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沙龙—三百架飞机总该有吧—炸弹像闪闪发光的银片—四十年来仍未想出答案—不要把所有知识阶级放在一个地窖子里—狼狈迁都从史书变成了现实—无线电里的北平之音—钱穆力辩冯友兰—许多歌曲和许多主义

11月24日，吴宓抵达长沙的第五天。每年的这个日子，他总有“奇特重要之遭遇”，这一天上午，他邀好友游岳麓山。乘人力车到湘江码头换乘轮渡，过江要穿过水陆洲（橘子洲），本须乘舟两次，因为深秋水浅，露出更多沙洲，坐了三次轮渡才到湘江西岸。他们步行过湖南大学，登岳麓山，到爱晚亭小坐，“山谷中，绿树参天，日光照灼，更以到处红叶，实为美境”，一直走到黄兴墓和蔡锷墓才停。[《吴宓日记（1936—1938）》，第260页。]

尽管当初百般不愿意，但看起来吴宓已经迅速习惯了长沙的生活，非常喜欢这里的牛肉粉和甜酒冲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已逾三周，学生总数达到了1452人，教员148人[黄珊琦：《关于〈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书〉的解读》，清华大学校史馆官网。]。虽然住宿条件不算好，但一派静心学习之氛围，浦薛凤所授政治学概论一课，约有120人选修，因为教室不够大，一开始还有站着听课的，上课秩序极佳，“皆屏息做札记，大有我清华风气”[《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40页。]。之前响起过几次空袭警报，但敌机并未真正到来，上海已然沦陷，但长三角战事继续，长沙看起来仍是后方。林徽因和梁思成也住在圣经学院附近。好些年前我采访过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她告诉我，刚到长沙时大家斗志都很高，甚至带着点兴奋，父母晚上常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聚餐聊天——还在北平时，梁家所在的北总布胡同3号就是京城著名的知识分子沙龙，常客多是清华北大教授——吃完饭后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天，“聊国家大事，分析到底怎么打，能不能打赢，聊完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大刀进行曲》”。

天气晴好的日子，临大师生喜欢渡江游览岳麓山，山中最受欢迎的饭店叫孔恒兴，店主女儿颇有姿色，善于招待，很快，“孔家店”的名号就在临大师生中传开了。浦薛凤有一次和朋友去“孔家店”用膳，饭店客满，等了很久也没有座位，忽然来了一位女子，招呼他们入内室用餐，进了屋子才发现是新婚饰样，而招呼他们的女子就是当日要结婚的新娘，于是他们在八仙桌上对坐进膳，由新娘亲自侍奉，“足证湖南女子，较外面开通”。又有一次，在空军供职的清华校友周思信来长沙，浦薛凤邀他同游岳麓，晚上吃饭时谈起空军状况，浦薛凤说，在庐山谈话会时听闻空军有五百精锐飞机，恐怕不是事实，但三百架总该有吧？周思信沉默了很久，摇头否定。[《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42、44页。]

参观完黄兴墓与蔡锷墓后，吴宓和朋友饮茶休息，再慢悠悠回城。中午，朋友请他在三兴街的李合盛牛肉馆吃饭，这是长沙颇具盛名的一家清真餐馆，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以“汤清、味鲜、肉烂不碎”的清煨牛肉最有名，1936年的《长沙市指南》对它做了特别推荐，称这里的麻辣子鸡“冠绝长市”。吴宓入馆坐，即得诗一首，示以在座朋友。吃完饭是下午1点半，正准备下楼，听到远处传来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他下楼往北走到中山北路，发现警察已禁止行动，但“街中人民拥挤奔窜”，走到湖南商药局门口，被警察叫入局内躲避，警报停了才让出来。一路拥堵不堪，民众皆往小吴门涌去，等他回到圣经学院已经是下午4点半。[《吴宓日记（1936—1938）》，第260、261页。]

这是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轰炸地点是位于小吴门的长沙火车东站，离圣经学院不远。浦薛凤在对面宿舍和李继侗、邵循正诸友刚打完桥牌，还在回味牌局，忽然接连两声巨响，好像就在楼下。他意识到是空袭，和朋友们夺门而出，出门时看到窗外火车站所在处两道黑烟冲天而起，奔到楼下，听到低空传来轰炸机的轧轧声，他起初想往主楼地下室跑，但感觉飞机已经到了头顶，就转头进了阅报室隔壁饭厅，躲在桌下，屏息以待，转眼看见对面窗外一架飞机，飞得非常之低。他还在奇怪为何空袭前没有警报，飞机已经掠过楼顶，紧急警报声呜呜响了起来[《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47页。]。

炸弹落下的地方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临时住宅只有十来米，“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她在给费慰梅一家的信中写。空袭时她和梁思成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就被冲击波抛向空中，又摔到地上。门窗、屋顶、天花板全都塌了下来，劈头盖脸砸向他们。幸运的是墙壁没有塌，他们逃到黑烟滚滚的街上，往圣经学院的地下室跑时，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那悲剧”。再一次幸运地，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落在他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林徽因1937年11月24日致费慰梅信，《林徽因书信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1页。]。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梁再冰对空袭的描述：“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像是飘下来的，看着好像闪闪发光的银片。”这天一共来了4架敌机，在火车站一带投弹6枚，死伤民众300余人。一到长沙就加入红十字会的杨步伟在空袭后赶到车站救人，听到一群啼哭的人说，车站旁边一个礼堂办喜事被炸了，“新郎未死，而新娘只存了一条腿，还穿着红绣花鞋哩”[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22页。]。那些银片在空中飘舞的时候，蔡孝敏刚吃完午餐，在浏城桥（就是五十多年后文物局阻拦无效被拆掉的那个）雇了一辆人力车去四十九标，经过车站附近，忽然眼前白光刺目，耳膜发痛，整个人被旋风卷下车来。等他意识恢复平静，街上到处都是断肢断腿的人在呻吟。一位老太太疾言厉色指着他大叫：“全是你们把炸弹带来的！”原来是把穿着黄色学生制服的他当成了士兵。[蔡孝敏：《临大联大旧人旧事》，《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65页。]

空袭过后，浦薛凤来到楼前操场，看到一些人抬着头指指点点。他也依方向而望，一个房间的四块玻璃碎了，再细看，是自己的房间。上楼察看，屋里满是玻璃碎碴，不由得庆幸，幸亏空袭时在对门邵循正的宿舍玩牌，而邵循正，这位研究蒙古史的学者后来感慨：所谓命，所谓福气，恐不能不信，本来物质无保障之时，一切只有听凭信仰命定哲学。

那天空袭的日机躲过了防空哨，因此警报没有提前响起，事后临大同人议论纷纷，有的说是因为赶上湖南省主席新旧交替（张治中接替何键，空袭发生于张上任之前三天），所以各机关还处在不负责不管事的状态，有的说是汉奸报告张治中上任消息，日机专门前来轰炸向他示威[《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48页。]。无论如何，蔡孝敏却因为警报未响躲过一劫——平日警报响起，在校外租房的他都去火车站的公共防空洞躲避，结果那天防空洞被击中，所有入内躲避者，无一活命。四十年后，蔡感叹，“本人幸逃劫数，应该感谢谁？四十年来，仍未想出答案”[蔡孝敏：《临大联大旧人旧事》。]。

11月24日以后，连续四天都有空袭警报，临大和中研院众人皆往圣经学院地下室躲避，师生在防空洞里互道寒暄，又述情意，让吴宓想起了《左传》中的“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吴宓日记（1936—1938）》，第263页。]，不过有这种温馨之感很可能是因为吴宓南下不久，一切尚在新鲜之中，比他早到一个月的浦薛凤只觉得惶惶不安，“初到长沙本有相当安全感觉，经此十一月廿四无警报而遭轰炸之后，顿觉吾国社会与一般生活宛如离根脱地，不复巩固”[《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48页。]。杨步伟记述，大家在地下室躲炸弹时，赵元任还对蒋梦麟说这个办法不好，万一一个炸弹下来，学术界要人全完了，一个不留，又改编了英文谚语说“不要把所有知识阶级放在一个地窖子里（Don’t put all eggheads in one basement）”。蒋梦麟摇头说真没有办法，只这一个地方结实一点，若真的再来炸，只得又撤散到别处去。“一连避了三次，大家都公举蒋先到云南去一趟和省长龙云接头。[杨步伟：《杂记赵家》，第121页。]”——这是我所见最早迁滇动议的记载。不过校方对再迁一事一度模棱两可，当时又传闻有迁滇和迁桂两种方案，梅贻琦造访广西桂林一事也被反复传播，相关者则守口如瓶，并且为别人掩护，总之，11月24日后因心理影响不能安心工作，许多人都是如此。[《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54页。]

浦薛凤刚到长沙时，城中几乎看不见汽车，到上海陷落，南京吃紧，首都驶来的京字号汽车越来越多，而街头谈话的，也逐渐变成江浙一带口音。尤其是，政府虽迁往重庆，但许多机构实际迁来汉口长沙，许多老友本在京沪多年未见的，往往在街上、在饭馆、在山中不期而遇。让浦薛凤印象最深的有两点。其一是迁徙之狼狈。他听说许多人都只有半日或一两天准备时间，不得不在慌乱中登船或登车。公务员还算有登船或者登车机会，老百姓简直无路可走。其二是裁员之众多。如铁道部，原有800余人，先裁到300余人，迁汉口后仅剩八九十人。“予今而能深切了解从前读史时所云狼狈迁都之窘状，及小说上所谓大批难民扶老携幼之长途流离。”有时他晚饭后收听各地无线电放送，了解战事消息，又往往拨到北平的电台，听到里头的京剧唱腔，“身在四面楚歌之湘垣，耳在早已沦异域之故都。处腥血扑鼻炸声雷动之环境中，忽而静聆丝竹管弦，与夫名伶之金喉婉转，真不知人生竟可有此等矛盾！”[《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45、46页。]

前线战事不利，后方伤兵也渐渐多了起来，长沙的各商号、旅馆一度几乎完全被伤兵占用，少数幸免的也谨慎地收起了招牌。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为威吓武器，一日数十起滋事案件，“就是省政府门口，也常常拥集了新到的伤兵，示威咆哮”。新任省主席张治中后来回忆，“长沙确实成了一个‘伤兵世界’”[《张治中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第89页。]。浦薛凤坐在人力车上就能看到拦路要钱的伤兵，还有人告诉他，晚上最好减少外出。但另一方面，伤兵未得到适当收容和治疗，一些人甚至饥寒交迫，到处遭受冷遇和敌视。一个右腿被打掉一边的三等兵，从汉口来到长沙，没有及时换药，疼痛难忍，掏出五块钱请一位副官帮他买药，副官说，五块钱不够，叫他再拿出三元，伤兵的全部财产只有九块几角钱，但为了止痛，他愿意花这八块钱。副官拿走了这八块钱后就再没回来。等了两天，问遍收容所，只有冷漠的回应。最后，这位伤兵从他的包袱里拿出一双很好的袜子和一双漂亮的绒鞋穿上，然后把刀子埋进了自己的喉管[周立波：《三至长沙》，原载1938年10月15日汉口《新华日报》。]。社会矛盾就这样一步步激化，及至张治中11月底履新湖南，头一件大事就是处理伤兵问题。

12月13日南京陷落是又一个转折点。消息传来那天傍晚，临大学生会在圣经学院大操场召开大会。学生会主席洪同上台主持会议，刚说了一句“我们的首都沦陷了！”就泣不成声。全场同学受到感染，都慷慨激昂。这时有人呼起口号：“现在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放下笔杆，扛起枪杆，上前线去。”一人领呼，众人跟呼，会议成了一个上前线的誓师大会。这一天以后，校园里弥漫着一片请缨杀敌的气氛，一批批学生组织起来，参军，上前线，每次欢送的气氛都很热烈[杨者圣：《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情报英雄熊向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7页。]。成绩拔尖的北大化学系大三学生孔令晟向导师钱思亮提出退学申请，钱思亮用了三个晚上，陪着他在圣经学院的操场上绕圈长谈，认为以他的天资，一定会在学术上有所造诣，还答应负责他的全部生活费用。但孔令晟还是坚决要参军，因为“国家亡了，什么都没有了”。钱思亮无法说服学生，便说，一战时，他在美国留学，1917年美国参战，同班所有美国同学都报名参战了，他也深受感动，如果孔坚持要参军，他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但随时欢迎回到学校来[转引自杨者圣：《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第14—15页。]。

洪同和学生会的同学整天拉起欢送大旗，送同学走上前线。一天，在送走又一批同学后，他们回到办公室，有人说，为什么尽是送人从军，自己却踟蹰不前，没有表示？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也加入这一行列，到军中去[洪同：《清华、清华人与我》，《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81页。]。当时临大学生要求上前线，有几个“热门”去处，除了延安以外，一是山西战场，之前的忻口战役打得惨烈，中国军队歼敌一万多人，轰动全国；一是中央军系统尤其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胡的部队刚刚参加了淞沪会战，声誉卓著，更重要的是，不少学生受到《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连载报道的影响，对胡普遍有崇拜心理[杨者圣：《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第8页。]。洪同最后选择加入从上海撤退到武汉整部的胡宗南第一军，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临大同学有三十多人参加，包括和吴大昌同级的清华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熊汇荃。熊汇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熊向晖，他后来成为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红色传奇，不过那是后话了。

南开大学学生黄仁宇也决定终止学业去参军，父亲和他长谈了一次，说如果一定要从军，也应该先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他和父亲达成了协议，“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5页。]。两个月内，临时大学至少有295人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而未办手续就径往前线者更难以计数。校方也对学生们的从军要求给予积极支持。12月29日，常委会决议将“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几天后，又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也规定“其所服务机关不能担任薪水时，本校得按在校服务薪水支给之”[转引自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1938年2月中旬，临大西迁昆明前夕，机械系主任教授庄前鼎对学生说：“昆明暂无实习工厂和实验室，要学专业可介绍去交辎学校，主要学汽车和坦克的构造、修理和驾驶，六个月一期，期满即可分配工作，直接参加抗战。”于是，该系大三、大四学生，除五人外，均去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与他们同赴这所学校的还有电机系的几名同学[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在机械系读大二的吴大昌也想报名，“那时候的口号叫‘保卫大武汉’，日本已经占领南京了，武汉能不能保卫得住？大家感觉到蛮勉强的，免不了学校还要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学当中，当时比较活跃的，比较进步的，就到延安去，或者到阎锡山那里去。还有去参加一些技术兵种的，土木系的参加工兵，机械系的参加交辎学校，搞汽车运输，电机系的去搞通讯”。结果交辎学校只要高年级的，不要大二学生，“好像也没地方去了，那就安心读书了。我们当时的思想水平也就是这样”。

因为工学院位于远离城区的岳麓山下，吴大昌并未经历过轰炸，但也亲历了日机的扫射，大约是元旦前后，“当时从水陆洲到岳麓书院有条路，我们正在路上走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我们就赶紧躲在地里面，（机关枪扫射）子弹就落在我们前面，50米吧，打得这个土飞起来，我们一看见子弹在前面就放心了，它从我们后面飞过来，我们就安全了”。吴大昌对我描述，战争时期人的感官会日渐迟钝，“战争当中的变化常常有，而且是很激烈的变化，你多听几次以后也就麻木了”。1940年他大学毕业后去重庆附近工作，就在长江旁边的山头上看见陪都被连续轰炸，“炸得东西飞起来”，他有一个联大的同学，毕业后去成都工作，途经重庆，约了几个同学一起聚聚，“挺高兴的，大家一起吃了顿早餐，回不去了，他住的旅馆被炸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连换的衣服都没有了。我们几个同学给他凑点东西，到成都去报到”。

我问吴大昌，当年想过去延安吗？他笑笑，“当时我们对于现代化，是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很热情的，对于革命化，对于社会改革，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热情……那时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这种思想听得很多，革命救国呢？（思想）就跟不上了……”

但对北大哲学系大二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张干胜（张生力）来说，南京失守后，他已经“坐立不安，无心读书”，一心要往延安去了。他邀集四个同学组成奔赴前线小分队，因无路费，向教授募捐，“朱自清先生家庭负担较重，仍独捐5元”[张生力：《长沙临大轶事钩沉》，《湖南党史》，1995年第3期。]。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朱自清曾朗诵冯友兰在南岳所作的《诗二首》，“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纷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他的声音低沉颤动，一字一字地慢慢引长调念出来，一位在场者回忆说，“全体师生都感到凄怆”[转引自易彬：《北平长沙昆明——迁徙中的穆旦》，《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12月14日下午出发前，南岳临大文学院为张干胜等人开了一个欢送会，张干胜在会上说：“我们不是茫茫然而来，也不是茫茫然而去，我们是要奔赴坚决抗战的地方去。”五个人离开南岳坐火车到达长沙后，即去找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写介绍信去延安，通讯处把张干胜留在长沙协助办报，其他四位同学通过沿途地下党组织联系护送往延安[张生力：《长沙临大轶事钩沉》，《湖南党史》，1995年第3期。]。不知是否在同一个欢送会中，学生们邀请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穆和清华中文系教授冯友兰赴会演讲，冯友兰对赴延安学生倍加赞许，钱穆则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今日国家困难万状……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会后冯友兰找到钱穆，说他劝学生安心读书是对的，但不应该责备去延安的学生。钱穆说，如果嘉许去延安的行为，何以劝说其他学生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两人力辩，不欢而散。[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01页。]

“七七事变”之前，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大有43人，清华42人，北平沦陷后，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党员及民先队员等南下保定、太原、济南三地集中，只有极少数人去了长沙，临时大学中，北大地下党员只有6人，清华11人[王效挺，黄文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南系地下党组织沿革及党员名录》，《高等教育论坛》，1989年第1、2期。另一说为18人，据张生力《临大、湖大抗战文化活动》，《长沙文化城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7月，第353页。]。“到长沙临时大学后，我的工作很难进行。”接到指示南下长沙组织学生运动的清华经济学系大三学生赵儒洵（赵石）后来回忆，“原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学多数都已奔赴抗日前线，一些到长沙复学的同学又都认为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目标已经实现，颇有‘抗日军兴、救亡事息’的意味。加上三校刚刚合并，同学大多素不相识，居住十分分散，使工作难于开展”。直到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到临大做了几次时事报告，学生会的筹备工作速度才快起来，“终于在长沙临时大学组织了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学生会”[赵石：《我的清华革命岁月》，《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5辑，清华校友总会编，2010年7月。]。

徐特立是1937年12月9日从延安经汉口来到长沙的。他一共去临时大学演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2月12日[李龙如：《抗战初期徐特立在湘的讲演活动》，《徐特立研究：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也就是他抵达长沙三天之后，足见中共对临大的重视。徐演讲的具体内容已无从得知，政治立场不同的各方对此回忆截然相反。1949年后留在上海工作的马伯煌说徐特立的演讲主要涉及民众动员问题，很受欢迎，“掌声时常打断他的讲话……刚刚讲完，就被同学们围上了，想要问这问那。主持会议的人因为徐老先生很忙，总算冲破重围，让老先生走了”[马伯煌：《徒步三千，流亡万里》，《北大老照片》，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5月。]。马在临大的同学、后来去了台湾的张起钧则称徐特立本来要在临大连讲12场，“但因为……不受联大学生欢迎，只讲了三次便讲不下去了……”[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在临大中文系借读并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季镇淮提供了较多细节，“徐老身穿灰色棉袄，腰束皮带，髭须稀疏灰白，面色谦和，娓娓而谈，曾大拍桌子拉长声音，尖锐地斥责临大再谋南迁当局为‘唯心派’！[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闻朱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76页。]”还有一位学生当时在文章里提及，徐特立在临大曾经鼓吹过游击战。[《三月来的长沙临大》，《宇宙风》1938年第65期]

徐特立当然知道“当局害怕学生和我接近”，1938年1月16日他给博古写信，谈到自己的演讲策略，“只抓住大的政治问题，如南京失陷后中国往哪儿去？徐州退却后中国的前途如何？……这类大问题，群众迫切的要求解答。能够正确的解答，就大大的提高了党的信用，他们以为共产党是政治的预言家”[徐特立关于湖南群众运动工作情形致秦邦宪信，1938年1月16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12月，第473页。]。

抗战八年，“共赴国难”是主流，但国共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其中“争夺青年”就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暗涌之一。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也就是南京失陷到徐州失守（1938年5月19日）的这段时间，正是对人才争夺最为激烈的时期。国民政府既要防止青年误入敌伪，也要与共产党抢夺青年，另一方面也要为日后重建家园培养和储备人才[广少奎：《重振与衰变：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44—45页。]，这一时间段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去留，既是1935年以来北方学生运动左右之争的延续，也是国共争夺青年的起点，最终结果将影响抗战后中国的走向。

抗战初期，中共不再面临国民党的“围剿”，军事问题暂时成为次要问题，党和根据地的建设则成为头等大事，延安文化落后，需要大量干部和人才，中共大量公开或半公开地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去延安，徐特立就在演讲中号召“有志青年到延安去”[王锋：《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现象》，《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9年8月号。]，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一张[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和局限》，《社会科学（上海）》，2013年第3期。]。与此同时，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政府放松关于延安的消息封锁，国统区的报纸开始更充分地报道延安，熊向晖曾回忆，1937年12月20日《大公报》刊登的一篇寄自延安的“陕北通讯”，标题是《毛泽东谈抗战前途》，文章把延安形容为“直接抗战的地区”，对临大学生影响颇大。“一切的人，都为了抗战而紧张地工作着，毛氏的紧张与忙碌，当然更不能例外。他最近仍未改深夜办公，有时甚至于竟夜工作，早晨迟起的作风。”文章写道：“在上午11时，记者邀约往访，那是他一天中比较最有暇的时间……我们谈到政治问题，又讲到华北抗战的前途，他说，‘虽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及晋西北绥东一带，已经据有华北游击战的基点，正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不要说敌人占了太原及晋北的几个城市，就是敌人吞了山西全省，我们仍坚持干下去，绝不南退。’”[杨者圣：《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第9页。]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这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为国统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另一种选择。在长沙，《抗战日报》于1月28日创刊，田汉任主编，每一篇社论都由徐特立过目修改[黄英博：《抗日战争初期徐特立同志在长沙》，《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3页。]。该报每天四版，要容纳的文章一万五六千字，基本靠外界投稿，负责编务工作的廖沫沙“夜以继日都是伏在写字台上”，好在投稿者非常踊跃（虽然没有稿费），还有自动到报馆帮忙的，其中一位就是黄仁宇，他一边准备投考军校，一边跑外勤新闻，一直工作到1939年初《抗战日报》迁往湘西的沅陵[廖沫沙：《略记抗战日报》，《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1938年2月，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国统区以《西行漫记》之名出版，更是影响了一代青年，延安逐渐成为世人心中的“革命圣地”与“抗战希望”之所在，是自由、民主的“新世界”。[汪效驷，李飞：《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一项战时交通社会史的考察（1937—1945）》，《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在《抗战日报》工作时，也有人建议黄仁宇去延安，他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就读于那里的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所以多多少少对那里的情况有所了解，“他们显然唱很多歌……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不过，黄仁宇放弃延安主要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不合他的志愿。他想要像拿破仑一样领导阵地战[《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6页。]。但是，在1938年，许多其他向后方逃难的流亡学生，无学可求，无工可做，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中，急于寻找抗日救国出路，延安就是他们的答案。1937年10月，左翼作家茅盾第一次来到长沙，他的印象是“战争的烽火似乎尚未照亮这里的死水塘”，等他1938年1月再来，发现长沙已经“有了触目的变化，大街两侧的墙上贴上了抗日标语和宣传画，打着小旗的女学生募捐队不仅在街上走，而且挨户拜访长沙的深宅大院，书摊上摆着《毛泽东传》《朱德传》这一类的小册子，而且销路很好”[茅盾：《烽火两天的日子》，《新文学史料》1938年第4期。]。1938年是抗战中奔向延安人数最多的时期，1938年初，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设立“抗大”“陕公”招生委员会，短短三个月时间，“先后共输送600多名进步青年去延安”[汪效驷，李飞：《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一项战时交通社会史的考察（1937—1945）》，《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而1938年5月至8月间，从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达2288人。[朱书清：《抗战时期青年奔延安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A5期。]

除了已有的十七位地下党员，中共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又发展了九位新党员[张生力：《长沙临大轶事钩沉》，《湖南党史》，1995年第3期。]。其中一位是清华化学系大三学生宋延平，他后来改名宋平，去了延安，成为周恩来的秘书。与宋延平同一时期入党的一位清华土木工程系大二女生，名叫陈舜瑶，后来成了宋平的妻子。陈舜瑶是吴大昌的同学，“学习挺好，大家挺佩服她，但（当时）不知道她思想比较进步”。2017年4月，宋平在北京西城区一座不显眼的四合院里，和妻子一起度过他的百岁生日，一本时政类刊物报道了这位中共党内资格最老、退休时间最久的常委，“他深居简出，平日里看书读报看电视，品茗散步，写书法，一个心愿是在不兴师动众的情况下上街吃一次小馆”[宋春丹：《百岁宋平》，《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4月22日总第801期。]。2019年7月31日，陈舜瑶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

按照通行的说法，整个抗战期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超过了4万人（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而据考查，实际数目应该远在4万以上[崔应忠：《政党、动员与青年：以抗战时期青年奔赴延安为个案考察》，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度硕士论文。]，得青年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成为这场“争夺青年”大战的赢家，最终也赢得了天下。至于那些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那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