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胡安·比略罗

这是一座有智识的城市。这是一座符合常情的城市。巴塞罗那的居民这样形容自己的城市。我喜欢巴塞罗那。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觉得我从到这儿的第二天起（如果说从第一天起，那有些夸张）就习惯了巴塞罗那。但在足球俱乐部的日子却不太好，人们似乎开始用奇怪的眼光看你，总是这样，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一开始，球迷们求你签名，在酒店门外等着和你打招呼，个个都很热情，不会让你安静片刻。但是，后来倒霉的事让你应接不暇，人们很快就开始板起面孔来，什么你是懒虫啦，你在舞厅里过夜啦，或者你嫖娼啦，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人们开始对球队付给你的薪水感兴趣，猜测、计算，总会有好事之徒公开说你是“窃贼”，或者使用比这恶劣千倍的称呼。一句话，这种事情到处都有，我本人早就经历过一次类似的事了，不过，那时我的身份是本土球员，在自己的国家里，如今我是外籍球员，报纸和球迷总是对外籍球员有额外的特殊期待，聘他们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比如我吧，大家都知道我踢左边锋。我在拉美踢球时（先是在智利，后来是阿根廷），每个赛季平均能进十个球。但在这里，我的首秀就糟透了，第三场比赛还受了伤，不得不接受韧带手术，康复时间按道理说应该很短，但实际上却很长，很费劲，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忽然间，我觉得比孤身一人还孤独。这是真话。我花了一大笔钱往圣地亚哥打了个长途电话，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爸妈感到担心，他俩什么也没明白。于是，有一天，我决定去嫖娼。我不否认这事。这是真事。其实，我只是听了切罗内的建议，他是名阿根廷守门员。有一天，他对我说：小伙子，要是你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又有这么多麻烦在折磨你，那你就去找婊子商量吧。切罗内可真是个好人。那个时候，我大概十九岁，最多就是十九岁吧，刚刚进拉普拉塔体操与击剑俱乐部[Club de Gimnasia y Esgrima La Plata，阿根廷的一家综合性体育俱乐部，成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拉普拉塔市。俱乐部以足球队最为有名，此外还有篮球队、体操队、击剑队等]。切罗内已经三十五或四十岁了，他的年龄是个秘密，在老球员里，他是唯一的单身汉。有人说，切罗内是个同性恋。这话让我起初跟他交往时有所保留。我是个有点腼腆的年轻人，当时觉得，如果结识了一个同性恋，他会马上要求跟我上床。一句话，他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天下午，我正感到非常压抑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可以说，那是我俩第一次说话，真的，他说晚上带我去认识几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姑娘。那晚让我终生难忘。姑娘们住在市中心。切罗内在客厅的电视上看晚间节目，喝酒。我第一次跟一个阿根廷姑娘上床，压抑感开始缓解了。次日上午，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明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在阿根廷联赛中还有许多值得期待的荣耀时刻。我想，心情压抑总是难免的，但切罗内已经给了我缓解的药方。

我在我效力的第一家欧洲俱乐部也干了相同的事——嫖娼，这帮我熬过了伤痛，熬过了恢复期，熬过了孤独。我是不是习惯如此了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没法客观判断。那里的妓女真是美丽动人，我的意思是那些高级妓女，她们通常都相当聪明且有教养，因此爱上她们，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那种喜爱，也不是什么难事。

总之，我开始每晚都出门，即便是礼拜天球队有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些受伤的球员也被期望能到赛场去，作为超级支持者，尽一份力。但这样是治不好伤的，我宁可去某个按摩室度过周日之夜，喝着威士忌，身边有一两个女孩陪伴，谈谈比较正经的事情。起初，当然没人发现此事，我又不是唯一受伤的人，不能正常参加比赛的人大概有六七个吧——厄运一心要钻进我们俱乐部。但是，当然啦，总是不乏娱乐记者会看见你凌晨四点从舞厅出来，于是就完蛋了。尽管巴塞罗那看上去很大，很文明，但小道消息总是传得很快。我指的是有关足球的小道消息。

一天上午，教练把我叫了去，告诉我，他已经得知我过着一种运动员不该有的生活，他说这该结束了。我说：当然啦，这事只不过是偶尔娱乐一下，以后我还会像从前那样继续我的事业，因为，您看，这养伤期间我还能干什么呢？一打开星期一的报纸就会看到球队在联赛积分榜上名次下滑，每周都叫人伤心。另外，那时我还很自然地认为，从前在阿根廷对我适用的东西，在西班牙当然也有用，糟糕的是这想法对了，真的有用。可是，俱乐部的高层来了，他们对我说：喂，阿塞韦多，这事该结束了，您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坏榜样，让俱乐部白花钱，我们只雇努力踢球的人，所以从现在起禁止晚上出门，您想想吧。后来，没人事先通知我，突然之间就给了我一张罚款通知单，当然了，我还能付得起，但这钱与其白扔，还不如寄回智利，比如，寄给我叔叔胡利奥，让他修修房子。

但是，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必须忍耐。于是，我就忍住了，下定决心少出门，比如说，每半个月一次。就是在这个时候，布巴来了。俱乐部管理层决定，我最好是搬离酒店，到那套给布巴安排的公寓去住。那套小公寓很舒适，有两个卧室，一个小阳台，视线很好，面对着我们的训练场。我只能如此。于是，收拾起行李，跟着俱乐部一位管理员到了那间公寓。由于布巴不在，我就自己选择了一间喜欢的卧室，拿出我的东西放到衣橱里。管理员把钥匙给了我就走了。我上床睡午觉。

那时大约下午五点钟，早前，我吞下了一盘海鲜面，这是地道的巴塞罗那饭食，我很早前就品尝过（我很喜欢，但是不好消化），我躺到自己的新床上时，已经困得要命了，勉强脱下鞋子就睡着了。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重回圣地亚哥了，在拉西斯特纳城，我跟着父亲走在那个有切·格瓦拉塑像的广场上，那是除古巴外，拉美第一座切·格瓦拉的塑像。这是父亲在我梦里讲的事，他讲述了塑像的来历，以及它所受的种种侮辱，最后军人来了，把塑像彻底炸掉了。我边走边四处张望，好像是走在森林里。父亲说，那塑像应该在这个地方，但什么都看不到，杂草很高，树木很密，几缕阳光照进来，仅仅能看清四周，让我们知道这是白天。我们走在一条有石子的土路上，两侧除了藤蔓植物，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阴影，直到忽然走进了一片被树木包围的林中空地，我父亲才停下脚步，他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另一只手指指空地上竖立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浅灰色的水泥基座，基座上面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切·格瓦拉塑像的任何痕迹，但我和父亲已经明白了，很早以前就有人把切·格瓦拉的塑像从这里挪走了，这并不令人惊讶，重要的是我和老爸一起在这儿，我们找到了从前这座塑像的准确位置。但就在我们一动不动望着空地，仿佛沉醉于我们的发现时，我注意到基座另一侧的下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动，我抽出手来（我爸一直拉着我的手），慢慢绕过基座向那里走去。

于是，我看见了那是什么：基座另一边有个赤身裸体的黑人正在地上画画。我立刻就意识到那黑人是布巴，我的队友，我的室友，坦白说，我和其他队友一样，也只是在一两张照片上见过布巴，如果你只是在报纸上瞥见某人的照片，是没法对他形成一个完整印象的。但那人就是布巴，我确信无疑。于是，我想，真他妈的，我一定是在做梦吧，不是在智利，不是在拉西斯特纳城，我父亲也没带我去什么广场，那个裸体混蛋也不是什么布巴，不是被我们俱乐部刚刚买来的那个非洲中锋。

恰恰就在我刚刚想到从前的事情时，那黑人抬起头冲我微微一笑，放下了他用来在黄土地（对，正是智利的土地）上画画的小木棍，一跃而起，向我伸出手来。你是阿塞韦多，他说，很高兴认识你，瘦子。他就是这样称呼我的。我心里想，我们大概是去踢客场比赛了吧。可是在什么地方踢客场呢？莫非是在智利？不可能啊。于是，我俩握手。布巴的手很有力气，紧握不放。他握住我的时候，我看看地面，看见了地上的图画，仅仅是乱画而已，还能是什么呢。但是，连在一起看时，不知我是不是说明白了，乱画并非乱画，是有内容的，有别的意思。于是，我想弯腰近距离看看那些画，可布巴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让我没法弯腰，我想抽出自己的手（不单单是想看看图画，更想离开布巴，跟他保持距离，因为我有某种类似恐惧的感觉），但是抽不出来了，因为布巴的手、胳膊像是塑像一般，像刚刚造好的塑像的手臂，我的手已经被嵌入一种时而像泥土时而像燃烧的熔岩的物质里。

我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醒来的。我听见厨房里有动静，听见有脚步声从客厅到另一个卧室。由于胳膊抽筋（糟糕的入睡姿势所致，那些日子，在伤愈之前经常抽筋），我醒了，等着布巴进来，我卧室的门是敞开的，因此他肯定已经看见我了，但是，左等右等，布巴就是没露面。我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清清嗓子，咳嗽一声，起床，听见有人开了公寓的大门，接着，几乎没有任何响动，门又关上了。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我独自一人，坐在电视机前，越来越紧张。我翻看了他的房间（我不是好事之徒，只是无法阻止自己），他在衣橱的抽屉里放了运动服、常穿的衣裳、几件非洲长袍，长袍看起来像是化装舞会上穿的，但真的很漂亮。洗手间里有他的洗漱用品，一把长折叠剃须刀（我刮胡子都用一次性刀片，有好久没见过这种剃须刀了），还有一瓶洗发水和一瓶英国产的（或者在英国买的）须后水，澡盆里有一块非常大的黄色海绵。

晚上九点，布巴在我俩的新家露面了。我因为看电视的时间太长而眼睛疼，据他说，他是在城里开完新闻发布会后才回来的。我俩并不是一开始就合得来，是费了一些力气才成为朋友的。虽然有时，回头想想，我总会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我和布巴从来都不是人们通常定义的那种朋友。但是，有些时候，比如现在吧，不说太远，我认为我俩就是朋友，不管怎么说，如果说布巴在俱乐部有朋友的话，那朋友就是我。

另外，我俩的日常生活不算太麻烦。有位女士一周来打扫两次公寓的卫生；其余时间，我俩打扫各自弄脏的地方，洗自己的盘子，整理自己的床铺，一句话，就是平常那点事。晚上，有时我到埃雷拉那边去，埃雷拉是从青训基地升到一队的一个当地小伙子，后来成为西班牙国家队无可争议的主力。有时，布巴也过来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次数寥寥，因为布巴不喜欢夜生活。

我留在家里的时候常常看电视。布巴关在自己房间里听音乐，非洲音乐。起初，我一点也不喜欢布巴那些录音带。我第一次听那些音乐是在我跟他合住的次日，那声音竟然把我吓了一大跳。那时，我正在看一部关于亚马孙地区的纪录片，等着范达默[范达默（Van Damme，1960—　），比利时演员，以武术动作片而闻名]的电影开播，突然之间我听见布巴房间传来仿佛在杀人般的声音。请诸位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吧。那情形简直太不寻常了，能让最勇敢的人神经错乱。我怎么办？我站起来，背对着布巴的房门，戒备起来，当然要戒备，直到我明白了那是录音带里发出来的叫喊声。后来，叫喊声逐渐消失，只听见好像是鼓声，接着是一个人的抽泣声，一个人的哭声，慢慢地声音越来越高。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记得我走到他的门口，用指关节敲了敲。里面没有回应。那时我以为哭叫声都是布巴发出来的，不是录音带。但是，接着，我听到了布巴问：什么事？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切都闹得非常尴尬。我请他把音量放小一些。我尽量让说这句话时的口气正常些。有一阵，布巴没有吭声。后来，音乐（实际上是鼓声，也许还有一种笛声）没了，布巴说：我要睡觉了。我说晚安，然后就回到扶手椅上去了。但是，我又关了声音看了一会儿那部关于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的纪录片。

别的方面，正如人们常说的，日常生活是平静的。布巴刚来，还没有正式上场。那个时期，这个俱乐部的球员过剩，没必要给诸位展开讲这个。那时有踢自由中卫法国人安东尼·加西亚，有踢前锋的比利时人德莱沃，有踢中卫的荷兰人纳赫伊斯，有踢前锋的南斯拉夫人约瓦诺维奇，有踢中锋的阿根廷人佩尔古蒂和乌拉圭人布萨迪，另外还有几个西班牙人，其中四名是国家队的球员。但是，比赛成绩很糟。经过十次惨败之后，我们位于排名榜的中游，确切地说，是在向下，而不是向上。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聘用布巴。我猜测这样做的目的是平息俱乐部球迷越来越尖锐的批评，但这至少在理论上是下下策。大家都盼着赶快买一个球员来替补我的位置，也就是说，人们希望买一个边锋，而不是中锋，因为那个位置上已经有布萨迪了。可不管哪的管理层总是由一群相当低能的家伙组成的，手边有什么，他们就先抓起来再说。于是，布巴来了。很多人以为可能会让布巴在二队踢一段时间，那个时期二队在西乙二级联赛里输得一塌糊涂，可布巴的经纪人说：此事免谈，合同上的相关条文是清清楚楚的，布巴要么在一队，要么不踢。这样一来，我俩就一起住到了训练基地附近的公寓了。他每礼拜天都坐冷板凳，我天天养伤，满怀忧郁，说这个干什么。前面说过了，我俩是队里最年轻的球员，要是前面我没说，那现在我说清楚了，虽然这个问题也有人瞎猜。我那个时候二十二岁，这是明明白白的。有人说，布巴十九岁，但是看上去像二十九岁。当然，总是有喜欢恶搞的记者说，我们的俱乐部主席上当受骗了，还说在布巴的国家，办出生证就像随便“点菜”[意思是你说几岁就是几岁]，还说实际上布巴不是看起来年龄大，而是真的年龄大，总而言之，这次交易就是欺骗。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这事。不管怎样，天天与布巴生活在一起也并非什么沉重的事情。有时，晚上，他关在自己卧室里，播放那些又哭又喊的音乐，但人总是可以习惯一切的。我也喜欢放大音量看电视，甚至深更半夜也这么做，据我所知，布巴从来没抱怨过。起初，我俩之间的交流，因语言障碍而不大顺畅，更多的是用手势，但后来布巴学会了一些西班牙语，有时吃早饭的时候，我俩甚至能聊聊电影，这是我一直喜欢的话题，尽管，坦白讲，布巴不大健谈，对电影也没太大兴趣。实际上，既然说到这里了，布巴不大爱说话，不是因为腼腆，也不是怕说蠢话，埃雷拉会说英语，他有一次告诉我，布巴只是无话可说而已。疯子埃雷拉。他太可爱了，也很够朋友。我们几个人常一起夜里出去，有埃雷拉、也是从青训基地出来的贝比托·维拉、布巴和我。可是布巴经常保持沉默，看待一切都是似信非信的样子。尽管有时候埃雷拉会特意用英语和布巴讲话，埃雷拉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可布巴总是闪烁其词，好像他懒得解释有关童年、祖国，更不要说家庭的事情，以至于埃雷拉确信布巴小的时候一定经历过坏事，因为布巴多次拒绝讲述私事细节。好像有人把他们村庄夷为平地似的，埃雷拉说，布巴过去和现在都是左派，好像他亲眼看见了父母、兄弟姐妹之死，似乎极力要把有关那段岁月的一切从脑海中抹去。如果说埃雷拉这番推测是真的，那么这很合乎逻辑。但实际上，这一切我都知道也有感觉，埃雷拉错了，布巴之所以说话少，是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很重要，远远超过什么童年或者少年时代，残酷或者快乐，布巴的生活里充满了秘密，因为布巴就是如此，仅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吧，唯一真实的情况就是那阵子球队的成绩很糟，埃雷拉和布巴似乎注定要在冷板凳上坐到赛季结束了，我那时在养伤，随便一个省队都能在我们的主场战胜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在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俱乐部倒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加上佩尔古蒂受了伤，教练不得不启用布巴。我记得这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有个星期六，我们得比赛，星期四训练时，佩尔古蒂跟中卫巴劳意外相撞，膝盖受了伤，于是，教练就在星期五训练时起用布巴代替了佩尔古蒂，我和埃雷拉都明白，星期六比赛时布巴有机会正式上场了。

下午，在我们集合的酒店里（尽管是在家门口比赛，又是遇上一个理论上的弱队，但我们俱乐部还是决定认真对待，因为每场比赛都至关重要），我们把布巴要正式上场的事跟他说了，布巴看看我们，好像第一次权衡着我们说的话，接着，他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就一头钻进了卫生间。我和埃雷拉看了一会儿电视，商量着几点钟去布萨迪房间加入赌局。当然，我们不带布巴去玩。

片刻后，我俩听见从卫生间里传出一种粗野的音乐。此前，我已经对埃雷拉讲了布巴的音乐爱好，讲了布巴有时会关在自己卧室里听他那该死的录音机，但埃雷拉从来没有亲耳听见过。我和埃雷拉十分专注地听了一会儿啜泣声和鼓声。后来，埃雷拉，坦率地说埃雷拉是个很有文化教养的小伙子，说道：这音乐的作者叫什么曼格，是塞拉利昂或者利比里亚的音乐家，是民族音乐的大腕之一，此后我们就不管这事了。这时门开了，布巴从卫生间里出来了，他在我俩身边默默地坐下来，好像也对电视感兴趣似的。我闻到他身上有股怪味，像是汗味，可又不是汗味，像口水味，可又不是口水味。他闻起来有些潮湿，像有毒或无毒的蘑菇，怪怪的。说心里话，我当时很紧张，我知道埃雷拉也很紧张，我俩都紧张，我俩都很想离开那里跑到布萨迪房间去，那里肯定会有六七个队友在打牌，扑克或者玩十一点，一种文明的玩法。但实际上，我和埃雷拉谁都没动地方，仿佛布巴的气味和他就在我俩身边的现实把我俩弄得没了勇气。不是害怕，跟害怕没关系。是个什么很快的东西。好像我俩四周的空气压缩了，我俩被液化了。是啊，这至少是我那时的感觉。后来，布巴说话了。他说，他要鲜血，需要我和埃雷拉的鲜血。

我记得埃雷拉笑了，时间不长，仅仅笑了一声。接着有人关了电视，不记得是谁了，可能是埃雷拉，也可能是我。布巴说，他能成功，只需要几滴血，需要我俩保密。埃雷拉问他：你说的成功是什么？我说：是比赛。我不清楚我怎么会知道是比赛，但是，的确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比赛。布巴说：对，是比赛。于是，我和埃雷拉笑了，也许是互相瞅一瞅。埃雷拉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我坐在床脚下，布巴谦恭地坐在他的床头。我记得埃雷拉提了几个问题。我也提了一个问题。布巴用数字做了回答。他伸出左手，让我俩看他的三个手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他说，试一试，不会有任何损失。他把拇指和食指交叉在一起，好像成了一个套索或者绞索，能把小动物绞死。他预测，埃雷拉会上场。他说到了队服颜色的意义，还说到了机遇。他的西班牙语仍然不太好。

我记得接下来就是布巴又回卫生间去了，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杯子和他的剃须刀。埃雷拉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割手。布巴说：剃须刀是好的。埃雷拉说：你的剃须刀不成。布巴问：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他妈的不想用，埃雷拉说。然后他看了我一眼，问道：是吗？我说：是的，我用我自己的刀片。我记得那时我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双腿发抖。我没找到自己的刀片，大概是忘在公寓里了，于是就拿了酒店给客人准备的一次性剃须刀。埃雷拉那时还没有回来，布巴坐在床头好像睡着了，我关门的时候，他才抬头看看我，什么也没说。我俩默默地坐着，直到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是埃雷拉。我和埃雷拉坐在我床上。布巴坐在对面，他自己的床上，手里端着杯子，位于两床之间。接着，他快速伸出端着杯子的一个手指头，用刀割了一下。他对埃雷拉说：现在该你了！埃雷拉用领带上的一个小别针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小别针是他那时候找到的唯一可以刺伤的利器。接着轮到我了。我和埃雷拉正要进卫生间洗手的时候，布巴抢先了一步。我在门口冲他喊叫：布巴，让我先进去！对我俩的唯一回答就是又传来了几分钟前埃雷拉急急忙忙（或者是我现在觉得他急急忙忙）认定的“民族音乐”。

当天夜里，我很晚才去睡觉，先是在布萨迪的房间玩了一会儿，后来去了酒店的酒吧，那里没有一个醒着的球员。我要了一杯威士忌，坐到一张可以欣赏巴塞罗那万家灯火的餐桌旁喝酒。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人在我身边坐下了，我吓了一跳，是教练，他也无法成眠。他问我这个钟点了怎么还不睡觉呢。我回答说有点紧张。他说：阿塞韦多，可你明天不上场啊。我说：那更糟了。教练看看城里，点点头，搓搓双手。他问我：你在喝什么？我说：跟您一样。他说：啊，好，这对缓解紧张有好处。后来，教练说起了他的儿子、他的家庭，家人住在英国，他说的最多的是他的儿子。后来，我俩起身，把酒杯放到了吧台上。我进了房间，看见布巴在他床上安安静静地睡觉。通常情况下，我是不开灯的，但是这一次开了灯。布巴没有动。我去了卫生间，那里的一切井井有条。我穿上睡衣，上床，熄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听见布巴有节奏的呼吸声。不记得什么时候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赢了，三比零。第一个球是埃雷拉射进的。他是那个赛季我们俱乐部第一个破门的人。另外两个球都是布巴进的。新闻发布会有些勉强地谈到这场比赛里发生的重要变化，强调了布巴参赛的重大意义。这场比赛我看了，我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布巴踢得并不好，踢得好的球员有埃雷拉、德莱沃和布萨迪，他们是队里的主力。实际上，布巴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显得心不在焉。但是，他射入两球，这就足够了。

现在，也许我该说说三个进球。第一个球（是在下半场）是巴劳开出角球，布巴在混乱中一伸脚射进去的。第二球有点怪，对方已经认输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五分钟，场上所有的球员都累了，可能我们队更累。比赛的节奏明显是保守的，这时，有人传球给布巴，我想他是希望布巴回传或者拖延时间，但布巴沿左边线飞跑，比过去都快，在距离禁区四米处，大家都盼着他传中的时候，他却抬脚猛射，这让对方的两个后卫和守门员大吃一惊，是个弧线球，我从来没见过，只有巴西球员会踢的怪球，足球溜进了对方大门的右上角，全场观众一下子跳了起来。

那天夜里，庆祝胜利之后，我找布巴聊天。我问他关于魔术，魔法，杯中鲜血的问题。布巴看看我，脸色严肃起来。他说：附耳过来。那时我们是在一家歌厅里，说话听不清楚。布巴在我耳边私语了几句什么，起初我没明白。可能那时我喝醉了。后来，他的嘴唇离开我的耳朵，冲我一笑。他说：你很快也能进好球。我说：对，很好。

从那时起，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下一场，我们又赢了，四比二。这一次是在客场踢的。埃雷拉头球得分，德莱沃点球得分，布巴进了另外两个球。那两球怪极了，或者说我觉得很怪，我了解事情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出发前——我没去，但我跟埃雷拉一起参加了有割手指、杯子和鲜血的仪式。

三周后，我重新归队，在第七十五分钟的时候上场。我们积分领先，踢主场，最终一比零赢了。那球是我进的，在第八十八分钟的时候，是布巴把球传给了我，或者说，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但我有几个疑问。我只知道布巴当时跑在球场右边，我从左边跑过来。对方有四个后卫，一个紧盯布巴，两个在中间，还有一个在距离我三米远的地方。接着发生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的事，中间的那两个后卫好像被钉在了原地。我一直同那个右边后卫一起猛跑。布巴跑入禁区，左边后卫紧跟着他。这时布巴做了一个假动作，传中。我也跑入禁区，没什么希望能接到传球，但此时对方的中后卫突然有些眩晕或心不在焉，球怪异地转动，事实是我奇迹般地在禁区控制了球，对方的守门员扑过来，右边后卫贴着我的左肩膀，不知道会不会对我犯规，于是，我干脆一脚射门，球应声入门，我们赢了。

接下来的那个礼拜天，我就成了没有争议的主力。从此以后，我开始大量进球，从来没这么多过。埃雷拉也是连连进球。大家都很喜欢布巴，也喜欢我和埃雷拉。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本城的国王，处处都冲我们微笑。我们俱乐部的名次节节攀升，势不可挡。赢球啊，赢球。开心啊，开心。

每次比赛前，我们的滴血仪式一定会进行。实际上，在第一次之后，我和埃雷拉就买了布巴用的那种剃须刀，每当我们出去比赛时，头一件塞进行李箱的东西就是剃须刀，如果是踢主场，赛前那一晚，我们就在公寓里聚会（因为不像去客场比赛那样要在酒店里集合），举行滴血仪式，布巴把他和我们的血液收集在一个杯子里，接着就钻进卫生间。与此同时，我们听着从卫生间传出的音乐，埃雷拉谈起他看过的书或者戏剧作品，我不吭声，点头称是，直到布巴回来，我们瞅瞅他，似乎是问他：都安排好啦？布巴笑一笑，钻进厨房去找抹布和水桶，然后，又回卫生间了，在里面至少要逗留十五分钟，收拾一切。等到我们进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一切跟以前一样。有时候，我跟埃雷拉去歌厅，布巴不去（因为他不太喜欢歌厅），埃雷拉就跟我聊聊，他问我布巴拿我们的血液在卫生间干什么，因为实际情况是，布巴从卫生间出来以后，里面没有半点血迹，原来装血的杯子也已经洗得发光，地面干干净净，嘿，整个卫生间就跟那位保洁员打扫过一样，所以我对埃雷拉说：我不知道，想不出布巴关在里面会做什么。埃雷拉瞅瞅我，说道：要是我跟他住在一起，肯定会感到害怕。我瞅瞅埃雷拉，仿佛在问他：你说这话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埃雷拉说：开玩笑，布巴是咱们的朋友，多亏了他，我进了国家队，多亏了他，咱们俱乐部要拿冠军了，多亏了他，荣誉在冲咱们微笑，这是真话。

另外，我从来没怕过布巴。有时候，在我俩的公寓里，睡觉前看电视的时候，我也常常斜眼偷偷看他，心里想这一切真奇怪呀。但是，想的时间不长。足球就是怪嘛。

那年年初我们开局那样糟糕，但到了赛季结束竟然成了西甲联赛冠军。在狂热人群的簇拥下，我们走过巴塞罗那市中心，在市政府的阳台上面对同样热情欢呼的人们讲话，我们把奖杯献给蒙特塞拉特修道院的蒙特塞拉特圣母，这是一位像布巴那样的黑人圣母，这话像撒谎，但是真话。我们不停地接受采访，最后累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是回智利休假的，布巴回了非洲，埃雷拉带着未婚妻去了加勒比。

我们再次相会是在联赛前，在荷兰东部的一个体育中心，挨着一座灰色的、丑陋的城市，它让我产生了糟糕的预感。

除了布巴，大家都到了。不知道布巴在老家遇到了什么麻烦。埃雷拉显得有些疲倦，袒露着他精英运动员般的古铜肤色。他告诉我，他想要结婚。我给他讲述了我在智利的假期，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是夏天的时候，智利是冬季，因此我的假期没什么精彩可言。家里还好。这就是全部了。布巴迟迟不归让我们大家不放心。这种心情我们不愿意承认，可就是惴惴不安。我和埃雷拉突然觉得，没有布巴我们就完蛋了。而我们的教练则努力冲淡布巴不归队的严重性。

一天上午，布巴乘坐的航班在经停罗马和法兰克福之后，终于降落这里，他归队了。但是，联赛前的比赛结果糟透了，一个荷兰丙级队赢了我们，本城的球迷队跟我们踢平。无论我还是埃雷拉都不敢求布巴举行滴血仪式，尽管我们的剃须刀已经准备好了。

实际上，好像我们害怕求布巴来点魔法，这想法很久后我才明白。当然，我们仍然是好朋友。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家荷兰歌厅，但我们没谈滴血，而是说了一些赛季前的流言蜚语，改换门庭的球员、新聘用的球员、当年的冠军杯、要结束或者需要改进的合同。我们还谈了电影，还谈了结束的假期，只有埃雷拉，只有埃雷拉谈了书之类的，因为他是唯一读书的人。

后来，我们就回市里了。我再次与布巴同住在训练场对面的公寓里，回归了之前的日常生活。后来，联赛开始了，踢了第一场。比赛前一天晚上，埃雷拉来我们公寓，说起了当前形势。他问布巴怎么回事，今年不会有魔法了？布巴笑了，说道：不是魔法的事。埃雷拉问：那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布巴耸耸肩膀，说他只知道那么一点。然后摆摆手，好像是不当回事。埃雷拉说他想多知道一点情况，他相信布巴，无论布巴做什么他都相信。布巴说他累了。他说这话时，我瞅瞅他的脸，觉得一点都不像十九岁或者二十岁的人，而是一个身体透支太多的三十岁的球员。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埃雷拉接受了布巴的说法，态度爽快，令人钦佩。他说：那就不说这事了！我请你俩吃晚饭。埃雷拉就是这么一个人。好汉一条。

这样，我们就去了城里最好的一家餐厅吃晚饭。那里有个记者为我们三人拍了一张照片，就是现在挂在餐厅里的那张，我、埃雷拉和布巴，都在微笑，衣着整齐，眼前是一桌子美食，如果可以用“美食”这个词的话（再说也没有别的词啦），准备饱餐一顿，尽管我们心里有很多疑问（尤其是我和埃雷拉），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能吃下东西。吃饭时我们没说魔法、滴血，聊了聊电影和旅行，不是指去客场踢比赛，而是高高兴兴地旅游，还有别的一点什么。离开那家餐厅之前，我们为餐厅服务员、大厨和帮厨们签名。然后，我们开始散步，在城里空空荡荡的街道上漫步。这座城市真漂亮，真是座有智识的城市，符合常情的城市，很多喜爱此城的人都喜欢这样描述它，但也有人说，这是一座阳光城市，人们会感到自在，但现在它对我来说，是一座我度过青春期的城市。对了，刚才我说了，我们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散步，因为一个运动员知道盛宴之后最好散散步。于是在我们兜了好几圈并看过了灯火辉煌的建筑之后（埃雷拉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说出那些建筑的设计师的名字），布巴略带苦笑地说道：要是你们愿意的话，那咱们就重复去年的经验吧。

这就是他用的词：经验。我和埃雷拉没说话。后来，我们返回停车场，上了我的车，二话没说，直奔我们的公寓。我用自己的剃须刀割破了手指。埃雷拉用的是厨房里的菜刀。布巴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瞅了我俩一眼，就在他去厨房找抹布和水桶的时候，头一回没关卫生间的门。我记得埃雷拉站了起来，但是立刻又坐下了。后来，布巴钻进卫生间，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像从前一样了。我建议庆祝一下，喝光最后一口威士忌。埃雷拉点头。布巴摇头。我估计当时谁也不想说话，唯一说了一句话的是布巴。他说：没必要，咱们已经是有钱人了。这就是全部内容。后来，我和埃雷拉一口喝光了威士忌，我们就都去睡觉了。

第二天的比赛我们赢了，六比零。布巴进了三个球，埃雷拉一个球，我两个球。那是个充满荣誉的赛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至今人们还记得它，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但是，如果我好好想一想，如果我开动脑筋，那就当然不会忘记我和布巴在欧洲一起踢的第二和最后一个赛季（请你们原谅我的虚荣吧）。你们是从电视上看到那些比赛的。假如各位那时住在巴塞罗那，肯定会发疯的。我们以十五分的优势赢了西甲联赛，并以一场不输的战绩拿下了欧洲冠军杯，只有两场平局，一场是在圣西罗球场对阵米兰队，另一场是在拜仁的主场，其余的比赛，我们全胜。

布巴成了当红的球星，成了西甲联赛和冠军杯联赛中的得分手，身价直上云端。赛季过半的时候，他的经纪人打算重新谈判布巴工资外的年金，提出要达到全年总额的三倍以上。俱乐部不得不在下个赛季前把布巴卖给了尤文图斯。埃雷拉也变成了许多俱乐部觊觎的球员，但由于他是青训基地出来的，就是说他几乎是在我们俱乐部长大的，所以不愿意离开，尽管据我所知，曼联多次承诺要他去，到了那里可能会挣得更多。对我发出的邀请也纷至沓来。但是，俱乐部放走了布巴之后就不敢放我走了，于是支付了我的额外年金。我留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结识了一位加泰罗尼亚姑娘，不久我们就结婚了，我想这也坚定了我留队的决心吧。这么做我不后悔。那个赛季，我们再次成为西甲联赛冠军。但是，在欧冠联赛里，我们在半决赛时遇上了布巴的球队，结果被淘汰了。在意大利，他们灌了我们一个三比零，其中一个球就是布巴射进的，那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漂亮的进球之一，是个罚球，你们叫任意球，距球门二十多米远，巴西人称那种踢法叫“败叶”，就是秋天的落叶，那球看上去好像要出界，但突然间就像落叶一样飘进了大门里，据说这种球只有迪迪[迪迪（Didí）是巴西球星瓦德米尔·佩雷拉（Valdir Pereira，1928—2001）的昵称，他是足球史上公认的最好的中场球员之一，创造了许多自由球技巧]会踢，以前我从来没见过布巴也会。我记得，进球后，埃雷拉瞅瞅我，当时我站在人墙之中，埃雷拉在后面盯着一名意大利球员，等到我们的守门员去门里找球的时候，埃雷拉看看我，笑一笑，好像在说“哎呀呀，哎呀呀”，我也笑了。那是意大利人进的第一个球。之后，布巴的地位就下降了，踢到五十分钟的时候，他被换下了场。离开球场前，他拥抱了我和埃雷拉。比赛结束后，我们在更衣室跟他待了一会儿。

下一场比赛是在我们的场地，意大利人跟我们踢平，零比零。那是我一辈子踢过的最奇怪的比赛之一，整个过程像是在慢镜头下进行的。最后意大利人淘汰了我们。但总的来说，那个赛季令人难忘。我们再次赢了西甲联赛，我和埃雷拉被各自的国家队召回去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有关布巴的消息也很棒，他所在的球队也赢了意甲联赛（就是著名的小盾联赛），以及连续两年赢得欧洲冠军杯。他是当红的球星。有时候，我们给他打电话，聊一会儿鸡毛蒜皮的事。我们度假前——假期比往常要短（因为要参加国家队备战世界杯的集训，几乎没时间干别的事情）——体育新闻头版头条报道说，布巴在前往都灵机场的路上死于车祸。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我能说的只有一两句。我们捂着心口，目瞪口呆，完了！世界杯踢得很糟。智利队在八分之一决赛里被淘汰，一场球也没赢。西班牙队甚至没进八分之一决赛，但是赢了一场。我的表现嘛，你们也许还记得，倒霉透了。还是不说为好吧。布巴的那个国家队怎么样？不好。他们在预选赛里就被喀麦隆或者尼日利亚给淘汰了，记不清楚了。布巴即使活着也没机会参加世界杯比赛，我是指他作为国家队队员。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来了联赛、世界杯和别的朋友们。我在巴塞罗那待了六年，在西班牙，十年。当然赶上了许多光荣的夜晚，但是比不上从前。我是从智利科洛科洛足球队退役的，但是那时已经不踢左边锋了，踢左边锋的日子很短，改踢中锋了。后来，我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本来是可以当教练的，办过培训班，可是说真话，我已经烦了。埃雷拉又多踢了两年球，后来，他是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退役的。他踢了一百多场国际性比赛（我仅仅有四十三场）。他挂靴时，巴塞罗那的球迷们向他表示敬意的场面盛况空前。如今他在这座城市里不知有多少企业了，生活过得显然很好。

我和埃雷拉有好多年没见面了。不久前，他做了一个电视节目，更像是怀念那支首次赢得欧洲冠军杯的球队。我也受到了邀请，虽说现在我已经不喜欢旅游了，可还是接受了，因为这是一次与老朋友聚会的机会。这座城市，我还能说什么呢，依然美丽。我们被安排住进了高级酒店，我妻子很快就去看她的亲朋好友了。我宁可上床睡一会儿，但说实话，一刻钟后，我意识到无法成眠。

后来有个制片公司的小伙子来找我，他带我去电视中心。在化妆室里遇见了贝比托·维拉。他已经完全谢顶了。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认出他来。后来，德莱沃来了，他就更糟了。哎呀，大家都老啦。进入摄影棚前，我看见了埃雷拉，情绪略有好转。就是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能把他给认出来。我俩拥抱，简单说了几句话，足以让我明白那天晚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俩都会共进晚餐的。

节目又臭又长。大家谈到了欧洲冠军杯，谈到了冠军对俱乐部的意义，谈到了布巴，谈到了布巴第一年来欧洲的情景，但是也谈到了布萨迪、德莱沃、巴劳和贝比托·维拉，也谈到了我，尤其是谈到了埃雷拉和他漫长的体育生涯，他真是年轻人的好榜样。老队员有七人，记者三人，名义上的球迷两人，一个是电影演员，另外一个是巴西女歌手——最后竟然成了我所遇见过的最狂热的粉丝。她名叫莉莎·多埃莉萨。我估计这不是真名。但是，真实的是，节目做完了以后（我只说了四句蠢话，感觉胸口发紧），莉莎·多埃莉萨要来跟我们共进晚餐，就是说，跟埃雷拉、我、贝比托·维拉、一个记者一起共进晚餐，也许她是这位记者的女友，我不清楚，情况是忽然间我就进了一家昏暗的餐厅跟这么一群人吃起晚饭来，后来进了一家舞厅，更昏暗，舞池除外，我自己跳了一会儿，又跟莉莎·多埃莉萨跳了一会儿，最后，已经是凌晨了，我们到了港口附近的一家酒吧，这时只剩下了我、埃雷拉和那个巴西女人，一起坐在一张相当肮脏的餐桌旁喝咖啡酒。

我不记得是谁先扯出了魔法这个话题的。可能是莉莎·多埃莉萨说到了巫术，也可能是埃雷拉想谈谈这事，他挑起了话头。那巴西女人于是说道，有黑人魔法和白人魔法，或者这是我的理解吧。后来，她开始讲故事，是她童年或者少年时期的真事，那时她不得不去演艺圈寻找生路。我记得我看了她一眼，心想，这是个有魄力的女人，她说话的样子跟上电视节目一样有力，一样咄咄逼人。她费力保持着这样的姿态，并一直有所戒备，好像随时都会有人向她发起攻击似的。她很漂亮，大约有三十五岁，胸部丰满。看得出她从前活得不容易。但是，埃雷拉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的心思。埃雷拉想谈魔法、巫毒信仰、坎东伯雷教，一句话，谈谈黑人。莉莎·多埃莉萨乐意说说。

这样，我就喝光了咖啡酒，默默忍受着，可是坦率地说，这个话题让我有点厌烦，于是又要了一杯威士忌，后来又要了一次，等到曙光已经从酒吧的窗户射进来的时候，埃雷拉说，有个故事跟莉莎·多埃莉萨刚才讲的很相似，他要说出来给她听听，看看怎么样。于是，我闭上了眼睛，装作困倦的样子，其实毫无睡意。我听见埃雷拉在讲布巴的故事，讲他自己的故事，也讲我的故事，但是没有道出真名实姓，没提布巴、他和我的名字，而是说他从前认识的几个法国球员。莉莎·多埃莉萨不吭声了（我觉得她这是天黑以来第一次闭上嘴巴），直到埃雷拉最后说到布巴之死。这时莉莎·多埃莉萨才开口说道：对，这有可能。埃雷拉问她三个球员放进杯子里的鲜血是什么意思。莉莎·多埃莉萨回答说：那是仪式的组成部分。埃雷拉问她为什么布巴钻进卫生间要播放那样的音乐。莉莎·多埃莉萨回答说：那是仪式的组成部分。后来，埃雷拉又问布巴带进卫生间的鲜血有什么用处，问抹布和装着去污剂水桶的用途，还想知道莉莎·多埃莉萨如何看待布巴在卫生间里干的事情。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巴西女人都回答说：那是仪式的组成部分。弄得埃雷拉都生气了，他说，那当然是仪式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这仪式本身是什么意思。这时，莉莎·多埃莉萨说道：用不着抬高嗓门！如果打算操她，就更不能喊叫，她原话就用的是“操”字。对此，埃雷拉哈哈大笑。这让我回想起我们一起赢得欧冠和两次西甲联赛时埃雷拉的表现，两次西甲联赛，我指的是我们跟布巴一道获胜的两次，我们一共赢过五次西甲联赛。大笑之后，埃雷拉说，他并非有意气她（莉莎·多埃莉萨为随便一点小事就生气），然后，他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于是，巴西女人做沉思状，然后看看埃雷拉，看看我（但看埃雷拉的时候感情要强烈得多），她说，她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她说，也许他喝了，也许倒进马桶里了，也许在血液里小便或者大便，也许既没小便也没大便，也许脱光衣服，把血淋在身上，然后再冲洗干净，但这一切都是猜测。接着，我们三人就沉默了，直到莉莎·多埃莉萨再次开口说：不管怎么说吧，那家伙是吃了苦头的，也很愿意受罪。

接着，埃雷拉问她是否相信那个为法国队效力的黑人的魔法真的有效。莉莎·多埃莉萨说：不信。他那会儿疯了。怎么可能有效呢！埃雷拉问：那为什么他的队友开始踢得更好了？巴西女人说：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优秀的球员。于是，我插嘴问她：你说他吃了苦头是什么意思？受了什么罪？她回答道：他献出整个肉体，而且不仅是肉体，还有心灵也受到折磨。

我问：莉莎，你什么意思？

巴西女人说：他疯了。

酒吧里的金属百叶帘已经落下来了。我看到有一面墙壁上挂着我们球队的几张照片。巴西女人问我俩（不仅问埃雷拉，也问我）：你们说的是不是布巴？埃雷拉的面部肌肉纹丝不动。我可能点点头。莉莎·多埃莉萨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我起身，看了一眼照片。我们十一个人都在上面：埃雷拉双臂交叉站着，他旁边是守门员米克尔·塞拉和巴劳，他们三人下面蹲着我和布巴，我在笑，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情，布巴表情严肃，眼睛盯着镜头。

我去了卫生间。返回的时候，埃雷拉站在吧台旁边交钱。那个巴西女人也起身站在餐桌旁整理衣裳，是一件非常合身的深红色连衣裙。我们离开酒吧前，服务员，也许是老板，一直耐心陪伴我们到天亮，请求我们在另外一张挂在墙上的照片上签名留念。照片上只有我一人，那是我刚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有人给我拍的。我问老板姓什么。他说他叫纳尔西斯。我热情地签了名。

走出酒吧时，天已经大亮了。像过去一样，我们长时间逗留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我毫不惊讶地发现埃雷拉搂住了那巴西女人的细腰。后来，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我们住的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