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起幻想的山中生活—理解了中世纪欧洲僧侣—红烧肘子常有—凭着记忆授课—人生简直是个谜呀—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保存文明火种至关重要的力量—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此地有虎请勿夜行—祝您一烧就灵—回到宇宙洪流上去了—火锅里包罗了天下的珍馐

11月3日上午9点一刻，一夜大雨后，一辆塞得满满如装沙丁鱼的长途汽车从长沙出发了。因为长沙圣经学院房舍不敷使用，校方决定文学院搬至圣经学院位于南岳衡山的分校。这辆汽车可容纳40名旅客，只坐了20个人，可大大小小的行李却至少在百件以上。乘客以文学院教授为主，有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柳无忌、罗皑岚、金岳霖、冯友兰、吴俊升、罗廷光、周先庚等[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9月，第88页。]，还包括前一年刚刚接受北大聘任的英国诗人燕卜荪。这个32岁的年轻人是在卢沟桥事变后，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北京并辗转南下长沙的，“人们穿过日军并不明确的封锁线到达那里，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或者还有一些课堂讲义之外，别的一无所有”；英国人在一封信里写道，“那是份相当危险的工作，而且你肯定不能带上一个图书馆。想象一下，如果牛津和剑桥可以在上述情况下一同来到巴罗（Barrow），双方不会争吵得特别厉害，还能够联合在一起，这是个很有趣的设想”[（英）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在名流中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4月，第530页。]。

出发前一天，闻一多给立鹤、立雕两儿写信，“鹤儿身体有进步否？雕儿读书用心否？我无时不在挂念。我明天搬到衡山上去。衡山又名南岳，所以那边有一镇市名曰南岳市。你们写信可以写‘湖南南岳市临时大学文学院’。昨天这里有过一次警报，但敌机并未来。南岳离长沙一百余里，汽车行三四小时。那边绝无空袭的危险。你们都要听妈妈的话。千万千万”[致闻立雕、闻立鹤，《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297页。]。汽车在下摄司摆渡过湘江，经湘潭驶往南岳，车开得很快，柳无忌有点心悸，这位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在卢沟桥事变后南返沪上，等待孩子出生，8月13日，上海亦沦为战区，五星期后，“在炮火的洗礼中孩子出世了”。10月初，他接到南开校方来函，知临大开学在即，遂告别父母妻女，只身赴湘，路上遭遇翻车，幸好只受了轻伤。[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88页。]

下午1点，车抵南岳，用过午餐后众人步行经南岳寺、图书馆、黄庭观、白龙潭，约一小时许达圣经学院分校[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89页。]，大门两侧是白灰碎石墙，进门后石子路对着可容纳两百多人的大饭厅，饭厅左侧有数栋两层木楼，为学生宿舍，右侧是一排教室，前面有大块草坪，院内竹子最多，碗口粗细，枝叶扶疏，随风轻荡[傅幼侠：《衡山负笈》，《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10月，第83页。]。由此再往上三百四十四级台阶，方抵校址之巅的教员宿舍，这是一栋两层的石砌洋房，楼上有房十间，又有一大阳台，“下望溪谷，仰视群山，四周尽是松树花草，堪称胜地”[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89页。]。

教授们先抽签决定单双房间，再定房间号数，朱自清“幸而……得一单间”[《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日记·上》，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495页。]，燕卜荪与金岳霖同屋，柳无忌抽到了双人房，又和南开同事罗皑岚抽得楼上201号，房间朝北，“高山数头，松树千枝，亭亭直立，颇觉幽爽”[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89页。]。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同行，未住教员宿舍，而是搬进了附近山中一家旷姓老秀才家——后来钱穆曾回忆，因为赵萝蕤身体不好，所以每到一处陈梦家都以找住处为第一要务[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207页。]——在黄狗的汪汪叫声中，老先生一家人引宾入室，堂屋的黄泥地“平滑胜如水门汀”，中间一张光亮画桌，两边两套太师椅，墙北床下一只书案，上面是主人为他们备好的文房四宝。卧室朝南，“亮得像终朝有太阳和月亮”，卧具亦精致，书案上摆着红漆古玩，主人又在窗纸上画了一点兰菊——这是赵萝蕤10岁时就开始在作文里幻想的山中茅屋生活。过去几个月，这对年轻夫妇东奔西跑，上船下船，上车下车，“无处不是人”，“拼命走，挤人，快吃包子又上车，挨饿二十四小时，又落车”，突然结束流离生活，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家”，“那种幸福非同小可”。早晨棤树的小鸟喳喳叫着，屋后的山泉潺潺响着，“我们玩够了前后的山泉，才把我们一大堆的七折八扣书放入古玩架”，然后一人一把毛竹椅，各自看淮南子、吕氏春秋、老庄、墨管。山泉水太好了，既可灌溉岩下菜地，又可洗衣捣被，“枯树的瘦骨头刚刚晒衣服，老天的文明真有不可测的深奥”[赵萝蕤：《棤庐记》，《读书生活散札》，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6页。]。

初抵山中，又尚未开课，这段日子是放松闲适的。柳无忌午后散步，斜走小径，野草树叶，少数已经变色，他想象着来日红叶满山，夹在青翠松柏之间，不觉徘徊观望良久。采了红叶五张，准备寄给人在上海的妻子，“如此满山的花树草，可惜不能与她同赏”。凤尾草遍地都是，让他想起南开八里台已被炮火毁掉的家，“那盆辛勤培养的草不知哪里去了！”下午五时下山寄信，与友人同游白龙潭，白龙潭离圣经学院大门不远，数块巨大的青石叠成几十米高的悬崖，溪水从上面跌落，把石头冲得光泽滑润，“眺望久之”。晚上开始磨墨习字，准备将来购帖临摹，适应山中生活，“始恍然得悟中古世纪欧洲僧侣所恭正缮录之书卷，及其所费之无穷岁月”[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90页。]。

也不是没有烦心事，教授们所住的洋楼，原是圣经学校洋教员避暑之用，冬季从来无人住过，山中风大，木制窗门在风雨里啪啪直响，打一下，楼板就震动一下，天花板的泥土随之往下掉一块，闻一多听着这声音一夜未眠，写信给妻子叮嘱把皮袄和丝绵短袄一并寄来御寒[致高孝贞，《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298页。]。随着11月21日晚衡山降下第一场雪[《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日记·上》，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498页。]，御寒愈加成为问题，校舍内没有壁炉或者烟囱，人们只能在铁架子上烧木炭来取暖，这其实相当危险，至少有四名学生曾经一氧化碳中毒（好在都复苏了），燕卜荪时常担心自己会窒息而死，而当他穿起中式棉袍后，大衣的重量又迫使他不得不慢了下来，这件事甚至让他认为自己对中国人的心态有了部分洞察：

“裹在棉服中、双手揣在袖子里的生活必须以我看来的低调进行；你的目标就是保持被动；于是为人熟知的神秘的东方式平静便出现了。而有关将欲望减少的智慧便特别明显了；你少吃，少睡，少做事。”[（英）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在名流中间》，第536页。]

饮食一开始也是问题，“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闻一多写信给妻子抱怨，“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致高孝贞，《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298页。]”11月6日起学院改在山下开饭，每餐均须上下台阶三百四十四级，三餐共六次，饭后奔波让原本就体质欠佳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得了胃病，多年未愈。[浦汉明：《浦江清先生年谱》，《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268页。]

不过教授们很快组织起来，由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叶公超牵头，改包饭为自己管账，又更换了厨师，伙食迅速改善，等吴宓、钱穆等人到达南岳时，已经可以在“面食团”和“米食团”中选择入伙，陕西人吴宓加入了面食团，每月20元，掌勺的是文学院代理院长冯友兰从清华带来的河南厨役，“不但有馒头，且肴馔丰美。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270、271页。]。工作几个钟头，到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在饭厅，谈笑风生。有一次菜太咸，冯友兰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闻一多便用汉人注经的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冯友兰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01页]”大家也会不时下到山下的南岳市聚餐宴会，燕卜荪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时去晚了，“宴会开场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真是难过……四盘（凉）菜都非常精巧，味道非凡，不过却实在不是可以大嚼的东西……”好在热菜源源不断地上来，在某个时刻，他感觉自己饱了，于是希望接下来会按照西方的习惯上些点心或者奶酪什么的，但“数不清的各种东西断断续续地继续上来”，西芹炒蛋后是一只鸡，接下来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汤，他们说那是用一种水母做的，但是这东西却长到了山上”，叶公超夸赞说“这可是很难得的东西”。后来，又上来了熬白菜。“这就更好了”，叶公超说，于是大家又专注于熬白菜了。“这让我完全迷惑了，”燕卜荪后来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因为我能够理解对上菜先后顺序的不在意，但是他显然是说在宴会的这个阶段大白菜会更好。”最终，英国诗人认定，这饭菜上得实在缺乏结构感。[（英）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在名流中间》，第534页。]

从11月12日起，文学院学生陆续由长沙抵达南岳，来衡山的学生以外语系和中文系为主，历史系留在韭菜园，因此陈寅恪、姚从吾等教授便继续留在长沙授课[王玉哲：《西行纪事》，《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85页。]。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向长清是湖南人，却也是第一次上衡山，抵达时日头已偏西，山腰背阳处出现了一层紫雾，远远传来一阵阵爆炸声，让这些刚从前线撤下来的学子一阵慌乱，问了乡人才知道是在炸山。“每个人都怀抱着无穷的希望，心想着国家交给自己的一分责任而感到夸张的自豪。读书啊，沉静下自己来读书啊！因之，忽忙地吃过了一顿颇晏的午餐，只在山门边略站一站，就随着两三个伴侣到校舍的周围，察看房屋有多少间，教室和图书馆的光线亮不亮，惦记着各人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地盘，那上面够摆一本书，一块古旧的砚台。”年轻人精力旺盛，延续他们从华北带来的传统，向长清和同学们开始唱歌了，“山间的居民许会惊讶于今夜骚然地打破多少年山间的寂静罢？每一只喉咙把悲壮的歌曲唱得千山响遍，直到夜深仍有零乱的影子在山径中独步”。第二天又醒得非常早，为了看日出。乡下的狗跟在后面乱叫，年轻人回过头来，“以更猛烈的声音答报那无知畜生的狂吠，这颇使他觉得狼狈，往往丧气地夹着尾巴回到原来的地方趴下”[向薏（注：向长清笔名）：《在南岳》，《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2月19日。]。

11月16日早晨，离开学还有两天，清华外语系大四学生傅幼侠一人走出校门，往白龙潭方向游玩，还没到刻石的地方，便听到有人呼喊，他看见北大历史系大四学生、小个子高亚伟慌张跑来，说有同学掉下潭去。傅幼侠转身跑回校内叫人救助，他自己也顺小道爬向潭底，快到时发现草石中有两条蛇[傅幼侠：《衡山负笈》，《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83页。]。从白龙潭悬崖失足跌下的是北大中文系学生何与钧，两小时后伤重不治[《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日记·上》，第497页。]。何与钧是广东人，不久前从沦陷的北平逃出，在廊坊被拉下火车来，趁日军一时疏忽，拔脚就跑，日军在后开枪，没有击中，侥幸逃脱，不料刚到南岳就以这样的方式死去[魏东明：《这里也不是桃源——南岳通信》，《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22日。]。本来，从长沙动身时，学生们就带了一种悲凉的心境，广播里说日军已经攻下了大场，越过了苏州河，“每当一个坏的消息传进紧张的神经中时，就使心蒙上了一层沮丧”，如今，身边的同学被装进漆黑的棺材，寄放在一个寂静的屋子里，“谁相信……这美丽的，安静的地方也会成人可怕的归宿地？因之……益使人感到人生的易变和无常，而镇日忘情于山间的每一个角落了”[向薏：《在南岳》，《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2月19日。]。

然而终究是开学了。刚上课时，教授19人，学生80余人，闻一多继续开《诗经》与《楚辞》，冯友兰开“中国哲学史”、柳无忌开“英国戏剧”与“英国文学史”，但没有课本，没有参考书，最初连黑板都没有，学院图书馆资料也奇缺，叶公超通知学生们，如果随身带有书来，可以让与图书馆，傅幼侠有一册《十九世纪诗人》拿给了图书馆，付了他12元，比买时价钱还高[傅幼侠：《衡山负笈》，《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83页。]。教授们不得不凭着他们头脑里的记忆授课，英国人燕卜荪也不例外。他开了两门课，“英国诗”和“莎士比亚”，在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好奇的学生们纷纷去围观这位剑桥诗人的第一堂课，听课者如此之多，来自山东大学外文系的借读生赵瑞蕻不得不挤在茅草屋的角落里，和另一个同学合坐一把椅子，“上课铃摇了，一根红通通的鼻子，带着外面的雨意，突然闯进半掩的门里了”，“修长的个子，头发是乱蓬蓬的”，“一身灰棕色的西装”，“我们的诗人一进门，便开口急急忙忙地说话；一说话，便抓了粉笔往黑板上急急忙忙地不停地写字。然后擦了又写，又抬头望着天花板，‘喔，喔……’地嚷着，弄得大家在肃穆的氛围里迸出欢笑的火花”。燕卜荪的一口牛津腔又快又不清楚，完全听懂的人不多，“在那一点钟里，与其说去上课，不如说大家来欣赏这位现代派英国名诗人的丰采与谈吐……我到现在还记得起来，北大同学的老练与谛听诗人的说话时的严肃味儿，清华同学年轻的热狂劲儿，南开同学幽默的微笑声。那时，大家以无限悲愤的心情辞别了清华园、沙滩红楼和八里台，流亡南迁，再加上从其他大学来的同学们，相继都相聚在衡山，来受剑桥诗人的诗的洗礼……”[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5月，第26、27页。]

“莎士比亚”课上第一本读的是《奥赛罗》，大家都没有书，燕卜荪就凭借他的记忆，整段整段背出来，写在黑板上，给大家念，再一一加以讲解。在“英国诗”课上，最初几天，乔叟和斯宾塞的一些诗篇也是他一字不漏地默写出来的，“真使人想起当年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以后，天下无书，大部分全靠那些白发皓首的大儒将经书整部整篇背诵出来那种传奇一般的神异的故事”[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第27页。]。关于记忆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西南联大传奇的一部分，而实际情况是，燕卜荪记得足够多的诗歌，可是记不住散文，“一位好心人借给我一本炫目的1850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Complete Shakespeare），这让我可以安全地上一门课。这本书中还有一张散开的扉页，上面竟然有斯威夫特和蒲柏的签名，这在这座圣山上显得颇为令人激动”。

当然，英国人从没有夸大过自己的任何成就，相反，他后来说，“这件事对于中国的讲师们来说并不会像对于大多数人那样恐怖，因为他们有着熟记标准文本的长期传统。我因为可以凭借记忆打出这门课程所需的所有英语诗歌而给人们很好的印象，然而，这事之所以受到赞赏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若是中国人那就没有什么稀罕的了”。与此同时，他也相信，被迫凭借记忆重建一部文学作品有一个显著好处：“它迫使你考虑究竟什么是重要的东西，或者如果你想一想就已经知道了的东西，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你自己想要知道些什么东西。”[（英）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在名流中间》，第537、538、539页。]

在燕卜荪的学生里，有一位外表沉静，总是笑眯眯，还有一对可爱的浅浅酒窝的小伙子[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怀念穆旦，纪念他逝世二十周年》，《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5月，第125页。]，叫查良铮，是清华外语系大三学生，毕业于南开中学。早在1933年，只有16岁的查良铮就开始在《南开高中生》发表散文和诗歌，曾署名穆旦，并很快成为这本学生刊物的“台柱子”之一，刊物另一位撰稿人董庶是查良铮的同班同学，两人志趣相投，结下终生友谊[穆旦年谱，《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348页。]。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在中学毕业录里谈起自己如何对“读书”发生真正的兴趣，“随着阅读一些小说而觉到一部分书的‘有意思’……由此我便看起书来，由小说的范围扩展到一切软性的书籍——如流行的一般杂志等等。这些书里面与我以更进一层的趣味，使我知道了自身以外的许多事情。我渐渐欣赏起这些事物来了，脑中开始生出了各种幻想，各种幻想的综合在我心中也曾起了很大的欲望，可这反而使我苦恼起来。一切美丽的幻想都是不能兑现的东西，人生简直是个谜呀！我开始追索着，这时，好像书中已隐含这一类问题的解答了。……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在烦闷苦恼的时候拿下一本书倒可以静静地看下去，完全娱快的时候反而不行了……生活安适的人们，大概对于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吧”[穆旦：《谈“读书”》，载1935年《南开中学学生毕业录》，《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43页。]。1936年，穆旦开始在《清华周刊》发表诗作，到了南岳，穆旦与考入北大中文系的董庶再度成为同学，董庶学中国古典文学，但热爱新诗，赵瑞蕻记得他们常在一起谈心，“可以说是形影不离”[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怀念穆旦，纪念他逝世二十周年》，《离乱弦歌忆旧游》，第132页。]。

“中国的战时现实使得这些年轻人有时欢乐、鼓舞，有时又忧愤、苦闷，”穆旦的同学王佐良后来回忆，“一个出现在中国校园中的英国现代诗人本身就是任何书本所不能代替的影响。其结果是，在燕卜荪课堂上听讲的以及后来听这些听讲者的课的人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风尚。英国浪漫主义受到了冷落（有些人甚至拒绝去听讲授司各特的作品的课程），艾略特和奥登成了新的奇异的神明，有些人还写起现代派的诗来”[王佐良：《怀燕卜荪先生》，《外国文学》1980年第1期。]。燕卜荪的讲授让“正苦于缺乏学习的榜样”的学生们“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穆旦：由来与归宿》，转引自易彬《北平长沙昆明——迁徙中的穆旦》，《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1937年11月，应该是在南岳，穆旦写下了《野兽》，这首诗后来被他列为第一部诗集《探险队》（1945年出版，诗集扉页上写着“献给友人董庶”）的开篇之作，赵瑞蕻认为这是穆旦最好的作品之一——

不只是穆旦，燕卜荪还影响了一代中国诗人与翻译家，李赋宁、王佐良、许国璋、杜运燮、袁可嘉等等都是他的学生。许国璋回忆，“今人提起西南联大，无不想到昆明。然联大的开始，实在长沙，而文学院的开始，实在长沙之南的南岳……接触最多，作业最频，是英国人燕卜荪……开三年级英语，用商务版三卷本《当代英美散文选集》，又讲莎士比亚，两学期各讲四个剧。学生作文文法有误，或不改，或改而不评；行文不贯，改，偶或加评；文不达，而有思想，助其达；文字华丽，作老生之谈，指出其空泛；文达而无新解，不评，也不给好分；文达而有新解，小误不足病”。和王佐良一样，许国璋也曾翻译老师的《南岳之秋》，让他最感亲切的是这几句：“空路，铁路，公路，/我到南岳，苔深处，来住……四人居室，两位教授将就，/谈心，论道，不缺朋友。……原有的图书馆已经放弃，/蕴涵的，讲台上一一剖析”[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许国璋文集2》，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第7、8页。]。

在后来的回忆里，燕卜荪把自己的成功归于他的学生和同事：“我想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所取得的结果异乎寻常地好。无疑，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水平都非常高：我见证了中国吸收欧洲成就的努力最后的伟大日子，那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相当于一个受过最好教育的欧洲人。我的同事们彼此之间总是用三四种语言混合着谈话，没有丝毫做作，只是为了方便，若是记得我在听着时，就多用些英语；当然，对于中国文学的全面了解是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了。”[（英）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在名流中间》，第538页。]

与燕卜荪同屋的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他们非常喜欢在学院的阳台上一起坐着，交换有关维特根斯坦的轶闻趣事。因为资料缺乏、空间有限，也因为与世隔绝——柳无忌就形容“山居如世外桃源，报来不易”，有一回，他与罗廷光去中研院朋友处阅报及听广播消息，“有客自长沙来，乃群集询问之”，等他回到圣经学院去朱自清房间，诸人又来打听他们所听到的消息[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100页。]——反而让这群流亡的教授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合作的感情，并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保存文明火种至关重要的力量，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

在南岳，朱自清有时会整天泡在山脚的南岳市图书馆，为他的《沉思翰藻说》搜集材料[《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日记·上》，第496页。]；柳无忌编订了英国戏剧讲义；钱穆为后来写《国史大纲》摘录了笔记；金岳霖完成了他个人最满意的一部著作《论道》[《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陈梦家住在风景如画的“棤庐”，温读从前所不能整读的书籍，除了写成文字学讲义外，还完成了《先秦的天道性命》一书，后来他在昆明给胡适写信：“这五年的苦读，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们的祖先，使我有信心虽在国家危机万伏之时，不悲观，不动摇，在别人叹气空想之中，切切实实从事于学问。[陈梦家致胡适信，1938年10月30日，《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769、770页。]”汤用彤完成了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惟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乂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冯友兰完成了《新理学》，并在钱穆的建议下补充修订，“（南岳）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又以山居，除授课外无杂事，每日皆写数千字。积二月余之力，遂成此书。数年积思，得有寄托，亦一快也”[冯友兰：《新理学》，自述，《冯友兰文集第4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年1月。]。

在以后的岁月里，燕卜荪总是把这座山看作是他理想的学术社区所在，冯友兰也说，“我们在南岳底时间，虽不过三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有个北大同学说，在南岳一个月所学底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我现在还想，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三松堂全集第1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65页。]。

2018年12月中旬，在两波寒流间短暂的晴天里，我来到了南岳。上一次登衡山还是十来年前，为了领略它闻名南中国的雾凇，印象最深的却是被冰雪封住的道路，穿了山民卖的草鞋还是不断打滑，最后从祝融峰下来时不知多少次一屁股坐在地上。擅长健行的钱穆在南岳期间“以游山为首务”，或结伴同游，或一人独游，祝融峰登顶不止一次，又曾结队游方广寺，“乃王船山旧隐处，宿一宵，尤流连不忍舍”。还有一次，清晨独自登山，“在路上积雪中见虎迹，至今追思，心有余悸”[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00页。]。1937年的衡山确实还有野生华南虎，向长清也曾在山径中发现一串深深的虎爪痕迹，古寺僧房里的僧众告诉他们，山中老虎已被山神降伏，都学会了吃斋，但这说法解决不了“异乡人的焦虑”，有一次他和三四个同伴去探访另一古刹，就忽然在草地上发现一块木牌，上书“此地有虎，请勿夜行，行时请结伴而过”，学生们进退两难，只好继续那光荣的北方传统，一路高声歌唱，吓退不知在哪里潜伏的大虫。[向薏：《在南岳》，《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2月19日。]

如今南岳最热闹的地方是山脚下的大庙——柳无忌日记中的南岳寺，他曾在这里见到一位军官焚香礼拜，“大概是祈求大帝保佑他出征安全”——庙前的西街基本上全是香行和命理馆，夹着几家饭馆和客栈，一家香行的广告是“祝您一烧就灵”。因为不是初一十五，游人不多，离开大庙，就回到了一个舒适的小城，很多安静的老式小区，从黄庭观方向的公路往上走，没几步就看到了建于1932年的南岳图书馆，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建筑，在周围高大林木掩映下有几分幽静。

离开图书馆就算是正式进山了，一路上松杉深沉，毛竹翠绿，枫树和银杏在阳光下放射出几乎耀眼的红色与金黄，偶见几户民居，但更多的是军事禁区——之前在网上查询，说是南岳圣经学院旧址也被某军事机关占据，但某处高墙之下有个豁口可以钻进去，不知那个豁口还在否？走到黄庭观，一座依山势陡然抬高的三进建筑，传说中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华存羽化飞仙之处，脱下笨重的抓绒，不觉已经一身大汗，想当年，陈梦家和赵萝蕤一路上行，看到茅屋和丑猪，感觉“像是下了村一样。待到见了黄庭观，十数级宽阔的石阶，几个穷道士，才像有点名山的样子”。

牌坊背面“道无长存”四字很得我心，金岳霖曾在这山中一边给学生开课谈“哲学中的时与空”[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许国璋文集2》，第7页。]，一边写《论道》，似乎没有比这更适合的场景了，他后来回忆，“甚至写了相当一部分的时候，我才下决心把‘间’和‘时’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洪流’的‘流’……例如1982年，它一来就置当不移，不属于它的挤也挤不进去，属于它的逃也逃不出来。可是，好些重大的事情，可以安排在这一年里，使它们得到历史上的确切的位置。……那本书的重点仍然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上去了”[《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过黄庭观百来米，上山路右侧，摇摇欲坠的大石头驮着另一个大石头，名曰“飞仙石”，岩壁垂下来千里光的黄色小花，我在这里听到了哗哗水声，再往前，左侧林木深处冒出的一汪溪水在几块巨石间汇成清澈的浅潭，离开马路，跳上巨石，隔着水泥栏杆往外看，下面是一个不高不矮的悬崖，浅潭的水就从这悬崖跌落，正是枯水季，与其说形成了瀑布，不如说给悬崖覆上了滑溜溜的水膜。栏杆外侧的石头上刻着“白龙潭”三字，这便是柳无忌“眺望久之”的所在了，燕卜荪也常常在这大青石上徘徊，不停地抽烟、看书[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第25页。]。我趴在栏杆上看了会儿风景，才留意到白龙潭三个大字旁边还有一行竖刻小字：“注意此地已跌死十二人”，刻字人没有留下时间，不知这十二人是否包括那位北大学生的亡魂？

白龙潭斜对面就是圣经学院旧址的正门，现在是某军事机关，哨兵无论如何不许我进去，看一眼也不行，“除非领导打电话”。后来我听《西南联大》纪录片总导演徐蓓说，因为是军管区，他们也没有拍成。只好继续往上，走了十来分钟吧，崭新的柏油公路右边出现了一座两层石砌洋房，虽然房子已全然破败——屋顶为茅草和藤蔓植物所穿，玻璃窗荡然无存，里头横梁斜躺，但我还是立刻就认出了，这就是临大文学院教授们当年所居的，三百四十四级台阶之上的“停云楼”。只是非常可惜，它和我之间仍然隔着一道上面种满碎玻璃的围墙，铁门锁着，网上传说的豁口遍寻不见，只能爬到路边的土丘上，隔墙近观了。

在南岳时，临大文学院副教授容肇祖曾根据第一批抵达的教师名字，赋七绝三首。其一：冯阑雅趣竟如何（冯友兰）？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字佩弦），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其二：鼎沈洛水是耶非（沈有鼎）？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养士三千江上浦（浦江清），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其三：从容先着祖生鞭（容肇祖），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皑岚依旧听鸣泉（罗皑岚）。而冯友兰又续成二绝。其一：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堂前燕子亦卜孙（燕卜荪）。其二：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教授宿舍名）。[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100、101页。]

停云楼确实留名于此，甚至从路旁经过的两位穿花棉袄的农妇，也知道这是“原来蒋介石手里的教学楼”，公路上偶有几个行人，车辆极少，多数时间只听得见鸟鸣，我近乎贪婪地辨认着周围的一切：柳无忌住过的201房是离我最近的那间吗？北边几株红皮松树，离他的窗户可真近啊，那是后来长的，还是他当年描述过的“亭亭直立”？二楼正对山下的方向似乎是一牌楼，但又是红砖所砌，不知道是后来加盖的，还是金岳霖与燕卜荪谈论维特根斯坦的阳台？屋顶还可看见一根烟囱，这似乎与没有取暖设备的记载不符？但谁知道呢，也许是后来装上去的，变换的时代在它身上刻下了太多印记，看看一楼外墙下面那些没洗干净的红色标语就知道了。也是在这里，闻一多听着风声雨声一夜无眠，姗姗来迟的吴宓赶上了连续的晴天，对住宿条件很是满意，“每人一木架床，一长漆桌，一椅，煤油灯，室甚轩敞，居之甚舒适，诚佳美之讲学读书地也”。住进停云楼第二天，他就在楼顶东观日出，感受云气涌动，浮山如岛，“是故由高山即可得日出之全景，不必到东海也。宓一生极少与自然山水近接，故恒溺惑于人事，局囿于道德。即如Wordsworth（华兹华斯）之久居Lake Districts（英国湖区）……皆有助成其文章与修养工夫，亦皆宓所未得尝受”[《吴宓日记（1936—1938）》，第271页。]。

我有点不甘心，又上行一段，想从停云楼北面的谷地绕过去，在松林里踩着厚而松软的松针走了半天，到了一大片坟地，再往下就是密密的灌木丛，无路可走了。再折回来，倒意外地看到了通往白龙村的岔道，大约是离圣经学院最近的一个村子，十几二十栋红砖或者白水泥房，静静地卧在染了点棕红的绿色山坳里，陈梦家和赵萝蕤的“棤庐”是否就在这里呢？我没有看到老房子，也没有遇到旷姓老人，一位正在家门口晒谷坪上打扫卫生的大叔帮我喝退了村口的几条恶犬。他告诉我，圣经学院的豁口前两年还在，是新近堵上的，更早之前，他小时候还经常去玩，不过他并不知道长沙临时大学，只知道停云楼曾被用作国民政府的指挥所，指挥了后来著名的长衡会战——那是1944年了，这座“圣山”到那时才落入日本人手中。他又说，去年还是前年，湖南师大的党委书记还过来想要圣经学院的房子，没要到，说这里是制高点，有军事目的。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把露出来的棉毛裤塞回腰带，他说的最多的三个字是“没有用”：党委书记来要房子没有用，把房子保护起来没有用，文物保护单位没有用，你进去看了也没有用。

告别这位超然的大叔，我沿原路下山，一个年轻的女孩带着她的母亲和小孩，在山路两边厚厚的松针里挑挑拣拣，找一些干的松枝做柴火，按天气预报，后天开始降温降雨，再放晴就要等到2019年了。

临大文学院的师生们告别南岳是在1938年寒假前，他们得到通知，先返长沙，再迁昆明。柳无忌是1月21日离开的，头一天又下雪了，他睡到9点才起，“考试结束，教务已毕”，“无课一身轻”，晚上整理物件，家书很多，他不打算带了，通通付之一炬，“等信时何等心焦，看信时何等高兴，烧信时又作何感想？”午后，他雇的轿子和挑夫到了，朱自清和浦江清送他到校门口，时近旧历新年，文学院离校者已有一半以上，“回首二月前此间人才云集之盛况，不觉凄然”[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106页。]。

陈梦家赵萝蕤一家也要告别可爱的棤庐了，为了纪念宾主融洽，他们决定各来一次别宴。客人先请，赵萝蕤与母亲一起杀了只鸡清炖，做了几个荷包蛋，又炒了几色青菜，请旷家来吃，大约是江浙人做菜太过清淡，又或者母女厨艺不精，大家都没有吃饱。来日主人回请，规模可大大不同了，炖了一天的红烧肉“烂如泥”，“鲜美令人陶醉”，还有大大的火锅，里头煮着肉丸、肚片、火腿、腊肉、鸡蛋……总之“包罗了天下一切的珍馐”，“这才是热烈、沸烫，这才够朋友”。老秀才又送给陈梦家一幅岣嵝碑，送给赵萝蕤他玩弄了十五年的实心衡岳竹杖，客人们想要回礼，却发现行李中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只找出一瓶爽身粉和一双丝袜送给老秀才的太太，这让他们在告别时“加倍的害羞”。

和迎接他们到来时一样，旷氏照例全家出动，在打稻台上送客人们下山，“在这座矮胖胖秃秃的山上只住了一个半月，却格外使人难忘。正如人一肚皮的世故，却有一点童心，满脸上的雀斑，却有两汪秋水，一街的电灯和汽车，却有头上的亮月，我们喜欢热闹，但是难忘记清静”，“再回头看看站在半山腰大岩石上的棤庐和棤树，正如同老天赐我一对明眸，让我在人挤人的倾轧中得有亮光，但到一天却须把这副眼睛交还给棤庐。下山的路虽只是短短，但是对于黑的恐怖却无限的长！”[赵萝蕤：《棤庐记》，《读书生活散札》，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