛盯着地面，好像担心我会突然现身，或者好像并不愿意让我难堪。于是，我对他说：对不起，我没看清楚。或者说：我本来想这么说的。维尔纳夫模棱两可地点点头，仿佛真的接受了我的道歉，或者似乎正在对自己偶遇的这个亡灵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就这样，我俩走遍了整座豪宅，在从这头走到那头的过程中，维尔纳夫越来越从容镇定，或者是看上去如此。而我则越来越紧张，因为我从来不擅长描述物品，特别是非普通物件，或者那些价值连城的当代画家作品，那些画家我一点也不了解，或者是维尔纳夫周游世界（隐瞒身份周游）时收集的物件。

最后我俩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空空荡荡，没有家具，没有光线，是间水泥地面的房间。我俩关在里面，关在黑暗中。起初，这种形势好像很尴尬，但是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诞生，就是说，是希望的开端，同时又是对希望的无望意识。这时，维尔纳夫说道：您描述一下咱俩所在的位置。我说：这地方跟死亡一样，但不是真死，而是活着的时候咱们想象的死亡。维尔纳夫说：请描述一下！我说：一片漆黑，像是原子弹避难所。我又补充说：在这种地方会心里害怕，会不停地述说感觉，述说我死前很久就扎根在心中的空虚感，对此，直到现在我才有所觉悟。但是，维尔纳夫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打住吧，我相信你的话。接着，突然打开了房门。

我跟着他走到这座宅邸的主厅，他倒了一杯威士忌，用短短几句经过斟酌的话请求我原谅他对我尸体干的事情。我说：您已经被原谅了，我是个思想开放的人。其实，我自己也无法肯定思想开放指的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我应该摆脱我俩关系中未来会有的过错感和怨恨感，不必介意。

维尔纳夫说：您肯定会问，为什么我要干眼前这种事情？

我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根本没想请您解释。但是，维尔纳夫非要说明不可。假如那天遇见的是随便什么人，事情肯定会变得非常不愉快。但说话的人是让-克洛德·维尔纳夫，是法国，也等于说是世界，最伟大的时装设计师。他一边说，我一边听，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他简要地说到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故事，说到了在性爱问题上的保留态度，说到了跟几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说到了由来已久的孤独感，说到了不想伤害任何人的一点愿望——也许包含着别人也不要伤害他的愿望，说到了他的艺术爱好——我打心眼里赞叹和羡慕，说到了他周期性的不安全感，说到了他跟某些著名设计师的争论，说到了最初在一家制衣公司的工作，说到了启蒙之旅——不愿深谈，说到了他跟欧洲三位最优秀的电影女演员的友谊，说到了他跟那两个停尸房的冒牌艺术家的关系——那二人不时为他搞到尸体过一过一夜情，说到了他身体虚弱——类似慢镜头和长镜头中的毁灭情景，一直说到晨曦从窗帘的缝隙中钻进房间，维尔纳夫才结束了他漫长的陈述。

我俩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明白我俩就算不是欣喜若狂，也是非常理性地感觉到了幸福。

不久，那两个担架工来了。维尔纳夫望望地面，问我该怎么办。说一千道一万，他俩来找的是我的尸体。我谢谢他这么客气地提出问题，但我同时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他，我已经置身物外，不再操心那些事情了。我说：您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问：您走吗？我刚才决心已下，但是假装思考了几秒钟的样子，然后才说：不，不走。如果他不在乎的话，我当然不走。维尔纳夫似乎松了一口气。他说：当然不在乎。这时门铃响了。维尔纳夫打开监控显示器，给那两个出租尸体的家伙敞开了大门。那二人一声不吭就进来了。

维尔纳夫被夜里的事情弄得筋疲力尽，他没有起身离开沙发。那两个冒牌艺术家打了招呼，我觉得其中一位很想聊些什么，但另外一位用力推了他一把，二人就下楼去找我的尸体了。维尔纳夫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跟着那两个担架工来到地下室。我的尸体躺在那里，下身蒙着塑料套。我看见他俩如何把尸体完全裹住，抬起来一直送到汽车的后备厢里。我猜想后备厢里一定很冷，很可能我的什么亲戚或者前妻会去投诉。但是，我想，不必闹什么多愁善感，等到担架工们的汽车离开花园并且消失在那条高雅的林荫大道上的时候，我没有半点怀念或悲伤或惆怅的感觉。

我回到客厅时，维尔纳夫仍然在沙发上自言自语（我很快发现他以为是在跟我说话），与此同时，他双臂环抱，因为寒冷而发抖。我在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那是一把做工精致的木椅，椅背上蒙着天鹅绒，面向窗户、花园以及美好的晨光，我让他继续说下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