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主都没有这么豪华的—他起码不骂你—1936年长沙市指南—粉蒸肉扣在那里像半个篮球—文物局说不上话—久而不闻其臭—想念免费的油豆豉—阴阳不调假病条—三校偶发冲突的时刻—我现在只管玩

我的第二位朋友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蔡孝敏，这位老兄身材高大，司职校足球队守门员[蔡孝敏：《缅怀陈大师》，《陈岱孙纪念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页。]，1937年10月4日中午，他和同学从天津辗转抵达长沙。久居华北，初到鱼米之乡，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下了火车，找好旅馆，二人就忙着去逛街。长沙的店铺，给他的感觉是很宽很深，有一家名叫“九如”的吃食铺更是深不见底，“一望无际的架橱内摆满各式各类食品，十分壮观令人目迷五味，馋涎欲滴”。

吃饭让他尤其不能忘怀。在一家馆子里，茶房伙计建议他们两人吃一份“中盘”肉丝炒面就够了，这让两个来自北方的大汉几乎感到了侮辱，决定点两个“大盘”。“还有客人要来吗？”茶房仍然唠叨着。“就我们两个人，面点快来，吃完亦许要找补些别的东西，才能填饱肚皮哩！”蔡孝敏咆哮。等炒面端上来，他们傻眼了：一份“大盘”足有三人份那么多，筷子也特别长，比日用的要长一倍。为了给北方人挽回颜面，他们“拿出马拉松选手的精神”，硬是把两盘面塞进了肚子。当日如何“捧腹”而去的细节，蔡孝敏已经忘了，但他记得，反正这天没吃晚饭，第二天也没吃早饭。[蔡孝敏：《临大联大旧人旧事》，《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61页。]

北大政治系大四学生张起钧也在到长沙的第一顿饭里受到震撼。那天他要了一碗米饭，一碗豆腐汤，怀中掏出自带的一个咸鸭蛋，就算对付了。正在此时，一个拉洋车的把车往门前一放，坐在他旁边。除了也叫了米饭和豆腐汤外，还叫了一碗炒腊肉，一盘炒韭菜，“看得我目瞪口呆”。他感叹，在北方农村，财主都没有这么豪华的。[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31页。]

不过长沙的人力车夫让许多初到者印象深刻，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用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在街上慢吞吞像散步”，绝不肯像他们的北平同行一样拔腿飞奔，你要他们跑得快一点，反会被斥责：“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怎么个跑法。[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9月，第211页。]”有一次，北大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忍不住问，为何不能走快，车夫答：快则出汗。避免出汗是晴天的道理，到了雨天，车夫往往一手撑伞，一手拉车，脚穿钉鞋一步一步，更快不了了，“平津来者见之，均觉绝倒”[《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6月，第41页。]。

有人把人力车之慢归因于历史，“长沙的狭小是如此。从北门到南门也不过北平的从正阳门到地安门………而且长沙街道之窄无比……地下又是铺的石板，磊砢得很，人力车是万拉不快的。如今市区虽然扩大了，街道虽然展宽了，路面虽然改筑了，历史的印象一时不容易忘却”[瞿宣颖：《湖南杂忆》，《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2页。]。有人从中看出了“劳工神圣”的气概，“北平的过于和气，上海的过于狡猾，长沙的独有一种‘岸然自尊’……你要是催促车夫加速度，冬季他便说：‘个样冷的天气，跑出一身汗来不合算。’夏天他又说：‘天气个样热，何事能跑哪！’”[老向：《湘垣半载记》，《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第462页。]还有人分析说，长沙车夫的这种“骄傲”，仅仅是因为这里还不如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发达，柏油马路、公共汽车或者电车还没有抢了车夫们的生意，“然而这种骄气毕竟也因为环城马路通畅而一步步减少了。你唤他，他起码会理你。你还了价，他起码不骂你”[严怪愚：《街车夫生活素描》，《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第175页。]。

开学前到达长沙的学生多住旅馆。吴大昌记得当时长沙的旅馆是管一日三餐的，“一桌八个人，碗比浙江的要大一倍，都是鱼啊肉啊实实在在的菜，筷子也大，调羹也大，一调羹汤倒下来差不多就半碗了，那时候觉得这个长沙人真实在，真富庶”。临时大学在长沙的三四个月，战争开始不久，通货膨胀不厉害，而且长沙本来的物价就比平津京沪汉要低，湖南又以其丰富物产持续供应着这座消费享乐气氛浓厚的省城——1936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介绍了本地市民生活：每天早晨去茶馆洗面用点，“俨如嗜鸦片者，非此不足以过瘾，惟顾客以车夫菜贩为多，中下阶级亦复不少”，茶资每壶3分至1角，点心以件数计算，每件铜元8枚至12枚。临近中午，面馆陆续开业，晚间生意最佳，“盖一般市民，都以晨茶过早，晚面消夜为无上妙品也”，面资从6分至2到3角不等，客人进馆即吩咐伙计，“绒排”是面煮软一点，“带讯”则是硬一点，软硬适中谓之“二排”，面多叫“重挑”，面少叫“轻挑”，汤多叫“宽汤”，无汤叫“干”，无葱曰“免青”，不要酸菜曰“免酸”，面少卤多曰“轻汤重盖”……

和抗战后期相比，张起钧把临大这一时期称为物质生活的“黄金时代”，“那时旅馆的通价，是一人一间房，灯水使用一切在内，还要大鱼大肉的开三餐饭（早上也是大鱼大肉，湖南人不吃稀饭的），一天的价钱是四角钱，这在平津是绝对办不到的”。又有一次，他们八个同学去一家名叫“泗海春”的餐馆吃饭，叫了一块钱的合菜，“菜是四大盘（湖南没有小盘），一个粉蒸肉，扣在那里像半个篮球，还没有垫菜，全是肉，一个红烧牛肉，足有两斤多，一个冬笋炒猪肝，光是猪肝恐怕就有一斤，再一大盘炒白菜，还有一大碗汤，八员大将白饭随你吃”[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31页。]。

10月18日是学生报到的日子，这一天，临大常委会决定，战事区域（东三省、热河、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上海县、大上海市、宝山县）的学生可以缓交学费。第二天，常委会又决定，由学校在本学期经常费项下节省五千元作为贷金，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3、14页。]，事实上相当于免费读书。“这真是奇妙的情势，”当时刚在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读完一年级的长沙人黄仁宇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4页。]

“提起这件黑色棉大衣，真是救命的宝贝，白天御寒，晚上当棉被，行军休息当褥子，一直不离身，直穿到毕业，早已胸前油光闪闪，光可鉴人，两肘棉花已现出且变为灰色的了，虽然如此，毕业以后尚有棉袍赠予小老弟传衣钵呢！”比黄仁宇高一级的南开电机工程系学生云镇回忆，“学生每人每月由学校领法币六元，除理发洗澡外就是包饭费，一日三餐，当时临大工学院借用湖南大学校舍，就设在岳麓书院附近，三角钱的客饭会给你炒一大盘肉丝。在宿舍每到开饭，工友叫一声‘卡饭克咯！’大家即向饭厅集合用餐……”[云镇：《津湘滇求学记》，《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06页。]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校址租用韭菜园1号的圣经学院，这是整个长沙除了国货陈列馆外最讲究的建筑，其主体是一座坐北朝南的紫红色三层大楼，六组双柱构成高大门廊，坡顶上覆琉璃瓦[刘昀：《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第242页。]，一楼办公室，二楼文法学院，三楼理学院，底层有防空洞，主楼与宿舍、食堂合围出一个四方形的宽敞院落式广场，铺着整齐的草皮，草坪周围种植着茂盛的树木，每逢晴天——这在湖南的秋冬尤其珍贵，同学都喜欢坐卧在草皮上享受日光[汤衍瑞：《回忆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点滴》，《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99页。]。而每逢秋雨落下，“从似雾的雨丝中远望，那半红的枫树与大厦合看，竟颇有‘烟雨楼台’的风味”[豆三：《记长沙临时大学》，《宇宙风》1938年第54期。]。

圣经学院现在是湖南省人民政府机关二院，当年的主楼得以保留，不过或许是因为琉璃顶不复存在，看上去不算气派。我沿韭菜园路从北往南骑车，这是一条二车道的老路，两旁的楝树与樟树伞盖已可握手，电线密密麻麻从头顶穿过，不知谁在电线杆和树干间拉了根绳子，晒着棉毛裤，对面一排小店，槟榔、鱼粉、“鸭霸王”、“秘制小甲鱼”，还有堂客在店门口慢悠悠地炸着红薯饼。我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这条街道。下了车，沿街溜达，那种“市井气”和记忆中临大师生提及的各种熟悉的小吃重合在一起，让我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一点。我记得他们都喜欢橘子，便宜多汁，学生常吃的零食有“大红袍”（花生）和凉薯，虽然也有人不喜欢后者的那股“生味”，人们提的最多的是甜酒冲蛋，在湖南湿冷的冬季，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宵夜很能够抚慰人心吧。

碰到几位路边喝茶的大叔，向他们打听了几个老地名后，他们邀我坐下来聊天，又拿塑料软杯也给我沏了一杯热茶（杯子居然没有变形）。老长沙们一一指给我当年圣经学院周围的几个地标，小吴门火车站，现在成了大马路了，大致在毛泽东杨开慧纪念馆的位置；育婴堂，美国人开的，后来成了育才小学，刘少奇来长沙考察过的，60年代还有块碑，现在都没有了；韭菜园路以前也是石头路，再往前走有一个很大的坡，上坡后是浏城桥。为什么有个桥？因为那头要过护城河。现在河被填掉，桥也不在了，“当时拆浏城桥，开会的时候我是坚决反对，市政府硬把它给拆掉了，文物局都说不上话。现在要文物局盖了章才能拆了。长沙也是个千年古城呀”。说这话的老人家拄着拐杖，穿着卡其色马甲，说自己是文物局的退休员工。他的眼睛鼓着，又大又明亮。

临大正式开课后，浦薛凤搬入圣经学院第三宿舍21号房间，他买了一张藤椅，一套茶杯具，还有热水壶、镜子等日用品，“恢复了二十多年前的学生生活”。同事好友多住同一层，“日夕相见，毫不寂寞”，隔壁就是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当年两人曾同船赴美留学，如今又做回“同学”。浦薛凤南下时带了棋盘一副，两人时有对弈，或打桥牌，常来者还有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土木系教授王明之和历史系的年轻教师邵循正，其中最年长的杨武之（时年41岁）对浦薛凤时时鼓励，浦还在笔记里记下了某一奇局。[《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39、46、58页。]

闻一多是开学前一周到长沙的，他在湖北老家的年假本已开始，10月20日，收到梅贻琦快信，说中文系教授南下者不多，请他延缓休假一年，前往临大任课。闻一多接到信后，即动身前往长沙。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里，他这样描述开学前后教师的状态：

10月26日，人在长沙的闻一多给妻子去信，提到学校伙食不好：“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又解释自己并非诉苦，“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听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自己洗手巾袜子，我也在照办。讲到袜子，那双旧的，你为什么不给我补补再放进箱子里？我自己洗袜子是会的，补却不会”[致高孝贞，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291页。]。

吃完午饭，我骑车折回城北，打算去湖南省展览馆看看。那天是周日，赶上一个“春之韵”展销会，牛筋鞋枸杞酒黑发剂，每个展厅都有自己的气味，服装展厅最大，卖家很多是北方口音，对本地挑挑拣拣的阿姨堂客们有点不耐烦，“哎呀，你就买一件，太费劲儿了！”真是亘古不变的南北矛盾。展览馆北面，是湖南省人民体育场，展览馆与体育场之间，就是已无迹可寻的长沙临时大学男生宿舍。

更早之前，这里是清朝军队四十九标营房，1850年代，曾国藩曾在这里训练“湘勇”[林从敏：《记知友黄明信》，《中国藏学》，2016年第A2期。]，湖南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由此拉开帷幕[可参考（美）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到1937年，营房已非常陈旧，光线暗淡，中央警官学校让出部分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3页。]，校方派人接收后即加以整修，增添学生们盥漱的设备[汤衍瑞：《回忆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点滴》，《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99页。]，男生陆续搬入，见面都互相调侃“入标了没有”[王玉哲：《西行纪事》，《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84、185页。]。一位大四学生回忆，因为人数较多，所以男生们洗脸甚至洗澡多在屋檐下或露天院子里[汤衍瑞：《回忆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点滴》，《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99页。]——这个不怎么重要的细节让我感到自己离他们又近了一点，1997年夏天，我考入湘南一所住校高中，那时男生就正是在水房的屋檐下用面盆冲凉，一盆水从头到脚浇下，再冲回没有电扇的宿舍，躺在竹板床上，借着蒸发带来的一丝凉意入睡。不过临大学生开学是在11月，据这位学生说，很快天气转凉，学生们就只能去外面的公共澡堂了。

四十九标几乎都是二层木屋，“走起路来地板与楼梯都是颤巍巍地乱抖”[豆三：《记长沙临时大学》，《宇宙风》1938年第54期。]，楼下光线欠佳，且比较潮湿，非有床不可，楼上干燥些，学生们就睡在地板上。张起钧说，卧房内一片通仓，只铺草席，大家席地而坐，互说国家大事和自己逃难经过，倒也怡然自乐[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31页。]。清华经济系大三学生郁振镛则形容，几十个人挤在一处的宿舍，难免有异味，但“久而不闻其臭”[郁振镛：《长沙临时大学一段古》，《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96页。]。不过睡在二楼也有缺点，湖南秋冬季多阴雨，老房子时有漏雨，好在长沙出产的菲菲伞和油布非常有名，南开政治系大四学生汤衍瑞说，遇到雨天，同学们在睡觉前先在被窝上盖好油布，再在枕头上张开一把菲菲伞，一夜睡到大天亮。[汤衍瑞：《回忆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点滴》，《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99页。]

清华经济系大四学生李为扬是扬州人，卢沟桥事变后他已经回到南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他给家在北平的历史系同学白冲浩写信，“如果你能设法到清华园的话，只请你替我取一件东西，就是我床上那条俄国毯子，是我父亲的遗物”。没想到这封信竟送到了白冲浩手中，白设法越过日军岗哨，回到清华宿舍，又带着毯子千里南下，与李为扬重聚于长沙。[李为扬：《多情重诺的白冲浩》，清华10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129页。]

“即如当初，虽深晓平津不是久居之地，但谁又曾想到，国破家亡的时节，会聚首在千里之外的长沙？”一位学生写道，“当临时大学开课的消息传出后，个人幽郁的心里，放了一线曙光，十月底以前都纷纷到了目的地。乱离之后，幸得重逢；大家相见，悲怆之中，又惊又喜，连忙握手互道问讯，争询问别后情景。闻得各人幸而无恙，都感到欣悦，闻得旧友不明下落，又都怀着隐忧。在百感交炽之中，各人心里，却都怀着一种痛惜的情绪：‘往事不堪回首！’……现在最聪明的办法还只有‘忘记过去的一切，努力创造将来’。”[豆三：《记长沙临时大学》，《宇宙风》1938年第54期。]

和四十九标比起来，湘江对岸临大工学院的条件似乎要好一些，图书和仪器都可以借用湖南大学的，宿舍和食堂甚至就在岳麓书院里头。“那不是有个‘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牌子吗，从那面一进去，就是食堂，”吴大昌回忆，“里面还有许多小房子，我们就住在里面的小房子里。”工学院离长沙城区较远，如果因事进城，返校时错过开饭时间，还可以到厨房要一碗米浆，就着免费供应的豆豉炒辣椒下饭[云镇：《津湘滇求学记》，《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07页。]。吴大昌至今仍然对这些豆豉念念不忘，他说，后来学校搬到了昆明，条件越来越艰苦，有时候一整个学期吃不上肉，连续许多顿都吃盐水煮白萝卜，这时他就特别馋（当时他们并不怎么珍惜的）豆豉，“那全都是油啊！”

对于工学院的“优待”，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日记也有所反映。10月4日抵达长沙当天，他就在日记里写下：“顾先生（顾毓琇，联大工学院院长）主张把工业学院放优先地位。他为学校租了房子，但仅能容工业学院之人迁入。[《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日记·上》，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488页。]”也是这一天，临时大学举行了第五次常委会议，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人全部出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8页。]，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推定了各系的教授会主席，其中清华八人（中国文学系朱自清，历史社会系刘崇鋐，哲学心理教育系冯友兰，生物系李继侗，土木系施嘉炀，机械系李辑祥，电机系顾毓琇，经济系陈总），北大六人（外国语文系叶公超，物理系饶毓泰，算学系江泽涵［未到之前推杨武之代］，地质地理气象系孙云铸，政治系张佛泉，法律系戴修缵），南开三人（化学系杨石先，化工系张子丹，商学系方显廷），已经很难还原在这么早的阶段，推举各院系负责人时的种种推敲与推让，但从结果看，可以说既尊重现实，也注意了平衡。以三校中规模最小的南开为例，南开经济研究所在1930年代早已声名鹊起，商学系主任便顺理成章留给了经研所主任方显廷；而清华与北大之间，则在已到达长沙的教员之间，注重平衡。临大政治系负责人是北大的张佛泉，当时清华政治系主任浦薛凤尚在北平，他对这一决定的理解是“分配席额时，似须为北大留地步”。但张佛泉后来坚辞不就，乃由浦薛凤先行抵湘的清华同事张奚若代之，等后来浦也到了长沙，“予因有人负责，减去若干麻烦”，反而心中暗喜。[《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40页。]

“教授也不是很在意谁来当系主任，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让他们来做行政工作，也不用付钱。”正在为祖父李继侗作传的李应平在电话那头笑道，他认为，三校都有许多人可以胜任系主任，除了平衡之外，还有两个考虑因素，其一是看谁和三校都有渊源，这样更容易协调好关系，其二与耶鲁大学在湖南设立的湘雅医学院和雅礼中学有关，“工学院在湖南大学这边，许多设备可以借用，理学院在韭菜园这边，没有太多设备，生物系的实验都是去湘雅医学院去做，所以（化学系和生物系主任分别）用杨石先和李继侗，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都是耶鲁校友，更方便和湘雅把关系搞好”。

临大实行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甚至睡觉的位置，都按队中编制的次序。不过，开学之际，长沙已陆续响过几次空袭警报，城中迁出者多，迁入者少，有一段时间房租下跌，许多临大学生纷纷在校外租房，甚至一些已经“入标”的学生也纷纷搬出。当时一篇文章说，一时间，住在四十九标里的只有三百来人，不及平日三分之一，“不愿受管理的同学自然多半是少爷，受不了睡地铺的苦，但也有一部分人却以为管理不够军事化，而且学校不供给膳食，标里吃饭并不便宜，与其不伦不类，还是佃个民房痛快”[陈一沛：《长沙临大见闻》，《在祖国的原野上》，战时青年社，1938年8月。]。

外出租房浪潮如此之凶，临大校方不得不责成宿舍委员会、军训队、校医核实那些要求不住宿舍之学生的理由是否成立，并在11月18日的常委会上决定：凡原住四十九标学生，于领得贷金后借故迁出者，经查明后即取消其以后领受任何奖金或贷金之资格，并记大过一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3、24页。]

虽然学校有严格规定，但学生们总能想出种种办法来证明自己必须校外租房。当时，注册主任潘光旦的桌前总围着一大堆“特别情形”的同学，申请准许免住四十九标。起初有些人拿一张中医的“阴阳不调”之类的药方去申请，不被核准，说是非要西医不可，于是，“长沙市的公私立医院就挤满了假病人了，买卖最好的要推吉庆街的三湘医院，那医生只要察言观色，收下一块法币，就能断定你患肺结核或慢性肺炎，而且给你一张有四五颗戳子的证明书”[陈一沛：《长沙临大见闻》，《在祖国的原野上》，战时青年社，1938年8月。]。蔡孝敏的记述也佐证了当时学生确实八仙过海。因为到长沙较早，他和几位同学在东站路合租了三间民房，开学后校方要求一律住校，大家不愿拆伙，尤其是，一位名叫铁作声的同学正与房东家小姐交往频密，更不愿意搬离。铁作声是穆斯林，他以不吃猪肉为理由申请免住宿舍并得到批准。蔡孝敏和另一个同学不是穆斯林，也想一同申请免住，学校翻遍档案，并无两人宗教信仰的记载，于是要求他们找师长、同学各二人来证明，同学好说，老师方面，他们最后还真的找到了两位清华教授——他们经常遇见他俩和铁作声在清真餐馆吃饭，想来他俩也应该是穆斯林吧。最后三人都获批可住校外，皆大欢喜。[蔡孝敏：《临大联大旧人旧事》，《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63页。]

11月18日那次常委会，是为数不多的三校校长都出席的会议，南开政治系大四学生汤衍瑞回忆的一件“轶事”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日子前后。“在男同学搬进四十九标宿舍不久，有一天上午三位校务委员——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由杨（振声）秘书长陪同前来宿舍实地巡视。巡视完毕蒋委员认为宿舍过于陈旧，设备简陋，影响同学身心，不宜居住。张委员则认为际此大敌当前，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实属难能可贵，何况青年们正应接受锻炼，现在能有这样完善的宿舍应当满意了。梅委员因为从前是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是张委员的学生晚辈，所以未便表示意见。蒋委员听了张委员的意见后便接着说，‘假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委员很不高兴地说，‘假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汤衍瑞：《回忆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点滴》，《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201页。]”按汤衍瑞的说法，自此之后张伯苓对临大的事很少过问，一切交由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自己专心办理在重庆沙坪坝的南渝中学（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

较早到达长沙的北大教授叶公超曾回忆三校在长沙合作之初“非常微妙”的情形，“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则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其时，张伯苓与梅贻琦尚未抵长，蒋梦麟便与三校教授出去游览山水，“关于……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也有北大人在饭桌上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回：“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7页。]”不过几年后，这位北大校长在给胡适的信中也吐露了自己的情绪，“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王世杰）、孟真（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1943年1月2日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9》，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12月。]。记录西南联合大学三校间摩擦的史料不多——但或许正是这类偶发时刻，以及人们各自的选择（放手、隐忍、承担等等），最终促成了联大往后的奇迹。

我想着四十九标嘎吱直响的木地板和发生在这里的种种故事，穿过展览馆气味各异的展厅，进了一个安静的大院，这里是湖南省科协的住宿区，居民应该文化水平较高，或许有人会知道，八十年前，曾经有一所大学在此艰难落脚，一群古灵精怪的男生就住在附近？可惜，人们最早的记忆也不过到1950年代，那是展览馆的苏式红砖建筑落成的年代，“按照北京展览馆建的，只是规模小一点”。

大院里很安静，我在树荫下乱转，碰到一位颇有风格的老人家。他穿着白球鞋，绿裤子，戴茶色墨镜，彩色丝巾裹头，问他四十九标，他大概以为我在问部队的事情，错进错出，说他还真的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在文工团学舞蹈，音乐钢琴提琴都学，那个时候比较宽松，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比较自由，后来越搞越紧越搞越紧，连彭德怀他都不信了，连巴金他都不信了，不好讲了啊……”他叹了一口气，“领导让大家一窝蜂，你不听他不行，不听他就搞你，但心里听不听呢，那就天晓得。我呢，也听也不听”。我感了兴趣，想问问他自己经历过哪些事情，这位刚刚跳完拉丁舞回来的老爷子摆摆手，不说了，要走了，“我现在只管玩，什么时候玩死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