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风雨不息—败北主义与乐观主义—昆明湖不在颐和园—我辈做事不必聚在一处—躲在被窝里听别人升旗—最后一课—历史是没有怜悯的—彷徨派多极了—湘江里可以容纳几十万人—两个云南人—弄护照不像样子—学生的把戏教授们是看破了—败军之将

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新年，长沙临时大学笼罩在一片悲观氛围之中。在南岳分校，学校将迁往桂林的消息传开后，学生情绪低落[《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日记·上》，第502页。]，而衡山从12月20日起连续一周风雨不息重阴浓雾[《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275页。]更加深了这种情绪。12月24日的平安夜也异常冷清，只有英人燕卜荪晚餐时哼了几首圣诞歌曲，聊作点缀[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9月，第104页。]。12月26日，消息又变了，闻一多这一天给父母写信报告，说因为桂林房屋不够用，迁桂之议已经作罢，但又有（文学院）迁回长沙之说，正在磋商中。他提到，这里的上课情形已不比寻常，教员请假往往一走就是几星期，又听闻学校经费并不困难，而且能继续上课，给教员发薪应该也不成问题，唯一的担心就是时局更加恶化，学校被迫根本解散[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07页。]。12月27日下午，南岳第一次响起了空袭警报，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柳无忌看到天气阴沉，不相信敌机会来，但还是和同事们去白龙潭走了一趟，算是躲避。后来果然无事，返校时已暮色朦胧，“大家都有一印象，以为临大命运即告终，我们都有作‘鸟兽散’之可能”[柳无忌：《南岳日记》，第105页。]。

在长沙，原本学生们还到处买书（并对长沙书业之不振表示失望），少数教科书被抢也似的一售而空，渐渐地，有书也不想买了，已经买了的也开始想要转让出手。在阅报栏，看报的人表情日复一日地凝重——上海陷落后，有同学敢打赌三个月后苏州仍在我军手中；无锡武进陷落，最悲观的人仍相信打到首都南京还要个把月；到国民党军队退出南京的消息见诸报端，每个人的心里都起了大变化，往昔不愿意承认的事情竟然要来临了，“临时大学在某一段时期内，确是因幻灭而动摇，甚至说一度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大家似乎眼睁睁看着长沙就要被轰炸甚至占领……而临大似乎并不久就要无善后地解散了。即是教授们自己被问及时也只如此云：‘我想这学期总该是还能维持吧’，毫无自信的样子”[《三月来的长沙临大》，《宇宙风》1938年第65期。]。

这是1937年的岁末，杭州和济南先后沦陷，日军分路进逼广州和武汉，湖南处在一个正慢慢收紧的口袋之中，再度迁校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选择。但在这件事上，临大校方面临的压力非比寻常——幻灭、悲观是真实的，然而热血、勇毅也是真实的，就像北大政治系大四学生张起钧所描述的舆情，南京陷落后，更有一股悲愤激昂的气氛，谁也不许有低潮、低调的表示，“现在要迁校，舆论不认为你是为百年大计着想，却认为是动摇军心的‘败北主义’，谁敢公然讲搬家……[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舆论里那句反对西迁的话，“昆明湖不在颐和园，大观楼哪如排云殿”，要么是长沙国民日报的社论，要么被贴在临大校门内走廊的大字报上，很可能兼而有之[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齐潞生来信，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233，330页。]。1938年元旦这一天的长沙《大公报》在头版刊发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给读者打气，四版一篇专栏《与其逃，何若守：我的新年偶感》更要求将“逃命心理”完全毁灭：“近来，常有人问我，问我是不是打算下乡，可是我感谢这些关切我的人，我只是淡然地答复他，我是没有逃到其他的地方的想念的。我们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但是，到了不可免的牺牲的时候，我想，我们可千万不能逃避，更况，距无谓的牺牲的时候，还差得很远呢！所以许多人的逃云南，逃四川，我都觉得他们卑怯，我鄙夷他们，我以为国之将亡，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

临大校方在这种压力之下迟迟无法做最后决定，12月29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记道，“教育部长告诉北京大学校长说，总司令不愿让大学迁来迁去”，他还提到临大常委会拟在发生严重情况时，步行迁往湖南西部小城芷江的预案，但校方“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不多”[《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日记·上》，第503页。]。浦薛凤则对在迁校一事上唱高调者非常不满，“有人认为到紧要关头还可以步行，须知吾可步行，而敌兵亦可步行，须知人非飞鸟走兽……况公路有伤兵，湘西有土匪，风霜雨露，徒步艰难，以步行为计划，非大话即面子！”浦力主早迁，“梦麟先生初未决定，后来亦认清事情之严重，暗中亦持此见解”[《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61页。]。但当时的情形，不仅校方不敢公开表示，连教育部也不敢定夺[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学校商议的结果是，由蒋梦麟飞汉口，与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相商。[《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61页。]

蒋梦麟是1月7日飞汉口的，1月10日朱自清在与杨振声通电话中得知，教育部长已同意迁移计划，但非最后决定。最后拍板的是蒋介石，按浦薛凤的记述，1月11日，迁滇计划蒙政府许可，“消息传播，乃觉心定”[王玉哲：《西行纪事》，《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86页。]。也是这一天，柳无忌在日记里写，“知临大二教授在教育部做了大官，学校前途稍有希望”。

“做了大官”的两位临大教授是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和北大心理系教授吴俊升。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在汉口改组，孔祥熙任行政院长，陈立夫取代王世杰任教育部长，顾毓琇出任政务次长，吴俊升出任高等教育司长。在后来的回忆里，陈立夫谈到了为何邀请顾、吴，“顾次长与北方教育界有渊源……吴司长则因出身东南大学而执教北方，与南北两方大学都有关系”[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录》，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有分析认为，在沦陷区学校纷纷内迁的战时背景下，陈立夫的确比学者出身的王世杰更擅长处理协调各方关系，这一点在后来为事实所证明：抗战八年，陈立夫对主管财政的孔祥熙据理力争，为教育部筹措到了大量经费，给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战区几十万流亡学生争取到了贷金支持。[广少奎：《重振与衰变：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45、142、143页。]

接受教育部任命后，顾毓琇前往武昌磨石街邀请闻一多出山，去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是1月2日请假离开南岳，经长沙回到武汉的。离开南岳次日，他给人在浠水老家的父母写信，“临大全校现又有迁云南昆明之议，并拟自购汽车十辆以供运输之用。男恐西迁之后路途遥远一时不能回家，故决定立即回家一看……”由此可知临大校方在迁校方案最后定夺之前，除了步行预案，还有购车西迁之计划。[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10页。]

在武昌，闻一多以不愿做官婉拒了顾毓琇的邀请，后来顾又请他和一些清华校友去汉口的扬子江饭店吃饭，闻一多被包围游说了一整个晚上，还是没答应[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456页。]。大约在1月下旬，闻一多致信妻子，“此次不就教育部事，恐又与你的意见（相左），我们男人的事业心重，往往如此，你得原谅”。1月26日，闻一多又致信顾毓琇，感谢了他的邀请，并坦陈不愿意放弃学术事业，“但我辈做事，亦不必聚在一处，苟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也”[致顾毓琇，《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11、312页。]。

随着东部大批国土的沦陷，越来越多学生，尤其是人数众多的江浙学生成了无家可归者，更断了经济来源。江浙流亡学生会在组织中，以期解决生活问题，男生发起志愿军训团，女生发起棉衣运动，但这些都不足以解决普遍的烦恼情绪。有人记述当时学生的各种反应，“‘中国必亡——君不见埃及、罗马……历史是没有怜悯的。’说完话搓搓手，好像在学术上有了重要发明，这是一类；喝酒，竭力不谈国事，也不念书，拿甜蜜的琐屑回忆来弥补新来的巨大创伤，那是一类；浑浑噩噩，跟着别人恐怖、愤怒、高兴，这又是一类；大多数同学则一方面抱住讲义，可是不太‘爱’着讲义，一方面对战局略有关心，可是并不‘非常’关心！一方面做梦太平日子的到来，可以按部就班地飞黄腾达，同时却又愿意舍身报国，死而无怨……他们无可奈何，犹豫、矛盾，而苦闷了，有点儿可怜……”[陈一沛：《长沙临时大学见闻》，《在祖国的原野上》，战时青年社，1938年8月。]

校方忙着为去向奔走，似已无暇顾及学生的“军事管理”，进入1月后，教官雷澍滋对早操和升旗仅仅是点名了事，而不再书面警告缺勤者。1月6日这一天，集合号吹过了，操场上还不到10个学生，干脆连名也不点了，就这样升起旗来[《董奋日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53页（下简称董奋日记）。]。不过那些躲在被窝里听别人升旗的同学也不得不在各种不确定中准备着期末大考（亦有个别老师干脆宣布停考），“虽然较往年草率一点……但考试总还是考试，这两个字究竟足以震动大多数学生的心”[《三月来的长沙临大》，《宇宙风》1938年第65期。]。

1月13日这一天，清华化学系大二学生董奋在图书馆里泡了一天，但一点看书的心思都没有。之前的微积分考试弄错了单位，他感觉要挂科了，重修不如找工作，可是宣传之类的工作不喜欢，理科方面的工作又不够格，招考兵工学校未被录取，想自学充电吧，刚学了两天无线电字码，就老想着下一个半月的苦功，赶紧学会了也去当通讯兵，但也知道“基本功差，狗嘴中何以能生出象牙”？“我们一点不知道我们该怎样走对。”他在日记里写，“有二条路，即‘读书’与‘救国’……一般昏昏噩噩的呢，他们和我一样，这一类的差不多很难确定主见的，在听某一人说话以后，觉着救国对，然而当与另一个人辩论以后，立刻改变了主见，于是觉着读书对了……他们整日在彷徨着。彷徨派多极了”[董奋日记。]。

1月18日上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来到临大演讲——就在圣经学院充作图书馆的礼堂，把书架和书桌靠墙一拢，中间腾出地方，同学们都站着听讲[郁振镛：《长沙临时大学一段古》，《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93页。]。张治中反对临大迁校，他警告不要“搬来搬去做着变相的难民”，“要生便要痛痛快快地生，要死便要轰轰烈烈地死”，说他预备把湖南高中以上的学校都停办，连教师带学生召集五万人，全送到乡下，使这一般的知识分子领导起全湘的人民来，“试问：在一个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我们口口声声喊全民的动员，而我们还把这些青年关在学校里不让他们去致力国家，这是不是合理的？[张治中：《我们究竟怎么样？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对长沙临时大学学生演词》，收入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8页。]”“贵校蒋梦麟先生到我那里跟我商量迁校到云南的问题，我说汽车也没有，船也没有，最好要到那里去，就用两条腿，这也是一种教育……我告诉你们一个笑话，我有一个朋友，他太太在牛头洲住，他见了我说：‘主席，你得给我保险的。’我说：‘那倒可以，你家出了门不就是湘江吗，湘江里面我想是可以容好几十万人的’，结果我的朋友大骂我而散……无论如何，我不赞成贵校搬家。”[董奋日记。]

尽管张治中的演讲在校内掀起了一些波澜，但1月19日的临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还是做了正式决定，“本校商承教育当局迁往昆明”，并于22日发布了关于迁校的布告：“凡学生志愿专心求学而成绩及格者，得按规定手续，请求许可证，随往新址，笃志学问。迁移时本校各予川资津贴二十元。来迁移新址后，学宿各费暂行免收，惟膳食须行自筹。其有志服务，不去昆明而欲至国防机关工作者，本校当竭力介绍，以成其志，并按本校规定办法，为之保留学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62—63页。]

“二十元，仅一半的路费，谁干！”看到布告的董奋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还有大约是同样嫌少或者干脆反对迁校的学生在学校贴出的布告旁注以“放屁”二字，后来学校再公布迁滇详则就都用黑油漆框架隔开了[董奋日记。]。有人在布告栏贴出了粤汉铁路历来轰炸的记录，被人在旁边批着：怕死之徒！很快又有人回批：到昆明去就是怕死！[《三月来的长沙临大》，《宇宙风》1938年第65期。]

选择迁往昆明，因为云南避敌最远，也因为云南有滇越铁路通往国外，无论是图书器材运输，还是与外部文化教育界的沟通，都较方便，在确定迁校过程中，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秦瓒起了重要作用，秦的父亲担任过云南学台，他从小随父亲在云南生活，熟知当地情况，1月上旬，临大派秦瓒与南开化学系教授杨石先、清华土木系教授王明之赴昆明考察，秦瓒发挥了他地方人脉上的优势[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关于云南省主席龙云在临大迁滇上的态度，说法不一，有说他一开始就抱欢迎态度的，也有说他最早态度并不积极，担心临大迁入给云南带入不稳定因素。云南教育厅厅长龚自知极力劝说龙云，说这样一所著名大学来滇，可以提高云南的教育水平，也可以借此提升龙云本人的声望和云南的影响。无论如何，最终结果是龙云自始至终都对西南联大非常支持，湘黔滇旅行团出发后第三天，他就以省主席名义发出训令，指示“沿途经过各县县长妥为护送”[《档案中的西南联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1月。]。

另一个在迁校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临大职员是教官雷澍滋，雷是云南人，常年往返于云南与京沪间，对交通颇为了解——今天的人们大约不容易想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都属极难抵达之地，甚至直到民国时期，北平还有一句俗语，管很痛苦的事情叫“受云南大罪”[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1938年1月刊的《旅行杂志》刊登了一篇介绍昆明的文章，上来就说，“昆明这个名字，在喜欢游历的外国人印象中还不怎样陌生……也许比我们国人还要认识得多些”，这是因为在京滇公路修通之前，从沿海去云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是乘坐1910年开通的滇越铁路，这就意味着，要去云南，得先出一趟国，途经法属越南，“要领取过境护照，出入须得严密检查，言语不通，动辄吃亏难辩，风俗歧异，人情阻隔的种种障碍，云南便如受了封锁，孤悬一隅……”[李启愚《昆明风光》，《旅行杂志》1938年1月刊。]

在雷澍滋的建议下，临大西迁初定分陆海两路，海路是从长沙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乘海轮到法属越南的海防，再乘滇越铁路北上昆明；陆路则是从长沙一路往西，沿着京滇公路横穿湘西、贵州，直抵云南。

1月23日，看起来一切尘埃落定，当天下午4点，校方已经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由梅贻琦报告迁滇办法了，到25日，情况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校方接到汉口教育部来函，关于迁滇之事尚有异议。蒋梦麟也推迟了赴滇行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1月。]。当晚6点，浦薛凤回到韭菜园1号时，发现同事们都在议论，传闻教育部不许此时迁校。又听说清华大学秘书长、临大事务组主任沈履（后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从汉口寄来快信，浦薛凤找到潘光旦和陈岱孙，读到了这封快信的原文，大意是“听部长口吻似乎嫌搬得太早”，“两次长尤力主学生应步行。成群结队，弄护照，过安南，不甚像样”[《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62页。]。看起来，陈立夫仍然担心迁校带来的舆论压力，而包括顾毓琇在内的教育次长还觉得，大批学生用先出国、再借道外国殖民地的办法迁往自己国家的领土，多少有点令人难堪。

第二天上午，浦薛凤见到了梅贻琦，梅说迁滇应该不会有变更，但最好等等看。而临大校务会议推梅贻琦于星期五（28日）飞汉口，携带呈文正式接洽迁滇一事，因为上次蒋梦麟去，仅仅是口头谈话。值得注意的是，1月25日和27日长沙临大的两次常委会议，都没有出席者的名字，只有列席的杨振声。翻阅史料，我没有找到蒋梦麟和梅贻琦两位校长在那几天的去向，也无法确定梅贻琦是否飞了汉口正式接洽，但27日的常委会议决结果，无疑可视作校方对外界压力的一种回应：规定迁滇学生须步行，只有女生和体弱之男生可以例外。这也是“旅行团”最早之由来。27日会议议决结果如下：

1、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做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惟女生及体弱经医生证明不能步行者得乘车舟。

2、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之费概由学校担任，其经学校允许乘舟车者学校仍予以川资津贴二十元。

3、步行时概适用行军组织。

4、步行学生到昆明后，所缴报告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

5、行李运输，交交通委员会详拟办法再交本会核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37、38页。]后来常委会又确定了步行团的预算总额为1.69万元，据旅行团辅导团负责人黄钰生后来接受《云南日报》采访时所言，步行团最后花费了国币两万元之多，和乘车船比起来反而更不经济，“但沿途之收获，则绝非车船旅行所能得”[《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抵滇小记》，1938年4月28日《云南日报》第4版。]。后人论及湘黔滇旅行团，多言其艰苦而精神可嘉，或曰步行乃节约之举，但往往忽略了主事者妥协、调试、化被动为主动的政治智慧，在“学术人”与“政治人”两种身份之间灵活切换而不失底线，这是民国时期那些最杰出的校长一以贯之的本领。[以梅贻琦为例，可参考刘超《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

至此，再度迁校大局已定。按照董奋的记录，校方公布两路迁校办法是农历大年初一（1月31日），布告同时通知学生准备体检，根据体检结果领赴滇许可证，许可证分甲乙两种，甲种给予步行学生，乙种给予其他赴滇学生。虽然临大学生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反对迁校，同时发起学生签名，并一度获得了据说半数学生支持，但与此同时，填写云南入学申请的学生也超过了三分之二[董奋日记。]。2月7日，梅贻琦在给顾毓琇的信中写道，有关学生反对迁往云南的事，是由少数不愿意离开湖南（其原因相当复杂）的学生煽动而起，听闻他们在上月末企图开会未果，后又集三百数十人的署名，已以学生会的名义向汉口当局拍电报，今早又推举两位代表送至汉口……临大学生总数包括南岳分校在内也不过一千数十人而已，其中八成希望去云南。关于迁往云南之事，总之没有必要改变，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教育部、临大当局态度坚决就没有什么问题。[“西南联大建校书简”，《清华校友通讯》新105期（1988年10月）收录，转引自楠原俊代：《日中战时期和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通往西南联合大学之路》中文译本，暂未出版。]

“学生的把戏教授们是看破了。”董奋有些自嘲地在日记里写。许多学生先是签名反对迁校，很快又报名下学期在云南上课，“同学们连我自己都连在一块，‘能不去为最好，去也就只好跟的去’”。“我最先签名不愿意搬家，我今天一早就检查身体去。”“颓废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习气，竟然一点不会去掉？！”[董奋日记。]

在迁校最终成为定局的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临大学生会的角色。按照清华经济学系大三学生赵儒洵（赵石）的说法，学生会由中共领导[赵石：《我的清华革命岁月》，《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5辑，清华校友总会编，2010年7月。]，当时部分地下党员认为西迁是“国民党当局逃跑主义的表现”，主张抵制。而中共长江局青委研究的结果是，党不应该阻挠临大迁校，理由有三。第一，中共在校内影响有限，力量不足以阻止迁校，抵制的结果只能是党的力量退出学校；第二，那些不想继续学习、投笔从戎的人大都已经离开，还在学校的学生大部分希望有一个安心读书的地方，如果党抵制内迁，就会脱离广大同学；第三，党在云南地区组织力量很薄弱，一部分地下党员随校内迁，对党在全国开展工作有积极意义。于是时任长江局青委书记、后来成为著名理论家的于光远，在1938年1、2月间从汉口专门南下长沙，住在临大学生宿舍里，顺利说服了反对迁校者，并且对校内的党员和民先队员何人随校西迁，何人留湘开展工作做出部署，“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青少年于光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40—342页。]。

另一件事是临大校方邀请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国民党军队著名将领陈诚来湘演讲。一位在场学生记述，陈诚将军眼睛炯炯有神，态度谦虚，好几次自称“败军之将”，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转引自楠原俊代：《日中战时期和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通往西南联合大学之路》中文译本，暂未出版。]，“我常常对部属说，‘忠于职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一个目标之下，一定范围之内，尽到自己的本分”。他对这群学子说，“诸位读过西洋史，知道纪元前三世纪罗马人攻入希腊城时，希腊的大科学家亚基美得，一面沉着地在实验室继续做‘比重’的实验，一面愤怒地大骂罗马军的野蛮。我们就要有亚氏这一种死守不屈的精神。我认为教育在抗战期中有着很大的任务，尤其在安定后方一点，具有直接的效用。……日本人曾经批评中国的军事将领，不学无术，妄自尊大。这其实不仅军人为然……把自己同人家比一比，处在同样的地位，担任同样的职务，是不是同样的知识能力？提起这个问题，真要愧死……中国过去的社会，充满着腐败毒素……我们要在这一次民族的解放斗争中，除尽社会的腐败，培育新鲜活泼的种子。古人说，‘学校为风俗之原，士习敦则民风亦厚矣’……”[陈诚：《第一期抗战之检讨与对青年之企望（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对长沙临时大学讲演）》，收入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第27页。]。

陈诚的演讲打动了不少人。“我这里得说，”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的穆旦后来回忆，“以后会有很多同学愿随学校赴云南者，陈诚将军是给了很大的影响的。[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教育杂志》，1942年。]”以当时的中国的现实条件看，因为人口众多，抗战初期并不存在缺乏兵源的问题，而大学生人数只占国民人数的万分之一，确实没有必要立即面向数量极少的大学生征兵。因此政府基于抗战长期化的判断，为了将知识青年培养成将来的建国栋梁，暂时免除其兵役，维持一直以来的教育，积极推动高等院校向大后方迁移[楠原俊代《日中战时期和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通往西南联合大学之路》中文译本，暂未出版。]。教授们的看法也大都与政府相同，认为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

到1939年3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上阐述了“战时如平时”的理念，终结了抗战爆发一年多来关于“战时教育”的争论，“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现代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个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智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些问题都要由教育界来解决”[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蒋介石特别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