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路茫茫能无怅惘—秋日犁田灌水—先生们天天吃肉—主的旨意—再搞这个就砍头了—桃花江的幻想—洞庭湖这小蛮子—鱼挤鱼—西式石库门面鳞次栉比—老爷冤枉—米粉重温之旅—不存在的古城—丧家之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请不要破坏我们的水电

次日晚上7点，船终于开了。两艘汽船，拖着九条民船，用毛绳连结成两组[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425页。（下简称杨式德日记，出处明显时不再重复标注）]，载着三百多各怀心事的师生。这一天是1938年2月20日，一个长沙学生在日记里写：“大丈夫志在天下，然余临寝亦未尝不潸然泪下。余母如何度此寂寥之三年乎？”[转引自（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36页]

开船不久天就黑了，船上灯光昏暗，无甚活动余地，北大经济系大三学生余道南想早点就寝，但睡不着。有人谈论国事，有人诉说流亡之苦，加上机声水声，就更加难以入眠。他的父亲原本在南京工作，首都沦陷，寓所被炸，只能回湖南老家退职闲居，家境并不宽裕，而他自己结婚已有年余，妻子怀着身孕，家中老弱无人照顾，“于今离家前行，前路茫茫，能无怅惘？”想着想着，夜深了，他感到非常困乏才睡去。[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369页。（下简称余道南日记，出处明显时不再重复标注）]

在1930年代的湖南，无论客运货运，水路仍然是统治性的交通方式。从长沙沿湘江而下，到临资口溯资水而上到甘溪港，再下行入洞庭湖（资水在甘溪港分为两支，一支往东在临资口入湘江，一支往北注入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到常德，进湘西，这是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的路线，也是西南水运通达中东部最重要的线路之一。整个湖南的帆船和竹排都会汇聚到临资口，再从这里入洞庭、下汉口、去上海。这里是由江入湖、江湖切换之地，熟知掌故的人说，当年这里寺庙香火缭绕，晚间客栈排房灯火相映，三教九流，七十二行镇上一门都不少，民谣有云，“船到临资口，有风都不走”[铁庭：《临资口凭吊》]。

江湖已逝，长沙到常德的水路客运也不复存在，哪怕是火车，在一轮轮提速以后，也不容易再找到那种每站都停、和“沿途”有真正关联的慢车。我在长沙火车站等候从这里始发开往成都东的K502次列车，“益阳的去5车厢！常德的去6车厢！”工作人员在站台上喊。

列车往北驶过浏阳河和捞刀河，我想着1939年9月起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以这些东西走向的湘江支流为堑，阻挡日军前进的情形。车厢里飘荡着戴佩妮的歌曲与槟榔的气味，又甜又辣。邻座乘客嚼的那袋槟榔特意标注了“木糖醇”字眼，好像有一个贴心的声音在说，“让我们更健康地损害你的口腔”。不久，列车离开京广线，转向西行驶，对我的旅行地图来说，从此都是填补空白了。远处是弯曲的河汊和大片的紫云英，还有刚刚犁好、尚未插秧的稻田。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每次进攻都在9月，因为秋收后稻田里没有水，便于机械化部队通行。中国军队于是发动民众，秋日犁田灌水，拖住日军铁骑。

音乐忽然停止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车厢里真安静啊，下午3点，大家都在闭目养神。我从背包里掏出那本厚书，开始读北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林振述1938年春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描绘那次旅行的纪实散文《湘江上》。

夜雾重重下，船头坐着我们的艄公。约摸六十开外人。胖胖身材，稀疏的山羊胡，锐利的鹰眼……他是二十几左右就来江中打发着日子的……出过长江，仿佛也在外国人的船上充当过二等小头目，在太平洋上显过身手。洞庭湖畔，扮过强人，红白刀子进出中，替世界完结了好些生命……但如今年老了。十年前听一位堂兄的劝告，结束放荡生涯，用历年积下的一点积蓄，买进一艘大船，娶妻，生子女，在水上成家立业。……像虎子离山，他的性子变得驯顺了……凡事按规矩，满面慈容，从不与人计较。

在他船上，有他的老婆，弟弟，一位朴实的中年水手，一个退伍兵……一位基督徒……参加过护法时代有名的棉田堡战役，参加过北伐，参加过“喜峰口”，参加过“一二八”。“八一三”事变时，他在大场，正面对着敌人，七八昼夜，没有进过一口水，没有睡觉。后来伤了腿，退出战壕，在后方医院，去了一条腿。他说他的活着，是“天捡来的”……本来他可以坐着，按月领抚恤金，但他不愿为着自己，而拖累国家，找老艄公要了这份无需足履的工作……[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

船队离开了夜的长沙。湘江由南到北，倒立躺着，像白色的带子。老艄公告诉林振述和他的同学，因为要搭载他们，他的船被码头扣了二十多天，才领到两块钱伙食费。“你为什么不逃走呢？”学生问他。“我们没法子想啥，不是水，想改河道？”他说，过路要路钱，船只要纳税，“先生们，这个码头不封扣我们，那个码头便封扣我们，我们没得法子哈！……先生们天天吃肉，我们放几把盐巴度日咧！”

夜半，下弦月在满天繁星中升了起来，寒风嗖嗖地从江上吹来，带着汽船烟囱冒出来的煤灰。北大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和同学用木板和包铺盖的油布搭成人字形的帐篷，吸一口气，把全身藏进被窝，头也不敢伸出来。他想起三年前和同学带着营帐、食具、画板、小洋号、纸牌和绸制的国旗上莫干山宿营，遇大风大雨。那时是年轻人作乐的自找苦吃，如今却是真切地品味这流亡的困苦了[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入睡前，林振述听到老艄公在给弟弟指点天上的星宿和水中的航路。江上浮着冷雾，高高土岸上，柳林里飞出几只乌鸦。半醒半睡间，是船头的分水声，和中年水手传布主的旨意的低平音调，“我们恍惚都受到了祝福”。

到临资口是第二天上午9点，船队驶入资水。这是一个无云的晴天，天空淡蓝，让清华土木工程系大二学生杨式德想起了北方的家乡。杨式德1917年4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行唐县，从小早熟聪颖，在著名的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时参加了共青团组织的学生活动，因此被捕入狱。“我一个叔叔跟我讲，是（育德）中学校长保他出来的，”杨式德之子杨嘉实告诉我，“他是独子嘛，爷爷辈儿的都说，你不能再搞这个，再搞这个就砍头了……（他）就专心念书了。”

1936年杨式德高中毕业，会考全省第一，当时各大学自主招生，杨式德在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大）、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招生考试中都拿到了新生第一，在清华大学招生考试中名列第11名（几千人投考，录取新生294人，颇有趣味的是，这年英文作文考题为“Dog’s Fight”）。为了节省学费，杨式德舍清华取唐院，不过只上了一个多月，就因为当地日本浪人猖獗，选择离开，转向清华报到，学号3411，和同年入学的吴大昌（学号3404）等成为清华第12级学生。杨嘉实记得父亲跟他提过，刚到清华时不知如何使用坐式抽水马桶，以及，在体育馆上游泳课时被体育老师推入池中——清华重视体育，要求毕业生至少能在泳池游上一个来回[杨嘉实：《回忆我的父亲杨式德》，《家在清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285页。]。眼下，杨式德登上船顶眺望，看见湘江微黄，资江深绿，两江相汇处参差着一条明显的界线，这让他感到很奇异。帆船很多，拉缆的人沿岸走，大都穿着草鞋，头裹白布。已是河沼地带，老艄公给学生们指点各处河道的变迁，说应该还田于水。洞庭湖快要到了，这让艄公感到快乐，他说，他要让他们看看“这小湖子的蛮劲”，船夫们都知道，起了风浪的八百里洞庭可不是好惹的[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下午1点，船队在一个叫白马寺的地方歇脚午饭，岸上年轻的村姑摇着船，向学生们划来，售卖茶叶鸡蛋，同时暗送着秋波，杨式德对她们驾船技巧印象深刻，“用手一变，把桨画一个曲线，小船的方向便变了”。钱能欣则喜欢她们天真活泼的微笑，并且对临近的桃花江产生了浪漫的联想，“如果时间不限制我们，一定随她们去桃花江——这个似乎充满着神秘的地名，对于我们，也许永远是一个闭了眼迷迷蒙蒙追求的仙境了”[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至此，我一路神交最多的几位朋友——清华的蔡孝敏、林振述和杨式德，北大的钱能欣和余道南，南开的刘兆吉——都已出场，从长沙往后，每到一地，我都不时要借用他们的眼睛来看看现实的世界，或者拿自己的困惑去对标他们的烦恼。在讨论为何需要阅读时，美国作家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精准描述过那种“好想独处，好想读点书”的感受，这一类人总是时不时要从现实世界的社交中抽离出来，与他们“从小就习惯的、来源于阅读的想象社群重新建立联系”。独行在湘黔滇道上，这几位学子的日记和回忆，连同当时所有在路上留下文字的人们，一起构成了属于我的社群，你明知现实已经面目全非，但想象力与乡愁让旅行趣味不曾稍减。

第二天，船队继续在河沼地带行驶，离洞庭湖越来越近，可见大片沙洲。中午到了甘溪港，本应顺流而下入湖，却得知前方水浅，不得不转向上游先去益阳，再徒步去常德。民国时期，因为长江泥沙和围垦加剧，洞庭湖水面日渐缩小，《益世报》驻湘记者李震一当年报道淤积问题，“内河港汊，河深水富，任载重的轮船，畅行无虞。而船过南湖洲、青草湖、围堤湖，这些号称水阔的湖面，舟师却要处处以篙竿去试探水位。河水入湖，河身却深于湖面，这是洞庭湖的危险”[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宇宙书局，1947年9月。]。

行程的改变让杨式德有些失望，因为他“极欲瞻仰一下伟大的洞庭湖”。船沿资水上行，河水愈发清亮，整条江呈现出一种透明的浅绿色，风吹起来，碧浪滔滔。从南京开上来的船只，贴着“大将军八面威风，二将军镇守乾坤”的字样[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下午5点，他们抵达投宿地，距益阳城东5里的清水潭。舍舟登陆的时候，林振述听到艄公响亮的话追了上来，就好像落下东西在他船上似的，“没看那湖蛮子，没可惜呀？下次来？”只能留待日后了，1938年、1939年间，为了阻挡日军舰队前进，中国军队在洞庭湖设下水雷的天罗地网，有七年左右的时间水道断绝。[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宇宙书局，1947年9月。]

下午6点，K502抵达益阳，我穿过推销宾馆的人群（“美团4.9分咧！”），坐上20路公交车晃晃悠悠进城，路过一处小山，黄色土坡上暴出深色岩体，红字标注着“益阳地幔柱，科马提岩”，查手机才知道这是施工时挖出的古火山口，火山喷发时地幔由此处溢出地表——地球10亿年前的内心活动就这么暴露在你眼前。到酒店办好入住，又匆匆出来，街区颇旧，巨大的黑色铸管堆在空地上，孩童们嬉戏其间，天黑前我赶到资江边，看到了林振述描绘过的“碧色的水映照着笔立的塔的倒影”，塔叫斗魁塔，有七层，与对岸江北的三台塔遥遥相望，建于乾隆年间，说是镇水之用，而两座“站岗”的宝塔，还能使上行的船只排筏感到益阳古城的“威武”——如今站岗的更像是江对岸几座30多层的在建楼盘，和它们比起来，宝塔简直袖珍，以致我一开始居然视而不见。

坐在江边的石头上，和一个同时甩出三根钓竿的小哥闲聊。他30岁，开了十一年货车，常德、益阳来回跑，甘蔗、稻谷、莲藕，有什么就拉什么。先是开农用车，载重两吨，能拉十多吨，后来开大货，载重15吨，拉30吨是起码的，没办法，运价低，稻谷60块钱拉一吨，按载重拉15吨才900块钱，往返一趟油钱加过路费就花光了，不超载赚不了钱。也跑过长途，往湘南、广东方向，拉鱼罐车，5米长1.2米高的水箱，装一万斤，里头鱼挤鱼，得不停注纯氧，停10分钟鱼就开始翻肚白。有一次他拉鱼去衡阳，“就赶时间，就跑得快不咯”，到S61高速251公里的地方——他对这个数字记得清清楚楚——四个后轮爆了两个，当时时速110公里，路基下面是水塘，七八米高，他想着宁肯在路上翻车也不能掉下去，拉方向盘拉得整个人都斜了过来，滑了100多米，把路旁100多米的护栏全部扫飞，最后硬是吊住了没摔下去。

“开车不是什么好事情。”他盯着钓竿，水面半天没有反应。还有一次在永州道县，全是山路，急弯陡坡，拉过去还没事，把货卸了，出来时赶上大雪，路面结冰，上坡时开始滑车，刹车停不住，一边是几百米的悬崖，一边是山体，慢慢打方向盘控制滑车方向，最后滑到山体一侧排水沟里卡住了，脑子里还在后怕：要是控制不住，就只能跳车了。他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上幼儿园。跑大货越来越赚不到钱，两年前不开车了，跟着父母做水果批发，上半年生意不行，就等着下半年了。天黑了下来，身后沿江绿化带广场舞的节拍轻微震动着耳膜，远处资江三桥变幻着霓虹，在江面倒映出好几个椭圆形来，更远处的清水潭大桥则是一条流线型黄色光带，桥头能看见三台塔，塔附近的尼姑庵不知是否还在？当年傍晚，杨式德看到庵门口立着一个穿着黑色衣裳的尼姑，面容俊俏清爽，颇为动人。

晚饭过后，学生们抓紧时间结队去逛益阳城，从清水潭到城区繁华的头堡、二堡、三堡，绵延着一条15里长的临水长街[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清朝中后期海禁渐开，各国商船沿江从上海到汉口，再穿过洞庭湖，通过资水把湘中地区纳入全球化版图。百余年繁荣水运集聚的大量财富在此沉淀，不仅修起大片青瓦高墙民居和九宫十八庙，也将麻石——一种带各色麻点的花岗岩铺遍了大街小巷。《益阳县志》载：“街道以石铺之，民国十三年（1924）一律展宽，人力车往来乃无摩击之状。”街道两旁的房屋大多上下两层，木墙青瓦，房屋深者九进，浅者亦三四进，“二堡大码头一带，西式石库门面鳞次栉比”，“门面壮丽不减省城坡子街也”。因为铺面密集，廊檐前后相接，加上麻石温润滤水，当时人们描述，落雨上街，走完15里长街，可以不打伞，不穿油鞋。[周立志编著：《史说益阳》，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0页。]

学生们由东向西沿着这麻石街走过，能听到人力车经过时，两边建筑的店门吱吱回响。楼上临街的窗户开着，菜油灯下，年轻的女人，埋头绣着枕衣。算命者拄着拐杖，拐进了小巷。巡夜的两人排列，拿着雪亮的大刀，浩浩荡荡冲散了零星的行人。临街还有数十家赌馆，因为旅行团的到来，当地政府下令禁赌，有些赌徒不习惯，给抓住，连声叫：“老爷，冤枉！冤枉！”押解的人嘴里衔着半截哈德门香烟，吞吐着云雾：“怕什么，关一会儿，没半杯茶久，就放出来，怕什么？”[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想尝一尝益阳的米粉——在不那么重要的层面，这一趟徒步，也是一个久居北方，吃了太多煎饼果子和鸡蛋灌饼的南方人的米粉重温之旅。我没做任何攻略，就是想考察街头的平均水准。随便进了一家“馋嘴小吃”，要了杯5元的擂茶，用花生、白芝麻、生姜、茶叶等等，加上各种草药，用钵擂成粉末，开水冲泡，喝着更像一种甜品，给朋友发照片，笑称“湘北鲜芋仙”；又要了份12元的墨鱼肉丝粉，浇头煮得太久了，纠缠在一起，泛出不怎么诱人的粉红色，卖相和味道都令人失望。

我想去看看当年的老城，问了三个人，有三个说法，好像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老益阳”。拦了辆出租车，“去最老最老的那个！”司机：“那就去益阳古城咯！”一脚油门到了资江北岸，再沿江走一段，“就是这里咯！”我隔着车窗看到一个石碑，上面隶书写着“益阳古城”四个字，旁边几棵不怎么高大的棕榈树，远处墙上刷着标语：“适量运动，心理平衡”。

就是这里了？司机指着一块绿色路牌“鲁肃巷”，说，“那里是名人广场，你去拍个照撒！”我走过去，在那个并不存在的鲁肃巷里，发现了并不存在的古城：一小段城门遗址而已。上面介绍：“……城墙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成于嘉庆……南北城墙均用作防洪大堤，东门石门保存较好”，语焉不详，但至少告诉了我这里是古城的东入口，当年学生们从清水潭往西，就是从这里踩着麻石入城的吧。司机说，前面还能看到一些老房子和麻石巷。于是我们继续向前开。一路往西，一路都在拆迁，15里麻石街自然不在了，连取而代之的资江东路都被拆得差不多了。

“这是北门巷。”司机指着一片废墟告诉我。

“这里是南岳宫。”废墟中立着一座完好的黄色建筑。

“这个应该是益阳最……以前是一个寺庙，后来搞成放电影的了。”绿色的琉璃瓦还在，但其余部分已经非常破败，门口贴着“剧场整体出租，灯光音响齐全……”，那是文昌阁。

司机说旧城改造是为了建沿江风光带，“因为我们益阳比较落后嘛……主要就是我们益阳80年代当时那个领导，哎呀，改革开放的意识还是差一点……东风二汽本来是要搬到我们益阳来的。那个领导就说，你一下子要来几万人，我的房子，我的大米，我的鸡蛋，都要涨价，哪来的这么多东西给你们吃呀。后来人家就到湖北十堰去了咯……我们益阳领导不想要不咯？老百姓那种时候自己都没饭吃，有什么想法咯？所以反过头来，像现在我们经济发展这么慢，才慢慢地说起这个事咯。”

下车的地方异常安静。那里似乎曾是老城最繁华的路段，路两旁密密麻麻的二层建筑，都已人去楼空。几个男人在一大片废墟上弄预制板里的铁条，“没办法啊，没得工作呀”。一个老太婆坐在挺好看的两层木楼门口，我想进去看看，她伸出五个指头，“你掏个五块钱子，买东西恰（吃）”。

往前走一会儿就进了这座空城。街两旁都是两层的木屋，一楼是那种老式门板，二楼有走廊，走廊栏杆上还有雕花，当年学生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房子吧，“临街的窗户开着，菜油灯下，年轻的女人，埋头绣着枕衣”。第二天整队出发时，他们又一次经过了这古城的街道。那天落着细雨，行军的脚步声掀起了沿街的户户窗子，对话就此开始。“呀，大队人马。”“昨夜开一夜呢。”“他们是哪一军的老总？”“不是咧，他们是学生子。”“唷，学生子？学生子会走路？”“他们要走到云南省咧。”“到云南，几百里路？”“几百里？三千多呢。要你磨破足皮？”“唷！不得了！不得了！”[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

我趴在门缝或窗户往里头看，天花板塌在沙发上，还有倒在地上破了的泡菜坛子。一间屋子墙壁贴着老报纸，能辨认出是奥运特刊，大标题：“栾菊杰：我很享受，我很甩”。应该是2008年的报纸，当时这位1984年洛杉矶奥运击剑冠军，以50岁“高龄”代表加拿大出战北京奥运。但“很甩”是什么意思？另一间屋子外面的水泥地上，生锈的晾衣铁丝还连接着泡桐树和窗台。两株小泡桐花还立在门口，像看门狗一样，让我想起冯友兰说的那句“我们都是丧家之狗”。

空城里贴着不少标语，标语旁边几乎都有“反标语”。“棚户区改造，为民、惠民、靠民”旁边是“杜绝侵占或破坏，文化是国家的财产”；“棚户区改造，我有责，我支持，我参与，我受益”，落款“大码头棚改分指”，旁边有张A4纸打印的告示，“严禁在古城区域非法拆除房屋、破坏文物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落款“明清古城”。一条走廊里高高挂着一件长衫和一条内裤，往里走一点，醒目的红底黄字：“早签协议早搬家，早日实现安居梦”，一间屋子里有尚未完全撕去的海报，海报上立着西方三圣，左边写着十个字：“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玉陵坡等几条古巷没有拆迁，在这里我看到了铺在地面上的长条麻石，衬着青苔和石缝里的七星莲，确实温润。也是在这里，我终于又见到了人影，一个男孩在给他的女朋友拍照。几年后这里也会变成我们熟悉的老街景点吧，卖一模一样的小吃和纪念品，放一模一样的音乐，游客们摆出一模一样的手势自拍。我在只有一线天的古巷里穿行，很有些阴凉，最后一条巷子的出口外面，写满宣传标语的墙上远远露出“富强”二字。我想起几年前在美国时，每次经过哈佛COOP书店，总看到汉学家夏伟（Orville Schell）的新书（Wealth and Power: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摆在入口处，封面上两个大大的汉字“富强”格外醒目——从19世纪40年代到改革开放40周年的此刻，“富强”真是困扰中国人百年的一个梦啊。

走出古巷，我看到了墙上的“益阳市资江风貌带项目概况”，“力争通过3—5年时间，把资江风貌带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城市滨江风貌带”。一条马路之隔是一栋被拆空的五层白色水泥楼，外墙用粉笔写着温和甚至有点书生气的抗议：“告各位朋友：这里住了人，请不要破坏我们的水电！！！打烂水管，用这样的手段停拆迁户的水太不应该！！！”本来是想追怀一下当年学生足迹的，没想到赶上一场拆迁的尾声。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旧城改造已是完成时，但在许多地方，它还是进行时——此后的旅行，我会一再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时间远非均质，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

坐7路车晃晃悠悠回酒店，在资江一桥桥头，我看到一个被公交车轮谋杀的矿泉水瓶，和它喷出的水迹，像吐着火舌的火炬，心里猛地一惊。