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乎海道乎—桂林山水的诱惑—骆驼在天上走—十七箱标本—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上街就是流浪—教育厅长赠猪两只—房地产语文—政府拆迁一顿乱卖—被中断的现代化—这就是肉感嘛—那不是放杀生—大火烧了五天五夜

到达长沙第二天下午，我在中山路看到了让蔡孝敏“目迷五味，馋涎欲滴”的九如斋。在1936年《长沙市指南》里，有九如的整版广告，“糖果饼干齐备，倘蒙各界光顾，特别竭诚欢迎，价码确实便宜”。可惜它现在成了破落而警惕的老字号，我在里头拍了几张贴在墙壁上的老照片，引起服务员的不满，“你想干吗？”“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历史。”“你到那个网上去查！”正是久违的国营气质。有点替他们难过，当年“特别竭诚欢迎”，何其“深不见底”啊。

我在长沙只停留了短短两天，但为它留下的笔墨比此后任何一座城镇都多，部分原因是如今知道“长沙临大”的人委实有限，而对它的遗忘在联大还未结束之际就开始了，1940年，一位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就在报刊上提醒人们，虽然长沙临大“已经是历史的名词”，但大家有必要记住，西南联大的前身并不是清华、北大和南开，“而是大家已不注意了的长沙临时大学”[冯绳武：《西南联大的前身和现况》，《陇铎月刊》1940年第六、七期，龙美光编《绝徼移栽桢干质——西南联大问学拉杂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4页。]。部分原因是长沙临大的“临时性”，“临时”二字意味着随时失去（想想西安临时大学和后来的西北联合大学），总让我想到一个人在最终接受命运前可悲又可敬的挣扎。

在长沙临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的内部记录上，最早出现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字眼。会议2月4日上午10时举行，出席者梅贻琦、黄钰生（代张伯苓），列席者杨振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38页。]。同日，校方贴出布告，提及湖南省政府“允派高级将官并由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沿途指导。本校教职员另组辅导团与学生同行”，同时要求“全体赴滇学生，除女生只注射伤寒预防针外，须受体格检验……其体格健好者由学校组为步行队，公布之。至女生及体弱者，仍以乘舟车为便”，此后，校方又贴出了步行路线的布告，“湘黔滇旅行团”的名字第一次公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63、64页。]。原本许多人建议叫“步行团”，但校方认为“旅行团”比较符合实情，虽然后方交通工具极度缺乏，在有舟车可以乘用时，仍尽量避免步行[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忆》，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214页。]。有后人猜测，把步行迁校称作“旅行”，“似乎是想淡化途中的艰险，有意给‘小长征’增加一层相对轻松的色彩”[闻黎明：《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

相关布告贴出之后，临大同学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从“去不去昆明”变成了“是步行还是走海路”，4日那天晚上，长沙电闪雷鸣，还下了冰雹，“乒乓之声，不绝于耳。而同学皆于雷电雹雨之下，暗问旁人‘步行乎？海道乎？’”[董奋日记。]

2月7日，体检开始，董奋体检结果为A，拿甲种许可证，须参加旅行团，他也乐于报名，原因是看到初定方案里有300多公里（从常德到芷江）乘船的旅行。南开电机系大三学生杨启元和恽肇强的想法类似，借步行游山玩水，旅行锻炼，不过加入旅行团后，恽肇强记得闻一多说了一句：“你们是天之骄子，应看一看老百姓的生活。”蔡孝敏把参加旅行团视作“可遇不可求之良机”，“（海线）与普通旅行性质相同，日后机会正多；而陆路乃用自己双足，亲践云贵高原，既可实际观察我国西南风土人情，又可饱览沿途风光名胜。何况沿途‘衣食住’均由学校安排，团员仅须每天迈开大步，‘行’完规定里程，即可功德圆满”。

学校负责全程费用，解决了经济困难的学生求学的后顾之忧。临大外语系大一借读生余树声同屋有一同学叫杨春芳，清华土木系大一学生，“七七事变”后由石家庄搭乘最末一班火车南下，身上原本带了些河北省银行发行的钞票，一过黄河就不能用了，到长沙已是身无分文。自从听说学校要搬迁昆明，杨就在宿舍中说，我们步行去，余树声觉得，千里迢迢怎么可能？没想到这个想法居然成了现实。[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14页、321页、323页、339页。]

大多数教员走的是海路，也有部分教授受广西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借道广西桂林，再从镇南关（今友谊关）入越南，擅于健行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穆据说已经被推为旅行团队长，赶上广西方面派来接诸教授的车，他向往桂林至阳朔的山水，就辞去了队长一职，改步行为乘车[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02页。]。朱自清直到2月2日还在日记里写“计划步行”，最后也决定乘车经桂林去昆明。闻一多1月30日致信妻子，说马上要去照相，以备护照之用——此时他还计划走海路，两天之后的2月1日，他致信弟弟闻家骥，说决定改步行，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到了2月11日，他致信父母，又说“复虑身体不支，故决定采第三线……借此得一游桂省山水”，而2月16日，他致信父亲，说乘汽车经桂林赴滇，费用过巨，仍改偕学生步行[《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13—319页。]——看起来是最后一刻才加入旅行团。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十一位教师，校方由此组成辅导团，以南开大学秘书长、教授黄钰生为主席，其余成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后二人属农研所），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27岁的王钟山1936年从清华地学系毕业后曾在河北老家的中学教书，1938年寒假南下投奔临大，住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虽然长沙物价低廉，但他盘缠有限，又遭盗窃，遂经校长梅贻琦批准，以袁复礼临时助教身份加入旅行团，解了生活困窘之急。[王钟山：《我对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步行团的回忆》，《西南大学记忆》2011年第4期。]

五位教授中，黄钰生开学后一直作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代表出席常委会，又是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曾昭抡酷爱旅行，亦组织过不止一次远行考察，黄、曾二人分别成为南开与北大的最佳代表。李继侗专业生物，袁复礼专业地质，两人都有丰富的户外经验。还在清华之时，李继侗的足迹就踏遍了北平附近山区[殷宏章：《怀念李继侗师》，《李继侗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3月，第410页。]。到了长沙，又接受实业部邀请，经湘西前往贵州调查林业，浦薛凤一度以为他会借此脱身，一去不返，毕竟，当时谋得其他生路便离校而去的教员也大有人在。不过李继侗还是在一个月后返校[《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49页。]，出发前，李继侗致书家人，“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转引自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19册》，2017年，第134页。]。

袁复礼的野外考察经验就更为可观，从1927年到1932年，他作为中方代表之一，与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谈判、合作组织了著名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查团，整整五年时间都在内蒙古、新疆一带风餐露宿。“我就记得他说在沙漠里见过海市蜃楼，骆驼在天上走。”袁刚告诉我。她说，父亲不太讲以前的事情，考查团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数度遇险，她还是看书上知道的。如今了解西北科考的人很少了，媒体也不怎么提，但在当年，这是轰动全国乃至国际的大事儿。西北科考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居延汉简，考察了罗布泊，沿途测绘了许多地图，还带回大批恐龙化石及古生物标本，因其杰出发现，1934年，袁复礼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北极星”奖章。

不过，1938年2月从长沙出发西迁时，袁复礼的心情大概不会特别愉快：离开北平前，他曾将西北科考采集的17箱标本南运，不幸全部遗失。临大学生回忆，袁复礼曾利用上课间歇，沿铁路线一站一站往前寻找[高文泰：《学习袁老师的献身精神》，《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22页。]，均无下落。“斯文·赫定知道了，以自己的名义给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驻中国的人，让他们帮忙在沦陷区查找……没找到……”袁刚说，“（丢）箱子在我们家是大事儿呀，我们从小就知道。因为他丢了箱子，工作就没法儿往下做了。反正小的时候，动不动就会有人来说到丢箱子的事情。一说这事儿他就挺伤心、挺无奈的。”

和黄曾李袁四位教授比较起来，额上几条深深皱纹颇显苍老（其实还不到40岁）的闻一多不像是能走路的，好友杨振声听说闻一多加入旅行团后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致高孝贞，《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26页。]。中文系一些学生去劝他改走海路，闻一多答他们：我不是给你们讲《楚辞》吗？屈原所以能做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都过流放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我们过去都在大城市生活，对于民间情况，很不熟悉。现在抗战了，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我们不能入伍，就下乡看看罢。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呀！[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月，第275页。]

出发前，闻一多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此时他已经接近一个月没有收到家中音信，闻一多猜测妻子是因为他未接受汉口做官邀请而一直在生气，他在信中袒露了自己的脆弱甚至“任性”，因而格外有情感力量，同时，它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那个知识分子纷纷告别家庭、奔赴大后方的历史语境：

……出门以前，曾经跟你说过许多话，你难道还没有了解我的苦衷吗？出这样的远门，谁情愿，尤其在这种时候？一个男人在外边奔走，千辛万苦，不外是名与利。名也许是我个人的事，但名是我已经有了的，并且在家里反正有书可读，所以在家里并不妨害我得名。这回出来唯一目的，当然为的是利。讲到利，却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为你我，和你我的儿女。何况所谓利，也并不是什么分外的利，只是求将来得一温饱，和儿女的教育费而已。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还不了解我，那也太不近人情了！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诉去？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第二天他们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个个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我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本来还想嘱咐赵妈几句，索性也不说了。我到母亲那里去的时候，不记得说了些什么话，我难过极了。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母亲这大年纪，披着衣裳坐在床边，父亲和驷弟半夜三更送我出大门，那时你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生气。现在这样久了，自己没有一封信来，也没有叫鹤雕随便画几个字来。我也常想到，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但是出门的人盼望家信，你能说是过分吗？到昆明须四十余日，那么这四十余日中是无法接到你的信的。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致高孝贞，《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16、317页。]

进入1938年2月，韭菜园1号已是一派离别气氛，走海路的师生陆续离开，2月1日，董奋闻着校园里大巴留下的汽油味，心里一片惆怅。临大确定迁滇后，红十字会来接收圣经学校部分房间，先行搬来的药品已经占据了几间屋子，有的箱子破了，漂白粉撒了一地，散发出呛人的气味，“我想，当圣经学校全体充满了药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徘徊于昆明湖（滇池）畔的时候”。长沙的天气仍然阴冷得要命，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就把腿冻麻了，如果不躲进被窝，就只能上街，而“上街就是流浪”，“不论哪一个，心中的隐痛就是‘流浪’，真的‘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真的‘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庄严的课堂’？真的，‘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流浪来，又要集团的流浪走，哪一个回想起了八里台、清华园、沙滩红楼，不翘首北望。[董奋日记。]”2月8日，天气难得放晴，郑天挺绕着圣经学院中央的操场走了十几圈，自从他12月中旬抵达以来，每天都要走上5圈，约2500步，“虽雨中亦张盖缓行。今日天无片云，尤流连不忍舍”。次日，他又在日记中写，国难以来，知识分子都喜欢读遗民诗文，“余主读中兴名臣集，激烈正气之外，兼可振发信心”[《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18页。]。

2月14日是湘黔滇旅行团编队的日子。参加旅行团的近300名男生，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占四分之一。团里大四学生超过三成，他们大多已修完学分，希望学校在寒假后就发给毕业证书，在长沙就地毕业，是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力劝他们一起到云南去[陈传方：《记忆力惊人的叶公超先生》，《回忆叶公超》，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8月，第74页。]——绝大多数人听了他的话，大半年后长沙文夕大火会证明叶的先见之明。

学生被分成两个大队，由临大军事教官邹镇华、卓超分任大队长，每大队下分三中队，每中队分三小队，共十八小队，刘兆吉被分在第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董奋被分在第二大队三中队七分队，吴大昌和查良铮、蔡孝敏被分在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吴大昌一开始只认识同属清华工学院的洪朝生等几个人，后来在路上慢慢彼此熟了，八十年后还能记起小分队里绝大多数人，“王乃樑是小队长，四年级，北大地质系的，学地质的在野外生活能力强，个子高高的，走路不错，做事也公道。蔡孝敏和白祥麟走路也很快，（这两个人）不太熟，这个团解散后再也没见过，但是68天，天天在一起还是有印象，走路的姿势都还回忆得起来。查良铮撕（字典）我没有看见，一边走路一边念字典我是看见的，念的声音不大，这个形象（脑海里）还有，步行的时候大家几乎都知道这个事。何广慈是土木系，当时有个叔父在“七七”事变时是当旅长的（何基沣），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许安民是机械系的，年纪比较大，可能是1913年生，刚好他头有一点秃，又是近视，显得老一点。他上学的时候已经有儿子了，因为有儿子他才能上学，他父亲是山东的地主，只有他一个儿子，不让他离开家，后来就在家里待到结婚，生出来是儿子，他父亲才允许他去上学”。

旅行团团长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专门指派的陆军中将黄师岳，这位50多岁的安徽人在东北军多年，身材魁梧，和蔼可亲[蔡孝敏：《归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14页。]；参谋长是临大军事教官毛鸿，一个讲话带着湖南口音、表情严肃的陆军中校，总是牵着他那头漂亮的德国狼犬[易社强：《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497页。]。虽然反对临大迁校，张治中还是给予旅行团慷慨支持，提供了行军用具如水壶、干粮袋、草鞋、裹腿等数百份，猪五只，教育厅长朱经农也赠猪两只——旅行团配有两辆装运行李和物资的卡车，还有专门的厨师和医护人员[致父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18页。]。编队当天黄师岳发表了鼓舞性的讲话，称这次迁校是为保存国粹，保存文化，并且把学生们的徒步之旅比作继张骞通西域、唐三藏取经、郑和下西洋之后第四次文化大迁徙。对于这种高调，学生们反应不一，董奋只觉得头疼得要命，趁机离队溜走，“这种调子我不知是赞美我们，还是嘲笑我们……”[董奋日记。]。最后黄师岳又叮嘱一番徒步旅行的经验，说走路要打绑腿，走完要用冷水洗脚，在吃早饭前喝开水一杯，可一天不渴[《见闻》1938年第三、四、五期，收入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第56页。]。

2月19日上午10点，临大常委会举行了第56次、也是在长沙的倒数第二次会议，主要议决事项是捐助寒苦学生。这之后的2月23日，是学校在长沙的最后一次常委会，彼时蒋梦麟作为筹备主任先行抵滇，黄钰生随旅行团离开，出席者只有留下善后的梅贻琦一人（杨振声列席），那次的会议决定，不随学校赴昆明的职员留至2月底解职，同时加发3月份全薪，而临大租用的圣经学校，仍按契约付完一整年的租金，学校迁移后，借给省政府使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第44、45页。]。2月19日是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的日子，下午5时，旅行团全员集合于圣经学校大操场的草坪上，张治中的代表陶履谦训话，说前清知道分子未闻有失业者，及至教育制度改变后学生毕业即失业，这种现象最大原因是如今的知道分子集中都市不肯下乡云云[金五：《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记》，《见闻》1938年第三、四、五期，收入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第59页。]。训话后，团长黄师岳带领大家呼口号，先是喊中华民国万岁，再喊长沙临时大学万岁，北京大学算学系大三学生栾汝书注意到，从周围同学的表情看，大家对“临时”和“万岁”如何结合起来感到不能理解[栾汝书：《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点滴体会》，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69页。]。喊完口号，旅行团整队离开韭菜园1号，沿两旁高悬着国旗的中山路向西前往湘江码头[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144页。（下简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出处明显时不再重复标注）]。

我沿韭菜园路北上，再向西拐入中山路，试图在同样的空间里体会八十年前那群知识分子的心境。这条路最东端是一个修建中的楼盘，路边墙体广告用空洞的辞藻强调着中山路的繁华历史：“源于1930年的华灯璀璨”啊，“时光藏品”啊，“倾城耀世”啊，新时代的语文把旧时光也弄得味同嚼蜡。远远看见前方“中山包子铺”五个大字，字体倒有民国气味，过去买了两个包子，问老板：“这家店有蛮长时间历史了吧？”湘中口音的老板手指比画出一个V字：“两年！”

中山路并不宽，两边商业还算繁荣，街头不少小摊，卖削好的荸荠和菠萝，或者浙江风味的梅干菜扣肉饼，男的烤饼，女的擀面，一边忙活一边看路口有没有城管过来，烤完了，还得入乡随俗刷上一层芝麻辣椒油才够味。对面角落一排二层临街老屋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废墟之中，还有一家服装店在坚持甩卖，店门口毛笔写了16个大字：“政府拆迁，全场洗货，机会难得，一顿乱卖”。另一个角落里，聚着趴活儿的摩的司机，一个老的被几个小年轻开玩笑弄得有点急，大喊“你不砍死我，我就砍死你”。

在1930年代，中山路是长沙美食的三大商圈之一，在这里可以吃到长沙夜宵中最常见的臭豆腐、饺饵、麻油猪血、糖油粑粑、汤粉、碱面，还可以喝到咖啡、白兰地和德国黑啤[任大猛：《民国长沙城·夜宵的故事》，2014年6月27日，《长沙晚报》。]，这些吃食，和桐油、爆竹、草纸以及潮湿郁蒸之气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老长沙街市的特殊气味[瞿宣颖：《湖南杂忆》，《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第272页。]。从郑天挺、吴宓等人留下的日记看，临大教师是中山路的常客，清溪阁的卤子面，飶香居的馄饨，九如的面包，柳德芳的玫瑰汤圆，又一村饭店的川菜（长沙当时唯一一家川菜），西餐的后起之秀易宏发咖啡馆也在这里——参加了旅行团的清华农科所助教毛应斗曾在易宏发请吴宓吃饭，刚吃了一汤一菜，空袭警报来了，“毛君甚惶惧，奔避馆中前后各处”，吴宓则重现了他在清华园和爆炸声而眠的淡定表现，祷告后安坐店中，与邻座南京来的军官闲聊。[《吴宓日记（1936—1938）》，第262页。]

中山路上最有名的餐馆是长沙四大名厨之一柳三和开设的三和酒家，临大教师亦会来此宴请，清华政治系教授陈之迈的婚礼就曾在此举行，这里的素烧方、三层套鸭、七星酸肉、口蘑干丝、白汁菜心、生炒羊肚丝等等，“均为他家所不及也”[邹欠白：《长沙市指南》（1936年）。]。据说，文夕大火时，这些美食还意外地“救”了临近好几家店铺——大火前一日，放火队员进驻三和，柳感到搬走无望，所余山珍海味与其付之一炬，不如亲自下厨供放火队员一饱口福，结果这些士兵放量痛饮，半夜城南火起他们还在睡梦之中，等到酒醒准备放火，又接到停止放火迅速灭火的紧急命令。[陈先枢：《湘城访古》，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2月，第146页。]

再往前就是蓝色外墙的银宫电影院，1935年3月正式开业的，是当时湖南设备最好的电影院，虽然未见师生相关记载（倒是徐特立当年在这里发表了若干次演讲），大约也会是他们周末消遣的一个去处吧？现在的银宫，入口处是个烤肉馆，里头成了一个羽毛球馆，人们就在徐特立讲授“游击战”的那个大厅里拉吊劈杀。球馆前台兼做手机修理，一个小伙子一边鼓捣电池，一边告诉我，电影院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这里之前是个溜冰场，再之前也是一个羽毛球馆，“老板都换了好几拨了，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啊”。

银宫电影院挨着重新修复的国货陈列馆，19根高大的罗马柱撑起1930年代湖南最气派的建筑，过了下班时间，不得其门而入，隔着玻璃能看见里头售卖黄金珠宝，但看着零落冷清。八十年前，长沙临时大学租用了这里的图书馆，又在其后的三和酒家租了阅览室一间供师生使用。三校匆匆南迁，绝大部分图书留在平津（只有清华提前运出了500余箱图书期刊），缺书严重，不得不反过来向学生购买。而最大的困难在于战争爆发后邮路的不稳定。卢沟桥事变后各国寄往北平的书刊需经保管委员会转寄长沙，但南北多阻，丢失在所难免，图书馆未收到书刊也不便付款，其结果是，到了1938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发出了60多个订购书单，外国书商全部置之不理。[《图书馆工作报告》，1940年3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抗日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37—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52—53页。]

再向前是中山亭环岛，一侧的长沙市青少年宫是当年的民众俱乐部，那里见证了中国被中断的现代化进程——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经湖南省提议，湘鄂粤赣四省商定举办特产联合展览会，1937年3月7日先在广州开幕，顺次至长沙、武汉、南昌各举办展览三星期。5月10日，展销会来到长沙，地点就在民众俱乐部内，从上午一直营业到晚上10点，“倾城士女欢喜若狂”，当天就有3万人次涌入会场，因担心出事，一度限制观众入场。7月1日，展销会移师武汉，一周后，卢沟桥事变，展销会停办[任大猛：《又一村，那些旧时的新鲜时尚》，2016年7月24日《长沙晚报》。]，中国也被拖入战争泥沼。

旅行团到达湘江边时已近黄昏，租船手续还没办完，所有的人都散开去吃晚饭，晚饭回来情况仍然混乱，船没来齐，今晚没法出发了。有些学生睡在江边，有的睡在船里，舟小人多，拥挤不堪，蔡孝敏开玩笑说，“这就是肉感嘛！”全船哄堂大笑[蔡孝敏：《归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14页。]。天黑以后，北大外语系大四学生林振述看见水陆洲上来往客人火把连着火把，对岸的岳麓山在天边投下黑色的轮廓，云麓宫上闪耀的灯光连着繁星。卖宵夜的老人挑着担子，记得每一个熟客的口味，卖完了当日的饺子和馄饨，找个地方坐下来，听码头的卖歌女唱她的“想郎歌”，对不相识的路人感叹时间过得真快。有年轻人问他，“年老人，你呢？”他回答，“是你们的一面镜子呀！”[林蒲（林振述）：《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122页。（下简称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

我走到中山路的尽头，也到了湘江边。夕阳斜照得江面有点晃眼，江水拍打着石岸，有人在垂钓，还有几个人直接拿着网兜在捞着什么，看看他们的收获，有鱼，主要是泥鳅，相当肥大，一个白裤子绿鞋子的东北人对着手机发语音微信：“……来的人在这里放的七八个王八，估计都上岸了。”跟一个在岸边散步的长沙大爷聊了会儿，才知道这里是一些佛教徒的放生地点，上午放生，下午就有人来捞现成的。“个大（这么大）的一只甲鱼！四五斤重的鲤鱼！”他比画着那些被放生的动物，“还有鲫鱼、豺鱼、鳝鱼、泥鳅……河里都是沙子卵石，冇得（没有）泥巴，（泥鳅）一碰那就上岸了咯！这里就捞，那不是放杀生？放生的人我弥陀佛我弥陀佛，我心里就讲，你我弥陀佛，放杀生了撒！”说还有放生青蛙的，四五十袋青蛙就往江里倒，“你要放你去岳麓山去放咯！你放到河里，放到就往边上游，别个（别人）捞起就是一盘菜！”

太阳又沉下去一些，对面的岳麓山慢慢变成了剪影，我坐在石阶上，继续看江水拍岸。1938年4月10日，在临大师生离开长沙一个月后，27架敌机空袭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学生、居民、游人死伤百余人，湖大图书馆全毁。8月17日，长沙遭受到第七次也是最惨重的一次空袭，死伤平民800余人。到了10月，这座享乐之城已经没有了高射炮的防御，因为没有防御，所以也不再有扫过天空的探照灯，夜晚一片漆黑死寂。在这座不设防的城市，空袭仍在继续，一个留在长沙的美国人在日记里写：湘江现在是一只沸腾的大锅，里面是扭曲的铁板、尸体、垃圾和倾覆的船只[何爱德：《出处之道》，《外国人笔下的长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武汉沦陷，11月11日湖南北大门岳阳沦陷，在惊慌失措与错误情报中，焦土政策被提前启动，从11月13日凌晨起，大火在长沙烧了五天五夜，摧毁了这座古城绝大部分建筑，上千人葬身火海，两千年文脉中断。临大学生搬走后的四十九标被改做了伤兵医院，一些无法逃离大火的重伤员绝望地把枪放倒，用脚拉动扳机，结束自己的生命；中山路靠江边的粮仓，烧了10天还在冒烟——头一年湖南粮食大丰收，全省粮食产量达到战前最好水平；大火把大批逃难的民众驱赶到了湘江东岸的若干个渡口，中山路码头一定也包括在内，过江的木船和划子有限，许多人掉入江中，有的船因为超载还未开动就已经下沉……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是第一位采访大火现场的人，17日凌晨，他在已焚毁的天心阁废墟上登高凭眺，“但见昨日如锦如织的湘垣，已成今日的帮贝（庞贝）”[王娅妮泰：《长沙文夕大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第81、83、87页。]。

晚上6点33分，太阳射出最后一丝光线，掉下去了，天暗得飞快，江水泛出最后一点光亮，捞鱼的人纷纷收工，我听到一个人抱怨，“妈的，一个甲鱼也没看到”。另一个人，来自河南信阳的打工者，看样子三四十岁吧，带着七八岁的孩子，在收工前，指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用作诗的语气，对孩子说：“这是我的太阳。不是你的太阳。你的太阳是八九点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